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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上海某实业公司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等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案

案号:(2020)沪02民终2746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 · 二审 · 2020-05-29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有两名股东:上海某实业公司持股10%,另一家发展公司持股90%。2018年9月,公司把名下一栋大厦的八套房产卖了,建筑面积7118.15平方米,转让价1.32亿元(含税)。卖之前没有召开股东会。

实业公司说自己2019年2月28日才知道这件事,随即在3月6日寄出函件,要求公司以2337万余元的价格收购其10%股权。公司拒绝,理由是:卖房属于正常经营行为,无需股东会决议;房产不是公司主要财产;即使有权回购,也已经过了90天。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驳回,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法院认定了前半段:这次卖房确实应当经股东会表决,公司没开会,股东可以自知道之日起90日内要求回购,期间没过。但后半段没认:这八套房产的价值占公司资产比重未达一半,公司仍能正常经营,章程也没把业务限定为自有房产出租,转让不构成对公司设立目的和存续的实质性影响,不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主要财产」。

二、裁判要点提炼

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财产,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职权的,应当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未召开股东会的,异议股东仍可通过其他途径表示反对,并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异议事项之日起九十日内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九十日期间不以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为唯一起点。

判断是否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主要财产」,应当以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对公司的设立目的和存续产生实质性影响为主要标准,以转让财产价值占公司资产的比重、转让财产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的影响为辅助性判断依据。三项均不足以认定的,股东不能据此取得要求公司收购股权的权利。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栋楼的八套房,卖了一亿三

上海这家房地产公司的股权结构很简单:上海某实业公司持股10%,上海某发展公司持股90%。

公司的资产也很简单:一栋大厦里的若干套房产。2016年9月,公司卖过一次,卖了9384.32平方米;这次卖的是上次剩下的部分,共八套,101、102、201、301、401、1301、1901、2001室,建筑面积合计7118.15平方米。

公司的经营方式,是把这些房子租出去收租金。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859.29万元,其中租金收入682万元,大厦房产的出租率约90%。这个模式很稳:不开发、不销售,靠自有物业收租。

2018年9月,情况变了。

9月21日,持股90%的那家发展公司的母公司——上海某置业公司,召开了自己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一项决议并发布公告:出售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所有的上述八套房产。

注意这个细节:开会的是股东上面的股东,不是这家房地产公司自己。房地产公司自己的股东会,没有开。

9月,公司还在资产负债表上做了一笔调整:把这八套房产从「投资性房产」改成「存货」。

这个调整不是会计小事。投资性房产,意思是「持有以备增值或者出租」,是长期资产;存货,意思是「持有以备出售」,是待售商品。同一栋楼,从「我留着收租」变成「我准备卖掉」,性质完全变了。

9月28日,房产转让完成,转让价合计132,397,589.63元,含税。

11月12日,款项履行完毕。11月14日,置业公司发布公告,出售房产的款项已经收齐。

从头到尾,持股10%的实业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决策。它说自己直到2019年2月28日才知道这件事。

知道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2019年3月6日,它向房地产公司的经营地寄了一份函,要求公司收购它持有的10%股权,价格2337万余元。函件由前台签收。

公司不同意。于是有了这场官司。

二、公司说这是正常经营,股东说这是卖主要财产

原告的诉请,建立在公司法的一条条文上。

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这条权利的完整表述还包括: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所以要走通这条路,原告需要证明三件事:第一,卖房属于「转让主要财产」;第二,这件事本该经股东会决议;第三,起诉没有超过期间。

公司的答辩,正好对应这三件事,全部否认:

第一,转让案涉房产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无需召开股东会讨论决定。

第二,案涉房产并非公司主要财产。

第三,即便实业公司有权要求收购,其主张时已过法律规定的九十天,权利已消灭。

三条抗辩,只要有一条成立,原告就输。

先单独说第三条,因为它是这类案件里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致命的。

九十日,是一个很短的期间。它既不是诉讼时效,也不是可以中止中断的期限,性质上更接近除斥期间——过了就是过了,没有什么「我一直在协商」的说法。而且它的起点写得很死: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如果照字面理解,本案原告根本没有机会:公司从来没开过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无从谈起,九十日永远不起算;或者反过来,有人主张应当从「应当知道公司卖房」之日起算,而卖房发生在2018年9月,原告2019年2月才知道,早过了。

两条解释都通往同一个结果:输。

所以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先解决这个前置问题,否则后面讲什么都没有用。它选择的时间点是2019年2月28日,也就是自认知悉之日,并在3月6日发出函件,把程序动作卡在最短的窗口里。

这个做法值得学:一旦发现公司有重大资产处置而你被排除在外,第一件事不是去吵架,是发一份书面的回购要求,把时间钉住。函件寄出、留存快递单、留存签收记录,三样东西,成本极低,作用极大。

从后来的判决看,前两条公司输了,第三条也输了,但它赢了最关键的第四条——房产不属于「主要财产」。

这个案子的走向很有意思:法院几乎在每一个程序问题上都支持了原告,最后却在实体标准上把它挡住了。

这也是本案值得细读的原因。「转让主要财产」这五个字,看着是白话,实际上是一条极难跨过的门槛。很多小股东以为自己抓住了大股东的把柄,走到最后才发现,门槛在最后一道。

三、法院认了:这事本该开股东会

先看第一个争点:卖房要不要开股东会。

公司的章程写得很清楚:股东会行使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法院从三个角度论证,这次卖房落进了这个范围。

第一,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原来的经营方式是以自有房产出租为主;出售房产之后,转为以转租方式经营。从「自己有房收租」变成「租别人的房再转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意:前者靠资产,后者靠运营;前者的风险和收益都来自房价和租金,后者的利润空间被房东压着。判决书的表述是:与原有的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符合经营方针转变的评价标准。

第二,投资计划发生了变更。公司原本把这八套房产记载为「投资性房产」,也就是打算长期持有;从持有变为出售,就是对投资计划的变更。前面提到的那笔会计科目调整,在这里成了证据——公司在账上自己承认了性质的改变。

这个细节值得多说一句,因为它是本案里最技术、也最实用的一处证明方法。财务报表的科目分类不是随意填的,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适用完全不同的会计规则:前者按公允价值或成本模式计量、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者要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一家公司把自持物业从投资性房地产改成存货,通常只有一个原因:它准备卖了。

也就是说,账上的这一笔调整,等于提前在纸面上承认了「我的打算变了」。小股东如果怀疑公司偷偷处置资产,查报表的科目变动,往往比查合同更快发现线索。

当然,这个证据要辩证地看:正因为它太明显,公司也可能反过来解释——「改成存货只是会计处理,不影响经营决策」。本案法院没有被这个解释说服,因为它还有另外两项证据支撑:经营方式的实际转变、以及小股东参与决策的必要性。

第三,从保护小股东的角度看,作为房产实际所有人的公司小股东,应当有权参与讨论表决。

三条理由,一条讲经营、一条讲会计、一条讲权利。合起来结论是:这次转让应当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

公司没开会。

那没开会,是不是就没有「对决议投反对票」这个前提了?毕竟法条写的是「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

这正是本案第二个争点要解决的。如果严格按字面理解,公司不开会,股东就永远没有机会投反对票,也就永远无法行使回购请求权。这显然是荒谬的——大股东只要不开会,就能把小股东永久锁死。

法院的处理是:该条规定应以异议股东参加股东会并提出异议为前提,在公司应召开而未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的情况下,则应以异议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异议事项时起算主张期间。

这段话把「程序漏洞」补上了。公司该开会不开,期间就从股东知道那天开始算。

本案实业公司自认2019年2月28日知悉,3月6日发出回购函,距90日还远。期间没问题。

程序上的三道关,原告全过了。剩下的只有实体:这八套房子,算不算「主要财产」。

四、「主要财产」不看卖了多少钱,看公司变没变

这是全案的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段说理。

很多人以为,判断「主要财产」就是算比例:卖掉的资产占公司总资产多少,超过一半就是主要财产,不到一半就不是。

法院没有采用这个单一标准,而是给了一个三层结构:

主要标准: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公司的设立目的、存续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辅助标准一:转让财产价值占公司资产的比重。

辅助标准二:转让的财产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的影响。

三层结构的关键在于顺序:先看有没有根本性变化,再看两个辅助指标。辅助指标可以支持结论,但不能单独决定结论。

按这个框架,法院逐项审查本案。

第一,占比。判决书写的是:转让的房产价值占其实有资产价值的比重尚未达到50%,故认定其为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依据尚不够充分。

这个数字可以从卷宗里推算:转让房产的可变现价值是7861万元,不含税费是5379.06万元;公司总资产评估值29606.48万元,所有者权益26555.4万元。无论用哪个口径比,都远不到一半。

第二,对经营的影响。公司转让房产之后,仍然可以继续经营房屋租赁业务。判决书还区分了一层:转让房产实际上是一次性兑现收益还是分期实现收益,这是商业判断问题;公司可以把转让所得用于投资经营。而且实业公司对转让价格本身没有提出异议,所以不能就此认为公司利益受损、经营不可持续。

第三,设立目的。公司章程从未把公司经营业务范围限定为「从事自有房产的出租业务」这一项。也就是说,卖房子不等于背离公司设立目的。

第四,还有一个对原告很不利的事实:2016年9月,在实业公司自己作为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公司也曾未经股东会决议出售过9384.32平方米房产。

这段事实被法院写进了判决。它的作用是:你自己当家的时候也这么干过,现在换了别人当家,你说这是根本性变化,说服力不足。

四项合起来,结论是:公司因此次房产出售发生的变化,都谈不上是根本性的变化;转让房产的行为不足以被认定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转让公司主要财产。

一句话:房子卖了一亿三,但公司还是那个公司。

五、这条门槛为什么设得这么高

判决出来之后,很多小股东会觉得不公平:一栋楼卖了,公司的主营业务从「收租」变成「转租」,这还不算主要财产?

要理解这个门槛,得回到这条制度的本意。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本质上是给小股东一个「用脚投票」的出口。公司要做什么重大改变,你不同意,你可以拿钱走人,不必被绑在一辆你不想上的车上。

但「重大改变」的标准不能太低。如果卖掉一栋楼、关掉一个车间、剥离一条业务线,都能触发回购,那公司就没法经营了——任何一次资产处置,都可能被小股东要求按「合理价格」收购股权,公司要么付不出钱,要么被迫放弃正常的商业决策。

所以法律把门槛设在「根本性变化」:公司还是不是原来那家公司?它的设立目的还能不能实现?它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

本案的三个辅助指标,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更朴素的问题:这件事对股东的钱有多大影响。占比不到一半,说明卖掉的不是主体资产;仍能继续经营,说明收入来源没断;章程没限定业务,说明没有背离当初的约定。

三个问题都答「影响有限」,结论自然就是不影响根本。

那什么叫真正的主要财产?可以想象几个场景:一家公司只有一栋楼,把楼卖了,公司空了;一家制造业企业把唯一的生产线卖了,没法生产了;一家矿业公司把采矿权卖了,主业没了。这些才是「根本性变化」。

本案不属于这些情形,因为公司手里还有资产、还能继续做租赁,卖房所得也在账上——2019年9月19日,公司账上有资金9880.55万元。钱在,业务在,公司还在。

这里有个反驳值得预先回答。有人会说:公司卖掉唯一能生钱的楼,钱变成了现金趴在账上,业务萎缩到半年收入不到二十万,这跟「公司空了」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资产的形态」和「资产的存在」。楼是资产,现金也是资产。公司把楼换成钱,总资产没少,只是从不动产变成了存款。对债权人来说,现金甚至比楼更容易执行;对小股东来说,钱在账上意味着将来还有分配的可能。真正的问题不是「公司变空了」,而是「钱趴在账上不动」——那是分红的问题,不是转让主要财产的问题。

法律的分类就是这样:一件事可能同时让人不满,但只能落进一个筐里。落错了筐,法院不会替你换筐。

不过,这个案子也暴露了小股东的一种真实困境:公司把唯一能生钱的资产卖成现金,现金趴在账上不分,业务从「收租」萎缩成「转租」,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只有19.85万元——比起2018年的1.32亿元,几乎归零。公司没死,但也没在活。

这种状态,法律上叫「公司僵局」的边缘。它不触发回购,但可能触发别的路径:如果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持股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本案原告持股正好10%,具备提起解散之诉的资格。它没有走这条路,选择的是回购。

这也是给小股东的一个提示:回购和解散,是两条不同的路,门槛不同、后果不同。回购是「我走,公司继续」,解散是「公司也没了」。选哪条,要看你要的是钱,还是了断。

本案的裁判要旨有两条: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财产属于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职权的,应当提交股东会表决;未召开的,异议股东仍可表示反对,并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异议事项之日起九十日内要求公司收购股权。判断是否属于「主要财产」,以转让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对设立目的和存续产生实质性影响为主要标准,以价值占比、对经营和盈利的影响为辅助标准。

一句话记住这个案子:卖了多少不重要,公司变没变才重要。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上海某实业公司诉称:持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10%股权,第三人上海某发展公司持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90%股权。上海某实业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才知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已将公司主要财产上海市某大厦101、102、201、301、401、1301、1901、2001室房产(建筑面积共计7,118.15平方米,以下简称案涉房产)出售,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及第三人处理公司主要财产却不召开股东会,致上海某实业公司未能提出异议,该行为侵犯了上海某实业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上海某实业公司有权要求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故诉请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以23,375,555.56元的价格收购上海某实业公司持有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10%股权。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辩称:不同意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案涉房产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无需召开股东会讨论决定。

2.案涉房产并非公司主要财产。

3.即便上海某实业公司有权要求公司收购股权,但其主张时已过法律规定的90天期间,该权利已归于消灭。

上海某发展公司、上海某置业公司述称:同意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答辩意见,请求法院驳回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1.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股东和章程等情况: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原股东情况为上海某实业公司持股10%,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持股90%。上海某实业公司于2016年10月前为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控股股东,之后转让了持有的全部股份。2018年8月,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将持有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90%股权转让给了其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即第三人上海某发展公司,上海某实业公司持股10%不变。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章程明确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

2.本案所涉房产转让情况:2018年9月21日,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并发布公告:出售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所有的上海市某大厦101、102、201、301、401、1301、1901、2001室房产,建筑面积为7,118.15平方米。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于2018年9月在资产负债表中将上述房产由投资性房产调整记载为存货,在未召开公司股东会的情况下,于2018年9月28日转让了上述房产,转让价共计132,397,589.63元(含税)。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公告,出售房产的款项已于2018年11月12日履行完毕。

3.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资产和经营情况: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潢材料。2016年9月,在上海某实业公司作为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出售了某大厦9,384.32平方米房产,案涉房产为该次出售后剩余的房产。2017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营业收入8,592,943.23元,其中租金收入6,820,000元,当时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在某大厦的房产的出租率约90%。2018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营业收入132,131,906.67元。2018年9月30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委托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资产作评估,评估报告确认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总资产296,064,800元,总负债30,510,700元,所有者权益265,554,000元,转让房产可变现价值78,610,000元(不含税费53,790,600元)。

2019年上半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98,521.14元。2019年9月19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账上有资金98,805,479.44元。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案涉房产后继续经营房屋租赁业务。

4.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情况:2019年3月6日上海某实业公司向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经营地寄送要求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的函,由前台签收。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沪0106民初1556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实业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20)沪02民终274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涉及以下争议焦点:

一、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案涉房产是否应当经过股东会表决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因此案涉房产转让应由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股东会进行讨论,理由如下:第一,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原来的经营方式以自有房产出租为主,其出售房产后,转为以转租方式经营,与原有的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房产的行为符合经营方针转变的评价标准。第二,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原将案涉房产记载为投资性房产,从持有变为出售就是对投资计划的变更。第三,从小股东权利保护角度来看,作为房产实际所有人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小股东应有权参与讨论表决。因此,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公司案涉房产的事项符合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关于股东会职权的相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

二、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由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时是否已过法律规定的主张期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异议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提起诉讼。该条规定应以异议股东参加股东会并提出异议为前提,在公司应召开而未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的情况下,则应以异议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异议事项时起算主张期间。就本案来看,应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通知上海某实业公司转让房产的事实这一时间点作为判断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期间起算的时点。鉴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始终未正式通知上海某实业公司,而上海某实业公司自认于2019年2月28日知悉该事实,故应以该时点起算主张期间。

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房产是否属于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规定的主要财产

判断是否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应当以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对公司的设立目的、存续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以转让财产价值占公司资产的比重、转让的财产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的影响作为辅助性判断依据。从本案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房产尚未达到造成公司产生根本性变化的程度:首先,从转让房产价值占比角度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的房产价值占其实有资产价值的比重尚未达到50%,故认定其为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依据尚不够充分。其次,从公司是否正常经营角度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房产实际上是一次性兑现收益还是分期实现收益的商业判断问题,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仍可以转让房产所得收益用于投资经营。上海某实业公司对房产转让价格也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就此认为公司利益受损、经营不可持续。

再次,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设立目的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章程从未将公司经营业务范围限定为从事自有房产的出租业务这一项,且上海某实业公司在作为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也曾出售房产获取大量资金,因此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此次转让房产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违背公司设立的目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因此次房产出售发生的变化都谈不上是根本性的变化。

综上,法院认为,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房产的行为并不足以被认定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转让公司主要财产,上海某实业公司不能据此获得要求公司收购股权的权利。

综上所述,本案中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法律上的依据并不充分,法院难以支持。

1.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财产,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职权的,应当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如未召开,异议股东仍可通过其他途径表示反对,并有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异议事项之日起90日内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

2.判断是否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应当从转让财产价值占公司资产的比重、转让的财产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的影响以及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等多角度进行考察,并以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对公司的设立目的、存续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其余两项则作为辅助性判断依据。

案号:(2020)沪02民终2746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05-2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8-2-268-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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