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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范某某诉青岛某公司、香港某投资公司、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号:(2022)鲁民终2629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 二审 · 2023-03-06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七日,范某某与徐某签订《无锡某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份委托代管协议》,载明范某某已出资二十五万六千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四,徐某承诺在范某某六十岁时,主动将范某某的股东法律地位按出资额占原始注册资金的比例在公司章程中列明;徐某作为股东代理人,代为行使知情权、表决权、受益权、股份受让权、股份质押权,但股份处分权、继承权除外;每年财务报表交范某某阅看,红利在签领之日起三日内交付。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日,无锡某公司全体股东将各自股权全部转让给青岛某公司,徐某确认转让后未向范某某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此后青岛某公司又将该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并于二〇一二年退出。二〇二二年,范某某起诉,请求确认登记在香港某投资公司名下的青岛某公司五百四十万股股份归其所有,并判令变更登记。青岛某公司现股东均出具书面声明,不认可范某某的股东身份,不同意记载于股东名册或者出具股权凭证。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六日作出(2022)鲁民终26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股权代持协议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不能约束非合同相对人的公司及其他股东。实际出资人主张确认股东资格,应当证明其已向该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或者已受让、以其他形式继受该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属于确认之诉,其所对应的实体权利是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针对公司提起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与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三、赵律师点评

一份代持协议,指向的是另一家公司

这个案子的关键,藏在一份协议的名称里。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七日,范某某与徐某签订的是《无锡某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份委托代管协议》。请注意「无锡某公司」五个字——协议代持的,是无锡某公司的股份,不是青岛某公司的。 协议内容写得很细:范某某已出资二十五万六千元,占无锡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四;徐某承诺在范某某六十岁时,主动将其股东法律地位按出资额占原始注册资金的比例在公司章程中列明;徐某作为代理人,代为行使知情权、表决权、受益权、股份受让权、股份质押权,但股份处分权、继承权除外;每年财务报表交范某某阅看,红利在签领之日起三日内交付。 这份协议本身是有效的。法院也确认了: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性予以确认。 问题出在后面几年。二〇〇九年四月十日,无锡某公司全体股东把各自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青岛某公司。徐某确认:转让之后,没有向范某某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 然后事情一路向前:青岛某公司受让无锡某公司股权后,二〇一一年又将该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退出了股东地位;无锡某公司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成立清算组,九月十二日发布注销公告。 二〇二二年,范某某起诉了。他的诉请是:确认登记在香港某投资公司名下的青岛某公司五百四十万股股份归其所有,价值一亿五千五百五十二万元;判令变更登记、记载于股东名册、出具股权凭证。 注意这个跳跃:协议代持的是无锡某公司百分之四;起诉主张的是青岛某公司的五百四十万股。中间隔了一次股权转让、一次注销。范某某的主张是:我这份股权,跟着资产「平移」到了青岛某公司。 法院的回答是:平移不了。

「股权平移」为什么不被认可

这是本案最核心的一段说理。 先看范某某的逻辑。他认为:无锡某公司的股权转给了青岛某公司,青岛某公司又持有了其他公司的股权,自己那百分之四的权益就随着资产的流转,「平移」到了青岛某公司身上。所以青岛某公司的股份里有自己的一份。 法院为什么不认?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合同相对性。范某某与徐某之间的委托代管协议,只约束他们两个。青岛某公司不是协议当事人,青岛某公司的登记股东也不是。协议不能给合同之外的人设定义务。 第二个理由:没有新的代持合意。无论青岛某公司,还是青岛某公司的登记股东,都没有与范某某达成代持青岛某公司股份的合意。没有合意,就没有代持关系。 第三个理由:公司和其他股东明确反对。青岛某公司现股东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出具书面声明:不认可范某某成为股东,不同意记载于股东名册或者出具股权凭证。 再看那笔股权转让的另一面。二〇〇九年无锡某公司股权转让时,徐某作为代持人,本应把转让款交给范某某——他没交。这是徐某违约,范某某可以告徐某,要求返还转让款并赔偿损失。但这是另一个案子,与「确认青岛某公司股东资格」是两回事。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很多人会混:代持人的违约责任,和实际出资人对目标公司的股东资格,是两条独立的请求权。前者针对代持人,后者针对公司。代持人违约了,不等于你就成了另一家公司的股东。 用一句话概括法院的态度:你的钱可能被代持人吞了,但你不能因此去要一家跟你没关系的公司的股权。

外商投资企业显名,三道关一道都不能少

本案还有一个特殊性:青岛某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 公司成立于二〇〇五年,批准号为商外资青府字(2005)1632号,投资总额二十万美元、注册资本二十万美元;成立时无锡某公司出资十五万美元占百分之七十五,香港某投资公司出资五万美元占百分之二十五。 因为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审理。法律适用上,原告主张持有被告股权,属于对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的争议,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被告登记地在青岛,所以适用内地法律。 实体上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的除外—— 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 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 三、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 三个条件,本案一个都不具备:范某某的出资是对无锡某公司的,不是对青岛某公司的;青岛某公司的其他股东明确不认可;也没有征得审批机关同意。 这里可以和本批第九篇(如皋案)对照着看。那件案子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讲的是:外商投资法施行后,负面清单之外的股权变更登记不再需要审批机关同意,第三个条件实际上已经取消。 两件案子矛盾吗?不矛盾。如皋案解决的是「要不要审批」,本案解决的是「有没有出资、其他股东认不认」。第三个条件虽然松了,前两个条件还在。本案恰恰卡在前两个上。

诉讼时效和原告资格:两个程序问题,都说清了

本案在程序上还有两处说理,值得单独拎出来。 第一处,诉讼时效。被告抗辩:应当按无锡某公司股权转让或者注销的时间起算时效,范某某起诉已过时效。 法院的回答: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是给付之诉。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形成权。而且范某某申请确认的是青岛某公司的股东资格,不是无锡某公司的。所以按无锡公司股权转让或者注销时间计算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 这段话把三类诉分清楚了:给付之诉,要钱要物,适用诉讼时效;确认之诉,确认一种法律关系或者权利状态,不适用诉讼时效;形成之诉,变更或者消灭法律关系,一般也不适用。 为什么不适用?因为确认之诉不涉及「请求对方做什么」,只涉及「这个关系到底存不存在」。关系存在与否是客观事实,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变成不存在。 第二处,原告资格。被告抗辩:范某某主体不适格。 法院的回答很干脆:原告针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与是否能作为原告起诉,不是同一个审查标准。本案范某某的诉请是确认其为被告的股东,按诉请看,他与被告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 这两句话的区别,实务中经常被混淆:「你能不能当原告」是起诉条件,门槛很低,只要有直接利害关系就行;「你的请求能不能成立」是实体审理,门槛很高,要证据支撑。被告把两者混在一起抗辩,法院分开了答。 对当事人来说,这意味着:不要指望用「主体不适格」把对方挡在门外。真要赢,还得在实体上打。 涉港案件为什么要「参照」涉外处理,这里补一句。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不适用「涉外」这个概念,但涉港民商事案件在法律适用、送达、取证、判决认可等方面,与涉外案件有相似的技术需求。所以司法实践中一律「参照适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规定。本案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系在香港注册成立,故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审理。 法律适用上,本案适用内地法律。理由是:原告主张持有被告股权,属于对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的争议,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被告登记在青岛,故适用内地法律。 再补一层:代持人的违约责任。徐某在二〇〇九年转让无锡某公司股权后,未向范某某支付相应转让款。这是明确的违约,范某某可以另案起诉,要求返还转让款并赔偿损失。赔偿范围包括:转让款本身、资金占用利息、以及因迟延支付造成的其他损失。 为什么本案没提这一项?因为范某某的诉请是「确认青岛某公司股权归其所有」,不是「徐某赔偿」。诉讼请求定了,法院只能在请求范围内审。这也是一条实务经验:起诉前把请求权基础想清楚,要股权就告公司,要钱就告代持人,两条路别混在一个案子里。

这个案子给三类人的用处

给代持关系里的实际出资人:盯住标的公司,别盯丢。代持协议指向哪家公司,你的权利就在哪家公司。那家公司的股权被转让、公司被注销,你的救济对象是代持人(要钱),不是受让方(要股权)。除非你能证明受让方与你另有代持合意。 给代持人:转让代持股权,钱必须给实际出资人。本案徐某转让股权后未向范某某支付转让款,这是明确的违约。现实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一步——公司被收购,代持人拿到钱,实际出资人一无所知。 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遇到「平移」主张,抓住三点反驳。协议指向的是哪家公司;有没有与本公司达成代持合意;其他股东是否认可。本案三点都用上了。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的分寸。法院确认了代持协议有效,也确认了范某某确实出过钱,但还是驳回了他的诉请。这不是「不讲理」,恰恰是把两种权利分清楚了:合同上的权利,找合同相对方;股东资格,找公司。混淆这两条线,赢了道理也赢不了官司。 再说两种代持协议会失效的情形,这是代持双方最该防的。 第一种,为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代持。比如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内的领域,通过代持绕开审批;比如公务员违规经商办企业;比如为逃避债务、规避限购。这类代持,协议本身可能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实际出资人拿不回股权,只能主张返还出资。 第二种,以代持为名行其他之实。比如名为代持、实为借贷;名为代持、实为让与担保。这类情形,法院会按真实法律关系处理,不按代持处理。 本案的代持协议有效,因为它不涉及规避法律——范某某是境内自然人,代持的是内资公司的股权,没有准入限制。协议有效,但股权拿不回来,原因是标的公司已经变了。这两件事要分开看。 最后补一句涉港因素:如果将来需要在内地执行香港法院的判决,或者在香港执行内地判决,要走的程序完全不同。本案在内地审理、内地执行,比较顺;一旦涉及跨境,时间和成本都要重新估算。

一句话记住这个案子:代持协议是一把只开一扇门的钥匙。它约束签字的两个人,打不开另一家公司的大门。 如果您正被人代持股权,建议每年做一件事:向代持人索取一份书面确认,写明代持的股权数量、对应公司、当期账面价值。这份确认在平时看不出用处,等公司被收购、被注销的那一天,它就是你要钱的凭据。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范某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由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所持有的被告青岛某公司之540万股的股份属于原告所有;

2.依法判令青岛某公司将540万股股份(价值为人民币15 552万元整)的持有人由香港某投资公司变更为原告,并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向原告出具相应股权凭证;

3.本案诉讼费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青岛某公司辩称:被告有大量证据证明原告为恶意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对原告提出的恶意诉讼请求依法驳回。

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辩称:本案中青岛某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审理本案应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的相关规则,对原告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第三人徐某辩称:如果原告认为第三人徐某违反了股权代持协议的相关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可另案主张,与本案无关。

法院经审理查明:无锡某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12日。原始股东为山东某集团公司、王某某、徐某、徐某某、姚某某、陈某某。2009年4月10日,上述全体股东将其各自持有的无锡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本案被告青岛某公司。2011年10月23日,青岛某公司将持有的无锡某公司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张某(65%)和周某(35%),退出了股东地位。2012年9月12日,无锡某公司发布注销公告:公司于2012年8月20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青岛某公司是成立于2005年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号为商外资青府字(2005)1632号。公司投资总额为2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20万美元。无锡某公司出资1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75%,香港某投资公司出资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25%。2008年11月24日,无锡某公司将其持有的青岛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占股本总额的68.75%),分别转让给武汉某公司(转让37.5%的股权,作价10088105.74元)和山东某集团公司(转让31.25%的股权,作价8405213.67元)。无锡某公司此后不再是青岛某公司的股东。2022年原告起诉至法院时,青岛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山东某集团公司占股25.875%、武汉某公司占股25.875%、香港某投资公司占股25.875%、拉萨某公司占股12.375、拉萨某某公司占股10%。

2006年7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徐某签订《无锡某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份委托代管协议》。该委托代管协议载明:原告委托第三人徐某为其代理人,代为享有股东权利义务。原告对无锡某公司已出资25.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第三人徐某承诺在原告60岁时,由第三人主动将原告股东法律地位按出资额占原始注册资金比例在公司章程中列明。第三人徐某为原告公司股东代理人,在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权利和义务”及其他内容范围内代为原告享受股东权利(包括知情权、表决权、受益权、股份受让权、股份质押权)但股份处分权、继承权除外。第三人徐某应将公司向每位股东分发的每年公司财务报表交由原告阅看,第三人徐某按公司当年红利额代为原告签领红利并在签领日起算三日内交付原告,不得截留、侵占、挪作他用。第三人徐某确认在2009年4月10日转让无锡某公司股权后未向本案原告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

被告青岛某公司现股东均于2022年6月27日出具书面声明,不认可原告成为青岛某公司股东,亦不同意原告记载于青岛某公司股东名册或青岛某公司向原告出具股权凭证。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9日作出(2022)鲁02民初802号民事判决:驳回范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范某某原告提出上诉。山东省高院于2023年3月6日作出(2022)鲁民终26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公司,本案参照涉外商事案件予以审理。同时,原告主张持有被告的股权,系对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产生争议,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而被告的登记地在青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实体争议的准据法。

本案焦点问题系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原告是否可以确认为被告股东。

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原告针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与是否能作为原告起诉非同一审查标准。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为被告的股东,故根据原告诉请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可以作为本案原告。被告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本案系原告针对其股东资格提起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形成权。且原告申请确认的系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而非无锡某公司的股东资格。故,被告关于应按照无锡某公司股权转让或无锡某公司注销的时间计算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其主张的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原告与第三人徐某于2006年7月17日签订的《无锡某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份委托代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告的工商登记显示其为外商投资企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除外:(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第三人徐某之间的涉案委托代管协议不能约束非合同的相对方。

该股份委托代管协议约定第三人徐某代原告持有的系无锡某公司4%的股份,而第三人徐某持有的无锡某公司的股权,包括代原告持有的4%的份额已于2009年4月10日全部转让给青岛某公司。而无论青岛某公司,亦或青岛某公司的登记股东均未与原告达成代持青岛某公司股份的合意,且青岛某公司的股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记载于青岛某公司股东名册或青岛某公司向原告出具股权凭证。原告的涉案股权在几个公司之间平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不予采纳。原告在上述情况下主张确认其为被告股东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

根据被告工商登记情况,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在被告成立时即为被告的原始股东,该第三人既未接收原告资金,更未与原告达成代持被告股权的合意。故,原告主张的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持有被告公司540万股为其所有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在不能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的前提下,原告关于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其出具相应股权凭证的其他诉讼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另,原告是否为其他公司的股东及是否与被告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等均与本案无关,对此不予审查。涉港案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股权代理协议所引发的股东确权纠纷属于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纠纷,故本案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即内地法律。关于股权代持的协议应当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股东显名化要符合公司法及外商投资法等法律规定的其他股东同意、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出具股权凭证等条件。

案号:(2022)鲁民终2629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3-06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0-2-262-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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