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李某甲诉某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李某甲诉称，其与某村村民李某乙于二〇〇〇年结婚，二〇〇一年从该村分得土地。二〇一〇年与李某乙离婚，但户口未迁出，一直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未在其他地方分配土地。自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四年某村委会一直向原告发放土地补偿款，二〇一四年村委会换届后新任村主任拒不为原告发放，经责任管区及镇政府协调，发放至二〇一八年度。现二〇一九年度、二〇二〇年度土地补偿款一直未发放，请求判令支付共计七千七百元。

某村委会辩称，李某甲系该村空挂户口，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离婚后长期不在该村居住，后又再婚生子，户口继续挂在该村，给全体村民集体经济利益带来重大侵害。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该村两次党员代表大会表决，李某甲在该村是悬挂户口，不符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再享受本村村民任何集体待遇。

法院查明：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的会议有二十四名代表签字表决不同意李某甲继续享受土地补偿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村两委会议五名参会人员通过决议决定原告自二〇一九年之后不再享受该村土地补偿款。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判决村委会给付李某甲二〇一九年度、二〇二〇年度土地补偿款共计七千七百元；村委会上诉，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例如以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限制或者剥夺成员的合法权益，人为造成成员权的不平等。

虽然村民会议决议是村民自治的表现，但村民会议决议无权剥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也无权剥夺村民应当享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否则即使经过民主程序议定亦为无效决议。

三、赵律师点评

「空挂户口」这个说法，法院为什么不认

本案村委会提出了一个在农村纠纷里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空挂户口。 完整的说法是：李某甲系该村空挂户口，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什么叫空挂户口？ 按村委会的逻辑，就是人不在村里住、也不在村里劳动，只是户口挂在村里，目的就是为了分钱。 这个说法在生活里很有说服力。 尤其在一个人均资源有限的村子里，「户口在这儿但不在这儿过日子，凭什么分我们的钱」这种情绪是真实的。 但法院没有采纳。为什么？ 因为成员资格是一个法律判断，不是一个生活感受。 我们把法院查明的事实按顺序摆出来： 二〇〇〇年，李某甲与某村村民李某乙结婚，户口迁入某村。 二〇〇一年，李某甲从该村分得土地。 二〇一〇年，李某甲与李某乙离婚。 离婚后，李某甲再婚改嫁。 李某乙再婚后，李某甲的户口从李某乙家的户口本上迁出，但仍然单独落户在某村。 因该村土地（包括李某甲分得的土地）被占用，村委会每年向被占地村民发放土地补偿款，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四年间向李某甲发放了相应数额。 请注意这几个事实的组合： 第一，她不是「挂」进来的，她是因合法婚姻迁入、并且实际分到了土地。 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分得土地，意味着她与这个集体之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料联系，不是一纸户口。 第二，村委会自己曾经连续四年承认她的成员身份。 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四年，村委会年年向她发放土地补偿款。 这个事实在本案里分量极重—— 如果她真的不是成员，那前四年为什么要发？ 第三，她没有在别处取得承包地。 这一点在诉状里写明了：也未在其他地方分配土地。 这直接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该条内容是：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这一条的核心是防止妇女「两头落空」。 本案李某甲的情况正是立法者担心的那种：这边不给了，那边也没有。 法院对居住这一项的处理，写得非常清楚： 虽然李某甲与李某乙离婚后均各自再婚，但李某甲户口始终在某村。 而李某甲自其所分土地被占用后已经连续数年分得土地补偿款，故即使李某甲离婚后因无居所并未在某村生活，也并不因此而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请注意那四个字——「因无居所」。 这四个字是一个价值判断： 她不是不想在村里住，是离婚后没有住处。 一个人因为离婚而失去住所，进而被认为「不在村里生活」，再进而被剥夺成员资格—— 这条链条每往前一步，都是对离婚妇女的一次伤害。 法院在这里明确切断了这条链。 再补一条法律依据，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本案适用的是二〇一八年修正的版本，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本案村委会的行为，正是以「离婚」和「再婚」为由。 这一条把它直接否掉了。 实务提示：如果你是被告村委会一方，主张对方是「空挂户口」，需要证明的是—— 一，其户口虽在，但从未与本集体建立过实质的生产生活联系（比如从未分得土地、从未参与分配）； 二，其已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取得成员资格或者承包地。 只凭「她再婚了」「她不在这儿住」，是远远不够的。

开了两次会、二十四个人签字：民主程序走得越完整，越要小心

本案有一个特别值得讲的地方：村委会的程序走得相当完整。 法院查明的事实是：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该村召开党员及村民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有二十四名代表签字表决不同意李某甲继续在某村享受土地补偿款。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村委会再次召开村两委会议，五名参会人员通过决议，决定李某甲自二〇一九年之后不再享受该村土地补偿款。 两次会议，一次二十四人签字，一次五人通过。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套相当规范的民主议定程序。 村委会自己也强调：按村民自治委员会章程，关于村民反映的重大事项决策，村两委按程序必须提交村民代表议事会来解决通过。 但法院的结论是：无效。 二审法院的裁判要旨写得很重，值得完整引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例如以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限制或者剥夺成员的合法权益，人为造成成员权的不平等。 虽然村民会议决议是村民自治的表现，但是村民会议决议无权剥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也无权剥夺村民应当享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 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否则，即使经过民主程序议定、以村民会议的形式作出决议，亦因违反基本国策和法律规定而应为无效决议。 这段话里有三层意思，是理解村民自治边界的关键。 第一层：村民会议能决定什么。 村民自治的范围，是集体事务的管理方式——比如钱怎么分、分多少、什么时候分、按什么标准分。 这些是可以议的。 第二层：村民会议不能决定什么。 它不能决定「谁算不算这个集体的成员」。 成员资格是一个法律事实，它由户籍、土地承包关系、生产生活联系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不由表决决定。 这就像一个人是不是某公司的股东，不会因为其他股东开会表决就改变。 第三层：违反的后果。 「即使经过民主程序议定、以村民会议的形式作出决议，亦因违反基本国策和法律规定而应为无效决议。」 请注意「亦因」两个字—— 它的意思是：程序完整不能挽救内容违法。 一个内容违法的决议，不会因为签字的人多、程序规范就变成有效。 这里要解释一下「基本国策」这个词。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所以，一个以妇女离婚、再婚为由剥夺其权益的决议，不只是违反了一部法律，它违反的是基本国策。 这就是法院用词如此之重的原因。 本案给所有村民自治组织一个非常明确的提醒： 民主程序不是护身符。 恰恰相反，程序越完整，决议的违法性就越明显—— 因为二十四个人签字、两次会议通过，说明这不是某个干部的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有意识的选择。 这种有意识的、以民主形式作出的歧视，法律评价只会更严厉，不会更宽容。 实务上，这类决议还涉及一个救济路径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这条给了两条路： 一是直接请求撤销该决定； 二是在请求支付应得款项的诉讼中，主张该决定无效、不能作为不分配的依据。 本案走的是第二条路——李某甲请求支付二〇一九、二〇二〇年度的土地补偿款，法院在审查中否定了两次决议的效力。 本批另一案（二七六五号）走的则是第一条路——原告直接请求撤销分配方案，法院判决撤销。 两案对照，可以看出这两条救济路径的区别与适用场景。 如果你的目的是拿到自己那一份，走给付之诉更直接。 如果争议的核心是整个分配方案不公平，影响到的是一类人，那么请求撤销方案更彻底。

年年都发、中间突然停：这个断点是本案的突破口

本案有一个事实，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在证据上非常关键。 法院查明：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四年间，村委会向李某甲发放了相应数额的土地补偿款。 二〇一四年年底村委会换届选举后，不再向李某甲发放。 经镇政府和管区领导协调，镇党委政府经研究决定从村委会的占地补偿款中扣留应当发放给李某甲的占地补偿款，由镇政府代为发放，并已按年度发放至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度、二〇二〇年度未发放。 把这条时间线画出来： 二〇一一至二〇一四：村委会发。 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一八年：镇政府代发（因为村委会不发）。 二〇一九、二〇二〇：谁都不发。 这条线里有两个断点，每个断点都有法律意义。 第一个断点在二〇一四年底——村委会换届。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停发的真实原因。 案情里写得明白：二〇一四年年底某村委会换届选举后，不再向李某甲发放土地补偿款。 也就是说，不是政策变了，不是资格没了，是新任村主任不给了。 村委会在答辩中也承认：新任村主任拒不为原告发放土地补偿款。 这句话在法庭上的杀伤力极大。 它把一个「资格争议」还原成了一个「人为决定」。 如果真的是资格问题，那么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四年为什么发？ 如果真的是资格问题，为什么换届之后才停？ 时间线自己会说话。 第二个断点在二〇一九年——连镇政府代发也停了。 这一段同样重要。 二〇一五年到二〇一八年，是镇政府在代发。 请注意镇政府采取的方式：从村委会的占地补偿款中扣留应当发放给李某甲的占地补偿款，由镇政府代为发放。 这个做法说明什么？ 说明基层政府的判断是明确的：这笔钱李某甲应当得，村委会不发给，那就从款项里直接扣出来给她。 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旁证。 它表明，在村委会之外，另一个国家机关（镇政府、管区）也认定了李某甲的权益。 实务建议：如果你遇到类似的停发，请务必把发放记录全部调出来。 这一类案件里，历年发放记录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因为它同时证明了三件事： 一，对方曾经承认你的资格； 二，停发是一个时间点上的突变，而不是一贯做法； 三，停发的原因需要对方作出解释。 怎么拿到这些记录？ 一，自己保存的银行流水、存折入账记录。 这是最直接的。 土地补偿款的发放通常通过银行账户，历年入账记录一目了然。 二，村委会的分配清单与会计凭证。 可以要求公开，也可以在诉讼中申请法院调取。 三，镇政府的代发记录。 本案镇政府代发了四年，必然有相应的台账。 四，同村其他村民的发放记录。 用于对比：别人发了多少、什么时候发的，而你没有。 本案法院查明了村委会已向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了二〇一九年度土地补偿款三千八百五十元、二〇二〇年度土地补偿款三千八百五十元，但未向李某甲发放。 这个对比一旦成立，差别对待的事实就无可辩驳。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本案里镇政府的作用。 实务中，很多农村集体权益纠纷并不会一上来就起诉。 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反映，请求协调，往往是第一步。 本案里，镇政府和管区领导的协调虽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延续了四年的发放，也为后面的诉讼留下了重要证据。 所以，即便行政协调不能完全解决，也不要跳过这一步。 它留下的痕迹，将来在法庭上是有用的。 最后补一个本案判决数额的说明。 判决是七千七百元，也就是三千八百五十元乘以二年。 这个数额是明确的、可计算的，因为每年的发放标准是本集体统一确定的（每人三千八百五十元）。 这一类案件的好处在于：一旦成员资格确定，数额通常不需要另外举证，按本集体的统一标准计算即可。 这与本批另一案（二七六四号）形成对照——那一案里，原告主张的粮田分红因为无法证明流转与收益分配情况而被驳回。 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可查的统一标准。

城镇化、外嫁、入赘、离婚、丧偶：还有谁会被这样对待

本案讲的是离婚改嫁的妇女，但同样的问题，其实发生在一系列人群身上。 我们把实务中常见的几类情形梳理一下，因为它们本质上适用同一套规则。 第一类：外嫁女（出嫁后户口未迁出）。 本批另一案（二七六四号）处理的正是这一类。 核心规则是：结婚后户口未迁出，且未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取得承包地的，原集体不得剥夺其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对此有明文规定。 第二类：离婚、丧偶的妇女。 本案与第二七六二号处理的都是这一类。 核心规则是：不因离婚、丧偶而丧失成员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明确列举了「离婚」「丧偶」为禁止的歧视理由。 第三类：入赘的女婿及其子女。 这一类在实务中也常见。 规则的落点同样是：户口在该集体、在该集体生产生活、未在他处取得权益的，应当享有平等待遇。 不得以「外姓人」「不是本宗族」为由排斥。 第四类：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 本批另一案（二七六七号）处理的正是养女的情形。 该案的裁判要旨是：即便因养父母不符合收养人的条件、与养子女之间依法不能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但养女一直在该农村居住生活的，可以认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具有平等的土地补偿款收益分配权。 这一条的意义在于：它把判断的重心从「身份关系是否合法成立」转移到了「是否实际在该集体生活」。 第五类：外出务工、经商、读书的人员。 这一类数量最大。 规则是：外出务工经商、就学、服兵役等，不必然丧失成员资格。 关键在于：户籍是否仍在、是否仍与原集体保持联系、是否在他处取得了稳定的社会保障或者成员权益。 第六类：户籍迁出后又迁回的人员、政策性安置迁入的人员。 这一类需要看迁回或迁入的具体依据与当时的约定。 第七类：因征地而转为城镇户口、但仍在原集体的人员。 这一类最复杂，各地政策差异较大。 通常的考量因素是：是否已经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是否仍在原集体享有土地承包权益。 把这七类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判断框架。 无论身份标签是什么，法院真正看的是四个问题： 一，资格是怎么取得的（出生、婚姻、迁入、安置）； 二，户籍现在在哪里； 三，是否仍与该集体保持生产生活联系，不在的原因是什么； 四，是否在其他地方已经取得了同类的成员权益或者承包地。 四个问题回答完，结论基本就有了。 而身份标签——外嫁、离婚、入赘、收养、外出——本身不构成任何法律上的区别对待理由。 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在个案中的落地方式。 这里还要说一句关于「村民情绪」的话。 本案村委会的答辩里有一段很真实的表述： 「给全体村民集体经济利益带来重大侵害，让蒙受利益损害的大部分村民提出抗议，并多次要求村委会必须公平公正。」 这段话反映了一种真实存在的集体心理：资源有限，多一个人分，每个人就少一点。 这种心理可以理解。 但法律不能建立在「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少分给一个人」的基础上。 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下一个被投票排除的，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今天是离婚的妇女，明天可能是入赘的女婿，后天可能是外出读书的孩子。 本案二审的裁判要旨里有一句话，正好回应了这一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人为造成成员权的不平等。 「人为造成不平等」——这七个字，是这一整类案件的判准。 实务建议，给村里和当事人两边： 给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方案要靠得住，唯一的办法是让标准本身合法、公开、一致。 不要针对具体的人作决定，而是针对条件作规定，并且把规定事先公之于众。 给当事人：遇到被排除，第一步永远是要求对方说明依据。 把依据拿到手，你就有了判断的起点，也留下了证据。

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无权剥夺成员的资格与权益，以妇女离婚、再婚为由停发土地补偿款的，即使经过民主程序、有多人签字，也因违反基本国策和法律而无效；此前连续多年发放的记录，是证明差别对待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