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北京某网讯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某科技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本案涉及专利号为20081011619X.8、名称为「一种输入过程中删除信息的方法及装置」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为北京某科技公司。北京某网讯公司以不具备创造性为由请求宣告无效,并提交了五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上市的按键式手机作为实物证据(其中一款为某品牌某型号手机,另附该手机的使用手册作为证据1-1)。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35082号决定,认为这五款手机均未公开确定的技术方案、不能作为现有技术评价本专利创造性,据此维持专利权有效。
北京某网讯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诉决定关于「未公开确定的技术方案、不能作为现有技术」的认定有误,于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判决撤销该决定、责令重新作出。专利权人和请求人均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行终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现有技术应当是相关专利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所谓「为公众所知」,是指现有技术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公众实际上已经确定知晓该技术方案;现有技术的公开通常强调的是公开状态或结果,而不是公开方式。判断某一技术是否构成以使用方式公开的现有技术,不能脱离本专利的技术方案——对于不同技术方案,同一证据是否构成现有技术的结论可能不同。本案专利涉及输入信息的删除方法,用户操作界面与手机后台程序能够唯一对应,故手机实物已公开一个确定的技术方案。对于实物而言,其客观上往往使用了多个技术方案,请求人使用实物作为现有技术证据时,有义务说明其使用的是该实物承载的哪个技术方案,并负有证明或充分说明公众通过该实物能够直观地获得该技术方案的责任。
二、裁判要点提炼
现有技术「为公众所知」是指该技术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状态,并不要求公众实际上已经确定知晓;现有技术的公开通常强调公开状态或结果,而不是公开方式。
当事人以实物主张现有技术的,应当明确其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方案及该技术方案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并举证证明或者充分说明公众可以直观地从该实物获得该技术方案。
三、赵律师点评
「想得知就能得知」,而不是「已经知道」
这个案子争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一部在市场上卖过的手机,能不能当现有技术? 被诉决定的口径是:不能。 理由是这五款手机「未公开确定的技术方案」——手机是一个实物,它里面的软件逻辑看不见摸不着,凭什么说它公开了某个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把这个口径推翻了,用的是一句教科书式的定义: 「现有技术『为公众所知』是指现有技术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公众实际上已经确定知晓该技术方案。」 这句话要拆成两半来读。 前半句讲标准:想得知就能得知。 后半句讲反面:不要求实际知道。 为什么这个区分重要? 因为现有技术制度的目的,不是奖励「谁真的看到了」,而是保障「谁都能看到」。 如果一个技术方案摆在货架上、人人都能买回家试, 那它就已经不属于「新的」了, 至于有没有人真的去试,不影响这个结论。 否则会出一个荒谬的结果: 一个公开销售了二十年的产品,因为没人写过拆解报告,就一直算「未公开」。 判决还加了一句方法论: 「现有技术的公开通常强调的是公开状态或结果,而不是公开方式。无论是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还是其他方式公开,都应当以公众为判断主体标准。」 这半句是在纠一种常见的思维定式: 很多人默认「现有技术=文献」,觉得只有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才算公开。 判决说:公开方式不重要,公开状态才重要。 卖出去、用起来、摆在展台上,都是公开。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门槛,本案判决并没有放水: 「想得知就能得知」不等于「猜得出来」。 判决对本案的具体论证是这样的: 手机删除操作可为短按或长按,大部分公众拿到手机实物,都能够在不接受专业技术指导的情况下对输入信息进行简单的短按或长按删除键进行操作;即便有公众可能对长按删除键的操作方式不够了解,仍可通过手机售后服务或手机论坛咨询等方式获知。 注意这段论证的结构: 它没有说「专业人员一看就懂」,而是说「普通公众拿到手就能试出来,试不出来还能问客服、上论坛」。这就是「想得知就能得知」的实际含义——获取成本足够低。 给实务的提醒: 主张实物公开,你要证明的不是「专家能分析出来」,而是「普通人能接触到、能操作、能问明白」。 所以销售记录、用户手册、售后渠道、论坛讨论,都是有用的辅助证据。 反过来,如果那个技术方案藏在固件里、需要拆机读芯片、需要专业设备才能观测, 那就不满足「想得知就能得知」,实物公开的主张就立不住。 这条界线,是实物证据能不能用的分水岭。
实物证据的三步走:先指明、再对应、最后证明直观可得
这个案子最有用的部分,是判决给实物证据定了一套操作流程。 先看问题的特殊性。 判决说:「对于实物而言,其客观上往往使用了多个技术方案,如同一篇技术文献也可能记载多个技术方案一样。但不同的是,公众通过阅读技术文献通常就可以得知其记载的技术方案,但公众要得知实物上所承载的技术方案可能并不都如同其阅读技术文献那样容易。」 这段话点出了实物证据和文献证据的根本差异: 文献是「一次性的」——一篇文献写了三个方案,你读一遍就全知道了。 实物是「分层级的」——一部手机里有几千个技术方案,有的浮在表面(按键怎么按),有的埋在最深处(基带怎么解码)。 所以实物证据不能笼统主张「这部手机公开了我的方案」,必须具体化。 判决给出的三步是: 第一步,指明方案。 「无效请求人在使用实物作为现有技术证据时,有义务说明其使用的是该实物承载的哪个技术方案。」 第二步,建立对应。 「应当明确其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方案及该现有技术方案与实物的对应关系。」 第三步,证明直观可得。 「并负有证明或充分说明公众通过该实物能够直观地获得该技术方案的责任。」 这三步的分工很清楚: 指明是划范围,对应是连界面,直观可得是过门槛。本案三步都过了,靠的是两个硬动作。 第一个,实际操作演示。 判决记载:「北京某网讯公司在口头审理过程中,对证据1'所涉该款手机及证据3所涉另一款手机进行了实际操作演示,该演示过程基本上可以确定上述该款手机及另一款手机公开了确定的技术方案。」 注意「实际操作演示」这五个字。 这是实物证据最有力的形式——当场开机、当场按键、当场看屏幕变化。 比一百页说明都管用。第二个,界面与后台的唯一对应。 判决的论证是:「本专利涉及输入信息的删除方法,输入信息的删除方法至少部分能够通过用户操作和相应的界面显示获知:当输入焦点处于编码输入区时,按下删除键,界面显示删除已输入的编码,此时其后台程序必然包含接收删除键指令的步骤,以响应该删除键指令进行删除编码的操作。在此应用场景下,用户操作界面与手机后台程序是能够唯一对应的。」 这段推理值得反复读。 它解决的是「看不见的软件怎么证明」这个问题:只要用户看到的界面变化是确定的,后台必然有对应的处理步骤,两者唯一对应。 这就是「界面即证据」的逻辑。 但注意它的适用条件: 必须能确定界面与后台的唯一对应关系。 如果同一个界面效果可以由多种后台实现(比如删除既可以逐字删也可以整段删),那就不唯一,实物只能证明「有这个效果」,不能证明「用了这个方法」。 给双方的操作清单。 给请求人: 一,实物要早取证,最好公证购买、封存,别等到口审才拿个手机来。 二,操作演示要录像,把按键、界面、时间戳都录进去。 三,指明方案时要说清边界——是「短按删除键删除已输入编码」这个方案,不是「这部手机的一切」。 四,准备辅助证据:说明书、宣传册、评测文章,用来证明「公众能接触到」。 给专利权人: 一,攻击「唯一对应」——如果界面效果有多种实现路径,实物就没锁定你的方案。 二,攻击「直观可得」——需要专业工具、拆机、逆向才能看出来的,不算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 三,要求请求人明确方案边界,别让它一边说「我主张的是A」,一边用「这部手机整体」来兜。 最后说一句本案的结果。 一审撤销了无效决定,最高法维持。但注意:撤销的理由是「认定有误」,不是「专利该无效」。 复审委还得重新作决定。实物证据这一关过了,创造性那一关还没打。 专利无效程序就是这样,一关一关过,每一关都可能翻盘。
手册和实物,必须分开评价
本案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会漏掉,但它恰恰是本案最精妙的地方。 请求人提交的证据有两件:证据1'(手机实物)和证据1-1(这部手机的使用手册)。 被诉决定的思路是:把这两件合起来看,认为手机本身没有公开确定的技术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这个思路错在哪: 「在被诉决定已经使用证据1-1评价本专利创造性的前提下,认定证据1'是否公开了确定的技术方案,关键是认定公众在拿到该手机且没有证据1-1的教导下,是否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到一种输入过程中删除信息的技术方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公众在这一认定过程中面对的仅仅是证据1'即该手机,且不应当接受证据1-1的教导。」 这段话讲的是一个证据法上的基本原则: 每一份证据都要独立评价它自己公开了什么。 为什么必须这样? 因为如果把手册的教导借给实物,那实物就「变得」公开了更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来自手册,不是来自实物。 这在逻辑上叫「证据的交叉污染」。 举个更直白的例子: 你有一台机器和一本说明书。说明书说「本机器可切换三种模式」。 如果允许合并评价,那这台机器就公开了「三种模式」; 但机器本身可能只有一个物理开关,看不出三种模式。 真正公开「三种模式」的是说明书,不是机器。 两者作为现有技术,是两份独立的证据,各自的公开内容不同,证明力也不同。 那为什么本案最后仍然认定实物公开了? 因为判决把「脱离手册」这个条件当成了检验标准,而不是否定理由: 「综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证据1'公开了确定的技术方案。首先,现有技术的公开通常强调的是公开状态或结果……具体到本案,手机删除操作可为短按或长按,大部分公众拿到手机实物,都能够在不接受专业技术指导的情况下对输入信息进行简单的短按或长按删除键进行操作。」 也就是说:正因为脱离了手册,公众拿到手机也能试出来, 所以才认定实物本身公开了这个方案。 这个论证顺序非常漂亮: 先剥离手册 → 再看裸机能不能用 → 能用,则实物自足。 如果剥离手册后公众就不会用了, 那结论就反过来:实物没公开,只有手册公开了,而手册是另一份证据,得单独评价。 这个区分对实务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对请求人: 提交实物时,要不要附说明书? 答案是:可以附,但要想清楚附了之后怎么用。 如果你的方案必须靠说明书才能看懂,那实质上你依赖的是说明书,实物只是载体;这时候对方很可能主张「实物未公开,公开的是说明书」。 更稳的做法是:把实物和说明书作为两条独立的证据链,各自论证,互为补强,而不是混在一起用。 对专利权人: 看到对方把实物和手册捆在一起,第一反应就该是要求分开评价。 这一步如果争到了,对方整套论证可能就塌了。 最后回到本案的整体意义。 这个案子确立的规则,其实是把「现有技术」这个概念从「文献中心」拉回到「公众可及」。 判决那句「公开通常强调的是公开状态或结果,而不是公开方式」,在未来会越来越多地被用到—— 因为在软件、算法、界面这些领域,大量的现有技术根本不以论文形式存在,而是以产品形式存在。 如果不承认产品公开,这些领域的专利就会被大量授予,然后靠「没人写过文献」维持有效。 那对创新的伤害,比无效几件专利大得多。
现有技术的门槛不是「有人写下来」,是「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但实物承载的方案太多,主张的人有义务说清是哪一条。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北京某科技公司系专利号为20081011619X.8、名称为“一种输入过程中删除信息的方法及装置”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专利权人。北京某网讯公司以本专利不具备创造性为由请求宣告本专利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本专利具备创造性,故作出第35082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维持本专利权有效。北京某网讯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认为,被诉决定关于证据1’、3、4、5、6没有公开确定的技术方案、不能作为现有技术评价本专利创造性的认定有误,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京73行初5086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35082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北京某科技公司、北京某网讯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行终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现有技术应当是相关专利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现有技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确定性。在专利权创造性审查程序中,这种相对性是相对于被审查的专利而言的,即现有技术必须是在被审查专利申请日以前公开的技术。同时,现有技术应当是确定公开的,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状态。
本案中,证据1’是飞利浦9@9手机,证据1-1是该手机使用手册公开的一种中文T9拼音输入法,证据1-1是教导公众如何使用飞利浦9@9手机的手册。在被诉决定已经使用证据1-1评价本专利创造性的前提下,认定证据1’是否公开了确定的技术方案,关键是认定公众在拿到飞利浦9@9手机且没有证据1-1的教导下,是否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到一种输入过程中删除信息的技术方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公众在这一认定过程中面对的仅仅是证据1’即飞利浦9@9手机,且不应当接受证据1-1的教导。综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证据1’公开了确定的技术方案。首先,现有技术的公开通常强调的是公开状态或结果,而不是公开方式。无论是出版物公开、使用公开还是其他方式公开,都应当以公众为判断主体标准。所谓现有技术“为公众所知”是指现有技术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公众实际上已经确定知晓该技术方案。
具体到本案,手机删除操作可为短按或长按,大部分公众拿到手机实物,都能够在不接受专业技术指导的情况下对输入信息进行简单的短按或长按删除键进行操作,即便有公众可能对长按删除键的操作方式不够了解,仍可通过手机售后服务或手机论坛咨询等方式获知长按删除键的操作方式,故对手机的删除键进行简单的短按或长按操作以删除输入信息,已经处于公众想得知就能够得知的状态。其次,判断某一技术是否构成以使用方式公开的现有技术,不能脱离本专利的技术方案。对于不同技术方案,同一证据是否构成现有技术的结论可能不同。本专利涉及输入信息的删除方法,输入信息的删除方法至少部分能够通过用户操作和相应的界面显示获知:当输入焦点处于编码输入区时,按下删除键,界面显示删除已输入的编码,此时其后台程序必然包含接收删除键指令的步骤,以响应该删除键指令进行删除编码的操作。在此应用场景下,用户操作界面与手机后台程序是能够唯一对应的。
因此,手机实物已公开一个确定的涉及输入信息删除方法的技术方案。最后,对于实物而言,其客观上往往使用了多个技术方案,如同一篇技术文献也可能记载多个技术方案一样。但不同的是,公众通过阅读技术文献通常就可以得知其记载的技术方案,但公众要得知实物上所承载的技术方案可能并不都如同其阅读技术文献那样容易。对于以实物形式公开的技术方案,无效请求人在使用实物作为现有技术证据时,有义务说明其使用的是该实物承载的哪个技术方案作为现有技术,并负有证明或充分说明公众通过该实物能够直观地获得该技术方案的责任。
本案中,北京某网讯公司提交的证据1’、3、4、5、6系飞利浦9@9r手机、夏新A8手机、三星SGH-S508手机、摩托罗拉W161手机、松下X77手机的输入法方案,并在口头审理过程中,北京某网讯公司对证据1’所涉飞利浦9@9r手机及证据3所涉夏新A8手机进行了实际操作演示,该演示过程基本上可以确定上述飞利浦9@9r手机及夏新A8手机公开了确定的技术方案。被诉决定仅以证据1’、3、4、5、6未公开确定的技术方案为由认定其不能作为评价本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现有技术,有所不当。当事人以实物主张现有技术的,应当明确其所主张的现有技术方案及该现有技术方案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并举证证明或者充分说明公众可以直观地从该实物获得该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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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9)最高法知行终1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09-02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3-3-02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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