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黄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二一年十月至二〇二三年三月,被告人黄某先后经营多家公司,雇佣被告人王某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上海、沈阳、武汉等地开展带有某国际奢侈品牌注册商标及该品牌加时装表演字样的儿童时装表演活动,借此收取活动报名费用。
经审计,黄某共组织七场带有该注册商标的时装表演活动,违法所得共计八十余万元;王某参与组织其中四场,个人违法所得五万元。该注册商标在我国核定使用的服务类别包括第四十一类组织和安排文化、艺术、教育和体育讨论会、报告会或代表大会、时装表演等,案发时在注册有效期内。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一百六十万元,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五万元。黄某上诉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行为人在他人注册商标上仅增加部分花纹装饰或者服务通用名称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而形成的商业标识,与他人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类别包含时装表演等服务的,行为人未经许可将该商标用于同类经营活动,属于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注册商标;服务类商标同样受刑法保护,违法所得数额达到相应标准的,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三、赵律师点评
一场儿童时装秀,怎么就假冒了「迪奥」
这个案子的场景,跟大多数人印象里的「造假」完全不一样。 没有工厂,没有仓库,没有一箱一箱的假货。有的是舞台、灯光、T台、评委席,还有一群穿着礼服走秀的孩子。 二〇二一年十月至二〇二三年三月,黄某先后经营多家公司,雇佣王某等人,在上海、沈阳、武汉等地举办儿童时装表演活动。活动的名称、海报、背景板、证书上,都带有某国际奢侈品牌的注册商标,以及该品牌加上「时装表演」字样的标识。 钱从哪里来?报名费。家长交钱,孩子上台,走一圈,拿一张印着品牌标识的证书。对家长来说,这是一次「高端体验」;对组织者来说,这是一门生意。 经审计,黄某共组织七场带有该注册商标的时装表演活动,违法所得共计八十余万元;王某参与组织其中四场,个人违法所得五万元。 关键事实是:该注册商标在我国核定使用的服务类别包括第四十一类「组织和安排文化、艺术、教育和体育讨论会、报告会或代表大会、时装表演」等,案发时在注册有效期内。 注意这两个字:服务。商标不只注册在商品上,也注册在服务上。第四十一类就是典型的服务类别,涵盖教育、培训、娱乐、文体活动、演出组织等。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八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六十万元;王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黄某上诉。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要回答的问题很集中:这些标识,算不算「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商标不只贴在货上,也挂在服务上
很多人对商标的理解停留在「商品」层面:衣服上的领标、鞋舌上的字母、手机背面的图案。 但商标法保护的客体有两类: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 商品商标用在有形商品上,比如第九类的耳机、第二十五类的服装、第三十类的食品;服务商标用在服务提供过程中,比如第三十五类的广告销售、第四十一类的教育培训演出、第四十三类的餐饮住宿。 两类商标的法律地位完全相同。都通过注册取得专用权,都受商标法保护,都可以成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保护对象。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表述,经过修改后已经把「服务」写进去了: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一种商品、服务」这六个字,是本案定罪的第一个支点。 什么叫「同一种服务」?不是看名称像不像,而是看服务的内容、目的、方式、对象是否相同。本案中,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范围明确包括「组织和安排……时装表演」,而被告人做的正是组织儿童时装表演活动。名称、内容、对象都对得上,属于典型的同一种服务。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服务商标的「使用」,形态比商品商标更多样。它可能出现在门店招牌上、宣传海报上、活动背景板上、报名页面上、证书上、甚至主持人的口播里。只要是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用这个标识向消费者表明「这项服务是谁提供的」,就是商标性使用。 本案的被告人做了全套:活动名称用、海报用、背景板用、证书用。这不是「顺带提一下」,这是把整个活动包装成该品牌主办或授权的样子。 对家长的误导也正在这里。家长交钱,买的不只是几节形体课、一次上台机会,还买了一个「国际大牌」的名头。如果海报上写的是「某某少儿模特大赛」,报名费可能只要几百;加上那个品牌标识,价格就能翻几倍。 这就是服务商标被侵害时的损害形态:不是消费者买到了假货,而是消费者为一项并不存在的「品牌授权」多付了钱,同时品牌方商誉被稀释。两种损害,法律都要管。 服务商标的保护范围,怎么确定?看三样:注册的类别、核定的服务项目、实际使用的形态。 商标注册按类别划分,一共四十五类。第三十五类是广告、销售;第四十一类是教育、娱乐、文体活动;第四十三类是餐饮、住宿。同一家品牌,往往在多个类别上注册。 本案的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明确包括「组织和安排……时装表演」,所以被告人的活动直接落在保护范围内。如果核定范围里没有这一项,那就要看是否属于「类似服务」,判断标准是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是否相近,以及相关公众是否容易混淆。 对企业来说,一条实用建议是:做活动、办培训、开课程之前,先查一下你用的名字在第四十一类有没有被注册。这一步花不了多少钱,能省掉后面很大的麻烦。
加了一圈花纹、加了两个英文词,还算「相同商标」吗
这是本案最技术、也最见功力的部分。 被告人用的不是原封不动的商标。 第一种用法:以该品牌的注册商标为基础,在右上角加了一圈花纹装饰。 第二种用法:在该品牌字母后面加上「时装表演」的英文翻译,组成一个新标识。 辩方的逻辑是:既然加了东西,就不是「相同商标」,最多是「近似商标」;而《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惩罚的是「相同商标」,「近似」属于民事侵权或者行政违法,不该入刑。 这个区分在实务中非常重要。假冒注册商标罪要求「相同」,而民事商标侵权包括「相同或者近似」。罪与非罪,就卡在这两个字上。 但「相同」不等于「一模一样」。如果要求分毫不差,造假者只要改一个笔画就能脱罪,这条罪名就废了。 所以司法解释给了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接着列举了几种「基本无差别」的情形,其中第四项是: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这个标准的核心,是「显著特征」四个字。 商标的显著特征,是它「让人认出来」的那部分。比如独特的字形、特定的字母组合、辨识度高的图形。如果加上的东西本身不具有识别功能,只是装饰、说明、通用名称,那它就没有改变商标的显著特征,整体上仍然「基本无差别」。 把标准套到本案。 第一种用法:在右上角加花纹装饰。花纹是装饰性的,不产生识别功能,公众看到的还是那个品牌。法院认定:所增加的内容属于缺乏显著特征的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 第二种用法:加「时装表演」的英文翻译。这是对服务的描述,属于通用名称性质的要素。而且它恰好点明了服务内容,反而强化了「这是该品牌办的时装表演」的印象。法院同样认定属于缺乏显著特征的要素。 两项相加,结论是:足以使相关公众误认时装表演组织者为该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应当认定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这段论证的方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看加的东西有没有「识别力」,不看加了多少。加十个字,如果全是描述性的,仍然是相同商标;改一个字母,如果恰好是显著部分,反而可能变成近似。 实务中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如果是把商标拆分、重组、变形使用呢?判断方法一样:整体观察、隔离比对、看显著部分是否被保留、看相关公众会不会混淆。刑法上的「相同」,从来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等同,而是识别效果上的等同。 「基本相同」的判断,还有个操作方法叫「隔离比对」。 就是把被诉标识和注册商标分开看,不看实物、只看记忆中的印象,再问:我会不会认为是同一个? 这个方法来自商标侵权判断的实践,核心是模拟消费者的真实认知场景——消费者购物时,手边通常没有商标注册证,靠的是印象。 本案的两个加法(花纹装饰、英文翻译),在隔离状态下几乎不产生区分效果。因为消费者记住的是「那个牌子」,不是「右上角有没有花纹」。 这也是为什么法院说「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显著特征就是消费者记住的那部分。
八十万违法所得,为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
定罪之后是量刑,量刑看数额。 本案违法所得八十余万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审计。七场活动的报名费收入,扣除场地、人员、物料等成本,剩下的就是违法所得。 八十万,在假冒注册商标罪里属于什么档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入罪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这个「十倍」是新标准。此前司法解释掌握的是五倍,二〇二五年的新解释把它提高到十倍,实际上提高了「情节特别严重」的门槛。本案适用的是新解释——案例中明确引用了第三条第四款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并据此对黄某等人定罪量刑。 即便按更高的门槛,八十余万元仍然落在「情节特别严重」区间。所以黄某的量刑起点是三年以上,最终判处三年六个月。 罚金也值得算一算。黄某罚金一百六十万元,是他违法所得的两倍;王某罚金五万元,与其个人违法所得持平。罚金的一般规则是「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本案分别取了两倍和一倍。 为什么黄某取两倍,王某取一倍?看地位作用。黄某是组织者、决策者,多家公司的经营者,七场活动都由他发起;王某是受雇参与,只参与四场,个人违法所得五万元,属于作用较小的一环,因此获得缓刑,罚金也从低。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违法所得不是「收入」,是「利润」。本案计算时扣除了成本。这与前述假冒商品案件中「违法所得扣除购进价款」的逻辑一致——违法所得衡量的是「因犯罪实际获得的利益」,而不是「犯罪涉及的交易总额」。 但要注意,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是两个不同的指标,入罪和加档时可以择一适用。有的案件违法所得很低甚至亏损,但非法经营数额巨大,同样可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所以「没赚钱」不是辩护理由。 从辩护角度看,这类案件的数额争点通常在成本扣除。哪些算成本?场地费、人工费、物料费、推广费,通常可以扣;但用于掩盖侵权行为的支出(比如制作假冒授权文件的费用),不应扣除。这条界线,在实务中经常被拉扯。 罚金怎么算?刑法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具体数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的一定比例确定。 本案黄某罚金一百六十万元,违法所得八十余万元,约为两倍;王某罚金五万元,违法所得五万元,为一倍。 一高一低,体现的是「作用越大、责任越重」。黄某是组织者、多家公司的经营者,罚金按上限附近掌握;王某是受雇参与、只参加四场,按下限掌握,并且获得缓刑。 这也给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提供了一条思路:把自己的参与范围、获利情况、决策权限讲清楚,罚金和自由刑都可能往下走。
办活动、做培训、搞演出的人,该注意什么
这个案子的适用面,比想象中宽。 因为它打中的不是「制造业」,是「活动业」。 少儿模特大赛、才艺展演、研学营、商业比赛、颁奖典礼、品牌发布会、培训班结业秀……这些活动的共同点是:有一个听起来很唬人的名头,有一批愿意为孩子付费的家长,有一套可以印在海报上的标识。 风险就藏在那套标识里。 第一条建议:名头不能乱用。 「某品牌官方赛事」「某品牌大中华区选拔」「某品牌指定培训机构」,这些表述一旦用上,就等于宣称获得了授权。没有授权,就是虚假宣传;用了他人的注册商标,还可能构成犯罪。 第二条建议:授权要看三件事。 谁授权——是品牌方本身,还是它的关联公司、代理公司?授权什么——是允许使用商标,还是仅允许销售商品?授权到哪——地域范围、期限、活动场次有没有限制?三件事都清楚了,才敢往海报上印。 第三条建议:别拿「描述性使用」当挡箭牌。 有些组织者会说:我只是说明「本次活动采用某品牌的面料」「本次比赛参照某品牌的标准」。这类说明如果客观、必要、不突出使用,可能构成正当使用。但本案的情形完全不同:标识被放在活动名称、海报主视觉、证书抬头上,是全场最醒目的元素。这不是说明,这是冒充。 第四条建议:收费模式本身就是证据。 本案的违法所得,就是从报名费算出来的。七场活动、八十余万元,每一笔都有缴费记录、有平台流水、有家长证言。组织者以为自己在做「活动运营」,实际上是在留下完整的交易证据链。 第五条,给家长的话。 看到「国际大牌」冠名的儿童活动,可以做的核查很简单:去品牌官方网站或者官方社交账号,看有没有这场活动的公示;打品牌方的客服电话,问有没有这项授权;看主办方的公司名称,与品牌方有没有关联。三步下来,真假立辨。 已经交钱的,保留好海报截图、报名页面、缴费凭证、活动照片。这些既是投诉的依据,也是将来认定「违法所得」的线索。 最后说一句给同行的话。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主要在「相同商标」的认定上——能不能论证增加的要素具有显著特征、整体上不构成「基本无差别」。但本案的两个加法(装饰花纹、通用名称)恰恰是最难辩的两类,因为司法解释已经把这两种情形明确列为「基本无差别」。想打赢这一仗,得找到「增加的部分本身具有识别力」的证据,而不是反复强调「我们加了东西」。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商标不只贴在商品上,也挂在服务上;加了花纹、加了说明词,只要没改变那个「让人认出来」的部分,就还是同一个商标。办一场活动收八十万报名费,和造一批货卖八十万,在法律上是同一件事。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21年10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黄某先后经营多家公司,雇佣被告人王某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上海、沈阳、武汉等地开展带有“DIOR”(仅以“DIOR”注册商标为基础,在右上角添加花纹装饰)“DIOR FASHION SHOW”等标识的儿童时装表演活动,借此收取活动报名费用。
经审计,被告人黄某共组织7场带有“DIOR”注册商标的时装表演活动,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80余万元(币种下同);被告人王某参与组织其中4场时装表演活动,个人违法所得5万元。另查明,“DIOR”注册商标在我国被核定使用的服务类别包括第41类“组织和安排文化、艺术、教育和体育讨论会、报告会或代表大会、时装表演”等,案发时在注册有效期内。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8日作出(2025)沪0115刑初85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黄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被告人黄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3日作出(2025)沪03刑终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人黄某等人使用的案涉标识应否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关于本罪中相同商标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5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四)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本案中,被告人黄某等人使用的“DIOR”“DIOR FASHION SHOW”等标识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其中,“DIOR”标识仅是以“DIOR”注册商标为基础,在右上角添加花纹装饰;“DIOR FASHION SHOW”标识亦仅系在“DIOR”注册商标的字母基础上增加“时装表演”的英文翻译。两种标识所增加的内容均属于缺乏显著特征的要素,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足以使相关公众误认时装表演组织者为“DIOR”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应当认定为与“DIOR”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此外,“DIOR”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包括“时装表演”等服务。黄某等人将案涉标识用于儿童时装表演活动,属于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上述注册商标。
综上,被告人黄某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违法所得80余万元,达到了《解释》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认定标准,法院依法对黄某等人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量刑。行为人在他人注册商标上仅增加部分花纹装饰或者服务通用名称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而形成的商品标识,与他人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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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5)沪03刑终52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5-09-23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9-1-156-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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