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碳汇与碳储量被混用的一处立法瑕疵

生态系统碳汇这四个字，在政策文件里出现得很频繁，在法律里出现得很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四十条是它第一次以完整条款的形式进入国家法律。这一条要做的事很清楚：建立监测核算体系，开展本底调查和评估，加强保护与修复，巩固和提升碳汇能力。四句话，从技术基础到行动措施，一条完整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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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条文里藏着一个技术问题，值得单独拎出来说。前半句用的是“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后半句用的是“碳储量本底调查和评估”。碳汇和碳储量，在生态学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碳汇是通量，指的是一段时间内生态系统从大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净量，单位是吨碳每年；碳储量是存量，指的是某一时点上生态系统中的碳总量，单位是吨碳。两者的关系是：碳储量的变化量约等于碳汇（还要扣除横向转移和干扰损失）。通量和存量不能互换，也不能直接相加。

这个混用不是文字瑕疵，它会带来实际后果。碳市场交易的是碳汇（流量），地方考核用的是碳储量变化（存量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用的是碳储量（存量）。三套口径如果不在制度上说清楚，同一片林子会被算出三个不同的数字。

先看这几个要点

• 碳汇是流量、碳储量是存量，条文把两者并列使用。这不是法典独有的问题，政策文件里也常见混用。但在法律条文里混用，会产生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依这一条建立的核算体系，到底算的是流量还是存量？
• “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五类列举，分类标准不统一。前四类是生态系统类型，第五类“土壤”是碳库（carbon pool）而不是生态系统。严谨的表述应当是陆地生态系统（含土壤碳库）与海洋生态系统。
• 这一条与第一千零二十八条、第一千零三十五条构成三套监测体系：气候系统监测、碳排放统计核算、生态系统碳汇核算。三套体系的对象、方法、主管部门都不同，不能互相替代。
• 三层核算结构的雏形已经出现：本底调查（存量基线）、年度监测（流量变化）、项目核证（可交易的减排量）。三层的数据质量要求、更新频率、公开程度完全不同。
• 这一条没有义务主体，也没有罚则。“国家建立健全……”的主语是国家，落地要靠主管部门。生态破坏的罚则在第三编和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转引的其他法律里，不在这里。
• 本底调查数据的所有权与可获取性，法律没有规定。碳汇项目的基准数据依赖官方调查成果，企业能不能拿到、拿到的是哪一级精度，直接决定项目能不能做。
• 额外性与持久性这两个碳汇项目的核心门槛，条文一个字没提。它们只存在于方法学里。
• 这一条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GEP 核算）与碳市场之间的法律接口，但接口只开了一半——碳汇能不能变成可交易的减排量，还要过方法学这一关。

一、条文原文

二、碳汇与碳储量：一处必须说清的概念混用

这是本篇最需要讲清楚的技术问题，也是实务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碳储量（carbon stock）是存量。 它指的是某一个时点，某个生态系统（或者某个碳库）中储存的碳的总量。单位是吨碳（tC）或者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森林碳储量包括活立木生物量碳、枯落物碳、枯死木碳、土壤有机碳几个部分。本底调查测的就是这个。

碳汇（carbon sink）是通量。 它指的是某一段时间内，生态系统从大气中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单位是吨碳每年（tC/yr）。它等于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减去呼吸消耗，再减去干扰（火灾、采伐、病虫害）造成的损失。

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化公式表达：碳汇约等于碳储量的年变化量。注意是“约等于”，因为还有横向转移（木材运出、水土流失带走的碳）和侧向通量。

为什么这个区分重要？因为三个场景用的口径不同。

场景一：碳市场交易。 交易的是碳汇，也就是一年的净吸收量。一个造林项目，签发多少减排量，取决于计入期内每年的净碳汇量。如果误用碳储量（存量），签发的量会大出几十倍。

场景二：地方考核。 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是存量指标，碳汇是流量指标。地方的碳达峰考核如果用的是“森林蓄积量”，那是存量；如果是“林业碳汇增量”，那是流量。两者不能混。

场景三：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GEP 核算通常用碳储量乘以碳价格，算的是存量价值。这与碳市场交易的流量价值不是一回事。

第一千零四十条把两个词并列，前半句说“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后半句说“碳储量本底调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立法者的意图是建立一套既能测存量、又能算流量的体系，本底调查提供存量基线，年度监测提供流量变化。这个解释在技术上是通的，但条文没有明说。

实务中的建议是：在任何涉及碳汇的法律文书里，明确写清是存量还是流量、单位是什么、统计期间是什么。 这三个要素缺一个，日后都可能成为争议点。

三、五类列举：一处分类学上的不严谨

“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五个词并列。前四个是生态系统类型，第五个不是。

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是《湿地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分别规范的生态系统类型，分类标准基本一致——按植被类型和地理单元划分。土壤不是生态系统，它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碳库（carbon pool）的一种。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框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库有五类：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土壤有机碳。

把“土壤”与四类生态系统并列，在分类学上不严谨。但放到法律语境里，这个列举有它的实际考虑：土壤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库，储量约是植被碳库的两到三倍，单独列出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 中国的黑土地保护、退化耕地治理、盐碱地改良，都与土壤碳库相关。

实务上的影响在于：本底调查的范围界定。 如果按“土壤”理解，调查对象是全国土壤的有机碳储量。这个范围与前四类生态系统有大量重叠——森林土壤、草原土壤、湿地土壤都算过了。重叠部分的碳，会不会被重复计算？

条文没有回答。一个稳妥的解释是：前四类调查的是生态系统整体碳储量（包含其土壤部分），第五类“土壤”指的是非上述生态系统覆盖的裸露土地、农田、建设用地的土壤碳库。但这个解释需要主管部门的技术规范来确认。

四、三层核算结构：本底、监测、核证

条文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它暗含的三层结构，是理解碳汇制度的关键。

第一层：碳储量本底调查。 这是存量基线，回答“现在有多少碳”。调查方式是样地实测加遥感反演加模型推算，周期通常是五年或者十年一次。本底调查的成果是国家和省级的碳储量数据库。这一层的特点是：权威性最高、更新最慢、成本最高。

第二层：年度监测。 这是流量监测，回答“这一年吸收了多少”。监测方式是在固定样地上重复观测，结合遥感影像的变化检测。年度监测的成果是碳汇量的年度估算值。这一层的特点是：更新快、精度低于本底调查、需要持续投入。

第三层：项目核证。 这是可交易的减排量核算，回答“这个项目产生了多少可交易的碳汇”。核证依方法学进行，需要第三方审定与核查机构出具报告。这一层的特点是：精度要求最高、只覆盖项目边界、成本由项目业主承担。

三层之间的关系是：本底调查提供基准，年度监测提供趋势，项目核证提供交易凭证。三层的数字对不上是常态，因为范围、方法、时点都不同。上级检查时最常问的问题是“为什么项目核证的数字比年度监测的数字大”，答案往往在于范围和边界不同。

法典第一千零四十条要求建立的是前两层，“监测核算体系”和“本底调查和评估”。第三层由第一千零三十八条的自愿减排交易制度和方法学承接。两层法律依据，一套技术基础。

五、额外性与持久性：两个条文没提的门槛

碳汇项目能不能变成可交易的减排量，取决于两个技术门槛。第一千零四十条一个字都没提，它们只存在于方法学里。

门槛一：额外性。 项目产生的碳汇，必须超出“没有这个项目也会发生的情形”。如果一片林子本来就要种（比如法定的生态修复义务、林地更新义务），那么它吸收的碳不是额外的，不能签发减排量。

额外性的判断有三条常用路径：法规障碍分析（项目是否超出法定义务）、投资障碍分析（项目是否有商业可行性障碍）、普遍做法分析（项目是否超出同类项目的常规做法）。三条路径各有各的问题：法定义务的边界模糊，投资障碍的数据难得，普遍做法的样本不足。

实务中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第一条：政府投资的生态修复工程，能不能申请碳汇项目？ 如果修复本身就是政府的法定义务，碳汇就没有额外性。但如果修复的标准高于法定要求（比如造的是混交林而不是纯林、抚育强度更高），超出的部分可能有额外性。这个界线目前只有方法学能划，法律没有。

门槛二：持久性。 碳汇是生物过程，可能逆转。树木被砍、被火烧、被病虫害毁掉，之前签发的减排量就成了空头承诺。解决办法是缓冲池：把一定比例的减排量扣下不签发，留作风险准备。缓冲比例通常按项目风险等级确定，风险高的扣得多。

中国的 CCER 方法学对持久性有相应要求，但具体的缓冲比例、逆转后的补足机制，各方法学规定不一。这意味着，同样是造林碳汇项目，适用不同方法学的，风险敞口不同。

两个门槛合起来说明一件事：碳汇不是把树种下去就能卖。 要先证明“多种了”，再证明“能留住”。这两件事都要靠技术论证，而技术论证的质量取决于方法学的严格程度和核查机构的专业水平。

六、本底数据：所有权与可获取性

这是一个很少被讨论、但影响很大的问题。

碳汇项目的核算需要基准数据：项目边界内的初始碳储量、同类生态系统的平均碳密度、区域的排放因子。这些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官方的本底调查成果。

问题在于：这些数据企业能不能拿到？

从法律性质看，政府组织的本底调查成果属于政府信息，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申请公开。但实际公开的往往是汇总数据（省级、县级），而不是项目需要的样地级、小班级数据。企业拿不到细粒度数据，只能用默认值或者自测数据，核算的不确定性就上升。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数据的所有权。政府投资形成的调查数据，权属归国家，这没有争议。但数据的使用权呢？企业付费能否获得？获得后能否用于商业目的（比如碳汇项目开发）？目前没有明确规定。

实务中的做法是三条：一是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能拿到多少算多少；二是自建样地实测，成本高但数据可靠；三是用公开的遥感产品和默认参数，精度最低。

这个问题的制度意义在于：碳汇市场的基准数据是公共产品，如果获取成本过高，市场就会被少数有数据能力的主体垄断。 法典第一千零四十条要求建立体系，但没有涉及数据开放。这是一个值得在后续立法中补齐的缺口。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缺口是海洋碳汇（蓝碳）。第一千零四十条把“海洋”列入本底调查范围，但蓝碳的三类核心生态系统——红树林、盐沼、海草床——在法律上分属不同的管理框架：红树林主要依《湿地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地制度，盐沼涉及滩涂与海域使用，海草床涉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三类的权属基础不同，碳汇归属的认定难度也不同。

蓝碳的三个技术特征决定了它的制度难度。第一，碳密度远高于陆地生态系统。 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的面积虽小，但单位面积碳埋藏速率是热带雨林的数倍，因为沉积物中的有机碳在缺氧环境下分解极慢。这意味着少量面积的破坏，会造成大量碳的释放。第二，碳主要储存在沉积物中，而不是生物量中。 地上部分的生物量碳只占小部分，绝大部分在土壤或者沉积物里。这带来一个核算难题：破坏时的排放如何计量？挖掉一层沉积物，几百年积累的碳会迅速释放，但这一部分在现有的核算规则里往往被遗漏。第三，恢复难度大、周期长。 红树林造林成活率受潮位、盐度、底质影响极大，海草床移植的失败率更高。这直接影响持久性判断——一个蓝碳项目的逆转风险，远高于造林项目。

对企业的意义是：蓝碳项目的开发成本高、技术门槛高、方法学少，目前更适合有长期生态投资能力的主体。把蓝碳当成短期套利工具，几乎必然失败。对地方政府的意义是：蓝碳的生态价值远高于它的碳汇交易价值，围填海、养殖塘改造、港口建设对蓝碳的损害，用碳汇价格衡量会严重低估。

七、要件与举证

八、边界与不适用

第一，本条不产生碳汇项目的备案请求权。 项目能不能备案，取决于方法学和主管部门的审定，本条只规定国家要建体系。

第二，本条不适用于企业碳排放核算。 企业排放核算在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一千零三十七条，对象是排放源，不是碳汇。

第三，本条不适用于气候系统监测。 气候系统监测在第一千零二十八条，对象是温度、降水、海平面等物理量，不是碳储量。

第四，碳汇不能替代实质性减排。 抵销有比例限制。企业做碳中和声明时，用碳汇全额抵销在监管口径下不被认可。

第五，本条不适用于海洋碳汇的权属确定。 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的碳汇归属涉及海域使用权、养殖权、保护区管理权多重关系，本条没有涉及。

九、给实务的三句话

第一句：写清是流量还是存量。 碳汇与碳储量混用是本领域最常见的错误，法律文书里必须标明口径、单位、期间。这三个要素缺一个，日后都是争议点。

第二句：额外性过不了，碳汇一文不值。 政府投资的法定义务性修复，原则上没有额外性。要做碳汇项目，先证明“超出义务”。

第三句：本底数据拿不到，项目成本就会失控。 立项前先摸清能拿到哪一级数据，拿不到就要预算自测样地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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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碳达峰碳中和｜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数据｜碳排放双控｜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法典
•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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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八条、第一千零三十条、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一千零三十七条、第一千零三十八条、第一千零四十条，以及《“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撰写，核对日期 2026 年 10 月。生态系统碳汇的计量方法、本底调查成果的公开范围请以国务院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现行公布的文件为准。本文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结合在案证据与地方执行口径另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