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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赵某甲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案号:(2022)冀04刑终486号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 二审 · 2022-07-12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朱某礼(另案处理)系河北省邯郸市某食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至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其与袁某远、赵某乙(均另案处理)口头约定,以每头猪八元至十元的价格,由袁某远、赵某乙组织被告人赵某甲等人,在公司屠宰点内给待宰生猪注入含肾上腺素、阿托品等物质的药水和生水,以增加猪肉重量,注药注水的猪肉产品销往多地农贸市场,金额共计一亿三千余万元。

河北省沙河市某肉联有限公司股东元某印等人共谋以同样方式增重牟利,二〇一七年十月四日至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每头猪九元的价格由袁某远组织赵某甲等人在屠宰点注药注水,涉及金额二千六百余万元。

法院认为:肾上腺素、阿托品属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亦难以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注药注水的猪肉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属不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远超五万元,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赵某甲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三百三十万元。

二、裁判要点提炼

在畜禽屠宰环节注入的肾上腺素、阿托品,属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亦难以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对畜禽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致使产品质量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三、赵律师点评

一头猪多出来的重量,是从哪儿来的

注水肉这个词,很多人听过;注药水,听过的人就少了。本案说的正是后一种。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2 月,河北邯郸一家食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某礼,跟袁某远、赵某乙谈了一笔生意:每头猪给八到十元,由他们组织人在公司屠宰点里,给待宰的生猪注射一种药水,再注水。药水里有什么?肾上腺素、阿托品。 为什么要加这两种药?这是本案最需要讲清楚的技术细节。肾上腺素能让血管收缩、心跳加快,阿托品能抑制腺体分泌、减少排尿。两头一起作用,猪的身体会更「抓水」——注进去的水不容易排出来,重量就留住了。说白了,这两种药是「保水剂」,让水变成能卖钱的重量。 生意做得不小。同一时期,沙河市一家肉联公司的几名股东也这么干,价格是每头猪九元。经鉴定,邯郸那家公司在此期间生产、销售的注药注水猪肉产品金额一亿三千余万元;沙河这边涉及二千六百余万元。 赵某甲是具体动手的人之一。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三百三十万元。注意这个刑期:十年。不是缓刑,是实刑。 很多人会问:不就是注了点水吗,怎么判这么重?这就得看法律怎么给这个行为定性。法院的推理走了三层,每一层都值得细看。 注水增重这笔账,算一下就明白为什么有人干。 一头待宰生猪,注进十几斤水,按当时的毛猪价,就是几十块到上百块的「白赚」。组织者每头收八到十元,动手的人按头拿钱,成本极低、来钱极快。 更麻烦的是它的隐蔽性。注水肉从外观上看,颜色偏淡、切面渗水;但注药之后,血管收缩、水分被「锁住」,外观反而更接近正常。这就是为什么本案要靠「账目 + 供述 + 鉴定」三样合起来认定,而不是靠肉眼。 还有一个环节值得注意:注药注水发生在屠宰点内,是在「待宰」到「屠宰」之间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完成的。这个时间窗口,正好是检疫与屠宰之间的空隙。制度上的漏洞,往往就在这种「两头都管、中间没人管」的接缝处。

第一层:肾上腺素、阿托品算不算「有毒有害」

直觉上,往猪肉里打药,肯定是有毒有害。但法律上的判断,不看直觉,看名录。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要求掺入的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什么算「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不是法官凭感觉定,而是看官方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的《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本案的两种药,都不在这个清单上。判决书把依据列得很细:肾上腺素常用的药物形态是盐酸肾上腺素,阿托品常用的是硫酸阿托品,这两种注射液和原料,都收载在《中国兽药典》里;农业部 2002 年发布的动物性食品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公告,把肾上腺素、阿托品列为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2020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同样把它们列为允许使用的兽药。 三份文件,一个结论:这是合法的兽药,不是禁用的毒物。 所以不构成第一百四十四条。这个结论听着别扭,但逻辑是通的:兽药本身允许用,问题出在「用在哪、什么时候用、用来干什么」。给病猪治病是合规使用;给待宰生猪注进去增重,是滥用。滥用兽药和掺入毒物,是两种不同的违法。 这一层区分对被告人是有利的——第一百四十四条起刑五年,情节严重可到十年以上直至死刑;第一百四十条按销售额分档,一亿多的销售额对应的是十五年或者无期,但仍有往下走的余地。所以定性之争,实质是刑期之争。 兽药的管理,分三类,界线要清楚。 第一类,允许使用、有残留限量的。比如常见的抗菌药,规定了休药期和最大残留限量,按规矩用就合规。 第二类,允许使用、但无需制定残留限量的。本案的肾上腺素、阿托品就属于这一类——它们在动物体内代谢快,正常使用不会残留到需要限量的程度。 第三类,禁止使用的。农业农村部公告的《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列的那些,比如某些硝基呋喃类、氯霉素。用了就是第一百四十四条。 本案落在第二类,所以不构成第一百四十四条。但请注意:「允许使用」的前提是「按规定的用途、用法、用量、休药期使用」。给待宰生猪注进去增重,完全脱离了「治疗疾病」的用途,属于滥用,而不是「合法使用」。 这就是本案最微妙的地方:药是合法的,用法是违法的。定性不能只看「用了什么」,还要看「怎么用、为什么用」。

第二层:为什么也不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第二层的门槛,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这个门槛看着低,其实很难过。要证明「足以造成」,通常得说清三件事:这个物质有多大毒性、残留在肉里有多少、人吃了多少会出事。 本案卡在哪?卡在「允许使用」这四个字上。既然肾上腺素、阿托品是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而且根据国家标准都不需要制定动物性食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那就很难说「吃了这样的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没有限量标准,就没有「超标」的判断基准;没有超标,就难推「足以造成」。 法院的原话是:对于在屠宰环节给畜禽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的,难以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难以认定」四个字,是举证责任落在控方身上的结果。 这里要说清一个容易误解的地方:不构成这两个罪,不等于行为不严重。它只是说明,现行刑法的这两个罪名,要件套不上这个行为。立法给这类行为留的接口,在第一百四十条。 而第一百四十条的入口,比想象中宽。它不要求证明「有人中毒」,只要求证明「产品不合格」加「销售金额过五万」。前者靠标准和检验,后者靠账目和流水。两样都比「证明足以中毒」好办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件最后大多落在第一百四十条上。 为什么「足以造成」这一关过不去?关键在「没有限量标准」。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的判断,通常要有一个比较的基准:这个物质在多高的浓度下会致病?检出值是多少?超了多少倍?本案的两种药,国家标准里「不需要制定最大残留限量」,也就是没有那个基准值。 没有基准,就没法说「超标」;没法说「超标」,就难说「足以造成」。这不是法院在放水,是证据规则使然——控方要证明到这个程度,就必须拿出毒理学和残留量的证据,而这类证据在本案的技术条件下拿不出来。 于是回到了第一百四十条。这条罪名不要求证明「会中毒」,只要求证明「产品不合格」加「金额过线」。而「不合格」的认定,可以走「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这条路,不需要具体数值。 这个转向,本质上是把「科学证明」换成了「规范判断」。前者难,后者可行。立法给这类行为留的接口,就在这里。

第三层:注了水的猪肉,为什么是「不合格产品」

这是全案最关键的一步推理。 判决书先摆规范:《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严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严禁屠宰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屠宰者应当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 两条规定,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件事本身就被禁止。 再看「不合格产品」的定义。司法解释指向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产品质量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关键在「不合理的危险」这五个字。法院的认定是:违反保障食品安全的禁止性规定,在屠宰环节给生猪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后注水,猪肉产品的质量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 为什么是「不合理危险」,而不是「已经造成危害」?因为这一条要的正是「危险」,不是「实害」。注药注水的过程本身不可控:药量多少、水干不干净、注进去的部位在哪、多久之后屠宰——没有任何一道工序有记录。这种不可控,就是危险的来源。 而且还有一层:注水增重,本身就让猪肉的成分比例失真。消费者按重量付钱,买的却有一部分是水。这既是质量问题,也是欺诈。 三层走完,定性就定了:不构成第一百四十四条,不构成第一百四十三条,构成第一百四十条。销售金额一亿三千余万元,落在最高档,十五年或者无期徒刑。赵某甲作为具体实施者,判了十年。 一亿三千余万元,为什么只判十年?这个问题得拆开看。 第一,他的角色。赵某甲是「被组织者」——按头拿钱、具体动手,不是决策者、不是获利最多的人。主犯是朱某礼、袁某远那些人。 第二,认罪态度。一审判后上诉,又在期满后要求撤回上诉,等于接受了原判。这种态度在量刑上通常会有体现。 第三,数额与情节的对应。第一百四十条最高档是「十五年或者无期徒刑」,对应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一亿三千多万,远超这个线,法定刑起点就是十五年。判十年,说明有从轻或减轻情节在起作用。 第四,罚金三百三十万。按销售金额比例算,这个数远低于「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的下限。实务中,罚金数额会考虑被告人的实际缴纳能力——判一个缴不出的数字,等于空判。 对比一下:同批的种子案,销售二百四十五万判十一年;本案一亿三千多万判十年。数额差五十倍,刑期反而更低——差别就在「角色」和「情节」上。这也说明,数额不是唯一变量。

给买肉的人和屠宰行业,各四条

给消费者的四条。 第一,看肉的外观,但别只靠外观。注水肉通常颜色偏淡、切面渗水、按压回弹慢、放一会儿盘子里有水。但注药注水的肉,外观可能看不出异常——这正是本案的难点。 第二,看检疫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正规屠宰场出厂的猪肉,两证齐全。没有两证、或者证件与实物对不上,别买。 第三,买肉留凭证。超市小票、市场摊位的收款记录,出了问题都是证据。本案能查清一亿三千多万的销售额,靠的就是账目和流水。 第四,发现问题打 12315 或向农业农村部门举报。注水注药属屠宰环节违法,主管部门是农业农村部门;进入流通环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有职责。 给屠宰行业和养殖户的四条。 一是「每头几块钱」的活,不能接。本案里组织者每头猪收八到十元,动手的人按头拿钱。这几块钱换来的是十年刑期,账算得很清楚。 二是休药期是硬规定。兽药管理条例要求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这条线踩了,就是不合格产品。 三是屠宰场的第一责任在厂方。定点屠宰厂对进场生猪有查验义务,对屠宰过程有管理义务。在厂里注水注药,厂方说自己不知道,很难成立。 四是别指望「药是合法的」能免责。本案两种药都是合法兽药,照样定了罪。合法的东西用错地方,就是违法。这一条,比「不能用毒药」更需要记住。

这个案子最反直觉的一句话是:合法的兽药,用错了地方,照样构成犯罪。肾上腺素、阿托品在兽药典里有名有姓,在残留限量标准里「无需制定限量」——可一旦注进待宰生猪的身体里换重量,它就成了「不合格产品」的一部分。判断一件事违不违法,不只看用的是什么,更看用在了哪里、为了什么。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朱某礼 (另案处理)系河北省邯郸市绿某食品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为谋取非法利益,在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与袁某远、赵某乙(均另案处理)达成口头协议,以每头猪支付8元至10元的价格,由袁某远、赵某乙组织被告人赵某甲及王某等人(另案处理)在该公司屠宰点内给待宰生猪注入含有肾上腺素、阿托品等物质的药水和生水,用以增加猪肉重量。朱某礼组织他人将注药注水的猪肉产品销往多地农贸市场。经鉴定,邯郸市绿某食品有限公司在此期间生产、销售注药注水猪肉产品金额共计1.3亿余元。

元某印、赵某丙及陈某山(均另案处理)作为河北省沙河市某肉联有限公司股东,共同商议给待宰生猪注入含有肾上腺素、阿托品等物质的药水和生水,用以增加猪肉重量,借此谋取非法利益。2017年10月4日至2018年3月31日间,元某印与袁某远达成口头协议,以每头猪支付9元的价格,由袁某远组织被告人赵某甲以及张某等人在该公司屠宰点内对待宰生猪注药注水。元某印同时组织人员将注药注水的生猪屠宰后对外销售。经鉴定,涉及袁某远在沙河市某肉联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注药注水猪肉产品价值共计2 600万余元。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5日作出(2020)冀0408刑初20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赵某甲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三十万元。宣判后,赵某甲提出上诉。在上诉期满后,赵某甲要求撤回上诉。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2日作出(2022)冀04刑终486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上诉。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赵某甲在屠宰环节对生猪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和生水,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主要理由如下:

1. 肾上腺素、阿托品不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被告人赵某甲的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以下简称2022年《办理食品案件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畜禽屠宰相关环节,对畜禽使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在屠宰环节给生猪注入的肾上腺素、阿托品不属于《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公告)上的物质。其中,肾上腺素常用的药物化学形态为盐酸肾上腺素,阿托品常用的药物化学形态为硫酸阿托品,而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硫酸阿托品原料及其制剂均被收载于《中国兽药典》(2015年版)。农业部2002年发布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第235号公告)规定肾上腺素、阿托品为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2020年4月1日起实施的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亦将肾上腺素、阿托品规定为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据此,肾上腺素、阿托品不能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被告人赵某甲在屠宰环节对生猪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不属于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被告人赵某甲的行为亦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要满足“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条件。2022年《办理食品案件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畜禽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如前所述,根据农业部2002年发布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第235号公告)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2019),肾上腺素、阿托品均为动物性食品允许使用的兽药,且均不需要制定动物性食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因此,对于在屠宰环节给畜禽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的,难以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故被告人赵某甲的行为亦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3.本案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严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严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屠宰者应当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产品质量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2022年《办理食品案件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畜禽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赵某甲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保障食品安全的禁止性规定,在屠宰环节给生猪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后注水,注水注药的猪肉产品质量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赵某甲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且涉案金额远超5万元,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屠宰环节对生猪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和生水,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药物代谢等原因,行为人在屠宰环节给畜禽注入肾上腺素、阿托品后,往往难以从肉品中检出药物残留,在此情况下,只要证明行为人在屠宰相关环节有注药行为,注药后的肉品即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即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案号:(2022)冀04刑终486号 审理法院: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07-12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2-1-067-003)。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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