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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韩某兴诉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芷江西路街道办事处、上海市静安区生态环境局等扣押财物及行政赔偿案

案号:(2023)沪03行终193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行政强制措施 · 二审 · 2023-07-03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韩某兴经营一家餐厅,因烧烤油烟扰民被多次投诉。2021年10月19日晚,静安区生态环境局和芷江西路街道办再次上门执法,城管车辆把店里的烧烤炉、收款机、充电器、凳子搬走。他起诉要求确认扣押违法并赔偿十万余元。

一审确认街道办扣押行为违法,判赔7100元;二审维持。

法院认为,现场搬东西的是城管车辆和着城管制服的人员,受街道委托的物业公司自认实施该行为,责任应由街道办承担;街道办未能举证证明履行了制作扣押清单、执法记录等程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租金损失与扣押行为无因果关系,不予支持。

二、裁判要点提炼

当场采取强制行为又未制作要式决定书的,应从行为属性、行政职权范围、具体实施人员隶属关系等方面审查,准确认定责任主体;受行政机关委托的单位自认实施该行为的,视为行政机关实施,法律责任由委托机关承担。

相对人对违法行政强制措施主张赔偿,应当对损害事实提供证据;但因行政机关未依法制作书面决定等导致扣押物品难以查清的,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相对人主张的生产和生活物品的合理损失应予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一、烧烤炉被搬上了城管的车

韩某兴在上海经营一家餐厅。周边居民投诉餐厅烧烤油烟扰民,静安区生态环境局和芷江西路街道办事处多次上门执法。

2021年9月,静安生态局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立即改正,停止从事产生油烟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2021年10月19日晚,两个单位再次到餐厅执法。

韩某兴拍了视频和照片。画面里,餐厅内有静安生态局的工作人员在监督检查;餐厅外,有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和其他人员把相关物品搬上城管执法车辆。

后来还有一段视频,当晚之后,有人把烧烤炉送回,放在餐厅门口,韩某兴拒收。

他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两件事。确认街道办和生态局强行搬走他财物的行为违法;赔偿烧烤炉6800元、收款机4000元、电动车充电器100元、凳子100元,以及房屋租赁损失96000元,按每月8000元、一年计算。

一审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沪7101行初212号行政判决,确认芷江西路街道办强制扣押烧烤炉、收款机、电动车充电器、凳子的行为违法;责令街道办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财物损失710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都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7月3日作出(2023)沪03行终19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个小餐馆的几张桌椅炉具,打了两审。争议的金额不大,但争的东西不小。谁有权搬、搬了要不要给单子、搬坏了谁赔。

顺带说一句,这家餐厅的问题是真实的。油烟扰民是居民投诉的高频事项,生态环境部门和街道办反复上门,说明问题一直没解决。

但这不改变一个前提。行政机关要解决问题,得用法律给的手段。责令改正、罚款、甚至责令停业,都有法定程序。直接搬东西,既解决不了油烟,还把自己变成了被告。

这就是行政执法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执法者觉得是在解决问题,当事人记住的是东西被搬走了。程序上的一个字、一张纸,往往决定了这件事最后是纠纷还是案件。

二、该告谁:环保局、街道办,还是那家物业公司

这类案件第一个难题是,告谁。

现场有好几拨人。环保局的、街道办的、城管的、还有不知道哪来的。当事人往往分不清谁动的手,起诉时干脆全列上。

法院的审查路径分三步。

第一步,看职权范围。自2021年8月1日起,涉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等城管领域的行政执法事项由街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行使相应的行政执法权。所以街道办对本辖区内市容环境卫生相应的城管事项有执法权,依法具有实施相应扣押行为的职权。

第二步,看具体实施人员的责任归属。静安生态局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执法过程中并未实施扣押行为;韩某兴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生态局实施了扣押。所以生态局被排除。

第三步,看现场特征和行政机关自己的陈述。现场搬离物品的车辆是城管车辆,车后人员着城管制服,这与街道办在另案中出具的《回复》相互印证。《回复》说当晚是同区环保执法部门联合整治,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责令违法行为人将店外物品清理入室,第三方市容管理人员(物业公司)担心其再次违法经营,遂将烧烤炉运至他处暂时存放。

关键在于物业公司。法院认为,案涉物业公司受街道委托实施管理工作,其自认案涉行为,应视为行政机关或其委托单位实施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仍应由芷江西路街道办承担。

这一段说理很有分量。行政机关把活儿委托给物业公司、保安公司、第三方服务企业去做,不能因此把责任也转出去。受委托单位的行为,法律上就是委托机关的行为。这条规则对所有政府购买服务式的执法辅助行为都适用。

实践中还有一种常见情形,就是把活儿包给劳务公司,现场干活的都是临时聘用人员。当事人一看,这些人不是公务员,就以为没法告。其实被告仍然是委托的行政机关。判断的标准不是谁动的手,是谁让他动的手。

这里还有一个实务提示。起诉时如果拿不准被告,可以先把有执法权的机关列为被告,把其他单位列为第三人,或者先起诉再根据庭审情况申请追加。但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单位都列上,容易因为被告不适格被驳回。

更稳妥的做法是,起诉前先向各单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调取当晚的执法记录、执法依据、人员安排。谁去了、谁决定的、谁动的手,文件里往往写得很清楚。

还要注意一个时间点。2021年8月1日是执法权下沉的分界。在此之前,市容环境卫生的执法权在城管部门;在此之后,由街道办在本辖区行使。

本案行为发生在2021年10月19日,所以被告是街道办。如果案情往前挪两个月,被告可能就不一样了。这类时间节点,起诉时必须核对清楚。

再补一句。委托不等于免责,这条规则不只适用于城管领域。拆迁中委托的拆除公司、环保中委托的检测机构、安全生产中委托的第三方,行为后果最终都归委托机关。

当事人看到现场干活的是企业,不要以为告不了。查清委托关系,被告就找到了。

三、扣押清单和执法记录,恰恰是行政机关必须拿出来的证据

第二个难题是,扣押行为合不合法。

街道办有职权,为什么还是违法?因为程序。

法院指出,芷江西路街道办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对扣押的程序等规定,依法制作扣押清单、执法记录等反映被扣押物品的具体品类、原始状态的证据材料,故其实施的扣押行为违法,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对扣押有一套完整要求。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紧急情况除外);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当场告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清单要写什么?《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查封、扣押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查封、扣押的理由、依据和期限,查封、扣押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清单一式二份,由当事人和行政机关分别保存。

本案中,街道办什么都没做。没有决定书,没有清单,没有执法记录。东西搬走了,搬了什么、什么状态、放哪儿,全凭一句口头说明。

举证责任在行政机关。这是行政诉讼的基本规则,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你拿不出证据,就推定没有履行。

这一条对当事人是极大的利好。你不需要证明对方没做,只需要要求对方拿出做过的证据。拿不出来,程序违法就成立了。

还有一点。清单不只是给当事人的,也是给行政机关自己的。有了清单,东西丢了、坏了,责任清楚;没有清单,说不清就是赔。

本案判赔7100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单缺失。如果当时规范制作了清单、如实记录了物品状态,损失范围本可以算得更清楚,赔偿金额可能更低。规范执法,对行政机关也是一种保护。

顺带说一句,清单缺失还有一个后果,就是无法证明物品的原始状态。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新是旧,事后各说各话。

本案中法院只能酌定,就是因为没有清单。酌定的结果对双方都未必公平,但责任在没做清单的一方。

四、七千一百元怎么算出来的:直接损失赔,租金损失不赔

第三个问题是赔多少。

韩某兴主张的损失加起来十万余元,法院判了7100元。差距在哪?

先看直接损失。烧烤炉6800元、收款机4000元、充电器100元、凳子100元,合计11000元。法院酌定7100元,考虑的因素是全案证据、韩某兴主张物品损失的合理性、以及相关物品保管注意义务的责任承担。

为什么不是全额?因为主张的购买价格没有充分凭证,物品有使用折旧,而且部分物品后来被送回。烧烤炉被放在餐厅门口,他自己拒收。拒收这个细节影响很大,行政机关已经返还,当事人拒绝接受,扩大部分的损失不能全算在行政机关头上。

再看租金损失。每月8000元,按一年算96000元。法院不支持,理由是与扣押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涉案房屋的租赁是韩某兴与房东之间的民事合同,后来经人民法院判决解除,租金损失与行政机关的扣押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这个区分很重要。行政赔偿的范围是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且要求因果关系。扣押几张桌椅炉具,不会导致租赁合同解除;合同解除是租赁关系本身的问题。想让租金损失获得支持,得证明扣押直接导致无法经营、无法经营直接导致合同解除,这个因果链很难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举证责任的一个转换。因为行政机关没有制作书面决定,导致扣押物品难以查清的,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相对人主张的生产和生活物品的合理损失予以支持。

也就是说,程序违法反过来对当事人有利。你行政机关自己不记录,就别怪法院采信当事人说的。这条规则其实是在用举证责任倒逼规范执法。

关于赔偿标准,还有一条可以参考。《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所以当事人主张时,第一顺位是要求返还原物,第二顺位才是赔钱。东西还在的,先要回来,别一上来就只谈钱。这也是本案烧烤炉被送回时,法院认为当事人拒收不妥的原因。

还有一笔账要算清。行政赔偿实行的是填平原则,损失多少赔多少,不惩罚、不奖励。所以主张金额要有依据,虚高的部分不但不会支持,还可能影响法官对其他部分的判断。

本案中,租金损失九万六,财物损失一万一,最后判了七千一。虚高的部分没拿到,实在的部分拿到了。这个结果对当事人是个提醒,主张要克制,证据要扎实。

这里还有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值得展开。《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但扣押往往没有决定书,当事人连被诉行为的存在都要先证明。于是形成一个两段式的结构,第一步由当事人证明东西被谁搬走了,第二步由行政机关证明搬走的过程合法。本案的巧妙之处在于,韩某兴拍的视频完成了第一步,街道办拿不出清单和记录,第二步就失守了。

反过来看,如果当事人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只凭一张嘴说东西被搬走,法院连行为主体都难以认定,后面就无从审查。所以现场那几十秒的视频,价值往往超过事后几个月的陈述。

五、小商户遇到联合执法,怎么保住自己的东西

小商户遇到联合执法,怎么保住自己的东西。

第一,当场要文书。扣押必须当场交付决定书和清单。没有文书,就是违法扣押,这一点在法庭上非常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给,就用手机录下来,问一句请问有没有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第二,全程录像,拍清楚人、车、物。本案胜诉的关键证据就是韩某兴拍的视频,城管车辆、城管制服、搬东西的过程。拍的时候注意把物品的外观、数量、摆放位置拍清楚,这是后续主张损失的依据。

第三,不要拒收返还的物品。东西还回来,先收下,拍照记录返还时的状态。拒收会让损失扩大的责任落到自己头上。

第四,保存购买凭证。发票、收据、转账记录、保修卡,哪怕是一张付款截图,都比空口说价强。本案中烧烤炉的价格主张未被全额支持,就是因为凭证不足。

第五,诉讼请求分两层写。先请求确认违法,再请求赔偿。确认违法是赔偿的前提,两个请求可以在一案中提出。

第六,注意起诉期限。对扣押行为不服,一般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起诉。扣押往往是当场发生、没有书面文书,期限从哪天起算容易争议,越早起诉越安全。

第七,别忽略赔偿范围。可赔的是直接损失,包括财物的实际价值、必要的搬迁费用、为取回财物支出的合理费用。间接损失、可得利益、精神损害,一般不在行政赔偿范围内。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判了7100元,扣掉诉讼成本,当事人未必划算。但他争的是一个道理,行政机关不能想搬就搬、搬完不认账。这个道理,比7100元值钱。

再补一条。如果现场发生推搡、财物损坏,除了行政诉讼,还可以考虑报警,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两条线可以并行,一条解决行政行为合法性,一条解决人身和财产被侵害的责任。

当然,前提是自己没有先动手。现场对抗往往两败俱伤,冷静取证才是最有用的。

最后一句。维权要算成本,但也不能只算钱。有些案子赢了不划算,但它改变的是一整套做法。这种价值,账面上看不出来。

还有一层。这类案件的和解空间其实不小。行政机关知道程序有瑕疵,往往愿意协商赔偿;当事人拿到合理补偿,也不必非打到判决。

但和解要在证据扎实的前提下谈。手里没有清单、没有视频、没有凭证,谈出来的数字往往很低。

酌定这两个字也要说清楚。酌定不是随意打折,而是法官在证据不足、无法精确计算时,根据物品性质、使用年限、市场行情、双方过错作出的合理判断。当事人想让酌定数额靠近自己的主张,办法只有一个,把凭证备齐。发票、网购订单、维修记录、同款商品的现价截图,能补一样是一样。

本案的裁判要旨有两条。第一条,当场采取强制行为又未制作要式决定书的,应从行为属性、行政职权范围、具体实施人员隶属关系等方面审查,准确认定责任主体;受行政机关委托的单位自认实施该行为的,视为行政机关实施,责任由委托机关承担。第二条,相对人主张赔偿应对损害事实举证;因行政机关未依法制作书面决定导致扣押物品难以查清的,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一句话记住,执法的人可以穿不同的制服,担责的永远是发号施令的那个机关。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韩某兴是某餐厅经营者。后因周边居民投诉餐厅存在烧烤油烟扰民现象,上海市静安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静安生态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芷江西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芷江西路街道)多次上门执法。2021年9月,静安生态局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立即改正,停止从事产生油烟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2021年10月19日晚,静安生态局、芷江西路街道再次至餐厅执法。韩某兴拍摄的现场视频和图片显示:在餐厅里有静安生态局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在餐厅外有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和其他人员将相关物品搬上城管执法车辆。韩某兴另提供的拍摄视频显示:当晚之后,有人正在将烧烤炉返还,放置在餐厅门口,韩某兴拒收。韩某兴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芷江西路街道、静安生态局强行搬走韩某兴财物的行为违法;

2.判令芷江西路街道、静安生态局赔偿韩某兴烧烤炉6800元、收款机4000元、电动车充电器100元,凳子100元,房屋租赁损失96000元(每月8,000元,按一年计算)。

另查明,芷江西路街道曾在另案中向人民法院出具《回复》称,当晚同区环保执法部门进行联合整治。区环保执法部门开展行政执法检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责令违法行为人将放置于店外的用于制售烧烤的食材及相关物品清理入室。考虑到该店经营人员多次反复不听劝阻的实际情况,第三方市容管理人员(物业公司)担心其再次违法经营,遂将该店内用于制作烧烤食品的烧烤炉运送至他处暂时存放。芷江西路街道在核查过程中,已和物业公司沟通将暂存的烧烤炉归还。还查明,自2021年8月1日起,涉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等城管领域的行政执法事项由街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行使相应的行政执法权。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沪7101行初212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芷江西路街道于2021年10月19日强制扣押韩某兴的烧烤炉、收款机、电动车充电器、凳子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芷江西路街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韩某兴上述财物损失7100元;三、驳回韩某兴的其他诉讼请求。韩某兴、芷江西路街道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日作出(2023)沪03行终19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职权范围来看,芷江西路街道对本辖区内市容环境卫生相应的城管领域事项具有行政执法权,依法具有实施相应扣押行为的职权。从具体实施人员的责任归属来看,静安生态局提供证据证明其进行执法过程中并未实施扣押行为。韩某兴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静安生态局实施了扣押行为。现场搬离物品的车辆系城管车辆,车后人员着城管制服,与芷江西路街道《回复》相互印证。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法系以街道办事处名义具体承担相关执法工作,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芷江西路街道承担。案涉物业公司受街道委托实施管理工作,其自认案涉行为,应视为行政机关或其委托单位实施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仍应由芷江西路街道来承担。韩某兴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所受损失。芷江西路街道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对扣押的程序等规定,依法制作扣押清单、执法记录等反映被扣押物品的具体品类、原始状态的证据材料,故芷江西路街道实施的扣押行为违法,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合全案证据、韩某兴主张物品损失的合理性考量以及对相关物品保管注意义务的责任承担等因素,酌定芷江西路街道赔偿损失共计7100元。涉案房屋的租赁系由韩某兴与郭某某订立民事合同进行约定,后经人民法院判决予以解除,韩某兴所主张的租金与行政机关的扣押行为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对于韩某兴租金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在当场采取强制行为又未制作要式决定书的情况下,应从行为属性、行政职权范围、具体实施人员的隶属关系等方面进行审查,依法准确认定责任主体,对强制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2.相对人对违法行政强制措施主张赔偿,应当对损害事实提供证据,但因行政机关未依法制作书面决定等导致扣押物品难以查清的,应由行政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相对人主张的生产和生活物品的合理损失,予以支持。

案号:(2023)沪03行终193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7-03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1-3-002-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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