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金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一、案情速览
被告人金某系浙江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21年8月5日,某传媒公司与义乌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运营「某电商直播基地」:某科技公司负责提供场地、装修直播间,某传媒公司负责直播间设备采购、日常运营管理及员工工资发放,某科技公司不承担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及债务。协议签订后,金某招聘网络主播等工作人员开展直播业务,并通过相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等对网络主播进行劳动管理。
经营期间,金某陆续拖欠员工工资。2021年12月15日,经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未支付,后金某逃匿。截至2022年12月,金某共拖欠孔某等43名员工工资35万余元。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间,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分两次垫付所欠工资共计24万余元;金某于2023年10月23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家属于同年11月24日向义乌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账户存入11万余元,由该中心代为付清被拖欠工资。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6日作出(2024)浙0702刑初42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金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认为,金某拖欠其实际管理的网络主播等多名员工工资35万余元并逃匿,在当地人社部门责令支付的情况下仍拒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综合其初犯、坦白、认罪认罚以及退赔被害人等情节依法判处刑罚。
二、裁判要点提炼
网络直播等新就业形态领域的用工模式虽与传统行业存在差别,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规定的,仍应依法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奖惩办法等方式对网络主播实施劳动管理,拖欠其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并逃匿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规定的「以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三、赵律师点评
一场直播背后,43个人的工资,35万
2021年8月5日,一份合作协议签了下来。
一方是浙江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金某;另一方是义乌市一家科技公司。协议约定的分工很清楚:
科技公司提供场地、装修直播间,供传媒公司入驻运营;
传媒公司负责直播间的设备采购、日常运营管理,以及员工工资发放;
科技公司不承担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及债务。
最后这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它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免责条款,它划定了「谁该给钱」。
协议签完,金某开始招人。招的是网络主播,还有配套的工作人员。直播间开起来了,货在卖,单在走。
工资开始拖欠。
2021年12月15日,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没有支付。
之后,金某逃匿。
「逃匿」两个字在判决书里很短,落到43个人身上是另一回事:电话打不通,人找不到,公司还在不在也不知道。
截至2022年12月,拖欠孔某等43名员工工资35万余元。
这35万里,有一部分后来是别人垫的。2021年12月到2022年1月,合作方某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分两次垫付了24万余元。判决书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垫——可能是怕直播间停摆,可能是怕工人闹,也可能只是过不去。
2023年10月23日,金某被公安机关抓获。11月24日,其家属向义乌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账户存入11万余元,由该中心代为付清。
钱,最后是齐了。
2024年4月16日,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决:金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这个罪由三块积木搭起来,缺一块就不成立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写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原文不长,但结构很紧。
第一款: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把这段话拆开,是四块积木:
第一块,行为: 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
第二块,数额: 数额较大。
第三块,前置程序: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第四块,结果: 造成严重后果的,升档量刑。
四块缺一块,罪就不成立。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块——「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它是犯罪构成要件。
这句话的意思是:老板欠薪,不能直接抓人。得先由人社部门(实践中一般是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限期支付;老板在指定期限内还是不付,才可能构成犯罪。
为什么这么设计?因为这个罪的目的不是把人送进监狱,是让工人拿到钱。给一个行政前置程序,等于给老板一次「补上就没事」的机会。
本案的这一步走得很规范:2021年12月15日,义乌市人社局责令支付;金某没有支付;此后逃匿。
第二块「数额较大」的标准,在司法解释里有明确数字。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3号)第三条规定,有两种情形属于「数额较大」:
一种是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
另一种是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
注意「五千元至二万元」「三万元至十万元」这两个区间——具体标准由各省在这个幅度内确定,所以同样欠三万,在不同省份的结论可能不一样。
本案是43名员工、35万余元。43人远超「十名以上」,35万远超「十万元以上」的上限。这一块没有任何争议。
不过「数额」这两个字,实践中常有争论,有三句话要说清。
第一句,算的是「应发」,不是「实发」。 已经发了多少不影响定性,欠了多少才影响。有些老板会说「他业绩不好,本来就不该拿那么多」,那不是本罪要解决的问题,是另一起劳动报酬争议——先解决该不该发、该发多少,再谈欠没欠。
第二句,社保、公积金不算在内。 本罪保护的是「劳动报酬」,也就是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这一类直接付给劳动者的钱。单位欠缴的社保费,走社保征缴渠道解决,不往这个罪的数额里加。
第三句,几个人的数额可以相加。 本案43人的35万是合并计算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罪常常是「一个人报案不够、几十个人一起就够了」——单看每个人被欠的几千、一万,可能都到不了「五千元以上且三个月以上」的门槛;合起来算,一下就过了。
但要注意,「合并计算」不等于「谁都能替别人报案」。每个人主张的是自己那一份,报案时最好一起去,各自写清自己的欠薪月份、金额、已发未发。混在一起写一张纸,人社部门核实时会退回。
第一块「逃匿」也是明摆着的:停用手机号、人找不到。判决书用的是「逃匿」这个词,不是「失联」,因为两者的法律含义不同——失联可能是客观原因,逃匿是主动躲避。
所以本案的四块积木,块块都在。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这43个人,算不算「劳动者」?
如果主播不是员工,是「合作方」「独立承包人」,那这35万就不是「劳动报酬」,这个罪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主播到底算不算「劳动者」
这是本案最要紧的一问,也是同类案件里辩方最常打的点。
常见的辩解是这样的:主播跟公司不是雇佣关系,是合作关系;主播自己决定播多久、卖什么、怎么播;收入是按业绩提成,不是固定工资;公司没有给交社保,也没有考勤。所以,主播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不是劳动者。
这个说法在有些案子里能成立。主播这个行当,形态差别很大:有的是完全自主的,自己选平台、自己选品、自己承担盈亏;有的是被公司牢牢管着的,几点开播、播几个小时、说什么话术、卖哪些货,全有规定。
法律看的是后者。
判断劳动关系,实务中用得最多的是一份2005年的文件——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它给了三个条件:
第一,双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第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第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三条同时具备,劳动关系成立。
本案的判决书,把重心放在了第二条上,用的表述是:金某「通过相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等对网络主播进行劳动管理」。
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奖惩办法。
这三样东西,是「劳动管理」最典型的外壳。一个真正独立的合作方,不需要遵守你的劳动纪律,也不受你的奖惩办法约束——他不归你管,他只对合同负责。
再往下想一层:直播这项业务,本身就是这家传媒公司的业务。它签下场地、装修直播间、采购设备,招人来播,靠直播赚钱。主播提供的劳动,是这家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三条也对上了。
所以本案的认定逻辑是:不看合同叫什么名字,看实际怎么管的。
这一点很值得记住。实践中很多公司会给主播签一份《合作协议》《经纪协议》《独立承包人协议》,名字五花八门,目的都是绕开劳动关系。但只要实际管理形态符合上面三条,名字不起作用。
反过来也要说清楚:不是所有主播都是劳动者。
如果一个人自己选平台、自己定播什么、自己承担设备和场地成本、收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销量、公司不给他派活也不考核他,那更接近独立经营者。这种情况下,公司欠他的钱是合同款,不是工资;要不回来,走民事诉讼,不走刑事。
中间还有一档。人社部等八部门2021年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把新就业形态用工分成三种情形: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的。
中间这一档叫「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平台或企业仍要承担一部分保障责任,比如职业伤害保障、最低报酬、休息休假等。这一档的存在,本身就是承认:现实中的用工形态,不是非黑即白。
本案落在第一档——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理由是那三样东西: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奖惩办法。
为什么被告的是法定代表人,不是公司
本案的被告只有一个人:金某。公司没有被列为被告单位。
这和上一篇(常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案)形成了对照——那件案子,单位和实际经营人一起被判,公司罚金六万,人判一年。
差别在哪?
看《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的第二款: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也就是说,单位犯罪是「双罚制」:单位罚钱,人判刑。
那为什么本案没有把公司列为被告单位?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程序上的:公司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没有被追究。判决书里没有展开。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在事实认定上把金某的位置写得很清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这两个身份,对应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在单位犯罪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是看谁在公司里官最大,是看谁对这件事起了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的作用。法定代表人这个身份只是线索,实际控制才是实质。
本案的事实支持这一点:招人是金某招的,管理是金某管的,工资是金某决定不发、不发之后逃匿的。公司只是一个壳。
这里有一条实务经验值得说:欠薪案件里,被追究刑责的往往不是「公司」,而是「人」。
原因很实际。公司欠薪,走民事、走劳动仲裁、走强制执行,能拿到钱的概率取决于公司还有没有财产。公司账上没钱、设备抵不了几个钱、法定代表人是个挂名的,工人最后拿到的是一纸无法执行的裁决书。
刑事追责的意义,一部分就在这里:它把压力直接落到具体的人身上。人是要自由的,自由比公司账户更值钱。
本案还有一处细节,能看出这种压力的效果:金某2023年10月23日被抓获,11月24日家属就把11万余元存进了劳动保障维权中心账户。一个月,钱就出来了。
这35万里,24万余元是合作方垫的,11万余元是家属补的。没有一分钱是金某自己主动拿出来的。
钱后来补上了,为什么还是判了
这是很多人不服气的地方:钱都补齐了,工人都拿到了,为什么还要判刑?
先看法律怎么说。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三款: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注意「可以」两个字。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不是「应当」;也不是「支付了就无罪」。
再看本案的时间点:2021年12月欠薪、责令、逃匿;2023年10月被抓;2023年11月家属补钱;2024年4月判决。
钱是在提起公诉之后、判决之前补上的,不是在「提起公诉前」。而且不是金某自己主动支付的——一次是合作方垫付,一次是家属代缴。
这两个因素叠加,从宽的幅度就有限了。
法院最终给的是九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罚金一万。
缓刑的意思是不用实际坐牢,但在一年二个月的考验期内要接受社区矫正,不能有新的违法行为,否则缓刑撤销、九个月照坐。罚金一万是必须缴的。
这个结果,可以理解成法院在两头之间找了一个位置:一头是「欠了43个人35万、被责令还跑了一年多」,另一头是「钱最后补齐了、认罪认罚、初犯」。
判实刑,与「钱已补齐」的事实不协调;不判刑,与「责令后逃匿、拖了一年多」的情节不协调。缓刑落在中间。
这里要说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刑事追责和民事追薪,是两条腿,不是二选一。
刑事判决解决的是「他该不该受刑罚」,不直接解决「每个人该拿多少」。本案的35万,是靠合作方垫付、家属补缴、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代付这三条路径凑齐的,不是靠刑事判决书。
如果钱一直没补齐,工人还可以走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申请强制执行;公司没钱,还可以看有没有可以追加的股东责任、有没有抽逃出资、有没有人格混同。
还有一条路很多人不知道:在特定行业,可以找总包或发包方。
本案的合作协议里有一句「某科技公司不承担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及债务」。这句话在民事上有效,但它不能对抗法定的垫付责任——比如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有清偿责任,这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直接规定的,合同里怎么写都排除不了。
直播行业没有这样专门的垫付规则,所以本案的24万是合作方自愿垫的,不是法定必须垫的。
对劳动者来说,这意味着:入职时看清楚谁发工资,比什么都重要。 本案的协议明确写了「某传媒公司负责员工工资发放」,这句话在追薪时就是指向标——找谁要,一目了然。
顺便给一份能照着做的清单。被欠薪的人,手里最好有这几样东西:
能证明「我在这儿干过」的——劳动合同、入职登记表、工牌、工作群聊天记录、排班表、直播后台的账号绑定记录。主播这个行当,工作群和后台记录往往比合同更有用,因为很多公司根本不签合同。
能证明「该发多少」的——工资条、银行流水、提成结算单、聊天记录里约定的底薪和提成比例。本案的工资构成有底薪也有提成,提成部分最容易扯皮,一定要有书面的结算依据。
能证明「欠了多久」的——每个月的发放记录,缺哪个月一目了然。这一项直接关系到「三个月以上」这个门槛。
能证明「找过他要」的——催讨的聊天记录、录音、书面催告。这不影响定罪,但能证明对方是「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还是「确实周转不开」。
东西齐了,去人社部门投诉,要求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这份指令书是整个刑事程序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它,后面走不动。
九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罚金一万。
43个人,35万余元,一年多的等待。
这个案子最值钱的地方,不是刑期,是它回答了一个正在被反复追问的问题:镜头前那个主播,算不算劳动者?
答案是:看怎么管的。
有工作规则、有劳动纪律、有奖惩办法,公司派活、公司考核、公司定播什么,那就是。合同上写「合作」两个字,改不了这个事实。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保护的,说到底是「劳动换来的钱」。它不管你是坐在车间里,还是坐在补光灯前。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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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4)浙0702刑初421号 审理法院:义乌市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4-04-16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18-1-232-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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