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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钱某某诉钱某、金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075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 二审 · 2013-12-12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案涉房屋原为钱某父母动迁分得的公房,建筑面积二十六点八平方米。一九九〇年,钱某某的户口从长阳路公房迁入该房,但仍随母亲住在长阳路。一九九五年该房按九四方案买为售后产权房,登记在父亲钱某名下,当时钱某某尚未成年。二〇〇〇年,父母又购得东长治路房屋一百三十点六三平方米,产权登记在父母与钱某某三人名下。

二〇〇三年钱某某出国定居。二〇〇八年长阳路房屋动迁,她被列为照顾安置对象,领取照顾安置费十万元。二〇一一年父母离婚,案涉房屋判归钱某。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钱某以五十五万元将案涉房屋卖给外甥女金某某并办理过户,房屋仍由钱某居住。钱某某起诉要求确认该买卖合同无效、房屋恢复登记至钱某名下。

一审、二审均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公房同住人对公房享有居住权,公房买为产权房后该权利仍存续;但居住权因来源不同而有不同的消灭事由。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的居住保障承诺,一旦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居住保障,该权利即行消灭。

二、裁判要点提炼

公房同住人对公房享有的居住权,不因公房被购买为售后产权房而消灭;但该权利因取得来源不同而消灭事由不同。原始受配人的居住权来源于国家住房福利,只有在另行获得国家福利替代时才消灭。

经承租人同意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居住权来源于承租人的居住保障承诺,该承诺以同住人他处无适当住所为隐含条件。同住人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居住保障的,居住权消灭,无权以户籍仍在为由限制产权人处分房屋。

三、赵律师点评

户口在这套房子里,为什么还是输了

先说案情。 原告钱某某,是被告钱某与前妻徐某的女儿,当时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她起诉的理由很朴素:我的户口在这套房子里,我是同住人,我爸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房子卖给了我表姐,这个买卖得无效。 这套房子在上海市丹徒路,建筑面积二十六点八平方米。 八十年代初期,由钱某的父母通过动迁分得,是公房。 这里要插一句历史背景,否则后面看不懂。 上海的「公房」,不是产权房,是租的。 承租人每月交房租,房子归国家或单位所有。 但公房有个特殊规则:承租人的家庭成员里,有「同住人」这个概念。 同住人对这套公房,享有居住权——你不能把我赶出去。 后来有了「九四方案」,允许承租人把公房买下来,变成产权房。 买下来之后,同住人的居住权还在不在? 本案的回答是:在。 「公房同住人对公房享有居住权,即使公房被买为产权房,该居住权仍然存续。」 那她为什么还是输了? 因为居住权虽然「存续」,但它可以消灭。 这才是本案真正的看点:不是「有没有居住权」,是「这个居住权还在不在」。 把时间线摆出来。 一九九〇年,母亲徐某从上海某厂套配取得长阳路公房,钱某某是三个配房人口之一。 「配房人口」是什么意思?就是分房的时候,把她算进去了。 同年五月,她的户口从长阳路迁入案涉房屋,但仍住在长阳路。 注意这个细节:户口迁了,人没搬。 一九九五年,案涉房屋按九四方案买为售后产权房,权利人登记为钱某。 当时钱某某尚未成年。 二〇〇〇年,父母又买了东长治路房屋,建筑面积一百三十点六三平方米。 二〇〇五年三月取得产权证,产权登记在钱某、徐某和钱某某三人名下。 这一笔,是本案的转折点。 二〇〇三年,钱某某出国,此后一直在国外居住。 二〇〇八年,长阳路房屋动迁,她被列为照顾安置对象,照顾安置费十万元。 二〇一一年,父母经法院判决离婚,案涉房屋判归钱某。 东长治路房屋因涉及钱某某权益,未作分割。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钱某与金某某(他的外甥女)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房款五十五万元。 二〇一三年一月,房屋产权登记到金某某名下,但仍由钱某居住。 然后女儿从国外发起了诉讼。

同住人的居住权,有两个来源

法院把这件事拆成了两种情形。 第一种:在公房被初始分配时,作为受配人而迁入。 第二种:经过承租人的同意,为帮助解决其居住问题而迁入。 两种都叫「同住人」,都享有居住权,但权利的来源完全不一样。 第一种的权利,来源于国家给予的住房福利待遇。 第二种的权利,来源于承租人对其居住保障的单方承诺。 这个区分,决定了权利能活多久。 判决书写得很清楚: 「对公房的原始受配人而言,其获得居住权系基于国家福利,对房屋存在财产权益,故只有当另行获得国家福利替代时,其居住权方才消灭。」 注意这句话里的两个词。 一个是「财产权益」。 原始受配人对这套房子,不只是「能住」,是有财产性利益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公房动迁的时候,原始受配人能分到钱。 另一个是「国家福利替代」。 原始受配人的居住权要消灭,条件很苛刻:你得另有一份国家给的住房福利顶上。 不是「你买了商品房」就行,是「国家又给了你一次」。 而第二种同住人,就松得多,也脆得多。 本案原告属于哪一种? 法院认定:第二种。 理由是这样的:她不是案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那是她祖父母动迁分来的),在案涉房屋中并无财产权益。 她的户口一九九〇年迁进来,是基于父母对其抚养义务给予的居住保障。 说白了:这是家里给她留的一个「落脚点」,不是她挣来的一份「家产」。 这个区分,很多当事人想不通。 他们会说:户口本上有我,我就是这房子的人。 法律说:户口在,只证明你被同意住进来;它不证明这房子有你的份。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第二种来源,带着一个隐含条件

这一节讲本案最要紧的一句法理。 判决书是这么说的: 「对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而言,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的承诺。该承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解决同住人的居住问题;而该目的性也就隐含了其条件性,即同住人除此房屋之外并无其他适合的住所。」 拆开看,是三句话。 第一句:这是一个「承诺」。 承诺通常还是默示的。 判决书说:「这一承诺通常为默示,表现为同意其迁入户籍,并允许其居住于该公房。」 你点头让他把户口迁进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承诺。 第二句:承诺有目的。 目的是什么?解决这个人的居住问题。 不是送他一份产权,是让他有地方住。 第三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目的里藏着条件。 条件是——「除此房屋之外并无其他适合的住所」。 这句话的推论是: 一旦这个人有了别的住处,承诺的条件就消失了,承诺也就该解除了。 判决书原话: 「一旦同住人已经以其他方式获得了居住保障,解决了其居住问题,则承租人之承诺的条件和目的都已消失,其义务即应告解除。否则将有悖于承租人同意其迁入户籍来保障其居住的初衷。」 这个道理,其实很朴素。 举个生活里的例子。 亲戚来城里打工,你说「先住我这儿吧」。 他住了两年,后来自己买了房、搬走了。 再过五年,他突然回来说:「当年你说让我住,我现在还要住,你不能卖房。」 这话说得通吗? 说不通。 因为当年那句话的意思,是「你没地方住的时候,我这儿有」;不是「这房子永远有你一间」。 法律把这个生活常识,写成了一句法理。 判决书还有一句更狠的: 「否则将违背原承租人给予其居住保障的初衷,有悖于社会公平。」 注意「社会公平」这四个字。 它的意思是: 如果一个人在别处已经有房,还能靠着「户口在这儿」,卡住这套二十六平方米的房子不让卖,那对真正住在这里、真正需要这套房的人,是不公平的。

法官算的那笔账:她真正该住哪套房

本案判决里有一段,不像判决,像聊天。 原文是这样的: 「可以想见,如果原告回国,其首选的居住房屋,显然应当是建筑面积达一百三十点六三平方米、其自身为共有产权人之一的东长治路房屋,而不是建筑面积仅二十六点八平方米、其从未实际居住过的案涉房屋。」 「可以想见」这四个字,很少出现在判决里。 它出现的时候,说明法官在做常识判断。 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四件事。 第一,她在东长治路房屋里,是共有产权人之一。 不是「有居住权」,是有产权。 一百三十点六三平方米,三个人共有。 第二,她在案涉房屋里,从来没实际住过。 户口一九九〇年迁进来,人一直住在长阳路,后来又出国。 判决书用了四个字:「从未实际居住」。 第三,她在长阳路房屋动迁时,已经拿过一次安置利益。 照顾安置费十万元。 这笔钱的性质要说清:它不是补偿她的房子(长阳路房屋她也不是产权人),是照顾她这个「配房人口」的安置需要。 但那也是一次「国家给的住房保障」。 第四,案涉房屋只有二十六点八平方米,而且是她父亲唯一在住的地方。 卖房的钱去哪了? 被告金某某在庭上说得很清楚:钱某在离婚期间为诉讼和生活所需,不断向她母亲借款,外面还有其他债务;为了还债准备卖房,考虑到卖给外人则钱某的居住无法保障,经家庭协商由她出面购买。 五十五万的房价,除去抵销欠款,金某某现金支付二十四万。 买下之后,仍然由钱某居住,也没有要求钱某迁出户籍。 这段事实,在法官心里的分量不轻。 它说明这不是「父亲把女儿的房子偷偷卖了」,而是「父亲为了还债、为了保住自己的住处,把房子卖给了外甥女」。 所以判决的落点是: 「既然原告对东长治路房屋的权益已能够充分保障其居住需要,则原告再以户籍在案涉房屋内为由,依据主张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显然有悖于公平。」 「据此,法院认定原告无权限制钱某作为产权人对案涉房屋作出的处分。」 一句话收口: 居住权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卡的。 当你已经有好地方住,这项权利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给同住人的三条提醒

这个案子对普通人有三点提示。 第一点:迁户口,不等于分产权。 很多人以为户口本上有名字,房子就有自己一份。 这是个很贵的误会。 公房的「同住人」身份,给的是居住的权利,不是所有权。 房子买成产权房的时候,产权登记在谁名下,才是谁的东西。 上海九四方案买售后公房时,有个规则是要经同住人同意。 本案钱某某当时未成年,所以这个环节没有成为争点。 但对成年同住人来说,这一步很关键:当年买产权的时候,你签没签字、知不知情,直接影响后面能不能主张。 第二点:主张居住权,先看自己有没有别的房。 这是本案最实用的一条。 如果你名下已有产权房,或者享受过动迁安置、拿过住房补贴、分过福利房, 那么你对老房子的「居住权」,很可能已经消灭了。 法院会问三个问题: 你在这套房子里实际住过吗,住了多久? 你现在住在哪里,那套房子是谁的? 你有没有从别处拿到过住房保障? 这三个问题答不好,居住权的主张很难成立。 第三点:原始受配人,和后来迁入的人,不是一回事。 如果你是这套公房当年分房时就算进去的配房人口, 那你对这套房子是有财产权益的。 这种权益,在动迁时能变成钱,在卖房时能变成「你得分我一份」。 而如果你是后来因为读书、投亲、帮忙带孩子才把户口迁进来的, 那你的地位,就从「有份」变成了「借住」。 这两种身份,在户口本上看不出来,在房管档案里看得出来。 所以真遇到纠纷,第一件事不是吵架,是去调三样东西: 公房的原始调配单(看谁是受配人、谁是配房人口); 购买售后公房时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看谁签了字); 历次户籍迁移记录(看迁入时间和迁入理由)。 这三样,比户口本有用得多。

这个案子讲的是一个很容易搞混的区别:户口在房子里,和房子有你的份,是两件事。公房同住人的居住权确实不因买成产权房而消灭,但它有两种来源——原始受配人的权利来自国家福利,要有另一份国家福利来替代才消灭;经承租人同意迁入的人,权利来自一句「你没地方住就先住这儿」的承诺,一旦你在别处有了房,承诺的条件就消失了。本案原告在东长治路有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在长阳路动迁时拿过十万元照顾安置费,在案涉房屋里从未实际居住,因此法院认为她再以户籍为由卡住父亲卖房,有悖公平。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当年分房时就算进去的配房人口,那对房子是有财产权益的,卖房时有权主张自己那一份。分辨这两种身份,靠的不是户口本,是公房调配单、购房协议和户籍迁移记录。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钱某某(现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称,原告是被告钱某与案外人徐某之女。位于上海市的丹徒路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原为公房,原告户籍在内,属于同住人。后钱某以其为产权人将该房屋买为售后公房,原告户籍保留在房屋内至今。钱某与徐某于2011年离婚,经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钱某所有。2013年,钱某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其外甥女被告金某某,侵犯了原告的同住人权利。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之间转让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到钱某名下。

被告钱某辩称,案涉房屋是钱某在1995年购买的,在离婚诉讼中法院确认归钱某所有。原告的户口不是一直在案涉房屋内,而是从长阳路房屋迁入。原告亦未在案涉房屋居住,只是空挂户口,不享有同住人资格。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金某某辩称,钱某在离婚期间,为诉讼和生活所需,不断向金某某的母亲借款,且外面还有其他债务。为了还债,钱某准备出售案涉房屋。考虑到如果卖给外人则钱某的居住无法保障,经家庭协商由金某某出面购买案涉房屋,交易价格55万元。除去抵销欠款,金某某现金支付给钱某24万元。金某某购买房屋后,仍然由钱某居住,也没有要求钱某迁出户籍。双方的交易合法有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钱某某是钱某与前妻徐某之女,金某某是钱某的外甥女。案涉房屋原为公房,建筑面积26.80平方米,八十年代初期由钱某的父母通过动迁分得。1990年,徐某从上海某厂套配取得本市长阳路公有住房(以下简称长阳路房屋),钱某某是三个配房人口之一。同年5月,钱某某的户口从长阳路房屋迁入案涉房屋,但仍居住于长阳路房屋。案涉房屋于1995年按94方案购买为售后产权房,权利人登记为钱某,当时钱某某尚未成年。2000年,钱某与徐某购买了上海市东长治路房屋(以下简称东长治路房屋),建筑面积130.63平方米,2005年3月取得产权证,产权登记在钱某、徐某和钱某某三人名下。钱某某于2003年出国,至今一直在国外居住。2008年,长阳路房屋动迁,钱某某被列为照顾安置对象,照顾安置费10万元。2011年,钱某与徐某经法院判决离婚,案涉房屋判归钱某所有,东长治路房屋因涉及钱某某权益而未作分割。

2012年12月29日,钱某与金某某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由金某某以房款55万元购买案涉房屋。2013年1月,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到金某某名下,但仍由钱某居住。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3)虹民三(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钱某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07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公房同住人对公房享有居住权,即使公房被买为产权房,该居住权仍然存续。然而,公房居住权并非永久存续,因其来源的不同,存在不同的消灭事由。对公房的原始受配人而言,其获得居住权系基于国家福利,对房屋存在财产权益,故只有当另行获得国家福利替代时,其居住权方才消灭;对因承租人的同意,帮助保障其居住而迁入户籍,获得居住权的人而言,当其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居住保障时,就没有理由再主张其居住权而给承租人或购房后的所有权人施加负担,否则将违背原承租人给予其居住保障的初衷,有悖于社会公平。本案中,原告并非案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在案涉房屋中并无财产权益。原告是长阳路房屋的原始受配人,且在长阳路房屋动迁中获得过动迁利益。原告户籍在1990年迁入案涉房屋,是基于父母对其抚养义务给予的居住保障,但事实上原告当时即另有住所,并未在案涉房屋实际居住。

此后,原告父母又购买了东长治路房屋,并将原告也登记为共有产权人之一,则原告已经获得了自己名下的产权房屋,足以保障其居住权益。可以想见,如果原告回国,其首选的居住房屋,显然应当是建筑面积达130.63平方米、其自身为共有产权人之一的东长治路房屋,而不是建筑面积仅26.80平方米、其从未实际居住过的案涉房屋。既然原告对东长治路房屋的权益已能够充分保障其居住需要,则原告再以户籍在案涉房屋内为由,依据主张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显然有悖于公平。据此,法院认定原告无权限制钱某作为产权人对案涉房屋作出的处分,对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审理涉及公房居住权民事案件中,应注意区分居住权不同主体的权利来源以及是否已另有住房保障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注意区分公房居住权取得的两种情况。一是在公房被初始分配时,作为受配人而迁入;二是经过承租人的同意,为帮助解决其居住问题而迁入。在这两种情况下,公房同住人虽然都获得居住权,但其权利来源截然不同。因受配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权利来源于国家给予的住房福利待遇。而经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对其居住保障的单方承诺。这一承诺通常为默示,表现为同意其迁入户籍,并允许其居住于该公房。一旦承租人以行动默示作出承诺,承租人即受此约束,即不得随意要求同住人迁移户籍或搬出房屋。

其二,来源于承租人同意而取得的居住权主体,因有他处住所其原居住权相应消灭。对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而言,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的承诺。该承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解决同住人的居住问题;而该目的性也就隐含了其条件性,即同住人除此房屋之外并无其他适合的住所。因此,一旦同住人已经以其他方式获得了居住保障,解决了其居住问题,则承租人之承诺的条件和目的都已消失,其义务即应告解除。否则将有悖于承租人同意其迁入户籍来保障其居住的初衷。故对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而言,其对公房的居住权因其另行获得适宜的住所而消灭。

案号:(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075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3-12-12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0-2-091-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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