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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556581738号最高人民法院 · 专利授权确权行政纠纷 · 二审 · 2023-12-12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本案涉及专利号为某号、名称为「一种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及人脸识别方法与系统」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为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三家关联公司分别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权人于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提交了权利要求书修改文本。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二〇一九年五至六月作出第40531、40532、40533号决定,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一至三、五、六以及权利要求八至十中引用权利要求一、五的技术方案符合规定,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四、七、十一、十二及引用权利要求四、七的权利要求八至十不符合规定,遂以被接受的部分作为审查基础,认定不具备创造性,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专利权人不服起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专利权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556、581、738号行政判决:撤销原判,撤销决定中关于宣告修改后权利要求四、七及引用其的权利要求八至十无效的部分,责令重新作出。

法院认为: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以实质激励保护创新和保护专利权人应然利益为制度目标,而以维持法律秩序稳定性、避免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保障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及效率为制度成本;对修改的限制应以能够实现制度目标为基本遵循,并尽可能控制制度成本,既不应过于宽纵,也不宜过于机械严苛。对修改是否应当接受,至少涉及三个层面:一是修改幅度,最大不得超出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信息范围」和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保护范围」;二是修改方式,即审查指南允许的删除、技术方案删除、进一步限定、明显错误修正,其中判断是否属于「进一步限定」,只需审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完整包含被修改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是否新增了技术特征、新增技术特征是否均源于其他原权利要求;三是修改目的,一般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以克服无效理由为名而行优化撰写之实的非回应性修改,可以不予接受。此外,未经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当然的审查基础,其不构成对修改限制的评价对象;本条中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四、七均为该专利原有权利要求,并非经修改形成的新权利要求,不存在因修改而不能被接受的问题。

二、裁判要点提炼

专利确权程序中,关于某一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是否属于「进一步限定」的审查,应仅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完整包含了被修改的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以及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比被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否增加了技术特征,且增加的技术特征是否均记载于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其他权利要求为准。

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式修改,一般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以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行重构权利要求之实的,可不予接受。

三、赵律师点评

修改能不能被接受,法院给了三层楼

这篇判决是这一批里制度性最强的,它把「无效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这件事,拆成了一个三层结构。 而且第一层不是规则,是「为什么要有规则」。 判决先讲目标与成本: 「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以实质激励保护创新和保护专利权人应然利益为制度目标,而以维持法律秩序稳定性、避免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保障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及效率为制度成本。」 这个框架很值得记: 目标 = 保护创新 + 保护专利权人的应然利益; 成本 = 法律秩序稳定 + 公众信赖 + 审查效率。 然后给了一句分寸感很强的话: 「对于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既不应过于宽纵,以致信赖利益严重受损或者法律秩序持续波动;也不宜过于机械和严苛,若基于制度成本的考虑对修改限制过严,将大大减损制度效果。」 一句话:两头都不能过头。 搞清楚这个框架,三层楼就好理解了。 第一层,修改幅度。 「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改幅度最大不得超出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信息范围』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保护范围』。」 两个维度:信息范围管「有没有加新东西」,保护范围管「有没有变大」。 这是法定上限,越过就一律不行。 第二层,修改方式。 「前述『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只是法定的最大幅度,但并非只要不超过的修改都应当被接受。修改能否被接受,还要考虑法律秩序稳定性、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及效率。」 所以指南才规定了四种方式:删除、技术方案删除、进一步限定、明显错误修正。 这四种之外,一般不接受。 第三层,修改目的。 「对于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一般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 这一层是本案最有创见的部分,下一节单独讲。

第三层「回应性」:这一层是新加的

前两层(幅度、方式)在实务中早就在用了。 第三层「修改目的」是这篇判决讲得最透、也最容易被忽略的。 判决的表述是: 「专利确权程序是在权利要求已获授权后因被他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依据无效宣告理由检验授权正当性的程序。其既非授权正当性的全面复查程序,又非权利要求撰写的优化程序。」 这句话是在给程序定位。 无效程序不是「再审一遍」,也不是「帮你改作业」。 它只做一件事:检验被质疑的那部分,是不是站得住。 所以修改也只能针对「被质疑的部分」。 判决说得很直白: 「以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而行优化权利要求撰写之实的修改,即非回应性的修改,因其不符合专利确权程序的制度定位,可以不予接受。」 然后它推了一步,讲清后果: 「一旦非回应性修改可以被接受,则专利确权程序势必异化为授权后额外获取优化权利要求撰写机会的工具。如此既不利于从撰写之初、授权之始即提高撰写质量,也不利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真正作用的发挥,还会引发专利授权后包括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内社会公众利益的失衡。」 这段话说得很有分量。 为什么不能让专利权人在无效程序里「顺便优化」? 因为那等于给了专利权人一次免费的重写机会—— 而这次机会,是别人提起无效才带来的。 结果就是:写得烂不吃亏,反正有人提无效就能改。 这会直接打击撰写质量的激励。 判决还给了两个具体的「非回应性」情形: 「权利要求的修改缺乏与修改相对应的无效宣告请求和理由的,一般可以不必再审查其修改范围和修改方式,径行不予接受。」 「在同一行政审查程序中,针对一项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已通过对该权利要求的修改给予回应,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已被接受时,对该原权利要求的另行修改及相应获得的更多新权利要求,因一般已不再具有回应对象,故可不予接受。」 第二个情形本案就用上了: 专利权人先对独立权利要求十五做了进一步限定,形成了新的权利要求八; 然后又想基于原十五再做一次限定,形成新的权利要求十一。 法院说:原十五的无效理由已经被回应过了, 没有新的回应对象,那这次的修改就不接受。 这个处理很讲道理: 一次无效理由,给你一次回应的机会, 不能一个理由反复用来改。

最容易踩的坑:把「原权利要求」当成「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本案最后能赢回一部分,靠的是一个技术性判断: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四、七均为该专利原有权利要求,并非经过修改而形成的新的权利要求,其是当然的审查基础。」 这句话看起来平淡,但被诉决定恰恰在这里犯了错。 被诉决定的逻辑是: 原权利要求一经过进一步限定修改后,变成了一项「技术特征增多、保护范围缩小的新权利要求一」, 「此时原权利要求1已经不再存在」; 所以新权利要求四(引用原一的)就失去了基础,不能接受。 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它混淆了两件事: 「权利要求一被修改了」 和 「权利要求四也被修改了」。 权利要求四本身一个字没动,它只是引用了一个被修改的权利要求。 判决对此的处理是: 「对于权利要求修改与否,应当作实质审查,以修改前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是否发生实质变化为基本依据。」 然后列举了不算修改的几种情况: 「一般而言,单纯的权利要求序号变化、从属权利要求和独立权利要求撰写方式的简单转换、含有并列技术方案权利要求的简单拆分等不实质影响保护范围的撰写调整,不构成对权利要求的修改。」 也就是说:没动就是没动。 引用关系变了,不等于权利要求本身被修改。 这个区分对实务影响很大。 因为无效程序里,专利权人常常会: 改独权、保留一批从权。 如果按被诉决定的逻辑, 独权一改,所有引用它的从权都失去基础—— 那等于改一个,废一片。 这显然不合理,也会让「进一步限定」这个修改方式形同虚设。 给代理人的三条建议。 第一条,修改时做一张对照表。 逐项列出:哪几项动了、哪几项没动、动的是幅度/方式/目的哪一层。 这样被质疑时,能一眼说清。 第二条,特别注意「未修改的权利要求」的地位。 它们是当然的审查基础,不因为别人被改而受影响。 如果审查机关把它们排除,那就是可争的点。 第三条,如果要做「二次修改」,先看有没有回应对象。 原理由已经被回应过,再改就没有依据了。 这一点在准备修改文本时就要想清楚,不要等被拒了才发现。 最后说一句这篇判决的整体价值。 它把「修改」这个动作,从「技术操作」提升到了「制度设计」。 三层楼的结构,既给了专利权人空间,也划了明确的边界。 对我们做实务的,最实用的收获是那句老话—— 改可以,但要改得「有理由」。

改得动不等于改得对:先看幅度有没有越界,再看方式在不在清单里,最后看这次改动是不是为了回应被质疑的那一点。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森公司)系专利号为某号、名称为“一种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及人脸识别方法与系统”的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2018年10月8日,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脑上海公司)、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南京分公司)、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上海公司)分别针对该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某森公司于2019年5月9日提交了该专利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文本。

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9年5-6月作出第40531、40532、40533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认为,该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3、5、6以及权利要求8-10中引用权利要求1、5的技术方案(即指修改后文本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下同)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6节的相关规定,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4、7、11、12及引用权利要求4、7的权利要求8-10不符合上述规定。因此,被诉决定以某森公司于2019年5月9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权利要求1-3、5、6以及权利要求8-10中引用权利要求1、5的技术方案作为审查基础,并认为上述被接受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宣告该专利权全部无效。某森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18)京73行初10897、10895、10896号行政判决:驳回某森公司的诉讼请求。某森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2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556、581、738号行政判决:撤销原判,撤销被诉决定中关于宣告该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4、7及引用权利要求4、7的权利要求8-10无效的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某电脑上海公司、某贸易南京分公司、某贸易上海公司针对上述权利要求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4、7、11、12及权利要求8-10中引用权利要求4、7的技术方案是否应当被接受的审查,应当依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之规定,并考虑专利审查指南的具体指引进行。

允许专利权人在专利确权程序中对权利要求作出修改,有利于实质激励保护创新,能够有效避免具有技术贡献的发明创造仅因权利要求撰写不当而得不到保护;但因此时专利已获授权、有关法律秩序业已稳定,为避免公众信赖利益的严重减损和法律秩序稳定性的持续波动,亦有必要对修改作出限制。故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以实质激励保护创新和保护专利权人应然利益为制度目标,而以维持法律秩序稳定性、避免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保障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及效率为制度成本。对于权利要求修改的限制,应当以能够实现制度目标为基本遵循,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控制制度成本。因而,对于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既不应过于宽纵,以致信赖利益严重受损或者法律秩序持续波动;也不宜过于机械和严苛,若基于制度成本的考虑对修改限制过严,将大大减损制度效果,甚至导致制度目标无法实现,得不偿失。

关于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接受问题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专利法第三十三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构成;同时,专利审查指南也作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对于权利要求的修改是否应当接受,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修改幅度的要求。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改幅度最大不得超出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信息范围”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保护范围”。申言之,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据此,专利授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所公开的发明创造的全部信息范围。举轻以明重,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亦当然应以此为限。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据此,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改还不得超出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从“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两个维度划定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幅度的法定限度,不仅有利于维护以公开换保护的专利法基本制度逻辑,也有利于平衡确有技术贡献者获得专利授权和社会公众信赖授权专利文本两个方面利益。

二是关于修改方式的要求。前述“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只是法定的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最大限度,但并非只要不超过所谓“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的修改都应当被接受。修改能否被接受,还要考虑法律秩序稳定性、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及效率。因此,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通过专利审查指南对权利要求修改方式予以明确并适当限制。现行专利审查指南允许的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技术方案的删除、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明显错误的修正。其中,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相比权利要求的删除、技术方案的删除、明显错误的修正,留给专利权人相对宽松灵活的修改可能性。

专利审查指南将进一步限定式修改定义为“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故判断某一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是否属于“进一步限定”时,国家知识产权局仅需审查:(1)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完整包含了被修改的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2)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比被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否新增了技术特征;(3)新增的技术特征是否均源于其他原权利要求。如果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并未完整包含任一原权利要求或者其相比被修改的权利要求新增的技术特征并非来源于其他原权利要求,则该修改方式可能是对权利要求的“重新撰写”或者“二次概括”而非“进一步限定”。

三是关于修改目的的要求。专利确权程序是在权利要求已获授权后因被他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依据无效宣告理由检验授权正当性的程序。其既非授权正当性的全面复查程序,又非权利要求撰写的优化程序。故对于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一般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包括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补充的证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引入的无效宣告请求人未提及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证据)为限。以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而行优化权利要求撰写之实的修改,即非回应性的修改,因其不符合专利确权程序的制度定位,可以不予接受。否则,不难设想,一旦非回应性修改可以被接受,则专利确权程序势必异化为授权后额外获取优化权利要求撰写机会的工具。如此既不利于从撰写之初、授权之始即提高撰写质量,也不利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真正作用的发挥,还会引发专利授权后包括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内社会公众利益的失衡。

故对于非回应性修改,即便其未超出所谓“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且属于专利审查指南所允许的修改方式,也可以不予接受。例如,权利要求的修改缺乏与修改相对应的无效宣告请求和理由的,一般可以不必再审查其修改范围和修改方式,径行不予接受。又如,在同一行政审查程序中,针对一项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已通过对该权利要求的修改给予回应,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已被接受时,对该原权利要求的另行修改及相应获得的更多新权利要求,因一般已不再具有回应对象,故可不予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专利确权程序中,未经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当然的审查基础,其不构成对于权利要求修改的法定或者其他限制的评价对象,故确认审查基础时,应当首先明确有关权利要求是原权利要求还是经修改形成的新权利要求。对于权利要求修改与否,应当作实质审查,以修改前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是否发生实质变化为基本依据。一般而言,单纯的权利要求序号变化、从属权利要求和独立权利要求撰写方式的简单转换、含有并列技术方案权利要求的简单拆分等不实质影响保护范围的撰写调整,不构成对权利要求的修改。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4、7均为该专利原有权利要求,并非经过修改而形成的新的权利要求,其是当然的审查基础,不存在因所谓修改而不能被接受的问题。被诉决定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4、7不予接受,进而将之排除在审查基础之外,缺乏事实依据。进一步而言,被诉决定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4、7不应被接受为由,认定修改后的权利要求8-10中引用权利要求4、7的技术方案不应被接受,缺乏依据。被诉决定不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4的理由为“原权利要求1在经过了进一步限定式的修改之后,已经成为一项技术特征增多、保护范围缩小的新权利要求1,此时原权利要求1已经不再存在,因此新权利要求4的修改不再被接受”;其不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1、12的理由与之相同。

由此可以推知,被诉决定不接受权利要求11的理由为,原权利要求15已经进一步限定式的修改后,形成修改后的权利要求8,此时原独立权利要求15已不复存在,不存在对其再次作进一步限定形成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1的基础;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2作为权利要求11的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应被接受。根据前述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的审查理念,被诉决定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1、12的处理,并无不妥。

1.专利确权程序中,关于某一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是否属于“进一步限定”的审查,应仅以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完整包含了被修改的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以及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比被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否增加了技术特征,且增加的技术特征是否均记载于原权利要求书中的其他权利要求为准。

2.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式修改,一般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以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行重构权利要求之实的,可不予接受。

案号:(2021)最高法知行终556581738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12-12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3-3-024-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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