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马某华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一、案情速览
某果公司在我国注册了用于耳塞机、耳机等第九类商品的系列商标,均在保护期内。罗某洲、马某华分别系昇某公司、聆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〇二〇年九月,两人密谋后各占五成股份,借助两公司的场所、人员及生产设施,合作组装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蓝牙耳机并对外销售牟利。
组装生产的耳机成品上没有商标标识,但与某果手机配对时,屏幕会弹出带有注册商标字样的提示。侦查机关在两处生产场地查获大量成品、半成品、包装盒及测试设备。一审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马某华有期徒刑六年、罚金六百八十万元,罗某洲有期徒刑四年、罚金四百万元,其余人员一至二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
被告人上诉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认定耳机配对弹窗显示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已销售金额调整为二千二百一十万余元。
二、裁判要点提炼
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使用,不限于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等有形载体,只要是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均构成商标性使用;判断时应综合被告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行业惯例和相关公众的认知,看是否破坏注册商标的识别功能、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
侵权产品通过蓝牙配对建链时向消费者展示他人注册商标,消费者正是通过该标识识别产品来源的,属于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行为人辩称部分产品不具备该功能但无证据支持的,不予扣除相应数额。
三、赵律师点评
一副通体找不到商标的耳机
先看这批货长什么样。 耳机上没有标,包装盒上没有标,说明书上也没有标。侦查人员把几千副耳机摊在地上,从外观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指向某果公司的痕迹。 但把它和某果手机放在一起,事情就变了。打开手机蓝牙,搜索设备,屏幕上跳出一行字:某果公司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耳机型号名称。点一下,配对成功,音乐从耳机里出来。 这就是本案的全部要害。商标不在货上,在屏幕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某果公司在我国注册了用于耳塞机、耳机等第九类商品的系列商标,均在合法保护期内。罗某洲是昇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某华是聆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〇二〇年九月,两人密谋后决定各占五成股份,把两家公司的场所、人员、生产设施合起来用,一起组装假冒上述注册商标的蓝牙耳机,对外销售牟利。 生产的方式很讲究。耳机成品不带任何商标标识,出厂时就是一副「白牌」耳机;但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蓝牙协议的设备名称被设置成了某果公司的注册商标文字。所以只要一配对,屏幕上就会显示那个名字。 侦查机关在昇某公司住所地抓获罗某洲、李某、王某汝、向某等人,查获疑似假冒二代耳机一千九百个、三代耳机六千七百个,均无商标标识,但连接手机后会显示相应标识的弹窗。 在聆某公司的生产场地,抓获马某华、梁某意、吕某芳、明某等人,查获的物品更复杂:有包装完整、带商标的成品;有外包装带商标的;也有完全没有商标、但连接后同样弹窗的半成品;此外还有包装盒、测试机、测试仪、电烙铁、原材料、电脑主机、单据、销售价格清单。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马某华有期徒刑六年、罚金六百八十万元;罗某洲有期徒刑四年、罚金四百万元;明某、向某、李某、王某汝、吕某芳、梁某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其中五人适用缓刑,各处罚金十万元。 七名被告人上诉。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案子之所以进案例库,是因为它把一个老问题推到了新场景里:当商标从包装上搬到了屏幕上,《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使用」还管不管?
商标的「使用」,包不包括屏幕上那两个字
辩方的核心主张是:刑法讲究「物」。耳机上没有商标,包装上没有商标,那就是白牌产品;屏幕上的显示是软件行为、是技术参数,不是「使用商标」。 法院没有接受这个二分法。 先看规范本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 注意最后六个字:其他商业活动。这是一个开放的兜底项,它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立法者没有把「使用」锁死在有形载体上。 再看商标的功能。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是商标的基本和首要功能。生产经营者用商标标明商品来源,消费者通过商标区别同类商品、了解商品、做出选择。换句话说,判断是不是「商标性使用」,看的是这个标识有没有在商业活动中发挥「告诉别人这是谁家的东西」的作用。 本案的标识恰恰在发挥这个作用。 法院把蓝牙配对的技术过程讲得很细:蓝牙是一种短距离无线连接规范,每一对设备通信时必须一个为主、一个为从;通信时由手机终端发起查找、配对,建链成功后双方收发数据。对消费者来说,要找到自己的耳机,靠的就是在设备列表里认那个名字。 所以在这个场景里,消费者识别产品来源的路径变了:不是先看盒子上的标,而是先看屏幕上弹出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判断「这是不是某果的耳机」的依据。 法院的原话是:涉案耳机通过寻找配对激活过程中向消费者展示的是某果公司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标识,消费者通过蓝牙配对成功显示的标识来识别其购买使用的耳机产品来源,被告人组装生产的产品在连接手机终端设备展示该标识,使消费者误认为其使用的产品是某果公司制造,造成对产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 于是结论落地: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等共同故意制造和销售侵权产品,其制造的蓝牙耳机链接手机配对弹窗出现注册商标的行为,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使用」行为。 这段论证里有一个方法论值得记住:判断商标性使用,法院列了四个考量因素——被告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产品的行业惯例、相关公众的认知。四个因素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行业惯例」和「公众认知」。同样是屏幕上出现一个词,如果是兼容性说明(比如「适用于某型号」),通常属于指示性使用;如果是把自己伪装成那个品牌,就是商标性使用。分界线不在形式,在效果:有没有让人误以为货是权利人做的。 这里要区分两组容易混的概念:商标性使用与描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 描述性使用,是用文字说明商品的特点。比如「含羊毛百分之百」「产自新疆」,这些词即使被别人注册,正当说明也不构成侵权。 指示性使用,是指为了说明商品的用途、兼容性而提到他人的商标。比如「适用于某品牌某型号手机的保护壳」。这种使用的目的不是冒充,而是告知,通常也不构成侵权。 本案的使用不属于这两类。因为被告没有说「适用于某果耳机」,而是把自己的产品在系统里命名成了某果的型号。前者是「告诉你我能配什么」,后者是「告诉你我就是什么」。一字之差,性质全变。 判断的落脚点还是那个老标准:相关公众看到这个标识,会不会误认为商品来源于权利人。会,就是商标性使用;不会,才谈得上正当使用。
非法经营数额:从二千一百九十六万到二千二百一十万
定罪之后就是数额,数额决定量刑档次。 一审认定已销售耳机的金额是二千一百九十六万五千三百九十四元七角二分。二审期间,侦查机关从被告人王某汝的电脑里提取了昇某公司的效益表和销售明细表等单据,证实二〇二〇年九月至十一月销售金额为二千一百六十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元四角八分,十二月一日销售金额为四十九万五千零二元六角,两者合计二千二百一十万六千二百九十六元零八分。 二审据此把已销售金额调整为二千二百一十万余元。 这个调整看着是「往上加」,其实恰恰体现了数额认定的基本方法:以客观书证为准。电脑里的销售明细表、对账单、效益表,是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记录,比事后回忆的口供可靠得多。数额认定不怕算得细,就怕算得糊。 辩方另有一项主张:昇某公司生产、销售的耳机中,有一部分不具备弹窗功能,这部分金额应当从非法经营数额中扣除。 法院逐条回应了。 第一,在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和证人在侦查阶段均未提及公司存在生产、销售不带弹窗功能的耳机,也未提及有去除弹窗功能的生产流程。如果真有这么一条产品线,几十个人、几个月时间,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提。 第二,侦查机关现场查扣的涉案耳机,全部具有连接手机时出现注册商标标识弹窗的功能。扣押物是最硬的证据,因为它不会说话,也不会改口。 第三,现场查扣的销货单、送货单等单据,以及电脑中保存的销售明细表、对账单,均未发现有表明产品有无弹窗功能的标注。做买卖的人分得清「带功能」和「不带功能」,如果两种货同时在卖,单据上一定会有区分,否则没法算价、没法发货、没法对账。 三项加在一起,辩方的主张就成了「只有口供、没有支撑」。法院据此不予采纳。 这里涉及一个常被误解的原则: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这个原则的前提是「存疑」——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如果一项辩解没有任何证据支撑,而全案证据都指向相反方向,那就不叫「疑」,叫「不成立」。 对企业来说,这段论证还有一个反向启示:单据怎么记,将来就怎么算。如果企业确实同时经营合法产品和侵权产品,务必在订单、发货单、对账单上作出清晰区分,保留完整的成本与售价记录。这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在万一出事时,能让「哪一部分不该算进来」有据可查。没有区分,就只能整包计算。 数额认定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按「已销售」还是按「非法经营数额」。 本案二审调整的是「已销售金额」,而非法经营数额还包括库存、半成品、原材料。如果全部计入,数字会更大。 为什么本案只算了已销售部分?因为指控的范围就是已销售部分,法院不能在指控之外加算。 这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不告不理。法院的审理范围,受起诉书指控的事实限制。 对辩方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关注的边界:如果起诉书只指控了某一段时间的销售,法院不能把其他时间、其他型号的产品一并算进去。
两家公司一起干,为什么不是单位犯罪
本案被告单位是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下场,看起来很像单位犯罪。 法院还是否定了。 理由与前述案件同源:现有证据证实马某华和罗某洲密谋决定合作生产、销售涉案耳机后,昇某公司和聆某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即为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其行为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 「主要生产经营活动」这五个字,是这类案件的枢纽。 怎么理解「主要」?不是看有没有别的业务,而是看资源投向哪里。两家公司的场地用来组装假耳机,人员用来生产假耳机,设备用来测试假耳机,原材料用来做假耳机,卖出去的也全是假耳机。合法业务即使存在,也只是零星点缀,不构成公司的实际经营内容。 这种情况下,公司已经失去了独立意志。刑法承认单位犯罪,前提是单位有自己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归属;如果一个单位的全部活动就是犯罪,那么它的「人格」不过是几个人用来分工的外壳。法律不保护空壳。 还要注意一个细节:本案两名法定代表人密谋时约定各占五成股份。这个约定本身就说明,两家的合作不是正常的商业联合,而是围绕一项违法业务做的利益分配。股份比例、出资方式、利润分成,这些本该用于正经生意的安排,被完整地搬到了犯罪活动上。 对辩护实务的启示是:争单位犯罪不能只靠「有营业执照」「有对公账户」「有员工社保」。这些都是形式要件。真正起作用的是实质要件:公司有没有独立于犯罪的经营内容?犯罪所得有没有进入公司并用于公司?决策是不是走了公司治理程序?三个问题里只要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单位犯罪的主张就很难站住。 反过来,如果企业确实以合法经营为主,只是某个车间、某条产品线被少数人用来造假,那么单位与个人就应当分开评价。这时候要拿出的是「隔离证据」:该产品线的独立核算、承包协议、内部禁止性规定、发现后的处理记录。能不能切开,取决于平时有没有做隔离。 两被告单位为什么没能切开?因为它们没有做任何隔离。两家公司的场所、人员、生产设施是合用的,订单是同一批客户的,收款是同一套账户的。在这种情况下,说「这是公司行为,不是我个人的行为」,缺乏事实基础。 反过来,如果一家企业想让「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分开,需要准备什么?三条:一是独立的核算(该业务单独记账、单独报税);二是独立的决策(有会议记录、有审批流程,不是老板一句话);三是独立的收益(利润进公司、按章程分配,不是直接进个人卡)。三条缺一条,法院就容易认定「公司只是外壳」。
新业态的商标红线:屏幕里的标识也算数
这个案子最大的价值,不在结论,在方法。 它确认了一件事:商标的使用形态会随着技术变化,但判断标准没有变。 过去,商标贴在纸盒上、印在瓶身上、缝在衣领上,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现在,商标可能出现在开机画面里、出现在应用程序的图标上、出现在设备配对的列表中、出现在固件的一行字符串里。这些位置没有实体,但同样在向消费者传递「这是谁家的产品」。 所以企业合规的清单要跟着更新。做智能硬件的公司,至少要检查这几个地方:设备默认名称、蓝牙或无线配对的广播名、开机与连接时的提示界面、配套应用的名称与图标、说明书与包装上的兼容性表述、售后页面上的品牌指向。 哪些是红线,哪些是允许的? 红线是「冒充」。把自己的产品命名成权利人的商标,让消费者以为买的是正品,这是最典型的侵权。允许的是「指示」。比如「适用于某品牌某型号」这类兼容性说明,只要表述客观、不突出使用、不造成误认,通常属于正当的指示性使用。 两者的分界,还是回到那个老标准:相关公众看到这个标识,会不会误认为商品来源于权利人。 对消费者来说,这个案子也有实用价值。买到「白牌外壳、正品弹窗」的耳机,不要以为没法维权。第一步,保留配对界面的截图和录屏,这是证明「商标性使用」的关键证据;第二步,通过平台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步,如果金额较大,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证据的核心,是让「屏幕上那两个字」被固定下来。 最后说一句给同行的话。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通常在两个地方:一是「使用」的定性,能不能论证为描述性、指示性使用;二是数额的计算,能不能把不属于侵权产品的部分切出去。两条路都需要证据,靠嘴说不动。 还有一方不能忽略:电商平台。本案的耳机是通过线上渠道走的,平台在其中的角色是「通道」。按照电子商务法和知识产权相关规则,平台接到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而不采取的,承担连带责任。 对平台来说,这个案子提示了一个审核点:商品页面上没有商标,不代表没有侵权。要看的还有:设备名称、配对名称、应用名称、商品标题里的品牌词。这些「软标识」,往往比包装上的标更能说明问题。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商标不一定长在货上,它可能长在屏幕上。只要那个标识还在替商品「报家门」,让消费者以为这是权利人做的东西,它就是商标性使用,就落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的射程里。技术在变,识别来源这件事没变。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法院经审理查明:第*号“AIRPODS”、 第*号“AIRPODS PRO”、第*号“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等商标注册人为某果公司,核定使用商品第9类,包括耳塞机、耳机等,各商标均在合法保护期内。
被告人罗某洲、马某华分别系 “昇某公司”和“聆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0年9月,两人经密谋后以各占50%股份的使用方式,借助两公司场所、人员及生产设施,合作组装假冒某果注册商标的蓝牙耳机并对外销售牟利。组装生产的蓝牙耳机成品没有商标标识,但与某果手机配对时会出现“Airpods”或“Airpods Pro”的电子弹窗。
侦查机关在昇某公司住所地抓获罗某洲、李某、王某汝、向某等人,并查获疑似假冒二代某果蓝牙耳机1900个,疑似假冒三代某果蓝牙耳机6700个(均无商标标识,但连接某果手机后会显示“Airpods”或“Airpods Pro”标识的弹窗)等物品。
在聆某公司生产场地抓获马某华、梁某意、吕某芳、明某等人,并查获1546个包装完整的疑似假冒某果三代蓝牙耳机(有某果商标,连接后弹窗显示“Airpods Pro”)、319个未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三代蓝牙耳机(外包装有某果商标,连接后弹窗显示“Airpods Pro”)、5600个未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三代蓝牙耳机(无某果商标,连接后弹窗显示“Airpods Pro”)、100个某果牌蓝牙耳机包装盒、2163个未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二代蓝牙耳机(包装有某果商标,连接某果手机后弹窗显示“Airpods”)、100个完整包装的疑似假冒某果二代蓝牙耳机(充电仓上有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商标,包装盒上有 标识,耳机连接后弹窗显示“Airpods”)及测试机、测试仪、电烙铁、原材料,电脑主机、单据、销售价格清单等物品。
案涉假冒某果蓝牙耳机及包装无论是否印有某果注册商标,经蓝牙连接某果手机后均弹窗显示 “Airpods”或“Airpods Pro”标识。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4日作出(2021)粤0307刑初1686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马某华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二)被告人罗某洲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三)被告人明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被告人向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被告人李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六)被告人王某汝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七)被告人吕某芳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八)被告人梁某意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罗某洲、马某华、李某、向某、王某汝、吕某芳、梁某意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粤03刑终5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制造的蓝牙耳机链接某果手机配对弹窗出现“Airpods 或者Airpods Pro”等注册商标的涉案蓝牙耳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或者说商标具有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和首要功能,生产经营者使用商标标明商品的来源,消费者通过商标来区别同类商品,了解商品,做出选择。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使用”不限于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及交易文书或广告宣传等有形载体中,只要是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均构成商标性使用。
是否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关键在于其在商标使用方式上,是否在商业活动中破坏了注册商标的识别功能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应当综合被告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产品的行业惯例和相关公众的认知来判断。
蓝牙技术是一种无线数据和语音通信开放的全球规范,它是基于低成本的近距离无线连接,为固定和移动设备建立通信环境的无线技术连接,可以使便携移动设备能够不需要电缆就能以无线方式接入互联网。蓝牙技术规定每一对设备之间进行蓝牙通讯时,必须一个为主角色,另一个为从角色才能进行通信。通信时,由电子设备终端进行查找发起配对,建链成功后双方即可收发数据。本案侵权产品是通过物理的“物”物之间通过蓝牙技术相连。物联网时代带来了新的商标使用方式和新的信息传播途径,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议,将任何物体与网络相连接,物体通过信息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等。
本案中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生产的部分蓝牙耳机虽然在耳机外包装或产品上没有附着注册商标标识,但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将蓝牙耳机的蓝牙协议的设备名称设置为“AirPods”,涉案蓝牙耳机在连接电子设备手机终端时会在“设置”界面下的手机电子弹窗显示“Airpods”或者“Airpods Pro”标识。对于蓝牙耳机的消费者而言,由于需要通过蓝牙配对建链寻找设备,对蓝牙耳机产品来源的识别不仅仅是通过产品包装,更主要的是通过设备查找正确的配对项实现蓝牙耳机功能。
涉案耳机通过寻找配对激活过程中向消费者展示的是某果公司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Airpods ”或者“Airpods Pro”标识,消费者通过蓝牙配对成功显示的“Airpods”或者“Airpods Pro”字样来识别其购买使用的蓝牙耳机产品来源,被告人组装生产的产品在连接手机终端设备展示某果公司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Airpods”或者“Airpods Pro”标识,使消费者误认为其使用的产品是某果公司制造,造成对产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
综合对侵权产品生产、销售的主观意图、产品实际使用方式可以认定,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等共同故意制造和销售侵权产品,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制造的蓝牙耳机链接手机配对弹窗出现“Airpods” 或者“Airpods Pro”的行为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使用”行为。罗某洲、马某华及其各自辩护人对此提出的异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非法经营数额认定的问题。
在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和证人在侦查阶段均未提及昇某公司存在部分生产、销售不带弹窗功能的耳机及去除耳机弹窗功能的生产流程的情况,侦查机关现场查扣的涉案耳机均具有链接某果手机时出现某果公司注册商标标识的弹窗的功能,现场查扣的销货单、送货单等单据及王某汝电脑中保存的销售明细表、对账单亦均未发现有表明产品有无弹窗功能的标注,因此,马某华、罗某洲及其辩护人辩称昇某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耳机中部分没有弹窗功能并应从原审判决认定的涉案非法经营数额中扣除该部分金额的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另一方面,原审判决认定马某华等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已销售涉案耳机的金额为21965394.72元,但二审期间侦查机关从王某汝电脑中提取的昇某公司效益表和销售明细表等单据证实马某华等人在2020年9至11月销售涉案耳机的金额为21611293.48元,2020年12月1日销售涉案耳机的金额为495002.6元,两者合计22106296.08元,因此,马某华等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已销售涉案耳机的金额应调整认定为22106296.08元。
三、关于本案是否属单位犯罪的问题。
经查,现有证据证实马某华和罗某洲密谋决定合作生产、销售涉案耳机后,昇某公司和聆某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即为生产、销售假冒某果公司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活动,其行为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因此,罗某洲及其辩护人辩称本案应属单位犯罪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是商标的基本和首要功能,生产经营者使用商标标明商品的来源,消费者通过商标来区别同类商品,了解商品,做出选择。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使用”不限于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等有形载体中,只要是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均构成商标性使用。判断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应当综合被告人的主观意图、使用方式和相关公众的认知来判断是否在商业活动中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
2.侵权产品通过蓝牙技术建立通信环境的无线技术连接,每对配对设备之间进行蓝牙通讯时,由手机终端进行查找发起配对,建链成功后双方即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实现智能化识别等。如果消费者需要通过蓝牙配对建链寻找设备,对产品来源的识别主要通过设备查找正确的配对项识别产品来源实现产品功能,这一过程强调蓝牙设备名称与消费者的识别之间的关系使消费者误认为其链接使用的产品是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制造,造成对产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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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2)粤03刑终514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12-28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9-1-15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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