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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南京良某贸易有限公司假冒注册商标案

案号:(2025)苏01刑终150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假冒注册商标罪 · 二审 · 2025-07-2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依视路、豪雅、新乐学均系在我国合法注册的商标,核定使用于第九类眼镜、眼镜片、眼镜框等商品。胡某铎系南京良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百分之九十八。二〇一八年十二月,该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在香港设立一家无实际办公地址及工作人员的公司;二〇二二年十月,胡某铎通过中介在英国、新西兰等国申请注册上述三个中文商标,并授权香港公司使用。

二〇二三年下半年,南京良某公司以获海外品牌授权为名,在国内委托代工厂生产印有上述标识的眼镜架、包装盒,采购无标识镜片组装成品,每副成本约一百一十元;随后邮寄至香港,虚报原产地为新西兰、澳大利亚,报关进入广州、郑州等地保税仓,再通过香港公司在电商国际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销售。

经查,销售假冒眼镜三百五十三副,销售金额四十九万六千七百零三元,退货六万九千五百一十四元零二分,扣除购进价款后违法所得四十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三元。一审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四十万元,胡某铎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罚金三十万元;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行为人在境外抢注他人已在我国合法注册的商标,并在我国境内将其使用于同一种商品、服务的,本质系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属于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件中,违法所得数额是出售侵权产品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行为人因消费者退货而返还的钱款不属于购进价款,不应在认定违法所得时从中扣除。

三、赵律师点评

一间没有人的香港公司,撑起三家海外旗舰店

这个案子的设计感很强,强到像一份商业计划书。 第一步,拿货。依视路、豪雅、新乐学,这三个中文商标都在我国合法注册,核定使用于第九类商品,包括眼镜、眼镜片、眼镜框,权利人分别是依某某国际公司、某株式会社、豪某(上海)光学有限公司,案发时均在注册有效期内。 第二步,搭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南京良某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在香港设立了一家免税店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没有实际办公地址,没有工作人员,唯一的作用是持有商标、签署授权、开设店铺。 第三步,抢注。二〇二二年十月,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铎通过中介,在英国、新西兰等国申请注册依视路、豪雅、新乐学这三个中文商标。权利人在这几个国家只注册了相应的英文商标,中文商标是空白。抢注成功后,他把商标授权给香港那家公司使用。 第四步,生产。二〇二三年下半年,南京良某公司以「获得海外品牌授权」的名义,在国内委托代工厂生产印有这三个标识的眼镜架、眼镜包装盒,同时采购没有商标标识的眼镜片,组装成成品眼镜。每副成本约一百一十元。 第五步,洗产地。成品眼镜邮寄到香港,再虚报原产地为新西兰、澳大利亚,报关进入广州、郑州等地的保税仓。 第六步,出货。通过香港公司在某电商国际购物平台上开设的「依视路海外旗舰店」「豪雅海外旗舰店」对外销售。 六个步骤,环环相扣,每一步都踩在监管的缝隙上。 如果只看流程,这几乎是一套完整的跨境电商合规模型:海外主体、海外商标、海外授权、保税仓备货、平台旗舰店。问题在于,这套模型的地基是假的。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单位南京良某贸易有限公司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罚金四十万元;被告人胡某铎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胡某铎上诉,提出两点:一是案涉跨境电商销售行为合法;二是认定违法所得应当扣除消费者的退货金额。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把两个问题都讲透了:在外国注册的商标,能不能给国内销售「洗白」?消费者的退货,能不能从违法所得里扣?

在外国注册的商标,能不能给国内销售洗白

这是本案的核心,也是整个跨境电商行业最关心的问题。 先讲一个基础原则:商标权的地域性。 什么叫地域性?在哪个国家取得的权利,原则上就只在那个国家获得保护。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受中国法律保护;在英国注册的商标,受英国法律保护。两者互不替代,也互不覆盖。 这个原则推下来,本案的结论就清楚了: 权利人的依视路、豪雅、新乐学,是在我国合法注册的商标,受我国法律保护。 南京良某公司在境外抢注的同样三个中文商标,不受我国法律保护。它在新西兰有效,在中国无效;它可以让持有者在当地主张权利,但不能让持有者在中国境内「合法使用」。 于是关键的一步来了:这家公司拿着一个在中国无效的商标,在中国境内的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还用了与权利人完全相同的字样。这不是「合法使用」,这是「未经许可使用」。 法院的表述是:南京良某公司利用权利人在世界范围注册商标的漏洞,在境外注册商标、设立香港空壳公司虚构授权、以跨境电商销售模式在我国境内销售等行为,实际是为其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制造「合法化」伪装,本质上仍然属于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合法化伪装」这四个字,是本案的点睛之笔。 它揭示了一个判断方法:看行为的实质,不看行为的形式。形式上,有商标注册证、有授权书、有平台店铺、有保税仓报关单;实质上,这些文件全部指向一个在中国没有效力的权利。形式越完备,越说明是有意为之。 主观故意也是从这个结构里推出来的。胡某铎明知权利人在我国合法注册了这三个中文商标,仍然通过中介到境外抢注,目的就是攀附、误导、牟利。这不是「不懂法」,这是「太懂法」。 有一个问题值得单独说:如果抢注的商标在中国也注册了呢? 那就要看注册的正当性。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商标评审程序请求宣告无效;在无效之前,抢注人形式上拥有权利,但如果是明知他人在先使用、以攀附为目的的抢注,其使用行为仍可能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或者侵权。 但本案更简单:抢注的商标根本没在中国注册。所以连「形式上有效」都说不上。 对做跨境电商的企业来说,这个判决划了一条清晰的线:你可以在海外注册自己的品牌,也可以合法取得海外品牌授权,但你不能用「海外注册」去覆盖「境内使用」,更不能把海外注册当成境内侵权的外套。外套再厚,里面是什么,一看便知。 权利人遇到境外抢注,有哪些行政救济路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后三个月内,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异议。这是成本最低的一步。 二是请求宣告无效。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商标法关于「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规定的,在先使用人可以请求宣告无效。本案如果抢注的商标在中国也注册了,权利人就可以走这条路。 三是以「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抢注者往往只注册不使用,这一条在实务中很好用。 三条路都可以走,也常常一起走。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抢注的商标根本没在中国注册,所以连「撤销」的对象都没有——它从一开始就不受中国法律保护。

违法所得怎么算:退货的六万九该不该扣

这是第二个争点,看起来是个小数字,实际上决定了量刑档次。 先把账摆出来。 销售假冒眼镜三百五十三副,销售金额四十九万六千七百零三元。 因消费者向电商平台申请退货,产生退货金额六万九千五百一十四元零二分。 每副成本约一百一十元,三百五十三副的购进价款是三万八千八百三十元。 一审认定的违法所得是四十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三元,算法是:四十九万六千七百零三减三万八千八百三十,等于四十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三。注意,这里没有扣退货。 辩方主张:应当扣除退货金额。理由是,退货了就等于没卖出去,钱也退给消费者了,这部分不应当算违法所得。 法院没有采纳。理由有三层。 第一层,从犯罪既遂看。将侵权商品销售给消费者,假冒注册商标罪在此时已经达到犯罪既遂。一旦售出,违法所得数额即已确定。事后退货,是既遂之后发生的事,属于量刑情节,不是数额扣除项。 第二层,从司法解释的规定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出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能扣的只有两项:原材料款、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退货不在其列。 第三层,从逻辑关系看。消费者退货,退的是他付的钱;而购进价款是行为人向供货方付的钱。两笔钱的主体、对象、性质都不同。退货与购进价款之间没有对应关系,不能拿来冲抵。 所以法院的结论是:违法所得数额应当是出售侵权商品所得全部款项扣除原材料款或者所售产品购进价款后的金额,但是消费者的退货金额不应从中扣除。 这个结论对电商行业影响不小。 电商的退货率普遍很高,服装、鞋类、眼镜尤其如此,百分之十几的退货率是常态,大促期间还可能更高。如果退货可以从违法所得中扣除,那么「多卖多退」就会变成一种降低犯罪数额的手段。这在政策上显然不能被接受。 但要注意,退货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主动接受退货、主动退款、积极消除影响,可以体现悔罪态度,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只是它进不了「违法所得」这个计算式。 顺带说一个技术细节:本案二审还涉及新旧司法解释的衔接。《解释》施行于本案二审期间,其中规定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入罪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而原司法解释掌握的是五倍。法院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本案适用了新《解释》。 这段处理方式值得记住:司法解释变更时,不是一律「从新」或者一律「从旧」,而是按「从旧兼从轻」处理——行为时的解释原则上适用,但新解释对被告人更有利的,适用新解释。 即便按更有利的新标准,本案违法所得四十五万余元,仍然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这也说明,数额认定的重要性不在于「扣不扣那几万」,而在于它决定了基准刑档。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绕一圈

本案最值得琢磨的,不是法律适用,而是行为人的动机:为什么不直接造假,非要绕到香港、绕到新西兰、绕到保税仓? 答案在三个字:可信度。 直接造假,货是从国内小厂出来的,包装上写着海外品牌,一查就穿帮。而走完这一圈,商家可以拿出:海外商标注册证、海外公司授权书、保税仓报关单、平台「海外旗舰店」标识、国际物流轨迹。消费者一看,全套齐活,价格还比专柜便宜,很容易相信。 这套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让「假」看起来像「真」。 保税仓的作用尤其关键。货物进入保税仓,在消费者眼里就等于「从海外来的」;而实际上,保税仓只是「境内关外」的监管区域,货物进仓时已经完成了从香港到内地的运输,产地早已被虚报。 平台旗舰店的名头也是同样道理。「海外旗舰店」听起来像是品牌方直营,实际上只要有一家境外主体、有一份商标授权,就可以开店。平台审核的是文件,不是事实。 这就带来一个更深的问题:当形式合规被用来掩盖实质违法时,监管靠什么识别? 本案给出的答案是:靠实质判断。法院没有被那一摞文件唬住,而是追问了三件事:商标在中国有没有注册?权利属于谁?在境内使用有没有得到权利人许可?三个问题一问,外衣就掉了。 对平台和监管来说,这也提了个醒。审核「海外旗舰店」时,不能只看境外商标注册证,还要看:该商标在中国是否已被他人注册、注册人是否与店铺主体存在关联、商品的实际生产地在哪里、报关时的原产地申报是否真实。这几项交叉核验,才能穿透「合法化伪装」。 对消费者来说,这个案子也有实用价值。买到号称海外直邮、价格却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品牌眼镜,可以做的有三件事:一是查商标,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检索该中文商标的注册人,看是否与店铺宣称的品牌方一致;二是查主体,看店铺背后的经营者在境内有没有关联公司;三是留证据,保存商品页面、订单、发票、包装。 发现异常,向平台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者直接报案。这类案件的定案关键,往往就是「商标在境内注册、使用未经许可」这两点。 「从旧兼从轻」怎么操作?三步。 第一步,确定行为时。本案的生产销售行为发生在二〇二三年下半年。 第二步,比较新旧解释的后果。旧解释按五倍认定「情节特别严重」,新解释按十倍。十倍的门槛更高,对被告人更有利。 第三步,选择更有利的适用。法院据此适用了新解释。 要注意的是:「从旧兼从轻」是刑法原则,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通常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处理——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但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不再变动。本案属于「正在处理」,所以可以适用新解释。

跨境电商的合规底线在哪

这个案子给行业划了三条线,值得逐条记住。 第一条线:商标的权利,跟着地域走。 你在美国注册了商标,只在美国受保护;你在欧盟注册了商标,只在欧盟受保护。想把商品卖到中国境内,就得看这个商标在中国有没有被注册、注册人是谁。如果已经被别人注册,你要么取得许可,要么换品牌,不能靠「我在别处也注册了」来对抗。 第二条线:授权必须是真授权。 本案的授权书是真的——由香港公司出具,程序上没毛病。问题在于,出授权的那家公司,权利来源是抢注,而抢注的商标在中国无效。所以「授权链」不仅要看形式是否完整,还要看链条的起点是否站得住。 审查授权链,要一路问到底:谁授权?他凭什么有权授权?他的权利从哪来?这个权利在销售地有效吗?四问问完,很多「合规外衣」就撑不住了。 第三条线:跨境电商不是法外之地。 保税仓、直邮、海外旗舰店,这些都是贸易方式,不是责任隔离带。商品在境内生产、在境内仓储、向境内消费者销售,行为和结果都发生在境内,适用中国法律。虚报原产地本身还可能构成其他违法甚至犯罪,本案虽未单独评价,但这一点在实务中不可忽视。 对做自有品牌的企业,还有一条正向建议:与其在别人注册过的中文商标上动脑筋,不如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品牌。注册自己的商标、设计自己的包装、积累自己的商誉,慢,但稳。抢注别人的中文译名,看似省了十年功夫,实际上把整个生意建在了流沙上。 最后说一句关于刑罚的。本案单位罚金四十万元,法定代表人三年八个月、罚金三十万元。对于一家做眼镜贸易的公司,这个代价不算轻:罚金、退赔、平台封店、信用记录,加起来的损失远超卖三百多副眼镜的利润。 算经济账,造假的收益是「每副多赚一点」,成本是「整个公司归零」。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把这件事收在两句话上:商标的权利跟着国界走,你在国外注册的牌子,救不了你在国内的侵权;违法所得只扣原料和进货款,消费者退回来的钱,扣不掉已经成立的犯罪数额。跨境电商的「合规外衣」再厚,也裹不住一个在中国无效的商标。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依视路”、“豪雅”、“新乐学”均系在我国合法注册的商标,核定使用商品范围为第9类商品(包括眼镜、眼镜片、眼镜框等),权利人分别为依某某国际公司、某株式会社、豪某(上海)光学有限公司。案发时,上述商标均在注册有效期内。

被告人胡某铎系被告单位南京良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良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98%的股权。2018年12月,南京良某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在香港设立香港全某免税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全某公司),该公司无实际办公地址及工作人员。2022年10月,胡某铎通过中介在英国、新西兰等国申请注册“依视路”、“豪雅”、“新乐学”的中文商标(权利人在上述国家仅注册了相应英文商标,但未注册中文商标),并授权香港全某公司使用;上述商标与权利人在我国注册的“依视路”、“豪雅”、“新乐学”中文商标完全相同。

2023年下半年,南京良某公司以获得“海外品牌授权”的名义,在国内委托代工厂生产印有“依视路”、“豪雅”、“新乐学”标识的眼镜架(框)、眼镜包装盒等,采购没有商标标识的眼镜片,组装制作成品眼镜,每副成本约人民币110元(币种下同)。南京良某公司将上述假冒眼镜邮寄至香港后,虚报眼镜原产地为新西兰、澳大利亚,再报关进入广州、郑州等地的保税仓,通过香港全某公司在某电商国际购物平台上开设的“依视路海外旗舰店”、“豪雅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

另查明,南京良某公司销售假冒眼镜353副,销售金额496703元;因消费者向电商平台申请退货,产生退货金额69514.02元;扣除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后,违法所得数额457873元。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7日作出(2024)苏0102刑初365号刑事判决:被告单位南京良某贸易有限公司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胡某铎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其余判项略)。宣判后,被告人胡某铎提出上诉,主张:1.案涉跨境电商销售行为合法;

2.认定其违法所得应当扣除消费者的退货金额。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4日作出(2025)苏01刑终1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单位南京良某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二是违法所得数额如何认定。

关于被告单位南京良某公司的行为定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地域性原则系商标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在哪个国家取得的权利原则上在哪个国家获得保护。针对在我国依法注册的商标实施境外抢注行为后,在我国境内的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该抢注商标的,侵犯了在我国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属于假冒注册商标行为。

本案中,权利人依某某国际公司、某株式会社、豪某(上海)光学有限公司分别所有的“依视路”、“豪雅”、“新乐学”商标,均为在我国合法注册的商标,受我国法律保护。被告单位南京良某公司在境外抢注的“依视路”、“豪雅”、“新乐学”商标,不受我国法律保护。南京良某公司利用权利人在世界范围注册商标的漏洞,在境外注册商标、设立香港空壳公司虚构授权、以跨境电商销售模式在我国境内销售等行为,实际是为其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制造“合法化”伪装,本质上仍然属于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同时,被告人胡某铎明知依某某国际公司等权利人在我国合法注册了“依视路”等中文商标,为了恶意攀附权利人的商标,误导社会公众,谋取非法利益,采取境外注册相同商标等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具有假冒注册商标的故意。因此,南京良某公司的案涉行为属于假冒注册商标。

关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以下简称《解释》)(编者注:《解释》施行于本案二审期间。《解释》规定,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入罪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调整了原来司法解释五倍的认定标准。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出售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据此,违法所得数额应当是出售侵权商品所得全部款项扣除原材料款或者所售产品购进价款后的金额,但是消费者的退货金额不应从中扣除。主要理由为:1.从犯罪既遂标准看,将侵权商品销售给消费者在假冒注册商标罪达到犯罪既遂之后,一旦售出,违法所得数额即已确定;

2.从司法解释规定看,违法所得数额扣除的是原材料、所售产品的购进价款,消费者退货与上述购进价款无关,不应当扣除。本案中,南京良某公司销售353副假冒眼镜的金额为496703元,扣除购进价款38830元(110元/副×353副),但不应扣除消费者的退货金额,故违法所得数额应为457873元。

综上,被告单位南京良某公司、被告人胡某铎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违法所得达45万余元,符合《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行为人在境外抢注他人已在我国合法注册的商标,并在我国境内将其使用于同一种商品、服务的,本质系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属于假冒注册商标行为。上述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2.在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因消费者退货而向其返还的钱款,不属于原材料、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不应在认定违法所得数额时从中扣除。

案号:(2025)苏01刑终150号 审理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5-07-2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9-1-156-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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