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姚某龙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一四年四月,姚某龙注册成立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二〇一五年起,在未取得思科、惠普、华为等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他安排员工古某从网络平台购进打印机、标签纸、光纤模块等物料,先后租赁多处房屋伪造商标和包装标识,贴牌生产假冒光纤模块,再由魏某皓、张某、庄某星三名销售人员联系客户销往境外。
经查,生产、销售假冒光纤模块十万余件,销售金额三千一百六十二万余元;现场扣押假冒光纤模块、交换机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件,价值三百八十三万余元。姚某龙违法所得四百万元,古某二十四万余元;三名销售人员销售金额分别为七百四十五万余元、四百二十九万余元、三百五十二万余元。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五人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四年,对其中四人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十四万元至五百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生效。
二、裁判要点提炼
凡在我国合法注册且在有效期内的商标,商标所有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无论假冒商品是否销往境外,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依法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断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案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应重点审查假冒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意思联络情况、对假冒违法性的认知程度、对销售价格与正品价格差价的认知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以公司名义实施、但公司设立后以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三、赵律师点评
一家开了五年、只做一件事的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姚某龙注册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从外面看,这是一家正经的外贸企业:有营业执照,有办公场所,有销售人员,有报关单据,客户还在境外。 实际上,它几乎只做一件事——把假冒的光纤模块卖到国外去。 事情的起点是二〇一五年。姚某龙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在没有取得思科、惠普、华为等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公司员工古某从网络平台联系、购进制作假冒注册商标的打印机、标签纸、光纤模块等物料;随后先后租赁多处房屋,专门用来伪造这几个品牌的商标和包装标识,贴牌生产假冒的光纤模块。 这是一条完整的生产线:买物料、印商标、贴牌、装箱、找客户、发货出境,环环相扣。 五个人的分工很清楚。姚某龙是老板,总负责;古某管采购和所谓的技术,包括给问题产品更换序列号、办理换货;魏某皓、张某、庄某星是销售人员,各自对接客户、谈价格、走订单。 数字后来在法庭上被一笔一笔算清楚了。生产、销售假冒光纤模块十万余件,销售金额三千一百六十二万余元;现场扣押假冒光纤模块、交换机等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件,价值三百八十三万余元。姚某龙的违法所得是四百万元,古某是二十四万余元。三名销售人员的销售金额分别是七百四十五万余元、四百二十九万余元、三百五十二万余元,违法所得分别是二十万元、十八万五千元、十四万元。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姚某龙、古某、庄某星、张某、魏某皓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四年;古某、庄某星、张某、魏某皓四人适用缓刑;姚某龙并处罚金五百万元,其余四人并处罚金十四万元至二十五万元。 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已经生效。 这个案子后来被选进人民法院案例库,是因为它一次回答了三个在办案中经常吵架的问题:货全部卖到国外去了,中国的刑法还管不管?只管卖、不管造的销售员,算不算共犯?打着公司旗号干的,为什么不按单位犯罪处理? 下面一个一个说。 还有一个背景值得交代:这类案件通常不是「一个人造假」,而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有人管采购、有人管印制、有人管生产、有人管销售、有人管物流。每一个人单看都「只是做了一件事」,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犯罪。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案要区分主犯和从犯。组织者对整个链条负责,参与者只对自己经手的部分负责,这是罪责自负的基本要求。
货全卖到国外,中国的刑法还管得着吗
这是本案第一道坎,也是外贸领域最常见的辩解。 辩方的逻辑听上去挺顺:商品全部销往境外,一件都没有流入国内市场,国内消费者没有买到假货,商标权人在国内没有发生实际损失,凭什么按中国的刑法追究? 法院没有采纳这个说法。理由建立在一个基础制度上——商标权的地域性。 什么叫地域性?简单说,商标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注册,就只在那个国家或地区受保护。权利人依照我国商标法在我国取得注册,就取得了在我国境内的专用权;这个权利不因为商品最终流向哪里而消失。 所以裁判理由写得很直白:涉案商标系在我国注册,且在有效期内,商标所有权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假冒在我国注册的商标的商品,无论由境内生产销往境外,还是由境外生产销往境内,均属违反我国商标管理法律法规,侵害商标专用权,损害商品信誉,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掰开。 第一层,生产行为发生在中国境内。贴牌、印刷标识、包装、组装,这些动作全部在国内的出租屋里完成。刑法评价的是行为,行为地在境内,就落入我国刑法的适用范围。至于这批货后来上了哪条船、进了哪个港口,不影响对生产行为的定性。 第二层,出口本身也是销售。合同的签订、货款的收取、货物的交付、报关的手续,多数环节在境内完成。销售行为不是只有「消费者掏钱拿走」这一种形态,把货卖给境外客户,同样是销售。 有人会追问:那商标权人在境外不是已经赚到钱了吗?这个反问混淆了两个层面。商标权是排他权,权利人要的是「只有我能用」,而不是「我有没有亏」。未经许可的使用本身就是对排他权的侵害,损失大小只影响量刑和赔偿,不影响定罪。 司法实践中,这类辩解还常常披着另一层外衣:我们做的是「代工」「贴牌」「客户提供的样板」。这个说法要成立,必须拿出一条完整的授权链——商标注册证、权利人签署的授权书、授权范围是否覆盖该商品、授权期限是否覆盖生产期间。本案里,这条链条一根都没有。 所以对做外贸的企业来说,第一件要弄清楚的事不是「货卖到哪里」,而是「我有没有权利在这批货上贴这个标」。 顺带说清楚一件事:罪与非罪的分界线在哪。假冒注册商标罪要求「情节严重」。按照现行司法解释,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就达到了入罪门槛。本案的数额是三千一百六十二万元,是门槛的六百多倍。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类案件里,辩方几乎没有「数额不够」的空间,能争的只剩三件事:主观上知不知道、是不是共同犯罪、按单位还是按个人。 而这三件事,本案都给出了不利于被告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五个人全部定罪,只有量刑上有差别。
三个业务员:我只管卖,不管造
魏某皓、张某、庄某星的辩解,是这类案件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假的,老板让卖我就卖。 「不知道」在刑法上不是一个自动生效的挡箭牌。共同犯罪要求的是「明知」,而明知包括明确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判断一个人「应当知道」,靠的不是他自己的嘴,而是他身处的环境、看到的东西、做的事。 法院在本案中列了三组事实。 第一组,价格。三人作为销售人员在售假过程中,曾经把自家产品的价格与正品价格作过对比。一个正常做生意的人,为什么要拿自己的报价去对照正品的市场价?因为差价本身就是卖点。这个动作说明他们对「这不是正品」有清醒认识。 第二组,售后。他们发现是由古某负责对问题产品更换序列号并办理换货。序列号是原厂用来追溯产品身份的东西,正规产品出了问题走的是厂家保修,不会由公司内部某个人私下「换号」。这个细节在行业内几乎是明牌。 第三组,组织形态。姚某龙以公司化的形式生产、销售假冒商品,销售员按老板安排联系客户、走订单、拿提成,整个流程像一个正常的销售部门——只不过卖的东西是假的。 三组事实叠在一起,法院认定三人在主观上明知其销售的光纤模块系姚某龙、古某贴牌制作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根据安排予以销售。 接下来是一个容易搞混的概念:无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 传统的共犯是「先商量、后动手」:几个人坐下来定好分工,再一起去干。但现实里的共犯更多是「边干边合」:生产者先开工,销售者后加入,加入时明明知道前面在干什么,仍然接着往下做。 这种情形在法律上同样构成共同犯罪。因为共同犯罪的本质是「共同故意+共同行为」,而不是「同一时间达成合意」。后加入的人对加入之后的行为承担共犯责任,加入之前的部分则要看他对既成事实的态度——本案中,三人持续、反复、按单销售,属于典型的「明知而参与」。 量刑上的差别也体现在这里。姚某龙是组织者,判得最重、罚金五百万元;三名销售员属于作用相对较小的一环,法院对三人均适用了缓刑。这说明法院并不是「一锅端」,而是按各人的地位作用分别评价。 给业务员的一句实在话:当你发现自家的货价格低得离谱、售后靠「换序列号」、授权文件永远拿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在「执行老板安排」,而是在「明知故犯」。留一份书面异议、留一条上报记录,未必能免责,但至少能证明你的态度;什么都不留,就只剩下「应当知道」四个字。 销售人员的明知,还有一个客观标准:行业常识。在电子元器件行业,正品有序列号、有防伪标识、有官方保修,价格透明。一个从业几年的销售,不可能不知道三十块钱的光模块意味着什么。 法院用价格对比、更换序列号两组事实来证明明知,本质上是把行业常识落到了具体行为上。这比空谈应当知道有力得多。
打着公司的旗号,为什么不算单位犯罪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判多重。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差别,不只是名义上的。认定为单位犯罪,单位被判罚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在很多罪名里,责任人员的量刑幅度与纯粹的自然人犯罪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在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的衔接上也有区别。所以辩护人往往愿意争「这是单位犯罪」。 但单位犯罪有一个前提:这个单位得是个「真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讲得很清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本案正好落在后半句上。 法院查明的事实是: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二〇一四年成立后至案发,并未开展其他业务,实际以实施犯罪活动为主;相关犯罪收益也均未归属于公司。 这两句话,一句打掉「主要活动」,一句打掉「为单位谋利」。 先看主要活动。一家公司开了五年,除了造假卖假,没有别的业务,没有正常的营业收入,没有真实的客户结构。它在纸面上是公司,在实质上是一个犯罪工具。 再看收益归属。犯罪所得没有进公司账、没有按股权分配、没有用于公司经营,而是直接归个人。这说明公司的独立人格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所以法院的结论是:对各被告人以自然人共同犯罪论处。 实务中怎么判断「以犯罪为主要活动」?通常看四件事:一是设立目的,注册时有没有真实的经营打算;二是业务结构,合法业务与违法业务的比例;三是存续状态,有没有实际经营、有没有纳税、有没有社保;四是收益去向,钱进了公司还是进了个人口袋。 反过来,如果企业确实有真实业务,只是某一条产品线出了事,那就有争取单位犯罪的空间。这时候要准备的证据包括:其他业务的合同和发票、员工社保缴纳记录、纳税申报表、公司决策的会议记录、利润分配方案。这些东西平时看着没用,出事时就是区分「公司犯罪」与「个人借公司犯罪」的分水岭。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即便认定为单位犯罪,也不等于「个人没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照样要负刑事责任,罚金也照样要交。单位犯罪不是免罪符,只是责任分配方式不同。
这类案子,企业、老板、业务员各自该怎么办
把本案拆成三类人的处境,各自的应对并不一样。 第一类,企业。最要紧的是把「授权链」做成一套可以随时拿出来给人看的档案。具体包括: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权利人签署的授权书原件、授权书载明的商品范围与期限、供货方的主体资格材料、每一批货的进货凭证。贴牌加工尤其要注意:客户给个图样就开工,是这类案件最常见的起点。开工前应当核验商标权属,必要时通过商标局公开查询系统核对注册人、核定商品类别、有效期。 第二类,老板和实际控制人。本案姚某龙的罚金是五百万元,这个数字不是随手写的。罚金通常与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挂钩,赚得越多,罚得越重,而且罚金和自由刑是并行的,不存在「交钱免坐牢」。 另外,公司化运作会加重而不是减轻责任。用公司名义组织生产、雇佣员工、租赁房屋、走对公账户,这些行为在证据上留下了完整的链条:租赁合同、工资流水、物流单据、聊天记录。侦查机关顺着这条链走一遍,组织者、参与者、获利情况全都清清楚楚。 第三类,业务员和普通员工。本案三名销售员都判了实刑(虽然适用缓刑),这个结果对很多「只是打工」的人来说是个提醒。判断自己有没有风险,可以问三个问题:价格是不是明显低于市场?货源是不是说不清楚?售后是不是靠「内部处理」而不是厂家保修?三个问题里有两个答「是」,就应当停下来。 再说权利人这边。这类案件的权利人维权通常是三线并行:刑事报案(固定假冒数量、销售金额,争取立案)、民事赔偿(另行起诉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平台投诉(下架链接、关停店铺)。三条线共用的核心证据是同一套:购买公证、鉴定意见、价格证明、销售数据。越早固定,越好用。 最后说量刑。这类案件的从轻情节主要是: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从犯、立功。本案中四名被告人获缓刑,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认罪态度直接相关。但要注意,退赃退赔只能减轻处罚,不能改变定罪——货已经卖出去了,犯罪已经既遂,退钱是事后补救,不是事前免责。 再说说罚金。姚某龙罚金五百万元,其余四人十四万元至二十五万元。这个分配不是随意的。罚金的一般规则是按违法所得或者非法经营数额的一定倍数确定,同时要考虑被告人的缴纳能力。姚某龙违法所得四百万元,罚金五百万元,略高于违法所得;三名销售员的违法所得在十四万到二十万之间,罚金与之大体相当。 对想走这条路的人来说,这笔账要算清楚:你赚的每一分钱,最后可能要以一倍以上的代价吐出来,而且还要搭上几年自由。本案四名被告人虽然获得缓刑,但缓刑是有考验期的,考验期内再犯或者违反监管规定,原判刑罚要执行。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货卖到国外,不等于中国的商标法管不着;只管销售不管生产,不等于可以装作不知道;打着公司旗号,也不等于就能按单位犯罪从轻处理。三条线合起来,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你有没有权利在这个商品上贴这个标。有,怎么做都行;没有,卖到哪里都是错。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4年4月1日,被告人姚某龙注册成立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2015年至案发,被告人姚某龙为获取高额利润,在未取得“CISCO”、“HP”、“华为”等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公司人员被告人古某从网络平台联系、购进制作假冒注册商标的打印机、标签纸、光纤模块等,先后租赁多处房屋,用于伪造“CISCO”、“HP”、“华为”等品牌的商标和包装标识,贴牌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光纤模块等。被告人魏某皓、张某、庄某星作为公司的销售人员,主观上明知销售的商品系姚某龙、古某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根据姚某龙的安排联系客户销售至境外。
被告人姚某龙、古某生产、销售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光纤模块10万余件,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3162万余元(币种下同),现场扣押假冒光纤模块、交换机等11975件,价值383万余元,姚某龙、古某的违法所得数额分别为400万元、24万余元。魏某皓、张某、庄某星销售金额分别为745万余元、429万余元、352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分别为20万元、18.5万元和14万元。
2019年12月12日,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102刑初660号刑事判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姚某龙、古某、庄某星、张某、魏某皓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四年不等,对被告人古某、庄某星、张某、魏某皓适用缓刑;对被告人姚某龙并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被告人古某等四人并处罚金人民币14万元至25万元不等。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人姚某龙、古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庄某星、张某、魏某皓主观上明知销售的商品系姚某龙、古某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根据姚某龙的安排联系客户销售至境外,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第一,尽管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往境外,但涉案商标系在我国注册,且在有效期内,商标所有权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假冒在我国注册的商标的商品,无论由境内生产销往境外,还是由境外生产销往境内,均属违反我国商标管理法律法规,侵害商标专用权,损害商品信誉,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被告人姚某龙以公司化的形式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告人庄某星、张某、魏某皓作为公司销售人员,在售假过程中曾对产品的价格与正品进行对比,且发现是由被告人古某负责对问题产品更换序列号并换货等,能够证实被告人庄某星、张某、魏某皓三人对其销售的光纤模块系姚某龙、古某贴牌制作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主观上是明知的,但其仍根据姚某龙的安排予以销售,故认定该三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与被告人姚某龙、古某构成无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
第三、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2014年成立后至案发,并未开展其他业务,实际以实施犯罪活动为主,相关犯罪收益也均未归属于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第二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不构成单位犯罪,故对各被告人以自然人共同犯罪论处。
1.凡在我国合法注册且在有效期内的商标,商标所有人享有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无论假冒商品是否销往境外,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依法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2.判断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案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应重点审查假冒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意思联络情况、对假冒违法性的认知程度、对销售价格与正品价格差价的认知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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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9)鲁1102刑初660号 审理法院: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12-12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8-1-15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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