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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瑞典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某国际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最高人民法院 · 专利授权确权行政纠纷 · 二审 · 2019-12-15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本案涉及专利号为200680018368.*、名称为「钎焊不锈钢制品的方法和由此方法获得的不锈钢钎焊制品」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为瑞典某公司。针对某国际公司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专利权人提交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把从属权利要求二和二十的附加技术特征并入权利要求一,删除权利要求十八至二十二,并相应调整引用关系。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认定该修改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

专利权人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专利权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决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无效宣告决定。

法院认为: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专利文件一旦用文字方式固定,技术方案也就确定了;但无论是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还是专利权人的认知能力都可能存在局限,因此专利法赋予专利权人修改专利文件的权利。一方面,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贡献,应允许其适当修改,而不是简单将专利权无效作为对权利人撰写水平不足的惩罚;另一方面,基于社会公众对已授权专利文件的信赖利益,要避免将申请时未完成的技术内容补充进来,故修改要受到一定限制。无效宣告程序中,修改方式作为手段,应当着眼于实现「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大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权利人撰写不当的惩罚。此外,当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

二、裁判要点提炼

无效宣告程序中,对权利要求书具体修改方式的限制,应当着眼于实现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个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权利人撰写不当的惩罚。

当权利要求的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

三、赵律师点评

修改是被允许的,不是恩赐

这个案子的开头,是一段很像立法理由的论述,值得整段读。 「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专利文件一旦用文字方式固定,其技术方案也就确定了。但无论是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还是专利权人的认知能力都可能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对于现有技术以及发明创造存在认知局限,因此,专利法赋予专利权人可以对专利文件进行修改的权利。」 这段话在做一件事:给「修改」找一个正当性基础。 为什么要找? 因为在实务中,很多人(包括部分审查人员)潜意识里把修改当成一种「容忍」——你写错了,我给你个机会改,但要把条件卡死。 判决把这种潜意识纠正了:修改是权利,不是容忍。 它给了两个理由,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正向理由是: 「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贡献,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创新动力,应允许专利权人对专利文件进行适当修改,而不是简单将专利权无效作为对权利人撰写水平不足的惩罚。」 这句话的重量在最后半句。 「不是简单将专利权无效作为对撰写水平不足的惩罚」—— 这是把「撰写瑕疵」和「技术贡献」分开看的立场。 一个人技术上是真有贡献的,只是权利要求写得不漂亮,法律应当想办法保住他的贡献,而不是顺手把专利打死。 反向理由是: 「基于社会公众对已授权专利文件的信赖利益,要避免专利权人利用修改机会将专利申请时未完成的技术内容补充到专利文件中。」 这一半讲的是边界:可以改窄,不能加新东西。 两个理由合起来,就是判决后面那句核心表述: 「对修改方式的适度放宽,既有助于专利确权程序聚焦发明创造核心,又不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已授权专利文件的信赖利益。」 注意「聚焦发明创造核心」这七个字。 这是判决真正的价值观:无效程序的目的,是判断「这个发明值不值得保护」,不是判断「这个人会不会写权利要求」。 如果因为修改方式卡得太死,导致一个有价值的发明被整体无效, 那程序就偏离了目的——手段吃掉了目的。 落到本案的具体修改上: 专利权人做了两件事,把从属权利要求二和二十的附加技术特征并入权利要求一,删除权利要求十八至二十二并调整引用关系。 这种修改在实务中叫「并入式修改」,是最常见的一种。 它的效果一定是「范围变小」—— 因为原来的独立权利要求范围大,加了附加技术特征之后范围小。 按常识,范围变小对公众有利, 但被诉决定认为它「不符合法律规定」, 理由是这种修改方式不在允许的清单里。 这就是判决要纠正的:清单是手段,两大标准才是目的。

「方式」是手段,「两大标准」才是目的

判决里最锋利的一句,是这句: 「无效宣告程序中,修改方式作为手段,应当着眼于实现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大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而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得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 这段话在方法论上,是把「清单式审查」改成「标准式审查」。 什么叫清单式? 就是先规定「允许这么改、允许那么改」,清单之外一律不许。 好处是操作简单、效率高; 坏处是,只要修改的实质是合规的,但形式不在清单上,就会被否。 什么叫标准式? 就是先定两个实质标准——不超范围、不扩大保护范围; 然后看这次修改有没有触碰这两条红线。 没碰,就允许。 本案的修改碰了没有? 没碰。 因为附加技术特征本来就记载在原从属权利要求里,并入独权不增加新内容,也不扩大范围。 所以按两大标准衡量,它是干净的。 被诉决定的错误, 不是「认定事实错」,而是「用错了判断层次」—— 拿清单去挡一个实质合规的修改。 这个错误在实务中很常见,而且往往是「稳妥起见」造成的。 审查人员怕放宽了被追责,于是往严的方向靠; 专利权人怕改了不被接受,于是干脆不改。 两头都保守,结果是大量本来可以救的专利,在无效程序里直接死掉。 判决这段话,就是要打破这个僵局。 但要注意,判决并没有无原则放宽。 它加了两个约束:一是「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不能因为放宽,导致审查程序无限拖长; 二是「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放宽的目的是保住贡献,不是给技巧留空间。 给实务的操作建议,三条。 第一条,修改前先自查两大标准,而不是先查清单。 具体两个问题:新增的内容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里有记载吗? 修改后的保护范围比原专利大吗? 两个问题都过关,就有争的空间。 第二条,如果修改方式被质疑,直接引本案判决。 这段论述是最高法层面的一般性表述,不是个案裁量,说服力很强。 第三条,注意「适度」两个字。 判决说的是「适度放宽」,不是「取消限制」。 如果你的修改实质上改变了技术方案(比如把两个不同实施例的特征拼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技术效果),那还是不行。 判断标准还是回到 2580 那件案子:修改不能产生「新性能和作用」。 两件案子放在一起看,规则就完整了: 2580 划了下限——不能改出新东西; 本案划了上限——不能因为形式不合清单就一律否掉。 中间这一片,就是可以争取的空间。

「以谁为基准」——一个技术细节,决定修改变成不成立

本案第二个裁判要点,是一个非常技术、但极其重要的细节。 原文是: 「当权利要求的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 这段话有点绕,我用一个具体例子拆开。 假设原专利是这样的: 权利要求一(独立):一种方法,包括步骤 A。 权利要求二(从属):如权利要求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 B。 现在专利权人把权利要求二的特征并入权利要求一, 得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一:一种方法,包括步骤 A 和步骤 B。 问:这个修改有没有扩大保护范围? 答案显然是没有—— 原来保护「A」,现在保护「A+B」,范围变小了。 但如果按「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为基准」来判断, 基准就变成了原权利要求二(A+B),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一也是 A+B, 两者相同, 看起来「没有扩大」,但也没有缩小, 于是有人会追问: 那原来权利要求一那个更宽的「A」去哪了? 是不是被「换掉」了? 这种追问一旦成立,修改就会被认定为「改变了保护范围的性质」。 判决把这个追问否掉了,理由是:判断的基准应当是被修改的那个权利要求本身。 为什么必须以「原独立权利要求」为基准? 因为修改的对象是它。 你改的是权利要求一, 判断「改完之后有没有变大」,当然要跟改之前的权利要求一比。 拿权利要求二做基准,等于拿「别人的尺子」去量「你的身高」。 这个细节看起来只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影响很大。 因为在实务中,「并入式修改」是无效程序里最常用的救命手段。 专利权人发现独立权利要求要被无效了,就把从属权利要求里的特征提上来,让范围变窄,从而避开对比文件。 如果这个动作经常被质疑「扩大范围」,那这条救命通道就废了。 判决这段话,就是给这条通道加了护栏—— 明确:只要你比原来的独立权利要求窄,就不算扩大。 给实务的三点提醒。 第一,并入式修改时,把「原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写清楚。 在意见陈述里明确列出修改前后的对比,让审查人员一眼看到「范围是变小了」。 第二,一次只并入一组特征,别贪多。 如果同时并入两组特征,又删除其他权利要求,组合效应会让范围判断变复杂,容易生争议。 第三,删除权利要求要谨慎。 本案删除了权利要求十八至二十二,理由是调整引用关系。 删除本身一般不构成问题, 但如果删除导致剩下的权利要求之间出现「引用真空」,就会引出新问题。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的整体观感。 一审输了,二审赢了,赢的不是事实,是对「修改」这件事的理解。 一审把修改当「例外」,所以要严格审查; 二审把修改当「权利」,所以要实质审查。 同一套事实,两种立场,结论完全相反。 这就说明:在专利行政案件里,「怎么看这件事」往往比「事情是什么」更决定结果。

修改方式只是手段,不超范围、不扩大保护范围才是标准——把清单当目的,就等于用撰写水平判一项发明的死刑。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瑞典某公司系专利号为200680018368.*、名称为“钎焊不锈钢制品的方法和由此方法获得的不锈钢钎焊制品”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针对某国际公司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瑞典某公司提交了经过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其中将从属权利要求2和20的附加技术特征加入到权利要求1中,删除权利要求18-22并调整了引用关系。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认定瑞典某公司提交的对权利要求的修改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宣告本专利全部无效。瑞典某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6)京73行初5802号行政判决:驳回瑞典某公司的诉讼请求。瑞典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5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无效宣告决定。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专利文件一旦用文字方式固定,其技术方案也就确定了。但无论是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还是专利权人的认知能力都可能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对于现有技术以及发明创造存在认知局限,因此,专利法赋予专利权人可以对专利文件进行修改的权利。一方面,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贡献,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创新动力,应允许专利权人对专利文件进行适当修改,而不是简单将专利权无效作为对权利人撰写水平不足的惩罚。

另一方面,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基于社会公众对已授权专利文件的信赖利益,要避免专利权人利用修改机会将专利申请时未完成的技术内容补充到专利文件中,故权利人对权利要求的修改要受到一定限制。这是在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无效宣告程序中,修改方式作为手段,应当着眼于实现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大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而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得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在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大法律标准的前提下,对修改方式的适度放宽,既有助于专利确权程序聚焦发明创造核心,又不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已授权专利文件的信赖利益。

1.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书具体修改方式的限制,应当着眼于实现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满足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两个法律标准的立法目的,兼顾行政审查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保护专利权人的贡献,不宜对具体修改方式作出过于严格的限制,否则将使得对修改方式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

2.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当权利要求的修改系将从属权利要求的全部或部分附加技术特征补入其所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时,判断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是否扩大了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作为修改对象的原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而非以该附加技术特征所属的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基准。

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9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12-1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3-3-024-029)。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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