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欧某辉、张某妹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二年,被告人欧某辉、张某妹夫妻二人在未取得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在广东省广州市某服装城发展非洲客户,应客户要求生产假冒多种品牌商标的休闲裤,每条售价三十元至三十九元。欧某辉负责采购,张某妹负责对接客户、接单、收货款、支出成本及派发生产。
二人共接单生产销售约二百零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九条假冒商标休闲裤,非法经营数额六千一百七十八万九千七百七十元,获利一百万余元。扣押的账本记录了已销售以及尚未发货的订单数据,与其他被告人供述、裁床单、收货单、出货单账本相互印证。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欧某辉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六十五万元,张某妹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五十五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一百万余元。二人上诉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五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包括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尚未发货部分的货值金额也应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可以依据账本所记订单数据认定犯罪数额;但对其中未经授权以及未经证实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部分应当扣除,扣押在案且已包含在账本记录中的数量不得重复计算。
三、赵律师点评
一条三十几块钱的裤子,卖了两百多万条
这个案子的规模,是靠一本账本撑起来的。 二〇一九年到二〇二二年,欧某辉、张某妹夫妻二人在广东省广州市某服装城做外贸生意。客户主要来自非洲,需求很直接:要便宜,要牌子。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选择:在没有取得多种品牌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按客户要求生产假冒多种品牌商标的休闲裤。每条售价三十元到三十九元不等。 夫妻分工很明确。欧某辉负责采购——面料、辅料、吊牌、标签纸,凡是生产要用的都归他;张某妹负责对接非洲客户、接订单、收货款、支出成本、派发生产。一个管上游,一个管下游,中间是一批代工的裁床和车工。 三年下来,数字是这样的:共接单生产销售约二百零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九条假冒商标休闲裤,非法经营数额六千一百七十八万九千七百七十元,获利一百万余元。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欧某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十五万元;张某妹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十五万元;追缴二人违法所得一百万余元,上缴国库。 二人上诉。二〇二三年九月五日,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案子进案例库,不是因为数额大,而是因为一个技术性问题:那些接了单、做好了、但还没发出去的裤子,算不算犯罪数额? 这个问题在服装、鞋帽、小商品行业天天遇到。订单式生产的特点是「先接单、后生产、再发货」,查获的时候往往正卡在中间——货在仓库里,标签还没剪,物流单还没打。如果这部分不算,那查得越早、数额越小,等于鼓励「快点发货」。 法院的答案很明确:算。 这个案子的规模,还可以换个角度看。二百零五万条裤子,按三年算,平均每天生产销售将近一千九百条。这个量,已经不是一个作坊能做出来的,而是一条完整的生产线:采购面料、裁剪、缝制、锁边、钉扣、熨烫、挂吊牌、装袋、打包、发货。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需要场地、需要设备。这意味着,这不是「一时糊涂」,而是持续三年的经营活动。 法院在量刑时,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两人均被认定为主犯,分别判处五年六个月和五年,没有因为「夫妻店、规模小」而从轻。
没发货的那部分,算不算「经营数额」
先看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包括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 四个动词,四个环节:制造、储存、运输、销售。 这意味着,刑法评价的不是「卖出去多少钱」,而是「这条侵权产业链上流转着多大价值的东西」。只要东西已经造出来了,进入了储存、运输环节,它就已经是侵权产品,它的价值就要计入。 为什么这么规定? 第一,从法益侵害看。假冒注册商标罪保护的是商标的识别功能和管理秩序。货一旦造出来、贴上标、装箱入库,对商标秩序的侵害就已经发生,剩下的只是「什么时候到消费者手里」。没发货不等于没危害,只是危害还没走完最后一公里。 第二,从实务可行性看。如果只算已销售部分,数额认定就完全依赖销售记录。而造假的人恰恰最不愿意留销售记录。结果是:查到的货越多、仓库越满,反而越难定罪。这显然不合理。 第三,从罪责均衡看。一个刚开工就被查的作坊,和一个卖了三年的团伙,如果只按已销售金额计算,前者几乎不构成犯罪,后者也只是数字大一点。但两者对商标秩序的破坏,差别远不止这一点。 本案的具体做法是:扣押的张某妹账本记录了已销售以及尚未发货的休闲裤订单数据。这份数据有其他被告人的供述、裁床单、收货单、出货单账本等证据予以印证。 法院据此认定:被告人使用假冒商标的商品已销售部分属于本案的犯罪对象,应计入犯罪数额;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尚未发货数量也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清楚:尚未发货的货值怎么算?通常按已经确定的销售价格计算——本案中就是每条三十元到三十九元的订单价。如果还没有定价,则按标价或者同类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 对做订单生意的企业来说,这条规则的现实意义是:仓库不是保险箱。接了单、备了料、开了裁、贴了标,哪怕一件都没出门,法律上已经算进「经营数额」了。 尚未发货的货值怎么计价?这是实务中必须回答的问题。通常有三种口径。 一是按已确定的销售价格。订单已经签了、单价已经定了,就按订单价乘数量。本案就是这种,每条三十元到三十九元。 二是按标价。没有订单、只有标签的,按标价计算;标价明显不合理的,按同类产品的市场中间价。 三是按实际销售的平均价。已经卖出一部分、库存一部分的,用已售部分的平均单价推算库存货值。 三种口径,通常按「有利于查清事实」的顺序适用。本案因为账本记录了完整订单,所以直接用第一种。这也提醒企业:订单、报价单、发货单上的价格,将来都可能成为计价依据。价格写得含糊,等于把解释权交给别人。
一本账本,能不能定案
这是本案证据法上最有意思的部分。 账本是被告人自己记的,属于当事人记录,不是审计报告,也不是银行流水。辩方自然会问:凭什么按她的本子算? 法院的回答是:因为它被印证了。 第一层印证,来自同案人和证人。各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证实,涉案工厂在案发期间主要是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休闲裤;已销售的部分休闲裤,未经授权使用了由欧某辉统一采购的虚假涉案商标。这说明账本记载的业务性质,与全案证据一致。 第二层印证,来自单据。裁床单、收货单、出货单账本,与订单数据能够对上。裁床单证明「做了多少」,收货单证明「进了多少料」,出货单证明「发了多少货」。三张单子加一本账,形成闭环。 第三层印证,来自矛盾排除。法院特别指出:按照标记已发货的数量进行认定,与在案证据存在矛盾。也就是说,如果只看「已发货」那一栏,算出来的数字跟物流、跟收款、跟供述都对不上。这时候,只能以更完整的订单数据为准。 所以法院的结论是:本案应依据张某妹账本中订单数据认定本案犯罪数额。 这段论证的方法论价值,比结论更重要。 账本能不能用,不取决于它「是不是官方文件」,而取决于它能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要求是「查证属实」,不是「出自权威机构」。 反过来,如果账本与其他证据冲突、且无法解释,那就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之所以能用,是因为冲突被排除了,而不是被忽略了。 实务中还有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被告人自己记的账,会不会故意记少? 有可能,但方向是相反的。造假的人记账,目的是算成本、算利润、跟客户对账,通常会记全,甚至会记多(因为要防止工人偷货、客户赖账)。这也正是这类账本往往比口供更可靠的原因。 对辩护律师的提示是:质疑账本,不能只说「这是他自己记的」。要具体指出哪一笔与物流不符、哪一笔与收款不符、哪一笔属于重复记载。指不出来,账本就是有效证据。 关于电子数据,还有一层。本案的关键证据之一是「张某妹账本」,如果这本账是纸质手写,那它是书证;如果是存在手机或者电脑里的表格,那它是电子数据。两类证据的取证要求不同:电子数据要提取原始存储介质、计算完整性校验值、记录提取过程;纸质账本要扣押原件、制作清单、由持有人签名。 辩方如果要质疑,通常从三个地方入手:提取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被修改、记载是否完整。本案没有出现这些质疑,说明取证环节做得比较扎实。
哪些要扣,哪些不能重复算
数额认定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有两道口子。 第一道口子:该扣的要扣。 法院明确指出:根据订单账本记录情况,认定非法经营数额还应扣除未经授权以及未经证实属假冒注册商标的部分数额。 这句话包含两种情形。 一种是没有授权的。比如某批裤子用的是客户自己提供的、尚未在国内注册的商标,或者用的是公有领域的通用图形。这部分不构成对在我国注册的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当然要扣。 另一种是没有证实属于假冒的。账本上记了某个品牌,但卷宗里没有对应的商标注册证、没有鉴定意见、没有实物比对,这部分属于证据不足,也要扣。 这两条合起来,体现的是同一个原则:疑罪从无、疑数从轻。数额是定罪量刑的基础,基础不牢,上面的楼层就得往下减。 第二道口子:不能重复算。 法院还指出: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的裤子数量虽然应当计入经营数额,但是该数量已包含在账本记录的数量之中,不予重复计算。 这一条看起来简单,实务中却经常出错。扣押清单上是实物,账本上是订单,两套数据来源不同,很容易被简单相加。但同一个东西被算两次,数额就虚高了。 正确的做法是:先确定口径,再核对重叠。如果账本记的是「接单总量」,扣押物是「未发货部分」,那么账本已经包含了扣押物,不能再加;如果账本记的是「已发货量」,扣押物是「库存」,两者不重叠,才应当相加。 本案属于前一种,所以不重复计算。 把两道口子放在一起看,其实是一个平衡:一边防止漏算(未发货也算),一边防止多算(该扣的扣、重叠的不加)。这个平衡点,就是「实际流入侵权链条的价值」。 对企业来说,这里有一条实用的自保建议:如果企业同时经营合法授权产品和客户自带商标的产品,务必分账、分库、分单。同一本账混着记,出事时你说不清哪一笔是合法的,法院也只能按整本账来认定。 数额认定的举证责任,其实是有分工的。 公诉方要证明「有多少侵权产品、价值多少」。这靠的是扣押清单、账本、单据、鉴定意见。 辩方要证明「哪一部分不该算」。这靠的是授权文件、进货凭证、客户订单、产品区分记录。 本案辩方没能证明「哪一部分不是假冒」,所以整本账都被计入。这不是举证责任倒置,而是「谁主张、谁举证」在数额认定上的自然结果。 所以对企业来说,最实际的一条建议是:把合法业务和风险业务分开记账、分开存放、分开开票。分不开,就一起算。
小商品外贸的刑事风险线
这个案子还有一层现实意义:它把「小生意」和「刑事犯罪」之间的距离,量给你看。 一条裤子三十几块钱,毛利可能只有几块。很多人觉得这是辛苦钱,不算什么大事。但乘上两百多万条,就是六千多万的非法经营数额,量刑起点直接跳到三年以上。 这就是数额型犯罪的可怕之处:单价越低,越容易做出大数。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入罪门槛并不高。按照现行司法解释,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数额达到入罪标准一定倍数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本案非法经营数额六千多万元,早已远超任何档次。 需要说明的是,二〇二五年新的司法解释调整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倍数标准,把原来按五倍掌握的做法提高到十倍,并且明确要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新旧衔接问题。但无论按哪个版本,六千多万都属于顶格区间。 风险最高的人群,其实是中间商。 本案的夫妻二人,既不是商标印制者,也不是终端零售,他们做的是「接单—组织生产—发货」这一环。这一环恰恰是整条链条的中枢:上游要找他们下单,下游要靠他们找工厂,钱和货都在他们手里过。一旦案发,他们既掌握全部订单数据,又直接对应销售金额,最容易成为数额认定的中心。 给这个行业的三条实在建议。 第一,客户要求的「牌子」,必须查授权。非洲客户、中东客户、南美客户下单时,往往会说「我在这边有授权」。这句话不能当凭证。要看的是:商标在中国有没有注册、注册人是谁、授权书是不是注册人出的、授权范围是否覆盖该商品。如果商标在中国没有注册,那客户在境外有没有权利,与国内生产环节是否侵权,是两个问题,需要专业判断。 第二,订单、生产、发货三个环节的单据,要能对上。本案之所以能认定两百多万条,就是因为裁床单、收货单、出货单、账本四套材料互相咬合。反过来说,如果企业自己的单据混乱、口径不一,一旦被查,就只能按对己不利的口径认定。 第三,别把「外贸」当成隔离墙。货物出口不等于行为出境。生产在境内、贴标在境内、发货在境内,行为和结果都落在我国刑法效力范围内。 最后说量刑。这类案件的从轻空间主要来自:主动退赃、认罪认罚、如实供述、揭发同案、作用较小。本案二人是夫妻,共同经营,均被认定为主犯,分别判处五年六个月和五年,罚金合计一百二十万元,违法所得全部追缴。这个结果说明:在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里,「夫妻店」不会因为规模小、人情味重而被从轻评价,法院看的是行为和作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钱能不能追回来。本案判了追缴违法所得一百万余元,上缴国库。但这类案件的被告人,往往在案发前就把钱转走了、花掉了、变成了房子和车。 执行阶段的抓手有三个:一是查控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账户;二是查封房产、车辆、股权;三是追加被执行人(如果财产转移到配偶、子女名下)。 对权利人来说,刑事追缴之外,还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两条线互不排斥:追缴是把违法所得收归国库,赔偿是弥补权利人的损失。 但要注意,民事赔偿的实际获赔率通常不高。因为被告人往往已经被判刑、罚金、追缴,剩余财产有限。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假冒注册商标的数额,算的不是「卖出去了多少钱」,而是「有多少侵权产品被造出来、进入了流通」。货还在仓库里,账已经记上了;单还没发出去,数额已经成立。对小商品外贸来说,这条线比想象中近得多。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9年至2022年间,被告人欧某辉、张某妹夫妻二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多种品牌的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在广东省广州市某龙服装城发展非洲客户,并应非洲客户的要求生产假冒多种品牌商标的休闲裤,每条假冒商标的休闲裤的销售价格在30元至39元不等。欧某辉负责采购,张某妹负责对接非洲客户接订单以及收货款、支出成本及派发生产。张某妹、欧某辉共接单生产销售约205.9659万条假冒商标的休闲裤,非法经营数额为6178.977万元,获利100.6583万元。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2)粤1702刑初648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欧某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五万元。二、被告人张某妹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三、追缴被告人欧某辉、张某妹违法所得100.6583万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欧某辉、张某妹提出上诉。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粤17刑终1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各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证实涉案工厂在案发期间主要是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休闲裤,已销售的部分休闲裤未经授权使用了由欧某辉统一采购的虚假涉案商标,应认定已销售部分与扣押在案的休闲裤及吊牌、标签纸的商标标识相同。被告人使用假冒商标的商品已销售部分属于本案的犯罪对象,应计入犯罪数额。此外,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尚未发货数量也计入非法经营数额。扣押的张某妹账本记录有已销售以及尚未发货的休闲裤订单数据,该数据有其他被告人的供述、裁床单、收货单、出货单账本等证据予以印证,而按照标记已发货的数量进行认定又与在案证据存在矛盾,本案应依据张某妹账本中订单数据认定本案犯罪数额。
根据订单账本记录情况,认定非法经营数额还应扣除未经授权以及未经证实属假冒注册商标的部分数额。此外,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的裤子数量虽然应当计入经营数额,但是该数量已包含在账本记录的数量之中,不予重复计算。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包括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尚未发货部分的货值金额也应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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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3)粤17刑终111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9-0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3-1-156-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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