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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程某某诉上海某某公司、张某、程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号:(2020)沪01民终3024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 二审 · 2020-05-1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二〇〇九年,美国籍的程某某与张某、程某决定在国内新设一家贸易公司从事对美贸易。因当时的政策限制,程某某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三人遂商定以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上海某某公司。同年十一月,三人签订《股份协议书》,约定实际投资比例为程某某百分之五十一、张某百分之二十五、程某百分之二十四。同月,程某某通过程某向张某打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二元,其中二十六万元系以张某名义缴纳的出资。

公司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注册资本一百万元,登记股东为张某持股百分之五十一、程某持股百分之四十九。二〇一二年十月,三人再次签订《股份协议书》,就收购案外公司后的持股比例重申上述比例。二〇一八年八月,公司向程某某出具《出资证明书》,载明其于二〇〇九年缴纳出资五十一万元。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八年,张某与程某某、程某之间有大量电子邮件往来,汇报公司运营情况;二〇一三年九月的分红方案拟分配程某某五百一十万元、张某二百五十万元、程某二百四十万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确认登记在张某名下的百分之二十六股权系程某某所有,并判令办理变更登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作出(2020)沪01民终30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涉外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法人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外籍实际出资人主张隐名股东显名的,应当证明代持合意真实、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认可的,可以请求变更登记。

《外商投资法》施行后,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所从事领域不属于负面清单范围的,外籍隐名股东显名无需征得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同意,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个美国人,一家内资公司,一份百分之五十一的约定

这个案子的开头,是一个当时办不成的事。 二〇〇九年,美国籍的程某某和两位中国籍朋友张某、程某,想在国内开一家贸易公司做对美贸易。按当时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的中方只能是「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不包括中国自然人。也就是说,一个美国人和两个中国自然人,组不成一家合法的合资公司。 办不成怎么办?三个人想了个办法:让两个中国人出面。以张某、程某的名义成立一家内资公司,程某某在背后出钱、分红、决策。同年十一月,三人签了一份《股份协议书》,把真实比例写清楚:程某某百分之五十一,张某百分之二十五,程某百分之二十四。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协议写的是「实际投资比例」,不是「代持比例」。措辞上绕了一下,但意思一样——登记在谁名下是一回事,钱是谁的、权利归谁是另一回事。 同月,程某某通过程某向张某打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二元。这笔钱里,二十六万元被主张为「以张某名义缴纳的出资」。为什么是二十六万?因为公司注册资本一百万元,张某登记持股百分之五十一,其中一半(百分之二十六)是程某某的。这个数字对得上,是本案的關鍵。 公司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成立,注册资本一百万元,登记张某百分之五十一、程某百分之四十九。从登记看,这是一家普通内资公司,跟美国人没有关系。 九年之后,这件事摆到了法庭上。程某某要求确认张某名下百分之二十六的股权归自己,并要求公司配合办理变更登记。公司不同意,理由有两条:你没出资;就算出资了,也违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无效。

认定代持,法院看了三组证据

第一组:协议。二〇〇九年十一月的《股份协议书》、二〇一二年十月的《股份协议书》、二〇一八年八月的《出资证明书》。三份文件跨度九年,比例一致:程某某百分之五十一,其中百分之二十六由张某代持、百分之二十五由程某代持。 这三份文件的价值在哪?在于「连续性」。一份协议可能是当时随手写的,三份跨九年的文件互相印证,就很难解释成偶然。而且二〇一二年那份是在收购案外公司时签的,属于有具体交易背景的文件,不是空对空。 第二组:出资。程某某举证: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程某向张某打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二元,其中二十六万元系其以张某名义缴纳的出资。程某认可这一点,还承认自己那百分之四十九里的二十五万元也是程某某出的。 公司和张某否认,但拿不出反证。法院的处理很实在:根据后来的《股份协议书》《出资证明书》及分红方案,可以推断程某某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 这里用的是一个证据法上的常识:直接证据(转账凭证上的用途备注)缺失时,可以用一系列间接证据形成链条——协议约定、款项金额吻合、当事人自认、后续分红按比例进行。链条闭合,事实就成立。 第三组:经营管理。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八年,张某与程某某、程某之间有大量电子邮件往来,汇报公司运营情况。二〇一三年九月的分红方案,拟分配程某某五百一十万元、张某二百五十万元、程某二百四十万元——正好是五十一比二十五比二十四。 这一组证据的分量,比很多人想的重。一个「只出钱不管事」的投资人,和一个「参与重大决策」的股东,法律地位不同。邮件显示程某某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履行了大股东的权利义务,这就把「隐名股东」和「单纯借款给人开公司」区分开了。

《出资证明书》被指伪造,为什么没影响结论

公司提了一个很尖的抗辩:那份二〇一八年的《出资证明书》,是程某事后在空白盖章页上打印的,属于伪造。 法院怎么处理?两步。 第一步,看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也就是说,鉴定既不能确认是伪造,也不能确认不是。 第二步,看其他证据。各方都认可《出资证明书》上的公章是真实的。即使存在程某在空白盖章页上打印的情况,那也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公章怎么会随便让人拿去打印?这个风险不该由外部投资人承担。 这个处理逻辑,对公司治理是一个提醒。空白盖章页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意味着公司预先在纸上盖了章,内容留白,谁拿到都能填。本案中,这个漏洞让公司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抗辩。 换个角度说:如果公司管理规范,公章使用有登记、有审批、有留存,程某根本拿不到空白盖章页,这份《出资证明书》就不会出现,案子的争点会简单很多。 这一节还有一层意思值得记住:在股东资格确认案件里,单一证据的真伪往往不是决定性的。法院看的是整体——协议、出资、经营、分红四组事实是否指向同一个结论。四组都指向「程某某是实际股东」,一份文书真伪存疑,不影响整体判断。

外商投资法之后,这道门开了

本案最有时代意义的一段,是「能不能显名」这一问。 按公司法和司法解释,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需要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中,除张某以外的其他股东就是程某,程某明确认可程某某的股东身份,也同意变更登记。这一关过了。 真正的障碍在另一处:外资准入。程某某是美国籍,把他登记为股东,公司就变成了外商投资企业。这需要审批吗? 一审法院做了一件很扎实的事:致函上海市商务委员会。问的是:如果确认程某某为股东,并将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同意、有无障碍。浦东新区商务委复函: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范围,办理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这封复函,把「法律上的可能性」变成了「行政上的可行性」。很多类似案件卡在这里——法院判了,登记机关不办,判决落空。先问清楚,再判,判决才执行得了。 法律依据也变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中方合资人不包括中国自然人,这部法已于二〇二〇年一月一日废止。《外商投资法》第二条把外商投资企业定义为「全部或者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经登记注册设立的企业」,实施条例第三条进一步明确「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国自然人。 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当事人以合同未经批准、登记为由主张无效或者未生效的,法院不予支持;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但法院在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适用这一规定。 于是本案的结论就清楚了: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不需要审批,不存在法律障碍,可以显名。本案还顺势把原来「外籍隐名股东显名三条件」调整为:已实际投资;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认可并同意变更;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需征得主管机关同意,负面清单外则不需要。 这一节还要补两块实务内容,办这类案子绕不开。 第一块,法律适用。本案是涉外股东资格确认,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公司登记在国内,所以适用中国法。这一条看着简单,实际是这类案件的第一个岔路口——如果公司登记在境外,适用的就是外国法,举证要请专家、要翻译、要认证,成本和难度完全不同。 第二块,变更登记的材料。判决支持显名,只是拿到了「可以变更」的依据,具体办理还要走市场监管部门的手续:修改公司章程、出具股东会决议、更新股东名册、办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本案中,法院事先致函商务部门问清了障碍,判决才落地得顺。 给代理律师的操作建议:涉外显名案件,起诉时就把「变更登记可行性」作为一项准备工作——向商务、市场监管部门书面咨询,把复函作为证据提交。这一步做了,判决的可执行性有保障;不做,可能赢了官司办不下证。

这个案子给三类人的用处

给想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人:代持不是长久之计,但历史形成的代持可以解开。三个要点:书面协议要写清真实比例;出资要走账、留痕,能对应到具体股权;尽量参与经营,留下决策记录。三样齐了,将来显名才有底气。 给替人代持的中国股东:代持有风险,也有边界。对内,你是受托人,股权不是你的;对外,登记在你名下,债权人可能来找你。本案中张某最终要配合变更登记,说明代持关系一旦被证实,登记是要让位的。 给公司:公章和空白盖章页,是公司治理的第一道门。本案公司因为一份空白盖章页上的《出资证明书》,失去了一个抗辩机会。公章使用登记、用印审批、废页回收,这些看着琐碎的制度,关键时刻就是证据能力。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的时间跨度。二〇〇九年签协议,二〇二〇年判决,十一年。这十几年里,法律变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废止、外商投资法施行),政策变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但三个人当年的约定没变。法院做的事,是用今天的法律去评价十一年前的安排——评价的结论是:约定有效,可以显名。 对普通人来说,这里有一句可以记住的话:法律变化不影响已经形成的真实权利,但它会影响你怎么把权利拿回来。程序会变,实体不会。 还有两个现实问题,代持双方都该知道。 第一个,分红的税。隐名股东从名义股东手里拿分红,税务上怎么处理?如果公司直接把分红打给名义股东,名义股东再转给隐名股东,这笔钱在名义股东一侧可能被认定为「其他所得」或者「赠与」,产生额外税负。规范的做法是:公司按登记股东分红,名义股东转付时保留代持协议、分红决议、转账记录,向税务机关说明性质。 第二个,代持期间一方死亡怎么办。名义股东死亡,其继承人可能主张股权属于遗产;实际出资人死亡的,其继承人能否直接继承「隐名股东地位」也有争议。所以代持协议里最好写明:双方死亡时,代持关系如何处理、继承人如何配合。 这两条听着琐碎,但都是真会发生的。本案打了十一年,靠的是协议、出资、经营、分红四组证据撑着;如果当初协议里把这些都写了,可能不用打十一年。

一句话收尾:代持协议写的是「钱是谁的」,工商登记写的是「对外是谁的」。两者不一致时,对内看协议和出资,对外看登记和外观。 如果您正考虑替人代持股权,或者请人代持,建议至少做三件事:协议写明出资额与比例、每笔出资单独走账并备注用途、每年取得一次公司经营与分红的书面确认。这三样东西,将来任何一方反悔,都是最直接的证据。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程某某(美国籍)诉称:其要求被告上海某某公司恢复登记其为显名股东未果,请求判令:1.确认第三人张某名下26%的上海某某公司股权系程某某所有;

2.上海某某公司配合程某某将第三人张某持有的上海某某公司2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程某某名下。

上海某某公司辩称:程某某未向上海某某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程某某与第三人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即使程某某出资行为成立,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的规定,应属无效。

第三人张某的陈述意见与被告上海某某公司一致。

第三人程某的陈述意见与原告程某某一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原告程某某(美国籍)与第三人张某、程某(均为中国籍)决定在国内新设一家贸易公司从事对美贸易。鉴于当时的政策,程某某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三方遂决定以第三人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上海某某公司。2009年11月,程某某与第三人张某、程某签订一份《股份协议书》,约定以第三人张某、程某名义成立被告,实际投资比例为:程某某占51%,第三人张某占25%,第三人程某占24%。

同月,程某某通过第三人程某向第三人张某打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58762元。审理中,程某某和第三人程某均表示,该款项中的26万元系程某某以第三人张某名义缴纳的出资,但上海某某公司和第三人张某均予否认。

2009年11月11日,上海某某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第三人张某占股51%、第三人程某占股49%,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品、橡胶塑料制品、光学仪器、体育运动器材、机电产品、一类医疗器械、工艺品的销售。

2012年10月,程某某与第三人张某、程某又签订一份《股份协议书》,约定上海某某公司收购案外A公司,根据三人对上海某某公司的持股比例,三人对A公司的占股比例为:程某某占51%,张某占25%,程某占24%。

2018年8月,上海某某公司向程某某出具一份《出资证明书》,载明程某某于2009年向上海某某公司缴纳出资51万元。审理中,上海某某公司和第三人张某认为该《出资证明书》系第三人程某事后擅自在空白盖章页上伪造。

另查明,2009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人张某与程某某、程某之间有众多电子邮件往来,汇报上海某某公司的运营情况。其中,2013年9月,第三人张某向程某某发送的上海某某公司分红方案中,拟分配程某某510万元、第三人张某250万元、第三人程某240万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19)沪0115民初6248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张某名下的被告上海某某公司26%的股权系程某某所有;二、上海某某公司将第三人张某名下的上海某某公司2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程某某名下,第三人张某应当予以配合。判决后,上海某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2020)沪01民终30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涉外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法人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上海某某公司登记于国内,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第三人张某是否代持了程某某所有的26%目标公司股权;二、程某某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否存在法律或政策上的障碍。

一、关于第三人张某是否代持了程某某所有的26%上海某某公司股权。首先,双方有一系列明确的协议相互印证程某某实际享有上海某某公司51%股权。2009年11月的《股份协议书》、2012年10月的《股份协议书》以及2018年8月的《出资证明书》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均能证实程某某实际享有上海某某公司51%的股权,其中26%的股权由第三人张某代持,25%的股权由第三人程某代持。其次,程某某已举证证明其对上海某某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出资义务。程某某称2009年11月3日程某向张某打款458762元中的26万元系程某某以张某名义缴纳的被告出资,第三人程某对此表示认可,同时也承认其出资的49万元中的25万元实际系程某某出资。上海某某公司及第三人张某虽然否认,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后来的《股份协议书》《出资证明书》及分红方案等,亦可推断原告程某某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

最后,从各方往来的一系列电子邮件可以看出,程某某事实上参与了上海某某公司的经营管理,特别是重大事项的决策,履行了其作为大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至于上海某某公司抗辩《出资证明书》系程某事后伪造。一方面,《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上海某某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另一方面,各方均认可该《出资证明书》上的公章系真实。即使存在第三人程某在空白盖章页上打印《出资证明书》的情况,系上海某某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上海某某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因此,法院认定程某某系上海某某公司的隐名股东,第三人张某名下26%的上海某某公司股权的实际拥有人是程某某。

二、关于程某某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否存在法律或政策上的障碍。上海某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显名股东为第三人张某、程某,均系国内自然人;隐名股东为程某某,系美国国籍。如变更相应的工商登记,使隐名股东显名,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一)关于国内自然人能否与外国人成立外商投资企业问题。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该法规定的中方合资人虽然未包括中国的自然人,但该法已于2020年1月1日废止。后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该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全部或者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经登记注册设立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进一步明确:《外商投资法》第二条中的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国的自然人在内。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当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适用前款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中,上海某某公司及第三人张某要求确认原程某某与第三人共同成立公司的行为无效,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外国人成为公司股东是否需要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问题。《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所谓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本案中,法院特别致函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就“如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是否同意将原告变更为被告股东,并将被告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咨询。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复函称:上海某某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内范围,我委办理程某某变更为上海某某公司股东,并将上海某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因此,程某某要求变更为上海某某公司股东,无需履行特别审批手续,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应当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中,除名义股东张某以外的其他股东,暨第三人程某明确认可程某某的股东身份,也同意将程某某变更登记为股东。因此,程某某请求上海某某公司将第三人张某代持的26%股权变更登记到程某某名下,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确立的“外籍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及变更登记”的三项司法审查标准应作如下调整:1.外籍隐名股东已实际投资;

2.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认可隐名股东股权并同意变更登记;

3.对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人民法院及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应征得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的同意;对于负面清单外的领域,无需征得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的同意。

案号:(2020)沪01民终3024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05-1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0-2-262-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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