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汪某芳诉龙游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
一、案情速览
汪某芳在龙游县老街上开了间沙发材料店,房子正好在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的收购范围内。整条街的邻居陆续签了收购协议搬走,她没签。2016年9月起,拆除公司开始拆她楼上和周边已收购的房子,她的居住和经营环境被彻底破坏。
她起诉要求确认县政府以收购代替征收违法。一审、二审都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收购虽由国有公司出面,但服务于旧城改造的公共利益,具有行政协议属性;破坏性拆除相邻房屋对她的房屋造成严重影响,构成行政侵权。
最高法进一步指出,县政府因自己的先行行为,产生了对她房屋依法征收补偿或者赔偿的附随义务。鉴于县政府在听证后已主动作出征收决定,她的诉求已获支持,本案不启动再审。
二、裁判要点提炼
市、县政府在旧城改造中委托国有公司以收购代替应当依法进行的征收,该收购具有行政协议属性,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收购方必须坚持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给予不低于市场评估价格的公平合理补偿安置,以欺诈、胁迫手段签订协议的可以确认无效。
未签收购协议的房屋所有权人有权选择不出售房屋,收购方破坏性拆除其相邻已收购房屋,严重影响其房屋安全性、居住与经营环境的,构成行政侵权;政府因先行行为产生依法征收补偿或者赔偿房屋价值的附随义务,当事人有权选择征收补偿程序或者侵权赔偿程序。
三、赵律师点评
一、整条街都搬走了,只剩她一户
汪某芳是浙江省龙游县龙洲街道的居民,用自家位于县城的一处房屋开沙发材料商店。房子既是住处,也是生计。
2015年6月9日,龙游某城投公司与龙游县旧城改造征收指挥部办公室签订《委托书》,由城投公司委托旧改办实施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项目,期限自项目调查摸底至收购项目实施完成。
同年12月9日,城投公司发布公告,明确自己为收购单位,旧改办为委托收购实施单位,同时公布收购范围、收购时间和项目实施方案。收购范围是灵山江以西、太平路以南、西湖沿巷一、二弄以东、巨龙路以北区域内保留房屋除外的国有土地上房屋。
汪某芳的房子在收购范围内。
但她没有提交收购申请,也没有签收购协议。2016年5月21日,城投公司和旧改办向她发出书面通知,如果在2016年6月9日前仍未提交收购申请、未签订协议,就不再享受本项目的收购特别奖政策。通知在5月28日送达。
这是一个典型的限时奖励施压。不签,奖励就没了。奖励往往是一笔不小的钱,对很多住户来说,这一句就够让人签字了。汪某芳仍然没签。
2016年9月27日,楼上的住户全部签了协议、腾空交房。征收办分别与两家房屋征迁服务公司签订《房屋拆除工程合同》,约定由这两家公司负责拆除大南门区域已收购的房屋并承担相应行为责任。
从那天起,她楼上和周边的房子被陆续拆掉。她起诉时说得很具体,房屋的居住条件、商店的经营环境都被破坏,生意实际上停了。
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龙游县政府以收购代替征收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县政府按征收的法律规定依法征收。
一审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浙08行初9号行政判决,驳回两项诉讼请求。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年10月18日作出(2017)浙行终81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理由大体是,收购主体是国有公司,收购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她没签协议、房子也没被拆,别人的收购与她无关。
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旧城改造中,征收和收购是两种成本完全不同的方式。征收有法定补偿标准,谈不成就作出补偿决定,再谈不成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程序长、成本高、还容易引发舆情。收购是协商方式,价格可以谈,程序简单,政府不用承担征收的法律责任。所以很多地方更愿意用收购。
问题在于,收购的前提是自愿。一旦自愿变成了事实上的强制,比如断水断电、拆邻居、围工地,那它的性质就变了。本案要处理的,正是这个变形过程。
二、国有公司出面收购,为什么能拉进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2624号行政裁定。裁定第一部分先解决一个定性问题,这种收购到底是什么性质。
裁定指出,本案不是行政机关或者国有公司收购个别房屋引发的纠纷,而是县政府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实现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标,以委托国有公司收购来代替应当依法进行的征收。
虽然协议名义上的签订主体是国有城投公司,但收购本身属于政府征收职能的委托,服务和服从于旧城改造这一公共利益需要,因而这种收购协议具有行政协议的属性。
为什么要拉进行政诉讼?裁定讲得很直白,将该类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畴,有利于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收购代替征收,规避司法审查监督。
这一点对普通人非常重要。征收有法定程序,包括公共利益认定、四规划一计划、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不少于三十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补偿费用足额到位专户存储、调查登记并公布。收购没有这些程序。如果政府可以随便用收购的名义达到征收的效果,那些程序就全成了摆设。
更值得注意的是,征收还有一套补偿标准的约束。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收购没有这条硬线,价格完全靠谈。谈得成就谈,谈不成呢?如果谈不成还能通过拆邻居把人逼走,那价格就不是谈出来的,是逼出来的。
但裁定同时没有一棍子打死。它承认,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收购协议,在一定层面上有利于提高旧城改造效率,也有助于通过提高收购价格给房屋所有权人更充分的补偿安置,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不宜完全否定这种模式的合法性。
于是划出三条底线。第一,市县两级政府或者其委托的国有公司、征收办在收购中必须坚持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第二,必须与所有权人签订收购协议。第三,补偿安置不得低于市场评估价格。收购主体以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协议无效。
还有一句关键的话。不论委托国有公司还是职能部门实施,基于合同相对性,履行协议发生的纠纷并非都要以政府为被告,但在此过程中实施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法律责任仍应由行政主体承担。
这句话把两件事分开了。谈价格、签协议,是合同问题,告谁看合同相对方。动手拆房、破坏居住环境,是行政行为问题,责任在行政主体。很多当事人把两者混在一起,结果告错了人。
识别一份协议是不是行政协议,通常看三点。一看目的,是不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利益。二看主体,一方是不是行政机关或者其委托的组织。三看内容,是不是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点都具备,基本可以认定为行政协议。
本案中,收购主体虽然是国有公司,但它是受政府委托、服务于旧城改造项目、按照政府确定的方案和价格执行。这三点都对得上,所以被认定为具有行政协议属性。这个认定直接决定了争议可以进行政诉讼,而不是只能打民事官司。
这个区分对当事人意义很大。民事官司只能告合同相对方,行政诉讼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能主张行政赔偿。路径不同,能拿到的东西也不同。
三、不签协议是你的权利,拆到你不能住就是行政侵权
第二个争点是,邻居的房子被拆,跟她有什么关系。
一审二审的思路是切割。你的房子没被拆,别人的收购与你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是把对他人房屋的收购行为与拆除房屋割裂开来看,没有顾及已经实际发生的拆除行为对她房屋居住功能和经营环境造成的损害,属认定事实不清。
裁定还原了事实。在她未签协议、仍在涉案房屋居住的情况下,征收办委托的拆除公司自2016年9月27日起开始破坏性拆除楼上以及周边已收购的房屋,对她的居住以及经商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影响。由于旧城改造项目系政府推动实施,相关拆除工作也系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实施,此种侵权构成行政侵权。
裁定还特别指出,双方因要约与反要约未能最终形成一致,已经终止了收购程序。她在收购方未能满足其要求的情况下,依法有权自愿选择不出售房屋;县政府、城投公司、旧改办均有义务尊重她不签订收购协议的权利。
这里的法理值得展开。财产权的保护不只是不拆你的房子这么窄。房屋能不能正常居住、商铺能不能正常经营,取决于采光、通风、通行、结构安全、周边配套。把一栋楼的其他单元全拆了,只剩一户悬在工地中间,粉尘噪音、没有邻居、没有客流,这在法律上叫相邻关系与使用功能的实质剥夺,效果等同于征收,只是没有走征收程序。
所以最高法说,不签协议是你的权利,收购方有义务尊重;但你不能一边说尊重他的选择,一边用拆邻居的方式把他逼走。
这个判断标准很实用。判断是否构成行政侵权,不看房子有没有被推倒,看的是房屋的正常使用功能是否被严重贬损、贬损是否由行政机关委托的拆除行为造成。
实践中还有几种同类情形。拆楼梯、断水电、堵道路、在门口堆建筑垃圾、把周边围成工地不让进出。这些行为单看都不是拆房,合起来就是让人没法住。当事人遇到这类情况,第一件事是拍照录像固定时间和现场,第二件事是报警或者向主管部门书面反映并留存回执,第三件事是及时起诉,不要等到房子真被推了才想起来。
四、政府自己造成的局面,得自己收尾:先行行为的附随义务
第三层是本案最有创造性的部分,附随义务。
裁定指出,由于县政府已经收购了该街区绝大部分房屋并正在进行成片的拆除改造,汪某芳户的居住环境和经营环境已经因为收购和拆除行为发生巨大变化,商业经营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破坏性拆除既严重影响房屋的安全性、舒适性,也造成房屋周围居住环境与商业功能基本丧失。
在此情形下,县政府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产生了对她房屋进行征收并补偿的附随义务,或者赔偿房屋价值的附随义务。
先行行为产生附随义务这个表述,把行政机关从一个被动的位置拽到了主动的位置。你不能说我没对他作任何决定,所以我不欠他什么。你拆了周围,导致他的房子无法使用,你就得对这个后果负责,要么依法征收补偿,要么赔偿房屋价值,二选一,不能两样都不做。
裁定还明确,在现行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收购规定的前提下,对旧城改造中未达成收购协议的房屋的拆除,只能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来解决。
这句话把收购和征收的边界钉死了。谈得成,走收购;谈不成,必须转征收。不存在第三条路。
实践中,很多项目在扫尾阶段把未签约户晾在工地中间,既不谈、也不征、也不拆,等当事人自己扛不住。本案的规则正好堵住这种做法。只要你的先行行为造成了这种局面,征收补偿或者赔偿的义务就已经产生,不能靠拖来解决。
裁定还点出了原审的一个程序问题。二审要求她对拆除行为另寻救济,并以她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职能部门已经启动征收程序为由,认为不宜直接判令县政府履行征收职责,未能实质性回应她的诉求。这段话其实在讲一个方法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重视实质化解纠纷,从有利于原告的角度解释诉讼请求,而不是抓住诉请表述不清就驳回。
对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起诉时不必把诉讼请求写得天衣无缝。把事实讲清楚、把受损的权利讲清楚,法院有义务帮你找对路径。当然,能写清楚更好。
附随义务这个概念,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运用。比如行政机关先违法作出某个行为,导致当事人产生合理信赖并投入成本,之后又反悔,法院可能要求其承担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又比如行政机关先行处理造成既成事实,之后以没有职权为由推脱,法院也可能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救义务。
共同点是,行政机关不能只享受先行行为带来的便利,不承担先行行为造成的后果。这个思路对当事人很有用。遇到行政机关说我没作出任何决定、所以我不负责时,可以先问一句,那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
五、补偿按哪个时点的价,两套程序怎么选
最后是补偿标准和一个现实的选择题。
裁定特别说明,无论是收购程序、征收程序还是赔偿程序,对房屋产权的保障,原则上均应以当时当地同区位同类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作为基准。如果房屋2018年度的市场评估价因周边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受到影响,则县政府应当以2016年启动收购以来的市场评估价就高确定标准。因不恰当拆除本身造成的损失,在作出补偿决定时应当一并考虑。
就高两个字,是对拖延的惩罚。政府拖得越久,周边环境越差,房价越低。如果按拖到最后那个时点的价格补,等于让被征收人承担政府拖延的代价。所以规则是在这段区间里取最高的那个价。
这个规则很有现实针对性。旧城改造项目动辄几年,周边拆成工地之后,剩下的房子既不好住也不好卖,评估价必然下跌。如果按最终签约那天的价格算,越晚签越吃亏,等于鼓励行政机关拖。就高原则把这个激励扭了过来。
程序上,当事人有选择权,走征收补偿程序,还是走侵权赔偿程序。本案汪某芳选择征收补偿,而县政府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听证后主动启动征收补偿程序,2018年11月5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她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诉求已经得到支持,所以最高法认为,一、二审判决虽有问题,但没有进一步纠正的必要,也不启动再审。
裁定最后还劝了一句,汪某芳也应当理性评估房屋实际价格,尽可能通过协议方式解决。这句话不是客套。诉讼能解决合法性,解决不了价格。价格最终还是要回到评估和谈判桌上。
对读者来说,可以带走三条。
第一,判断一个项目是收购还是征收,不看文件抬头,看有没有强制力、有没有公共利益背景、谈不成会怎样。
第二,邻居的房子被拆到自己没法住、没法经营,不要以为与我无关,这可以构成行政侵权。
第三,谈不拢的时候,主张依法征收比主张提高收购价更有力量。因为一旦进入征收程序,补偿就有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兜底,而不是靠对方开价。
关于评估,还有几个实操细节。评估机构一般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评估报告要送达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这些程序很多人不知道,拿到报告看都不看就签了字,事后想反悔就很难。正确的做法是,收到报告先核对面积、用途、结构、成新率,再看比较案例和价格构成,发现问题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
本案的裁判要旨有两条。一条讲性质,政府委托国有公司以收购代替征收,收购具有行政协议属性,纳入行政诉讼审查,但收购必须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补偿不低于市场评估价。另一条讲后果,破坏性拆除相邻已收购房屋,严重影响未签约户房屋的安全性、居住与经营环境的,构成行政侵权,政府因先行行为产生依法征收补偿或者赔偿的附随义务。
这个案子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是,谈得成走收购,谈不成必须转征收。中间那条拆到你住不下去的路,法律不认。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法院经审理查明:汪某芳系龙游县龙洲街道居民,利用其位于龙××县××号的房屋经营沙发材料商店。2015年6月9日,龙游某城投公司与龙游县旧城改造征收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龙游旧改办)签订《委托书》,由龙游某城投公司委托龙游旧改办实施龙游县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项目(以下简称大南门房屋收购项目),期限自项目调查摸底至收购项目实施完成。2015年12月9日,龙游某城投公司发布公告,公告该公司作为收购单位,收购灵山江以西,太平路以南,西湖沿巷一、二弄以东,巨龙路以北,保留房屋除外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并明确龙游旧改办为委托收购实施单位及收购时间、大南门房屋收购项目实施方案等。汪某芳位于龙××县××号的房屋位于收购范围内。
2016年1月5日,龙游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龙游征管办)分别与衢州市恒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临海市伟群拆迁有限公司针对龙游县城区大南门区域被收购房屋事项签订《房屋拆除工程合同》,合同约定大南门区域被收购的房屋由衢州市恒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临海市伟群拆迁有限公司负责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汪某芳未提出收购申请,也未签订房屋收购协议,其房屋也未被拆除。2016年5月21日,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向汪某芳作出书面通知,告知“在2016年6月9日(含)前未提交收购申请,未签订房屋收购协议的,不再享受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一期)房屋收购特别奖政策”,并于同月28日送达汪某芳。2016年9月27日,汪某芳楼上住户均已签订收购协议,被收购房屋腾空交付房屋拆除单位。
汪某芳不服,以收购工作系由龙游县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收购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龙游县政府以收购代替征收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龙游县政府按行政征收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征收工作。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浙08行初9号行政判决,1.驳回汪某芳要求确认龙游县政府以收购代替征收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起诉;
2.驳回汪某芳要求判令龙游县政府按行政征收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征收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汪某芳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浙行终81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汪某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2624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汪某芳的再审申请。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收购行为的性质认定与救济途径问题
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本案征购纠纷,并非因行政机关或者国有公司收购个别房屋引发,而系龙游县政府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实现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标,以委托国有公司收购来代替应当依法进行的征收而引发。虽然该项收购协议名义上的签订主体是国有龙游某城投公司,但此种收购本身属于政府征收职能的委托,并服务和服从于旧城改造这一公共利益需要,因而此种收购协议也即具有了行政协议的属性。将该类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畴,有利于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收购代替征收,规避司法审查监督。且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收购协议,因其在一定层面上有利于提高旧城改造效率,并有助于通过提高收购价格来对房屋所有权人给予更加充分的补偿安置,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因而不宜完全否定此种收购模式的合法性。
且不论市、县级人民政府委托国有公司还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实施收购并签订收购协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因履行协议发生的纠纷,并非都需以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但在此过程中实施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的法律责任则仍应由行政主体承担,且市、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国有公司、征收办等部门在实施收购过程中,必须坚持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相关收购协议,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不低于市场评估价格的公平合理补偿安置。收购主体存在以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收购协议情形的,人民法院可确认收购协议无效。因此,一审判决仅因为收购主体系国有公司即认定收购行为系平等主体间民事法律行为,认定不当。二审判决关于龙游某城投公司对涉案区域房屋收购行为不是民事行为的认定正确。
二、拆除他人房屋时未能保障汪某芳房屋正常使用条件是否构成侵权问题
本案中,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认为汪某芳提出的收购方案不符合补偿安置政策规定,而汪某芳又不接受收购方提出的收购条件。2016年5月21日,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向汪某芳作出书面通知,告知:在2016年6月9日(含)前未提交收购申请,未签订房屋收购协议的,不再享受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一期)房屋收购特别奖政策,并于同月28日送达汪某芳。可见,双方因要约与反要约未能最终形成一致,已经终止了收购程序。
汪某芳在收购方未能满足其收购要求的情况下,依法有权自愿选择不出售其房屋;龙游县政府、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均有义务尊重其不签订收购协议的权利。根据双方在本院组织的听证过程中的陈述以及汪某芳提供的现场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在汪某芳未签订收购协议并在涉案房屋居住的情况下,龙游征管办委托的房屋拆除公司自2016年9月27日起已经开始破坏性拆除汪某芳楼上以及周边住户已被收购的房屋,对汪某芳房屋的居住以及经商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影响。由于旧城改造项目系政府推动实施,相关拆除工作也系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实施,此种侵权也即构成行政侵权。二审判决以龙游某城投公司对汪某芳涉案房屋的收购并未实现为由,认为龙游某城投公司对涉案区域其他房屋的收购行为与汪某芳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将对他人房屋收购行为与拆除房屋关系相割裂,未能顾及已实际发生的拆除行为对汪某芳房屋居住功能及经营环境造成的损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此虽与汪某芳原审诉讼请求不明确有关,也与原审法院忽略诉讼引导,不重视实质化解纠纷并从有利于原告角度解释诉讼请求有关。
三、收购与拆除等先行行为是否形成龙游县政府依法征收补偿的附随义务问题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由于龙游县政府已经收购了该街区的绝大部分房屋并正在进行成片的拆除改造,汪某芳户的居住环境和经营环境已经因为涉案收购和拆除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所从事的商业经营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特别是龙游征管办委托的房屋拆除公司实施的破坏性拆除行为,既严重影响汪某芳房屋的安全性、舒适性,也造成房屋周围居住环境与商业功能基本丧失。在此情形下,龙游县政府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产生了对汪某芳房屋进行征收并补偿的附随义务或者赔偿房屋价值的附随义务。二审法院要求汪某芳对涉案拆除行为另寻救济,并以汪某芳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职能部门已经依法针对涉案项目启动征收程序为由,认为不宜直接判令龙游县政府履行征收职责,未能实质性回应汪某芳的诉求,也未考虑龙游县政府等相关单位因其先行行为而形成的必须依法征收或者赔偿的附随义务。
2018年11月5日,龙游县政府作出的龙政房征字〔2018〕1号龙游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也印证了汪某芳有关要求征收诉讼请求的合法性,二审法院上述理由系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征收规定的错误理解。在现行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收购规定的前提下,对旧城改造中未达成收购协议的房屋的拆除,只能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来解决。
综上,龙游县政府在与汪某芳未能就收购问题签署收购协议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征收程序;其不及时依法进行征收反而采用不适当拆除方式破坏汪某芳房屋的居住与经营环境,造成该房屋正常使用功能严重贬损,依法构成行政侵权,并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龙游县政府与相关单位因其先行行为,也即因此而负有依法征收补偿或者赔偿的附随义务;汪某芳依法具有选择征收补偿程序或者侵权赔偿程序的权利。鉴于汪某芳选择征收补偿程序且龙游县政府也已经在本院听证后主动启动征收补偿程序,并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汪某芳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本案汪某芳有关征收诉求已经得到支持,故一、二审法院判决存在的问题,无进一步纠正必要。为减少诉累,本案亦无启动再审程序必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收购程序、征收程序还是赔偿程序,对房屋产权的保障,原则上均应以当时当地同区位同类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作为基准。
如汪某芳房屋2018年度市场评估价因周边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受到影响,则龙游县政府应当以2016年启动收购以来的市场评估价就高确定标准。同时,对于因不恰当拆除本身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龙游县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应当一并予以考虑。汪某芳也应当理性评估房屋实际价格,尽可能通过协议方式解决本案的一系列问题。
1.当事人在收购方未能满足其收购要求的情况下,有权自愿选择不出售其房屋;收购方有义务尊重其不签订收购协议的权利。在当事人未签订收购协议并在涉案房屋居住的情况下,收购方破坏性拆除当事人相邻已被收购的房屋,对当事人房屋的居住或者经商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构成行政侵权。
2.收购方破坏性拆除当事人相邻已被收购的房屋,既严重影响当事人房屋的安全性、舒适性,也造成房屋周围居住环境或商业功能丧失的,市、县政府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产生了对当事人房屋进行征收并补偿的附随义务或者赔偿房屋价值的附随义务。在现行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收购规定的前提下,对旧城改造中未达成收购协议的房屋的拆除,只能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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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8)最高法行申2624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8-12-06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2-3-0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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