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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某基金会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576号最高人民法院 · 专利授权确权行政纠纷 · 二审 · 2023-12-15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某基金会系某号、名称为「无/低副作用的抗结核病药物复方」的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作为审查基础的权利要求共十一项,其中权利要求六请求保护一种无肝毒性药物复方,包含抗结核病药物(含异烟碱酰胺、立复霉素、丙基硫异烟碱酰胺、乙酰胺醇或前述任两种以上的组合),以及一种酰胺水解酶抑制剂,该化合物减少该抗结核病药物经过酰胺水解酶引起的肝毒产物。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查部门经审查认为该申请不具备创造性,驳回该申请。某基金会提出复审请求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复审请求审查决定,认为权利要求六至十一不具备创造性,维持驳回决定。

某基金会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重新作出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作出(2021)京73行初19578号行政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某基金会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行终57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化学产品专利通常采用结构和/或组分表征技术特征。机理是药物成分发挥作用、药物用途得以实现的客观原理,通常既非实现技术效果的技术手段,也非技术手段所产生的技术效果,而是技术手段发挥技术效果的客观原理;机理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发明。在组合物或化合物产品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创造性判断中,原则上只有当机理体现在对产品结构和/或组分的改进时,才予以考虑;机理的不同通常不作为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区别特征。本案中,权利要求六要求保护抗结核药物合并酰胺水解酶抑制剂的组合,以降低由抗结核药物引起的肝毒性;对比文件一公开了抗结核药物异烟碱酰胺合并某种药物代谢酶抑制剂的组合,以降低由异烟碱酰胺引起的肝毒性。虽然本申请权利要求六中降低抗结核药物肝毒性的化合物是酰胺水解酶抑制剂,而对比文件一是该药物代谢酶抑制剂,但根据本申请说明书及表格的记载可知,酰胺水解酶抑制剂和该药物代谢酶抑制剂对应的化合物群组基本是一致的;除个别化合物未显示出该代谢酶抑制活性而具有一定酰胺水解酶抑制活性外,大部分化合物既是该代谢酶抑制剂又是酰胺水解酶抑制剂。权利要求六并未限定酰胺水解酶抑制剂的具体化合物,也未限定其组分。如果选择的具体化合物为同一化合物,无论是作为对比文件一的抑制剂用于降低抗结核药物的肝毒性,还是作为本申请权利要求六的抑制剂用于降低抗结核药物的肝毒性,化合物本身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可见,作用机理的不同并未体现在对产品结构和/或组分的改进上,故不构成权利要求六与对比文件的区别特征。

二、裁判要点提炼

化学产品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创造性评价中,通常不考虑作用机理特征;但作用机理导致化学产品的结构和/或组分改变,或者化学产品的结构和/或组分的改变系产生该作用机理的前提的,应予考虑。

机理是药物成分发挥作用、药物用途得以实现的客观原理,通常既非实现技术效果的技术手段,也非技术手段所产生的技术效果;机理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发明。

三、赵律师点评

「我的机理不一样」——这句话在化学产品上不算数

医药领域有一个很自然的抗辩:现有技术是通过某条通路起效的,我是通过另一条通路起效的,所以我们不一样。 本案就是这么争的。专利权人的说法是:对比文件用的是某类药物代谢酶抑制剂,我用的是酰胺水解酶抑制剂, 两条通路不同,所以有区别,所以有创造性。 听起来很有技术含量,但判决不认。 判决给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机理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发明。」 这八个字,把机理在专利法里的位置定死了。 它说的是:自然界的通路本来就存在,你只是发现了它。 而专利保护的是人造出来的方案,不是被发现的规律。 判决还给了机理的三重否定,一层比一层细:「通常既非实现技术效果的技术手段,也非技术手段所产生的技术效果,而是技术手段发挥技术效果的客观原理。」 翻译一下: - 技术手段是「你做了什么」(加了什么成分、什么结构) - 技术效果是「结果变成什么样」(肝毒性下降了) - 机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因为它抑制了某个酶) 前两个是专利的原料,第三个不是。 因为第三个是解释,不是作为。

为什么机理不能当区别特征

判决给了一条规则,还给了例外,这个组合很有用。 规则: 「在组合物或化合物产品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创造性判断中,原则上只有当机理体现在对产品结构和/或组分的改进时,才予以考虑;机理的不同通常不作为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区别特征。」 例外: 机理导致了结构或组分的改变,或者结构或组分的改变是产生该机理的前提。 这个例外的道理很清楚: 一旦机理改变了你的产品,那产品就真的不一样了,当然要考虑。 本案为什么落在规则而不是例外上? 判决查得很实:两类抑制剂对应的化合物群组基本一致;除个别化合物外,大部分化合物既是这个酶的抑制剂,又是那个酶的抑制剂。 更关键的是:权利要求六根本没限定具体是哪个化合物,也没限定组分。 于是判决做了一个很干脆的假设:「如果选择的具体化合物为同一化合物,无论是作为对比文件一的抑制剂用于降低肝毒性,还是作为本申请的抑制剂用于降低肝毒性,化合物本身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 这一句是全案的核心。 它说的是:你换了说法,但没换东西。 同一颗药片,你叫它甲,我叫它乙,药片还是那颗药片。 判决最后落回结论:「作用机理的不同并未体现在对产品结构和/或组分的改进上,故不构成区别特征。」

什么时候机理才算数,以及怎么写

先说什么时候算数。 按判决的例外,有两种情形。 情形一:机理导致结构或组分改变。 比如你发现某条通路是关键,于是设计了一个只在这条通路上起作用的新结构——这当然是发明,因为产品变了。 情形二:结构或组分的改变是产生该机理的前提。 比如为了让药物能到达某个部位,你改了它的脂溶性、加了靶向基团——结构变了,机理才成立,这也要考虑。 再说怎么写。 这个案子给写申请的人两条很具体的提醒。 第一条,别把机理写进权利要求当限定。 本案权利要求六写了「该化合物为酰胺水解酶抑制剂,该化合物减少该抗结核病药物经过酰胺水解酶引起肝毒产物」——这实际上是在用机理解释功能。 判决指出:权利要求六并未限定具体化合物,也未限定组分。 结果是:既没限定住产品,又没换来创造性。两头落空。 更稳的写法是:权利要求里限定结构或组分(具体是哪一类化合物、什么配比),机理放到说明书里解释。 这样权利要求清楚、范围确定;机理在说明书里帮你讲效果,但不承担限定作用。 第二条,如果你的发明点真的在机理上,那要去申请「用途」或者「方法」。 产品权利要求保护的是产品;机理不是产品。 这一点和前面那件「化合物组合的用途限定」是同一个道理——保护对象选错了,再好的发现也落不到权利要求上。 最后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案子对做药的人来说有点残酷:搞清楚机理,是最难的部分,但它换不来专利。 不过换个角度想也合理:机理是全人类的知识,一旦发表,谁都能用;而专利只保护「你为此做了什么」。这两件事分开,其实是公平的。

机理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发明——同一颗药片换个说法还是同一颗,除非机理真的改变了产品的结构或组分。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某基金会系申请号为某号、名称为“无/低副作用的抗结核病药物复方”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下简称案涉申请)的申请人。作为本案审查基础的权利要求共11项,其中权利要求6为“一种无肝毒性药物复方,其特征在于,包含:该抗结核病药物包含异烟碱酰胺、立复霉素、丙基硫异烟碱酰胺、乙酰胺醇或前述任两种以上的组合;该化合物为酰胺水解酶抑制剂,该化合物减少该抗结核病药物经过酰胺水解酶引起肝毒产物。”2019年4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查部门经审查认为,案涉申请不具备创造性,驳回了某基金会的申请。

某基金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复审请求。2021年6月1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262558号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认为本申请权利要求6-11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维持驳回决定。某基金会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美国某大学董事会在一审中补充提交了证据,证据62为某生物(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所作的受试物对LNCaP/AR前列腺癌细胞动物抑制瘤模型的体内抗肿瘤药效研究报告。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4月27日作出(2021)京73行初19578号行政判决:驳回某基金会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基金会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5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行终57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涉申请权利要求6要求保护一种无肝毒性药物复方。化学产品专利通常采用结构和/或组分表征技术特征。机理是药物成分发挥作用、药物用途得以实现的客观原理,通常既非实现技术效果的技术手段,也非技术手段所产生的技术效果,而是技术手段发挥技术效果的客观原理。机理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发明。在组合物或化合物产品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创造性判断中,原则上只有当机理体现在对产品结构和/或组分的改进时,才予以考虑。机理的不同通常不作为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区别特征。

本案中,案涉申请权利要求6要求保护抗结核药物合并酰胺水解酶抑制剂的组合,以降低由抗结核药物引起的肝毒性。对比文件1(另一专利说明文件,公开日为2010年1月28日)公开了抗结核药物异烟碱酰胺(INH)合并细胞色素P450 2E1(CYP2E1)抑制剂的组合,以降低由异烟碱酰胺(INH)引起的肝毒性。虽然本申请权利要求6中降低抗结核药物肝毒性的化合物是酰胺水解酶抑制剂,而对比文件1是细胞色素P450 2E1(CYP2E1)抑制剂,但是,根据案涉申请说明书第[0013]段以及表3、6、8的记载可知,酰胺水解酶抑制剂和细胞色素P450 2E1(CYP2E1)抑制剂对应的化合物群组基本是一致的。除个别化合物如葛根素、伞形花内酯未显示出CYP2E1抑制活性而具有一定酰胺水解酶抑制活性外,大部分化合物既是细胞色素P450 2E1(CYP2E1)抑制剂又是酰胺水解酶抑制剂。

案涉申请权利要求6并未限定酰胺水解酶抑制剂的具体化合物,也未限定其组分。如果选择的具体化合物为同一化合物,无论是作为对比文件1的细胞色素P450 2E1(CYP2E1)抑制剂用于降低抗结核药物的肝毒性,还是作为本申请权利要求6的酰胺水解酶抑制剂用于降低抗结核药物的肝毒性,化合物本身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可见,案涉申请权利要求6与对比文件1作用机理的不同并未体现在对产品结构和/或组分的改进上,故不构成案涉申请权利要求6与对比文件1的区别特征。某基金会关于案涉申请与对比文件1降低抗结核药物肝毒性的机理不同因而具备创造性的主张不能成立。化学产品权利要求的新颖性、创造性评价中,通常不考虑作用机理特征;但作用机理导致化学产品的结构和/或组分改变,或者化学产品的结构和/或组分的改变系产生该作用机理的前提的,应予考虑。

案号:(2022)最高法知行终576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12-1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13-3-024-003)。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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