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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黄某某等人申请某公安局刑讯逼供致死国家赔偿案

案号:(1999)河中法委赔字第1号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 刑讯逼供致伤、致死赔偿 · 其他 · 1999-11-03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韦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某派出所传唤。自当日起至八月一日,派出所干警黄某浩、黄某文对其审讯三次共三十多个小时,其间采用体罚、殴打等方式逼取口供。八月一日,韦某某自缢于派出所留置室。

法医鉴定认为,韦某某身上多处损伤均系钝器作用所致,属轻微的非致命伤,结论为生前缢死。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两名干警均构成刑讯逼供罪并追究刑责。

韦某某亲属申请国家赔偿被拒。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决定,由公安局按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二十倍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元,并给付被扶养人生活费。

二、裁判要点提炼

刑事侦查机关工作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对受害人实施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且该刑讯逼供行为与受害人伤害或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受害人身上损伤虽属轻微非致命伤、直接死因为自缢,但刑讯逼供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赔偿义务机关不能以死因系自缢为由拒绝赔偿。

三、赵律师点评

三十多个小时,三次审讯

这个案子发生在一九九七年,是这批案子里年代最久的一个。但它讲的道理,一点都不过时。 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韦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某公安局某某派出所传唤。 传唤,是要求到案接受询问。按法律规定,传唤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十二小时。 本案持续了多久? 从七月三十日起,到八月一日止。 三天。 这三天里,发生了什么? 判决书的表述是:派出所干警黄某浩、黄某文对韦某某审讯三次三十多个小时,其间,黄某浩、黄某文对其采用体罚、殴打等方式逼取口供。 三次,三十多个小时。 体罚、殴打,逼取口供。 八月一日,韦某某自缢于派出所留置室。 人死了。 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韦某某身上多处损伤均系钝器作用所致,属轻微的非致命伤,结论为韦某某系生前缢死。 这个鉴定,包含两个信息: 一、身上有伤,多处,钝器所致; 二、伤是「轻微的非致命伤」,死因是「缢死」。 这两个信息,后来成了争议的焦点。 公安局的态度是:伤是轻微的,不是致命的;人是自己上吊死的,不是我们打死的。所以不赔。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八日,韦某某的亲属黄某某等人,以公安局「超期羁押、刑讯逼供致韦某某死亡」为由,申请国家赔偿。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公安局作出决定:不予刑事赔偿。 理由,就是上面那两条。 申请复议。某某市公安局逾期不作决定。 向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 在这期间,刑事部分有了结果: 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干警黄某浩、黄某文均构成刑讯逼供罪,依法追究两人刑事责任。 刑事上定了罪,民事(赔偿)上却说不赔。这个矛盾,摆到了赔偿委员会面前。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决定: 一、公安局赔偿韦某某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合计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元,减除公安局对韦某某火化等费三千三百元,实赔十四万六千二百八十元; 二、给付韦某某生前抚养的两个儿子生活费合计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五元; 三、给付韦某某父母每年三千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费,从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起直至死亡时止。

伤是轻的,人是自己吊死的,为什么还要赔

这一节是本案的核心:因果关系的认定。 公安局的抗辩,逻辑很直接: 第一,伤是「轻微的非致命伤」,不是死因; 第二,死因是「自缢」,是他自己选择的行为; 第三,所以,死亡与我们无关。 这个逻辑,如果只看「医学上的直接死因」,成立。 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止看「直接死因」。 判决书的认定是:赔偿义务机关某某派出所干警对韦某某进行审讯过程中,采用体罚、殴打等方法逼取口供,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违法侵权行为,并产生了韦某某死亡的后果,故应对韦某某的死亡负有国家赔偿责任。赔偿义务机关以韦某某的伤均为轻微的非致命伤,死因为「自缢」为由,对韦某某的死亡不予赔偿,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并产生了死亡的后果」——这句话,把因果链接上了。 怎么接的? 第一环:干警实施了刑讯逼供。这一点,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构成刑讯逼供罪。没有争议。 第二环:刑讯逼供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多处钝器伤),精神强制(恐惧、绝望)。 第三环:这种状态下,人自缢了。 三环连起来,就是「因」和「果」。 为什么「自缢」不阻断因果? 因为「自缢」不是「自由选择」,是「被逼到绝境后的反应」。 一个人在派出所留置室里,被连续审讯三十多个小时、被体罚殴打,他的选择空间有多大? 法律的判断是:在这种高压状态下,自杀是可以预见的后果。既然可以预见,就不能说「与我无关」。 这在刑法上,叫「因果关系不中断」。在民法上,叫「相当因果关系」。 通俗一点讲:你把人推到悬崖边,他自己跳下去了。你能说「是他自己跳的,不关我事」吗?不能。 判决书还有一句更重的话: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这句话的意思是:刑讯逼供致死,不是「意外」,是「法定赔偿情形」。 《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本案套的就是这一条。 这条规则,对后来的案子影响很大。它确立了一个原则:只要刑讯逼供与死亡有因果关系,就不能用「直接死因」来切断责任。

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怎么算出来的

算账。这个案子的算法,跟现在不太一样。 先说总额: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元。 判决书的表述是: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这是国家赔偿法(一九九四年版)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二十倍。 一九九八年度国家职工年平均工资是多少?十四万九千五百八十除以二十,等于七千四百七十九元。这就是当年的年平均工资。 然后是扣减:减除公安局对韦某某火化等费三千三百元,实赔十四万六千二百八十元。 为什么要扣?因为丧葬费已经包含在「二十倍」里了。公安局实际支付了火化费,所以从总额里扣。 这个处理,很实在。避免重复赔偿。 再看被扶养人生活费。 判决主文第二项:给付韦某某生前抚养的两个儿子生活费合计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五元。其中韦某勇为七年、韦某锋为四年四个月十五日的生活费。 第三项:给付韦某某的父母韦某金、黄某田俩人每年三千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费,从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起直至死亡时止。 这里有几个细节值得说。 第一,子女的生活费是「算到十八岁」。韦某勇还有七年,说明当时十一岁;韦某锋还有四年四个月十五日,说明当时十三岁七个月半。算到十八岁,是法律规定的「扶养年限」。 第二,父母的生活费是「按年给,直到死亡」。每年三千一百二十元,两个人,平均每人每年一千五百六十元。 第三,为什么父母的生活费是「按年给付」而不是「一次性给付」?因为「直到死亡」这个期限不确定。按年给,更合理。 这套算法,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标准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被扶养人生活费另行计算,标准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二〇一〇年国家赔偿法修改后,增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发生在一九九七年,适用旧法,所以没有精神抚慰金。 如果用现在的标准算,同样的案子,赔偿额会高得多。 这也是法治进步的一个侧面:二十多年,赔偿标准翻了几十倍。 再补一段:为什么「刑讯逼供」在赔偿案件里,证明起来这么难。 三个原因。 第一,发生在封闭空间。审讯室、留置室,没有第三方在场。除了办案人员和被讯问人,没人看见。 第二,伤情容易被「解释」。本案公安局就说「伤是轻微的非致命伤」。类似的解释还有:「他自己撞的」「他反抗时磕的」「同监室人打的」。 第三,时间久了证据灭失。监控录像有保存期限,证人会遗忘,伤会愈合。 本案之所以能认定,靠的是「刑事判决」。两名干警被判刑讯逼供罪——这个判决,把「有没有打」这个问题一锤定音。 如果没有刑事判决呢?那就要靠:入所体检记录、同监室证人、伤情照片、控告材料、讯问录音录像。 所以给一条最实用的建议:一旦被殴打,第一件事是「让伤被记录」。 怎么记录? 向看守所医生报告,要求记入健康档案; 向驻所检察官反映,要求制作笔录; 向同监室的人展示,让他们记住。 这三条,都是「把封闭空间里的伤,变成外部可查的记录」。 本案发生在派出所留置室,不在看守所,条件更差。但法医鉴定还是记录了「多处钝器伤」——这为后来的赔偿,留下了基础。

刑讯逼供,为什么是「国家」赔

这一节讲一个法理问题:干警个人犯了罪,为什么国家要赔? 这个问题,很多当事人也想不通:「打人的是那个警察,凭什么叫国家赔?」 反过来问也一样:「既然是警察个人犯罪,为什么不让警察自己赔?」 答案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法律依据。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第十七条第四项: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两条的关键词是「行使职权」。 干警审讯,是行使职权。审讯中打人,是「行使职权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所以,由国家赔。 第二个层面,道理。 为什么不让个人赔? 第一,个人赔不起。一个基层干警,能拿出十几万吗?就算能,也会倾家荡产。 第二,个人赔,会让人不敢执法。如果每个警察都担心「万一出事我自己赔」,那谁还敢办案? 第三,国家赔,才能真正约束国家。因为赔的是财政的钱,财政的钱来自纳税人。纳税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钱要赔给这种事?这种压力,才能推动制度改进。 所以国家赔偿的逻辑是:国家替工作人员「先赔」,然后再「追偿」。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一)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本案的干警,构成刑讯逼供罪,属于第一种情形,应当追偿。 但实践中,追偿很少真正执行。这一点,要实事求是。 这一节的启示: 遇到刑讯逼供,第一件事是「留证」。 身上的伤,要拍照、要验伤、要写进笔录。 同监室的人,可以作证。 讯问的录音录像,可以申请调取。 这些证据,既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也是申请国家赔偿的依据。 本案能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名干警被判了刑讯逼供罪」。刑事判决认定了事实,赔偿程序就不用再举证。

人被关在派出所里死了,家属该怎么办

给一份清单。这一节写给最无助的那些人。 第一步,第一时间要求「见人」。 如果接到通知说「人在派出所」「人在看守所」,要求探视。如果被拒绝,记录下来。 如果接到通知说「人死了」,立刻要求:看遗体、看现场、看监控。 第二步,要求尸检,并且要「参与」。 尸检是确定死因的关键。家属有权:申请回避(如果鉴定人与办案单位有关系)、到场见证、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 本案的法医鉴定,结论是「轻微非致命伤、生前缢死」。这个结论,公安局拿去当「不赔」的理由。但法院没有采纳。 为什么?因为「死因」和「责任」是两件事。死因是缢死,但「为什么缢」才是关键。 第三步,追究刑事责任。 向检察机关举报,要求对刑讯逼供行为立案侦查。 本案两名干警被判刑讯逼供罪,这个刑事判决,是后面赔偿的基础。 第四步,申请国家赔偿。 向赔偿义务机关(公安局)申请;不服,向上级公安机关复议;再不服,向同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 赔偿项目: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二十倍);被扶养人生活费;现在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五步,注意时效。 两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本案一九九七年八月死亡,十二月申请,没超。 第六步,保存一切证据。 传唤证、留置记录、审讯笔录、尸检报告、刑事判决书、医疗记录。 这些东西,缺一样,赔偿就可能打折。 最后说一句。 这个案子发生在一九九七年,赔偿十四万六。 二十六年后,同类案件的赔偿可能上百万。 但数字的变化,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那句判决:「以伤为轻微非致命伤、死因为自缢为由不予赔偿,理由不成立。」 这句话,把「自缢」这个挡箭牌打掉了。 从此以后,办案机关不能再说「他自己死的,跟我们没关系」。 因为把人逼到那个份上,就已经是「有关系」了。 再补一段:被扶养人生活费,怎么算。 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谁能主张?三类: 一、未成年子女; 二、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配偶、父母; 三、其他与死者有扶养关系的人。 算到什么时候? 未成年子女:算到十八周岁。本案两个儿子,一个还有七年、一个还有四年四个月十五日,正好对应他们的年龄。 父母:给付到死亡时止。本案父母每年三千一百二十元,按年支付。 标准是多少? 旧法是「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现行做法通常参照「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本案每年三千一百二十元,两个人,平均每人每月一百三十元。这是一九九七年的标准,当时内地农村的低保水平大致如此。 现在的标准,一个被扶养人一年可能上万。 还有一个细节:如果被扶养人有多个扶养人(比如死者的配偶也在扶养),生活费要「按份」计算。不能全额主张。 本案没有提到配偶,可能是没有主张,也可能是配偶有劳动能力。 最后提醒: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单独一项」,不与死亡赔偿金混同。很多当事人漏了这一项。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身上是轻伤,人是自己吊死的——这两句话挡不住国家赔偿。连续审讯三十多个小时、体罚殴打逼供,把一个活人逼到留置室里上吊,这条因果链,断不了。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1997年7月30日,韦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某公安局某某派出所传唤。自1997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止,派出所干警黄某浩、黄某文对韦某某审讯韦某某3次30多个小时,其间,黄某浩、黄某文对其采用体罚、殴打等方式逼取口供。同年8月1日,韦某某自缢于派出所留置室。经法医鉴定,韦某某身上多处损伤均系钝器作用所致,属轻微的非致命伤,结论为韦某某系生前缢死。1998年1月7日,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干警黄某浩、黄某文均构成刑讯逼供罪,依法追究两人刑事责任。1997年12月8日,韦某某的亲属黄某某等人以某公安局超期羁押、刑讯逼供致韦某某死亡为由,向某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

某公安局于1998年2月20日作出(1998)连公刑不赔字第1号不予刑事赔偿决定:不予赔偿。黄某某等人不服,向复议机关某某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某某市公安局逾期不作决定。黄某某等人不服,向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1999年11月3日作出(1999)河中法委赔字第1号决定:一、某公安局赔偿韦某某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合计人民币149580元,减除某公安局对韦某某火化等费人民币3300元,实赔偿人民币146280元;二、某公安局应给付韦某某生前抚养的韦某锋、韦某勇俩人生活费合计为17745元。其中韦某勇为七年、韦某锋为四年四个月十五日的生活费;三、某公安局应给付韦某某的父母韦某金、黄某田俩人每年人民币3120元的生活费,从1997年8月1日起直至死亡时止。韦某金、黄某田从1997年8月1日起至1999年8月30日的生活费共计人民币6240元,其余生活费每隔一年给付一次。法院生效决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赔偿义务机关某某派出所干警对韦某某进行审讯过程中,采用体罚、殴打等方法逼取口供,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违法侵权行为,并产生了韦某某死亡的后果,故应对韦某某的死亡负有国家赔偿责任。赔偿义务机关以韦某某的伤均为轻微的非致命伤,死因为“自缢”为由,对韦某某的死亡不予赔偿,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刑事侦查机关工作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对受害人实施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且该刑讯逼供行为与受害人伤害或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案号:(1999)河中法委赔字第1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1999-11-03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5-4-121-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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