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受贿

一句话定义： 斡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以受贿论处」，即按受贿罪定罪处罚，但它的构造与普通受贿有明显不同。

三处不同构成它的全部特征。第一处是路径：普通受贿利用的是本人职务上的便利，斡旋受贿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实现。第二处是关系：行为人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没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如果有，就属于普通受贿中的「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不适用本条。第三处是利益：斡旋受贿要求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普通受贿不要求。

这三处不同带来两个实务后果。一是入罪门槛更高：普通受贿只要有请托与承诺即可，斡旋受贿还要证明利益「不正当」，这是实质性的证明负担。二是辩护空间更大：请托的利益本身合法、依法应当办理的，不构成斡旋受贿，可能只是违纪或者不构成犯罪。

实务中斡旋受贿的发案形态很有特点。典型的是「跨部门打招呼」：A 局的负责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找 B 局的熟人帮忙办理审批；上级机关的一般干部收钱后，找下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推动项目；同一单位内不同部门之间互相请托办事，收受财物。共同特征是：行为人自己办不了这件事，但凭借自己的位置能说得上话。

构成要件

一、法条定位是第三百八十八条，法律后果是「以受贿论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以受贿论处」意味着适用受贿罪的法定刑，包括第三百八十六条的索贿从重、第三百八十三条的数额档次与量刑，也适用受贿罪的追诉标准。

二、第一个特征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这一表述指向的是影响力，不是直接的职权行使。行为人的职权或者地位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影响，使其愿意帮忙办事，但行为人无权命令或者要求对方。影响可能来自：职务上的工作联系、同一系统内的熟悉关系、地位带来的社会声望、对对方前途的潜在影响、长期共事形成的互惠关系。

三、与「隶属、制约关系」的分界决定适用第三百八十五条还是第三百八十八条。 依审判实践的通行理解，如果行为人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上级对下级、监管者对被监管者、同一单位内有领导关系），则属于普通受贿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适用第三百八十五条，不要求利益不正当。只有在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仅存在工作联系或者影响力的情况下，才适用第三百八十八条。这一区分对定罪影响极大，是斡旋受贿案件的首要争点。

四、第二个特征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这一特征要求最终的办事行为由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作出，且该行为属于其职务行为。三个要点：一是必须通过他人，行为人自己直接办理的属于普通受贿；二是该他人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办事的，不构成本条；三是被利用的必须是职务行为，即对方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办事，而不是以私人身份帮忙。

五、「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 如果行为人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如民营企业负责人、公司职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办事并收受财物，不构成斡旋受贿。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共犯（如果双方通谋），或者不构成犯罪（仅违反纪律）。这一限定体现了本条的立法目的：规制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利用。

六、第三个特征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与普通受贿最实质的差别。 普通受贿不要求利益正当与否，为请托人办理依法应当办理的事项同样构成受贿；斡旋受贿则要求利益「不正当」。这一要求把「帮忙办合规的事、收点感谢费」的情形排除在外。所以斡旋受贿案件的辩护，核心往往落在利益是否正当上。

七、不正当利益的界定有明确标准。 依相关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也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典型的正当利益：依法应当批准的许可、依法应当胜诉的案件、符合条件应当获得的补助。典型的不正当利益：违规通过审批、违法减轻处罚、违反程序中标、不符合条件而获得资格。

八、不要求利益实际实现，承诺即可，但承诺的内容必须指向不正当利益。 与普通受贿一样，斡旋受贿也不要求利益实现，只要有承诺、实施的行为即可。但承诺的内容必须是不正当利益：如果行为人只是答应「帮忙问问」「尽量协调」，而请托的事项本身合法，即使收了财物，也不符合本条的利益要件。此时需回到第三百八十五条审查是否构成普通受贿（看有没有隶属制约关系）。

九、与普通受贿的三处区别可以概括为「路径、关系、利益」。 路径：本人职权与转托他人；关系：有无隶属制约；利益：正当与否。三处区别叠加，使斡旋受贿的成立范围明显窄于普通受贿。实务中常见的情形是同一行为被同时指控两个条文，此时应当先审查关系：有隶属制约关系的，按普通受贿（第三百八十五条），不要求利益正当；无隶属制约关系的，按斡旋受贿（第三百八十八条），必须证明利益不正当。

十、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区别在主体。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斡旋受贿的主体是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两者在行为路径上高度相似（都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差别在主体身份。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财物的，按受贿罪共犯处理；各自独立的，分别定罪。详细对比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十一、与介绍贿赂罪的区别在是否自己收受财物。 介绍贿赂罪是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促使贿赂得以实现，本人不占有贿赂财物；斡旋受贿是本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再通过他人办事。如果行为人既收受财物又从中撮合，要看财物归属：归自己的，是斡旋受贿；只是转交、自己从中收取介绍费的，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或者受贿罪共犯。两罪的量刑差别很大，定性之争有实际意义。详见介绍贿赂罪。

十二、与诈骗罪的区别在有没有真实的职权影响力。 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相应的职权或者地位，也不可能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产生影响，纯粹虚构「我能找到人办事」骗取财物，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有真实的职权影响力，也确实找了人，即使最终没办成，仍按斡旋受贿处理。判断标准是行为时是否具有真实的影响力基础，而不是结果是否办成。

法条依据

与相邻概念的区别

第一，与普通受贿的分界在「有没有隶属、制约关系」。 这是最核心的区分。有隶属、制约关系（上级对下级、监管者对被监管者），属于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适用第三百八十五条，不要求利益正当；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仅靠工作联系或者影响力，适用第三百八十八条，必须证明利益不正当。所以同一笔收受财物，关系不同，条文不同，证明负担不同。这一区分应当在案件初期就固定，不能等到庭审再争。

第二，与普通受贿的第二处差别在利益性质。 普通受贿不要求利益正当，斡旋受贿要求不正当利益。这意味着：请托事项合法、依法应当办理的，不构成斡旋受贿。实务中常见的情形是通过熟人「加快办理」「优先安排」，如果加快办理本身不违反规定（如法定期限内提前办结、不违反顺序规则），利益可能被认定为正当，此时不构成斡旋受贿。但如果「优先安排」违反了排序规则、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则属于谋取竞争优势，属于不正当利益。

第三，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分界在主体身份。 两罪的行为路径几乎相同，都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都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区别只在于：斡旋受贿的主体是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其近亲属、关系密切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的，按受贿罪共犯；各自独立收受的，分别定罪。实践中的难点是「通谋」的认定。

第四，与介绍贿赂罪的分界在财物的归属。 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只是撮合，不占有贿赂财物，其获得的是介绍费或者人情；斡旋受贿的行为人自己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如果行为人既收受财物又撮合他人办事，看财物是否归自己：归自己，是斡旋受贿；只是转交，自己另收介绍费，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两罪的法定刑差距很大（斡旋受贿按受贿罪，最高可至死刑；介绍贿赂罪最高三年），定性之争价值极高。

第五，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分界在主体与被利用对象的身份。 斡旋受贿要求被利用的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办事，不构成本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本身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利，按第一百六十三条处理。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办事并分赃，按共同犯罪处理，罪名按主犯性质或者分别认定。

第六，与诈骗罪的分界在有没有真实的影响力。 有真实的职权影响力，也确实通过他人办事，即使没办成，按斡旋受贿；根本没有影响力，纯粹虚构能办事骗取财物，按诈骗罪。判断依据是行为时的客观条件：行为人的职务、地位、与被利用人的关系、有没有实际的联系行为。诈骗罪的量刑通常轻于受贿罪，这一区分对被告人有利，是常用的辩点。

实操指引

第一步，先定关系：有隶属制约还是没有。 调取双方的单位隶属关系、职务层级、职权范围、业务往来文件，判断行为人对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领导、指挥、监管、考核的权限。有，按普通受贿（第三百八十五条）；无，进入斡旋受贿的审查。这一步决定适用条文，也决定要不要证明「不正当利益」。

第二步，固定「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事实。 收集证明影响力的证据：双方的职务关系、工作联系、长期交往、行为人对被利用人的实际影响（如曾经提拔、帮助过对方，或者掌握对方某些信息）。同时要注意反向证据：双方素不相识、分属不同系统、从无业务往来，此时「影响力」的主张难以成立。

第三步，核查「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的链条。 逐环还原：行为人向谁打了招呼、什么时间、什么方式（电话、当面、批示、便条、转托中间人）；对方是否实际办理、办理的具体行为是什么、是否属于其职权范围。链条断裂的（只有行为人的说法，没有对方的承认或者其他证据），本要件不成立。

第四步，确认被利用人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 审查其单位性质、岗位职责、是否从事公务。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办事的，不构成本条。这一步常被忽略：请托事项涉及企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的，办事人可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此时应转向其他罪名或者主张不构成犯罪。

第五步，重点审查利益是否「不正当」。 这是本罪最主要的辩护空间。逐项核对：请托的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规定；办理过程是否违反程序、排序规则、条件要求；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谋取竞争优势。请托事项合法、程序合规的，主张不具有不正当利益，本罪不成立。反之，违规通过审批、违法减轻处罚、违反程序中标，属于典型的不正当利益。

第六步，审查财物与办事之间的对价关系。 收集请托的具体内容、财物的数额与给付时间、行为人的办事动作、利益实现的情况。对价关系是本罪的核心：没有请托、没有办事、没有对价的，不构成本罪。同时注意区分借贷、投资、劳务报酬等合法形式，审查有没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基础。

第七步，排查竞合与罪名转换的可能。 三种情形要分别处理：行为人对办事人有隶属制约关系的，转按普通受贿（不要求利益正当，入罪更容易）；行为人没有真实影响力的，转按诈骗罪（量刑更轻）；行为人只是撮合、未收受财物的，转按介绍贿赂罪（量刑明显更轻）。三种转换都可能发生，辩护时应当逐一评估。罪名体系的脉络可参照常见刑事罪名。

第八步，核算数额与量刑。 斡旋受贿「以受贿论处」，适用受贿罪的数额档次与量刑标准，追诉起点与加重档次与普通受贿相同。核算时注意：多次收受的累计计算；财物包括货币、物品、财产性利益；索贿的从重处罚；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的从宽。数额档次的具体标准见刑事立案标准查询。关系人独立收受的情形，另见利用影响力受贿中近亲属与关系密切人。

常见问题

问：斡旋受贿和普通受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三处。路径上，普通受贿是本人直接办事，斡旋受贿是转托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关系上，普通受贿的行为人对办事人有隶属、制约关系，斡旋受贿没有；利益上，普通受贿不要求利益正当，斡旋受贿必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三处叠加，使斡旋受贿的入罪门槛更高。

问：帮人找熟人办事收了钱，什么情况下不构成犯罪？

答：两种情况。一是请托的事项本身合法、程序合规，不属于不正当利益，不符合斡旋受贿的利益要件；二是行为人对办事人有隶属、制约关系时，应转按普通受贿审查，但普通受贿不要求利益正当，所以这条路径对被告人不利。真正有利的是第一种：证明利益正当。此外，如果没有真实的职权影响力，可能只是违纪。

问：什么是「不正当利益」？

答：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也属于不正当利益。请托事项合法、依法应当办理、不违反程序的，一般不属于不正当利益。

问：让熟人「加快办理」，算谋取不正当利益吗？

答：要看加快是否违反规定。在法定期限内提前办结、不违反排序规则、不损害他人权益的，一般不属于不正当利益；违反排序规则插队、挤占他人名额、绕过必经程序的，属于谋取竞争优势，构成不正当利益。这一区分在实务中很细，需要结合具体的办事规则判断。

问：通过民营企业的朋友办事收钱，构成斡旋受贿吗？

答：不构成。斡旋受贿要求「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办事不符合本要件。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共犯（如果双方通谋），或者不构成犯罪、仅违反纪律。

问：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怎么区分？

答：看主体。斡旋受贿的主体是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其近亲属、关系密切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两罪的行为路径几乎相同。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财物的，按受贿罪共犯处理；各自独立收受的，分别定罪。

问：只是帮忙介绍，钱是别人收的，定什么罪？

答：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介绍贿赂罪是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撮合，本人不占有贿赂财物，法定最高刑三年。斡旋受贿是自己收受请托人财物。如果既收受财物又撮合，看财物归属：归自己，是斡旋受贿；只是转交、自己另收介绍费，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

问：斡旋受贿的数额标准与普通受贿一样吗？

答：一样。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以受贿论处」，即适用受贿罪的法定刑与追诉标准，数额档次、加重情节、索贿从重、退赃从宽的规定全部适用。所以斡旋受贿的定罪量刑与普通受贿在数额上没有区别，区别只在构成要件的证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