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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陈某诉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行政强制案

案号:(2017)渝03行终22号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行政强制措施 · 二审 · 2017-04-21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6年5月30日,丰都县双路镇政府工作人员陈某在村里因工作琐事与同事发生纠纷,派出所民警接警赶到时他已离开。民警电话请示后决定口头传唤,驾车追上他并告知传唤,他称对方不去我就不去,随后被使用手铐强制传唤到派出所。

陈某起诉请求确认强制传唤、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搜查身体违法。一审确认强制传唤违法,二审维持。

法院认为,纠纷已经结束、陈某不在现场,不属于可以口头传唤的情形,应当经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且民警传唤时未出示工作证件,程序违法。因该措施已实施完毕,判决确认违法。

二、裁判要点提炼

口头传唤只适用于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纠纷已经结束、行为人已离开现场的,应当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不能直接口头传唤,更不能以口头传唤为前提实施强制传唤。

合法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同时具备行政性、控制性、暂时性、限制性四个特征,其适用条件必须是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

三、赵律师点评

一、单位里的一场口角,最后戴上了手铐

2016年5月30日中午,重庆市丰都县双路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陈某,在双路镇楠木村村委活动室因为工作琐事与同事曾某发生纠纷。

派出所接警后,派民警吴某和三名辅警到现场调查,城东派出所双路警务室的社区民警文某也接到通知赶到现场协同。

民警到的时候,陈某已经走了。经了解,他下乡扶贫去了。

办案民警电话请示派出所负责人后,决定把陈某口头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随后几个人驾车下乡找他,在楠木村九组的乡村道路上与陈某乘坐的车相遇。

民警吴某和三名辅警下车走到车外,向陈某表明身份,告知他现在是口头传唤,如果不配合,将采取强制传唤。

陈某下车后说了一句话,曾某不去,我就不去。

就在这个时候,有手机响了。陈某摸了一下裤兜,然后转身拉开车门。民警随即对他使用手铐约束,强制传唤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公安局告知了他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对他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安全检查、登记和保管。陈某于5月31日0时许回家。

从中午到午夜,大约十二个小时。

后来他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公安局对他使用警械的强制传唤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搜查身体的行为违法。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渝0102行初153号行政判决,确认公安局于2016年5月30日对陈某实施的强制传唤措施违法。丰都县公安局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7)渝03行终2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案子的起点很小,一场工作上的口角。终点却是一个明确的司法判断,那副手铐戴错了。

这里还有一个身份细节。陈某本人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与同事发生纠纷,性质上仍是普通的治安纠纷,不因为他是公职人员就变成职务行为。这一点不影响本案的定性,但值得说明。

实践中,涉及公职人员的治安案件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办案人员碍于关系,处理偏轻;另一种是反过来,为了避嫌,处理偏重。两种都不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看的是行为,不是身份。

二、口头传唤不是随口一喊:法律给了它一个前提

法院的分析从一条法条开始。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

这条法条里有三种传唤,层次很清楚。

第一种,一般传唤。经负责人批准,用传唤证。这是常态。

第二种,口头传唤。只适用于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且必须出示工作证件。这是例外,因为现场情况紧急,来不及回去开传唤证。

第三种,强制传唤。针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这是保障,用来对付拒不配合的。

三者的关系是递进的。口头传唤是例外,强制传唤是保障。没有合法的传唤,就没有强制传唤的前提。

本案的问题出在第一步。办案民警调查时,所涉纠纷已经结束,陈某已经离开现场,下乡扶贫去了。他不属于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

所以,丰都县公安局需要传唤他接受调查,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经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

法院的结论是,本案不属于可以适用口头传唤的情形,故缺乏强制传唤的前提。

还有第二个问题。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这一点在法条里写得明明白白,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出示证件不是形式,是让被传唤人确认眼前这个人有权执法。没出示,程序就不成立。

两个瑕疵叠加,一个是适用条件错了,一个是程序要求缺了。任何一个单独存在,都足以否定这次传唤的合法性。

还有一层程序要求容易被忽略。口头传唤虽然不用传唤证,但仍然要记入询问笔录,注明传唤的原因、时间、地点。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要求。没有记录,事后就无法证明传唤的合法性。

本案中,民警没有出示工作证件,笔录里怎么记载、有没有记载传唤经过,都成了疑问。程序是一环扣一环的,缺了一环,后面就很难补上。

再补一句。传唤证不是可有可无的手续,它是把口头授权变成书面依据的凭证。有证,说明经过了审批;没证,说明是个人决定。这个区别,在追责时非常关键。

所以当事人拿到传唤证,先看三样,有没有批准人签字、有没有写明事由、有没有写明时间地点。三样齐全,程序上才站得住。

三、强制传唤的前提是合法传唤被无正当理由拒绝

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怎么判断?

本案中,民警告知口头传唤后,陈某说的是曾某不去,我就不去。这句话算不算拒绝?

法院没有直接评价这句话,而是先否定了口头传唤的合法性。逻辑很清楚,前提不成立,后面的强制措施就无从谈起。

这个裁判思路值得记住。很多当事人拿到处罚决定或强制措施后,习惯争我没反抗、我很配合。但在法律上,第一顺位的争点永远是,行政机关有没有权力这么做、有没有按程序做。前提错了,后面的所有行为都错了,不管当事人当时态度如何。

关于当场使用手铐这一节,还涉及《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手铐属于约束性警械,使用条件是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本案中,陈某只是拉开车门,没有暴力行为,也没有明确的逃跑表示,直接上手铐,超出了必要限度。

法院最终的判决方式是确认违法。原因是该传唤措施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所以只能确认违法,不能撤销。

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确认违法和撤销,是两种不同的判决方式。能撤销的,判决撤销;已经实施完毕、撤销没有实际意义的,判决确认违法。对当事人来说,两者的实际效果差别不大,都是认定行政行为不合法,都可以作为后续索赔的依据。

还有一点值得说。本案中真正动手的是民警和三名辅警。辅警能不能独立执法,一直是个敏感问题。按规定,辅警应当在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工作,不能单独执法。本案中民警在场,程序上尚可,但如果只有辅警动手,合法性就更成问题。

关于警械,还有一条常被引用的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列举了可以使用约束性警械的情形,包括抓获违法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重大嫌疑人、执行逮捕拘留看押解押讯问等任务、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使用的前提是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

本案中,当事人只是拉开车门,没有暴力、没有明确逃跑表示,直接上手铐,很难说符合上述前提。这也是法院认定违法的实质理由之一。

再补一层。强制传唤的实施,还必须遵循必要性原则。即便传唤合法、当事人也确实不配合,使用警械也要与危险程度相当。先劝说、再徒手带离、最后才上械具,这个顺序不能倒过来。

本案中,民警没有尝试其他方式,直接上手铐,这一点在庭审中很难解释。执法记录如果完整,本来可以说明当时的判断依据,但案卷里没有提供。

还有一个区分要说清楚。传唤和继续盘问不是一回事。传唤是通知到案接受询问,继续盘问是对当场发现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带至公安机关继续讯问,二者的适用对象、审批权限、时限都不同。本案民警把人带回派出所后,只做了权利义务告知和物品登记,没有走继续盘问的审批程序,这也是它只能被定性为传唤的原因。定性不同,审查的尺子就不同,这一点在起诉时值得留意。

再补一句关于举证。行政诉讼里,被诉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举证,这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定下的规矩。所以当事人不需要证明民警没出示证件,也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拒绝传唤,只要提出主张,剩下的由公安机关拿出笔录、执法记录、审批手续来回应。拿不出来,就承担败诉后果。本案公安局之所以两审都输,根本原因就是这两份材料都缺。

四、法院给行政强制措施划的四条线

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理论贡献,法院把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讲清楚了。

《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法院据此归纳出四个特点。

第一,行政性。是有权的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主体不适格、程序不合法,就不具备这个特征。

第二,控制性。具有强制性,能够对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进行一定的强制控制。没有强制力,就不是强制措施。

第三,暂时性。不是对相对人相关权利的最终处分。传唤是为了调查,不是为了惩罚;查封是为了保全,不是为了没收。最终怎么处理,要另作决定。

第四,限制性。适用条件必须是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没有这些情形,就不能用强制措施。

法院特别说明,判断口头传唤是否违法,要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点,防止偏颇。

为什么强调同时?因为只看其中一个,很容易走偏。比如只看控制性,任何强制到案都符合;只看暂时性,十二小时也算暂时。四个特征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检验标准。

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疑问,口头传唤到底算不算行政强制措施。法院的答案是算。《行政强制法》把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口头传唤属于前者。既然是强制措施,就要受《行政强制法》的约束,主体法定、程序法定、期限法定、救济渠道畅通。

这个定性对当事人很重要。如果口头传唤只是普通的工作方式,那它不受行政强制法约束,你也没法起诉。既然它是强制措施,那它就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就可以告。

这四条线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帮当事人判断某个行为到底能不能告。行政强制措施可诉,行政强制执行也可诉,但如果只是普通的工作通知、口头劝导,一般不构成强制措施,起诉会被驳回。

判断方法就是拿四条线去套。有强制力、限制了你的人身或财产、是暂时的、有法定情形,四条都中,基本就是强制措施。缺一条,就要小心。

这四个特征还有一个隐含作用,就是区分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处罚是对权利的最终处分,比如罚款、拘留;强制措施是暂时的,比如传唤、查封。分清楚了,才知道该告什么、该主张什么。

当事人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起诉时把传唤和处罚一起告,结果被要求分开立案。分开处理,反而更快。

五、被强制传唤了,怎么办

被强制传唤了,怎么办。

第一步,记清楚时间。传唤的起止时间直接决定是否超期。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本案从中午到午夜约十二小时,如果属于可能适用行政拘留的情形,尚在二十四小时内;如果属于一般情形,就已经超过八小时。

第二步,留证据。谁传唤的、有没有出示证件、有没有出示传唤证、什么时候上的手铐、有没有做安全检查笔录、随身物品有没有登记。这些细节在诉讼中就是胜负手。本案中,正是纠纷已结束、人不在现场和未出示工作证件这两个事实,让公安局败诉。

第三步,选救济。对强制传唤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违法。注意,传唤行为通常已经实施完毕,所以诉讼请求应当写确认违法,而不是撤销。

第四步,主张赔偿。确认违法之后,如果因为使用警械造成了身体伤害或者财物损失,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标准计算赔偿金。

第五步,注意被告是谁。传唤是公安机关作出的,被告是公安局,不是具体办案的民警,也不是派出所(除非是以派出所名义作出)。这一点在起诉时经常出错。

最后提醒一点,配合执法和保护权利不矛盾。现场可以配合,事后可以主张。当场激烈对抗,往往会让局面更糟,还可能被认定为阻碍执行职务。把力气留到举证和诉讼阶段,才是有效的救济。

还有一句话要说给执法人员听。传唤证不是一张纸,手铐不是一副铁。用错了,代价是国家赔偿和一份确认违法的判决。

最后补一句关于时效。对强制传唤不服提起诉讼,一般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传唤是当场发生的,期限从当天起算,很容易过。

有些人先投诉、先信访,拖了一年半载才想起来起诉,期限早就过了。投诉和信访不中断起诉期限,这一点必须清楚。要保住诉权,就得在期限内把起诉状递上去。

还有一条路径常被忽略。如果强制传唤过程中存在殴打、违法使用警械造成身体伤害,除了行政诉讼,还可以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申请赔偿。这条路径不以确认违法为前提,但实践中通常还是先走确认违法之诉。

两条路可以并行,也可以先后走。先确认违法,再谈赔偿,逻辑更顺,举证也更省力。

还有一件小事,但很实用。被传唤时如果身上有慢性病用药、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小孩,当场说明并请人转告。公安机关有义务把这些情况记入笔录。真出了事,这几行字就是关键证据。

还有一层是比例原则的落地。《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要求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第十五条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落到具体场景,就是能通过通知、约谈、罚款解决的,不该动人身;必须动的时候,也要选对人身侵害最小的方式。这既是法律要求,也是执法成本的考虑,一次违法强制的代价,远高于一次合法传唤。

本案的裁判要旨有两条。第一条,口头传唤只适用于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纠纷已经结束、行为人已离开现场的,应当经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不能口头传唤,更不能以口头传唤为前提实施强制传唤。第二条,合法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同时具备行政性、控制性、暂时性、限制性四个特征,适用条件限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

一句话记住,手铐不是执法的起点,是执法的最后手段。前提不合法,铐上就是违法。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陈某系丰都县双路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2016年5月30日中午,陈某在丰都县双路镇楠木村村委活动室因工作琐事与同事曾某发生纠纷。丰都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接警后,派民警吴某和三名辅警前往纠纷现场进行调查,城东派出所双路警务室社区民警文某也接到通知赶到纠纷现场协同调查。民警到达纠纷现场后,因陈某已离开,经调查得知陈某已下乡扶贫。办案民警经电话请示派出所负责人后,决定将陈某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办案民警遂驾车下乡寻找陈某,在楠木村9组的乡村道路上与陈某乘坐的车辆相遇。民警吴某与三名辅警下车走到陈某车外,向陈某表明身份,并告知陈某现在是口头传唤,如不配合,将采取强制传唤。陈某下车后称:“曾某不去,我就不去。”此时,有手机响了,陈某摸了下裤兜,后转身拉开车门,办案民警遂对陈某使用手铐约束并强制传唤至某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民警文某在不远处的车上未下车。

调查时,丰都县公安局告知了陈某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并对陈某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安全检查、登记和保管。陈某于2016年5月31日0时许回家。后陈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采取使用警械的强制传唤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搜查原告身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渝0102行初153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丰都县公安局于2016年5月30日对原告陈某实施的强制传唤措施违法。宣判后,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7)渝03行终2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强制传唤系丰都县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对违法行为人采取的程序性调查取证措施,陈某对该传唤措施不服,以丰都县公安局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亦无不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

本案中,办案民警对案件进行调查时,所涉纠纷已经结束,陈某已下乡扶贫不在案发现场,丰都县公安局需要传唤陈某接受调查,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经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本案不属于可适用口头传唤的情形,故缺乏强制传唤的前提。且丰都县公安局在对陈某进行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也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因此,丰都县公安局实施的强制传唤措施不合法,应予撤销,但因该传唤措施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一审判决确认违法的裁判结果正确,法院予以维持。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我国将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口头传唤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合法的行政强制措施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行政性,即行政强制措施是有权的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第二,控制性,即具有强制性,能够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进行一定的强制控制;第三,暂时性,即该措施是并非对行政相对人相关权利的最终处分;第四,限制性,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进行限制,其适用条件必须是“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判断口头传唤是否违法,要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点,防止偏颇。

案号:(2017)渝03行终22号 审理法院: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7-04-21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2-3-002-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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