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疗护：临终不插管谁说了算、签了生前预嘱能反悔吗、放弃抢救会不会担责

一句话定义：安宁疗护，是对疾病终末期、不可治愈的患者提供的以控制疼痛等症状、维护尊严、陪伴家属为核心的医疗服务——它不是「不治了」，不是「等死」，更不是安乐死，而是把治疗目标从「延长生命」换成「减轻痛苦」。

这件事之所以必须讲清楚，是因为家属在病房门口做的那个决定，往往同时被三种误解包围：以为签了「不抢救」就是放弃老人、以为医生不插管就是失职、以为插了管才算尽孝。法律给出的答案与这三种直觉都不完全一样。

构成要件 / 适用条件

一、对象：疾病终末期，而不是「治不好」

安宁疗护的适用对象，是所患疾病已经不可治愈、且进入终末期的患者。临床上通常把预期生存期作为参考（多以六个月以内为常见口径），但要注意：生存期预测不是法律要件，也不是判断合法与非法的分界线。 法律上没有「必须活不过几个月才能进安宁疗护病房」这样的门槛，真正的判断标准是三条：诊断明确、疾病不可治愈、治疗目标转为症状控制与舒适照护。

反过来说，一个可以治愈、只是治疗过程痛苦的病人，不属于安宁疗护对象——那是镇痛与支持治疗的问题，不是临终照护的问题。把两者混同，容易让家属误以为「进了安宁疗护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二、内容：五项服务，缺一项就不完整

安宁疗护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套有具体内容的照护方案，通常包含五块：

第一，症状控制。疼痛、呼吸困难、恶心呕吐、便秘、失眠、谵妄，这些是终末期患者最主要的痛苦来源。疼痛控制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项，规范化使用阿片类药物属于常规医疗措施，不是「最后的办法」。

第二，舒适护理。翻身、口腔护理、皮肤护理、体位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检查与穿刺。这一块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影响患者最后阶段的质量。

第三，心理支持。面对死亡恐惧、未了心愿、家庭矛盾，需要专业人员介入，而不是靠家属「劝一劝」。

第四，精神与灵性关怀。涉及信仰、生命意义、道歉与告别，属于照护的一部分，不是玄学。

第五，家属哀伤辅导。包括照护期间的沟通支持与去世后的哀伤干预。这一项在法条里不显眼，但在实务中往往是家属最需要的。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六条把「安宁疗护」写进了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提供的服务序列，与预防、保健、治疗、护理、康复并列——这是安宁疗护作为「医疗服务」而非「放弃医疗」的法律定位依据。

三、提供主体：医院、社区、居家三条线

提供安宁疗护的主体不止一种。医院可以设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病区、或在相关科室设置安宁疗护床位；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可以提供居家安宁疗护和门诊指导；养老机构可以与医疗机构协作提供。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八十条明确，医疗机构可以按照规定安排医疗卫生人员到患者居住场所、照护机构提供适宜居家开展的诊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这一条解决的是很多家庭最现实的困难：老人不愿意死在医院，但家里又需要专业支持。

四、决定权：三层顺序，不能颠倒

这是全篇最核心的部分。谁来决定「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上用不用呼吸机」，法律给出的顺序是三层：

第一层，患者本人。 患者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识清楚、能够表达意愿时，决定权在患者自己手里，不在家属手里，也不在医生手里。《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要求医务人员就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方案向患者说明并取得明确同意；只有在「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时，才转向近亲属。这一条的顺位很关键：家属签字是补充，不是替代。

第二层，患者事先作出的意思表示。 患者失去表达能力后，其此前对终末期医疗措施作出的明确意思表示，应当被尊重。目前全国层面没有统一的「生前预嘱」专门立法，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七十八条在特区范围内立了明文规则，把「生前预嘱」的生效条件写成了三项：内容上要有对插管、心肺复苏、生命支持系统、原发疾病延续性治疗的明确取舍；形式上要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救治的医疗卫生人员；载体上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书面要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录音录像要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关于这套规则在具体争议中的适用边界，另有一篇专文讨论生前预嘱与放弃抢救的法律边界，可对照阅读。

第三层，近亲属代为决定。 既没有患者本人当时的意愿，也没有可用的预嘱时，由近亲属在知情同意框架内代为决定。此时医院要做的不是「让家属签个字了事」，而是完整说明病情、预后、各种选择的结果，让家属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决定。

五、合法性来源：不实施维生措施，为什么不是「不作为致死」

很多人担心：医生明明可以插管却不插，家属明明可以要求抢救却签字放弃，会不会构成犯罪或者侵权？

答案在于医疗行为的正当性来源。医疗措施需要知情同意，患者有权拒绝；拒绝某一项治疗，与「遗弃」在法律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患者拒绝创伤性抢救，医生尊重这一拒绝，属于履行说明义务后的合法医疗行为。反过来，如果患者明确拒绝而医院强行插管，那才可能构成对身体权和知情同意权的侵害。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四条还给了医疗机构三项免责情形：患者或者近亲属不配合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这三项在处理「抢救失败」「没能救回来」的争议时经常被援引——注意，它免的是「责任」，不是「说明义务」，该说清楚的话一句都不能少。

六、界限：与安乐死、与「不治疗」的两道分水岭

第一道分水岭在是否主动结束生命。安宁疗护不使用致死性药物、不主动实施结束生命的措施，只做症状控制与舒适照护，患者死亡源于疾病本身。我国没有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任何以「减轻痛苦」为名主动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都可能触及故意杀人罪的评价。这一点必须写得毫不含糊：安宁疗护里没有「打一针让他走」这个选项。

第二道分水岭在是否仍然提供医疗。安宁疗护是「换目标」不是「停服务」：疼痛要管、呼吸困难要处理、感染要对症治疗、护理要跟上。真正的「不治疗」是撒手不管，那既不合规范，也可能构成遗弃。

七、反悔权：写下来的东西不是判决书

预嘱的核心是「当时的意愿」，不是「永远的枷锁」。患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主意，撤回的方式不限——重新写一份、当面口头说明、把原件撕掉、明确告诉医生「我要抢救」，都可以。有决定能力时的当场意愿，效力高于此前任何书面文件。

这一点在实务中经常被忽略：家属拿着两年前的预嘱要求医生「什么都别做」，而患者此刻清醒地说「我想试试」，正确的做法是听患者的。

八、家属意见不一致时，医院的处理顺序

兄弟姐妹几个，一个要救、一个要放弃，这种场面在病房里并不少见。处理的顺序是：

先看患者本人有没有表达过意愿、有没有可用的预嘱；再按《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的顺位确定代为决定的人；仍然无法形成统一意见，且情况紧急、不能取得近亲属意见时，按第一千二百二十条，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也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医院有先行处置的空间，不必被家属的分歧拖住。

非紧急状态下，医院通常会启动伦理委员会讨论、请医务部门介入、必要时请第三方调解。家属一方坚持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另一方坚持「不要再折磨他」，医院不能简单按「谁签字谁说了算」处理，而应把患者意愿、医学判断、伦理意见一并记录。

法条依据

与相邻概念的区别

一、与安乐死的区别

安乐死是应患者请求、由他人主动采取措施结束其生命，争议焦点在「主动致死」；安宁疗护不主动结束生命，只控制症状、提供照护，死亡由疾病自然进程导致。我国现行法下，安乐死没有合法化路径；安宁疗护是合法的医疗服务。这条界限不是文字游戏：一旦把两者混同，家属的「让他少受罪」就可能被引向法律不允许的方向，而真正可用的安宁疗护资源反而被忽略。

二、与放弃治疗的区别

放弃治疗是一个单项决定——放弃某一项或某一类治疗（如不再化疗、不再透析、不上呼吸机）；安宁疗护是一整套照护方案，包含症状控制、护理、心理支持等积极内容。一个人可以既放弃化疗又接受安宁疗护，两者并行不矛盾。把安宁疗护理解成「放弃治疗的委婉说法」，会让很多本该得到镇痛和舒适照护的患者，在最后阶段连基本的痛苦控制都没有。

三、与医疗损害责任的区别

医疗损害责任处理的是「该做的没做、做错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判断标准是诊疗规范。《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确立过错责任，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把说明义务与赔偿责任挂钩。而安宁疗护中的「不实施某项抢救」，如果建立在患者意愿、知情同意与规范记录之上，就不是过错。同一个结果（病人去世），法律评价可能完全相反，区别全在过程。

四、与遗嘱、继承的区别

预嘱处分的是「医疗决定」，遗嘱处分的是「财产」。两者互不替代：写了遗嘱没写预嘱，最后阶段的医疗决定依然无人替你表达；写了预嘱没写遗嘱，遗产依然按法定继承处理。实务中可以同时安排，并且建议同步更新——尤其是家里有再婚、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等复杂关系时。遗嘱的办理流程另有专文说明，可在遗嘱订立与继承办理全流程对照，具体文本可以参考自书遗嘱范本。

五、与意定监护的区别

意定监护解决的是「谁替你决定」（《民法典》第三十三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预嘱解决的是「决定什么内容」。前者是选人，后者是定事。两者可以并用：既指定信任的人做监护人，又把具体的医疗取舍写清楚，监护人执行时有据可依，也不会因为「猜你的意思」而被其他亲属指责。

六、与「不予心肺复苏」医嘱的区别

不予心肺复苏是一项医嘱，写在病历里，由医生根据病情作出；预嘱是患者的意思表示，写在患者手里。前者是医学判断，后者是患者自主。规范的做法是：有预嘱的，医生据此作出相应的医疗决策并在病历中记载依据；没有预嘱的，由近亲属在知情同意框架内表达意愿，医生据以记录。把两者混为一谈，容易在争议时说不清「这个决定到底是谁做的」。

七、与器官捐献的区别

器官捐献与安宁疗护可以衔接，但不是一回事。捐献发生在死亡之后（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宣告死亡后），依据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关于自愿、无偿捐献的规定，须采用书面形式，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死亡后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安宁疗护发生在死亡之前，处理的是治疗目标与照护方式。两者唯一的交集在于：终末期患者可能同时表达「不做创伤性抢救」和「愿意捐献」两个意愿，这两者并不冲突。

八、与「临终关怀」这个旧称的区别

「临终关怀」是较早的译法，语感上偏「照料」，容易被理解成非医疗服务；「安宁疗护」是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在规范文件中统一使用的名称，语感上落在「医疗护理」，对应的是有明确服务内容、有收费标准、有机构与人员资质要求的一套医疗服务。名称的差别背后是定位的差别：它属于医疗体系的一部分，不是慈善帮扶或者志愿服务。 家属在谈费用、谈医保、谈转诊时，用「安宁疗护」这个名称，沟通会顺畅得多。

实操指引

一、患者本人：预嘱怎么写、写在哪、怎么让人知道

第一步，把内容写具体。 不要写「我不要过度治疗」这种模糊表述——什么算过度，谁都说不清。要写具体项目：是否接受气管插管、是否接受心肺复苏、是否使用呼吸机等生命支持系统、是否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如继续化疗、继续透析）、是否接受鼻饲、是否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每一项给出「接受」或「不接受」的明确态度。

第二步，把形式做扎实。 参照《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七十八条的三项条件执行，即使不在深圳，这套标准也是目前最稳妥的模板：书面文本由本人签名并注明日期；找两名见证人，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可以是亲属以外、与遗产无利害关系的人）；或者直接去做公证，公证的证明力最高；也可以录音录像，录像中要清楚说出本人姓名、日期、每一项决定，并让见证人出镜说明姓名。

第三步，让它「能被找到」。 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预嘱写完锁在抽屉里，等于没写。正确做法是：原件交给最可能陪在身边的家属；复印一份交给经常就诊的医院，请其归入病历；在家庭群里说明存放位置；把纸质件放在随手可取的证件袋里。深圳等地已有将预嘱信息纳入医疗信息系统的探索，其他地区目前仍以纸质与家属持有为主。

第四步，随时更新。 病情变化、想法变化、家庭结构变化，都要重写。旧件要销毁或者明确标注作废，避免几份内容冲突的文件同时出现。

二、家属：怎么和医生谈

先要三样东西： 书面的病情告知、明确的预后评估、可选的方案清单。很多冲突源于信息不对称——家属以为「还有希望」，医生认为「已经没意义」。

开一次家庭会议。 把可能发表意见的亲属都叫上，请主管医生参加，把患者的意愿（如果有预嘱就念一遍）、医学判断、每一种选择的结果摆在桌面上。会议结论写下来，参与人签字，交给医生归入病历。这份记录在日后发生争议时，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不要偷偷录音。 在病房里秘密录音，一方面可能侵害医务人员的人格权益，另一方面这种证据在诉讼中的采信度也不高。要留证据，正大光明地要求医院出具书面材料、要求复印病历、在沟通记录上签字，比偷录有用得多。

分歧谈不拢，找第三方。 医院的医务部门、伦理委员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不要在医院走廊里吵到患者听见——这是对患者最后尊严最直接的伤害。

三、医院与医务人员：四件事必须做到

第一，说明义务不能省。 《医师法》第二十五条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的要求是一致的：病情、措施、风险、替代方案，都要说到，并取得明确同意。「明确同意」意味着不能只让家属在格式文书上打个勾，关键取舍要逐项说清。

第二，选择要写进病历。 谁提出的、什么时候提的、说明了什么、家属或患者怎么答复的、有没有见证人，都要有记录。病历不只是诊疗记录，也是争议发生时的证据。病历一旦被质疑，封存是第一动作，具体操作可以参照病历封存的做法。

第三，不实施抢救的决定要有依据链。 依据链是：诊断与预后判断 → 患者意愿或近亲属明确表示 → 上级医师或者科室讨论 → 必要时伦理委员会意见 → 医嘱与护理记录。缺任何一环，日后都容易被质疑。

第四，及时启动伦理程序。 家属意见严重对立、患者意愿不明、涉及未成年人或者无近亲属的患者，尽早提交伦理委员会讨论，把讨论意见归入病历。这既是保护患者，也是保护医务人员自己。

四、维权路径：三种情形，三条路

情形一：认为医院该救没救。 这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核心是过错与因果关系。要做三件事：立即封存并复印病历；申请医疗损害鉴定或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在诉讼时效内起诉。举证要点在医疗纠纷证据清单里有逐项说明，鉴定环节的材料准备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证据要求。整体流程可参照医疗纠纷处理全流程。

情形二：认为医院过度抢救、违反患者意愿。 这类争议的焦点不是「救没救活」，而是「有没有尊重患者的决定」。证据核心是预嘱原件、家属的书面意见、病历中的沟通记录。如果患者明确拒绝而医院强行实施创伤性措施，可能构成对知情同意权与身体权的侵害。

情形三：认为医院借安宁疗护之名推诿、拒收、停止必要治疗。 这属于医疗服务合同与诊疗规范的问题，可以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就因此造成的损害主张赔偿。判断标准是：症状有没有被控制、护理有没有跟上、必要的对症治疗有没有停止。

五、费用与医保：三个提醒

安宁疗护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具体项目与标准各地不同，多地已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或者按床日付费试点。三个提醒：一是入院前问清楚收费方式（按项目还是按床日）、哪些自费；二是不要因为「反正治不好了」就放弃费用核查，账单该看还是要看；三是商业保险的条款可能与实际治疗方式冲突（例如以「未采取积极治疗」为由拒赔），遇到这类拒赔，先看条款对「积极治疗」的定义，再考虑投诉或者诉讼。

六、居家安宁疗护怎么落地：五件事按顺序办

很多家庭最后选择的不是病房，而是家里那张床。居家做安宁疗护，需要把五件事按顺序办下来，否则中途很容易乱。

第一件，找一家能上门的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部分医养结合机构都能提供居家医疗、护理与安宁疗护指导。去之前先问清三件事：能不能建家庭病床、上门频次是多少、能不能开止痛药。前两项决定照护能不能持续，第三项决定患者夜里疼起来有没有药。

第二件，把家属变成半个照护者。 翻身、口腔护理、擦浴、喂药、判断疼痛，这些技能需要护士现场教，教的时候最好两个以上家属一起学，避免一个人倒下就没人接手。照护者自己也要排班，长期熬夜的家属极易崩溃，而崩溃的家属做的决定往往不是患者想要的。

第三件，定一份「紧急情况怎么办」的书面预案。 写清楚：出现呼吸困难、大出血、抽搐时先联系谁（家庭医生电话、24 小时值班电话）；是否呼叫急救；如果呼叫了急救，到场后要不要出示预嘱、要不要说明「不做心肺复苏」。这份预案要贴在冰箱上或者电话旁边，家里所有人都知道位置。

第四件，把「叫不叫 120」想清楚。 这是居家安宁疗护里最现实的冲突：家属承诺过「不折腾」，真到那一刻又本能地打 120。急救人员到场后的处置有严格规范，通常不会因为家属一句口头表示就放弃抢救。可行的做法是提前与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沟通，由医疗机构出具相应的医疗意见并记录在案；同时把预嘱原件放在随手可取的位置，急救时第一时间出示。即便做了这些准备，也要有心理预期：急救现场的判断权在急救人员，家属的意愿需要通过规范渠道表达。

第五件，提前了解死亡证明怎么开。 在家中自然死亡的，一般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按照规定由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具体流程各地不同，最好提前问清楚需要哪些材料、多久能办下来。这一步不提前问，往往在悲痛的当天被一张纸卡住，紧接着影响遗体接运、火化预约和后续的抚恤金、保险理赔。

七、和患者本人怎么开口：四句话的顺序

很多家属卡在「要不要告诉他」。法律没有要求必须隐瞒，也没有要求必须全盘托出，但《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给出的规则是清楚的：能向患者说明的，就向患者说明。实践中最有用的顺序是四句话。

第一句，先问他想知道多少。「检查结果出来了，您想自己看，还是先让我和医生说、回头慢慢告诉您？」把信息量的决定权交给他，比替他决定更尊重人。

第二句，说病情，不说判决。说「这个病目前没有办法治愈，医生说接下来主要是让您舒服一点」，比说「你最多还有三个月」更接近医学事实，也更少造成伤害。生存期的数字是统计概念，不是个人命运的宣判。

第三句，问他要什么，而不是问他要不要治。「接下来这段时间，您最想做成的事是什么？最不希望发生的是什么？」答案往往与治疗强度无关，与在哪、和谁、痛不痛有关。

第四句，把决定还给他，并且说清可以改。「您要是想试试，我们就试；哪天觉得太累了，随时可以停，不用觉得对不起谁。」这句话是很多患者最需要的许可。

如果患者明确表示不想知道详情，那就尊重这个选择，把说明对象转为近亲属并记入病历——这也是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允许的「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如果患者是未成年人，或者没有近亲属、近亲属无法联系，医院应当按照诊疗规范与伦理程序处理，不能因为「没人签字」就放着不管。

常见问题

问一：老人在家里去世，没送医院，子女会不会担责？

一般情况下不会。自然人在家中因疾病自然死亡，家属及时联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公安机关、按规定办理死亡证明，属于正常情形。可能产生责任的是另一类情况：明知患者有救治可能而故意不送医、不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情节严重时可能触及遗弃罪的评价。区别在于「有没有救治可能」和「有没有履行照料义务」，不在于「死在哪里」。

问二：签了「不抢救」同意书，医院真的不救，出事谁负责？

如果这份同意是在充分告知后作出的、内容明确、程序完整（有谈话记录、有签字、有见证），医院依此不实施创伤性抢救，属于尊重患者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不构成过错。反过来，如果医院没有说明「不抢救意味着什么」、没有告知还有哪些替代方案，只是让家属签个字，那么即便签了字，仍可能被认定未尽说明义务。

问三：一个子女要救、一个要放弃，医院听谁的？

先看患者本人有没有表达过意愿；没有的，看有没有可用的预嘱；都没有，按《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的顺位确定代为决定的人，同一顺位的人意见不一致时，医院通常应暂缓执行创伤性措施、启动伦理程序并记录在案。紧急情况下，按第一千二百二十条经负责人批准先行处置。医院最不该做的，是「谁的嗓门大听谁的」。

问四：在深圳写的预嘱，人在外地医院认不认？

深圳的条例是经济特区法规，效力范围在特区之内，外地医院没有必须执行的义务。但预嘱本质上是患者的意思表示，外地医院在诊疗中仍应尊重患者意愿，把它作为说明与决策的重要依据，并记入病历。实务中的做法是：家属主动出示、医生核实真实性、双方在病历中记录「患者曾以书面形式表达不接受创伤性抢救」，据此作出决策。为了让外地医院更愿意采纳，建议同时办理公证。

问五：病人昏迷、没有预嘱，谁能决定拔管？

由近亲属在知情同意框架内决定。顺序上通常参照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具体以与患者关系密切程度和《民法典》相关规则判断。医院在实施撤除生命支持系统这类不可逆措施前，一般会要求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或者形成多数意见，并提交伦理委员会讨论。「拔管」不是一个人的决定，也不是医生单方面的决定。

问六：安宁疗护病房收不收，医保报不报？

收治标准由各机构按规范掌握，一般要求疾病终末期、患者或家属同意、有明确的照护需求。医保方面，多地已将安宁疗护纳入支付范围，具体报销比例、是否按床日付费、哪些项目自费，各地差异较大，入院前应当书面确认。如果被以「没有治疗价值」为由拒收，可以要求出具书面理由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反映。

问七：用吗啡止痛会不会成瘾，会不会被当成吸毒？

规范化用于癌痛与终末期症状控制的阿片类药物，成瘾风险远低于公众想象，属于常规医疗措施。医务人员按规定开具、使用、登记，不构成违法；患者按医嘱使用，不会因此被认定为吸毒。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另一头：医疗机构对麻醉药品的管理有严格规定，超量、无指征使用会被追责，这也是部分医生「不敢开足量」的现实原因。遇到疼痛控制不足，可以直接提出，必要时请疼痛科或者安宁疗护团队会诊。

问八：放弃抢救会不会影响保险理赔、工伤认定？

保险理赔看条款约定，多数医疗险、重疾险不以「是否抢救」为赔付条件，但个别条款会以「未采取积极治疗」为由抗辩，此时应回到条款文本与《保险法》的如实告知、免责条款提示说明规则上争取。工伤认定看的是死亡原因与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是否实施临终抢救无关；但涉及「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的情形时，抢救的起止时间会成为关键事实，病历记录必须完整。

问九：医院坚持抢救到底，家属能不能要求停止？

可以提出，但要看患者意愿与医学判断。患者本人明确拒绝的，医院应当尊重；患者无法表达且无预嘱的，家属可以代表患者表达意愿，医院应充分说明继续治疗的意义与后果。若医院无正当理由拒绝沟通、拒绝记录家属意见，可以向医务部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投诉。注意：家属要求停止，不等于医院必须立即停止，尤其是存在救治可能、家属意见不统一的情形，医院有权谨慎处置并启动伦理程序。

问十：预嘱里能不能写「要求安乐死」？

不能。这样的内容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医疗机构不会执行，写进去反而可能让整份预嘱的真实性与严肃性受到质疑。预嘱能写的是「接受或不接受哪些医疗措施」，不能写「请结束我的生命」。把力气花在把「不接受什么」写清楚，比写一句无法执行的话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