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赵某、王某等诉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刘某等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北京一家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5月成立,共八名股东。三名原告赵某、王某、孙某合计持股28%,被告刘某、盛某是夫妻,合计持股54%。三人起诉说,刘某、盛某恶意控制公司,从不召开股东会、不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不向其他股东分配利润,二人与公司财务高度混同,要求公司支付2008年6月至2020年7月的分红款582.51万元。
公司答辩说,名下没有注册关联公司,未滥用股东权利,目前没有经营业务,而且还有股东没有实际缴纳出资,公司准备提起解散诉讼。
审理中原告申请审计,但公司无法提交全部财务账册,也缺乏原始会计凭证,鉴定机构只能就手头资料梳理,不对真实性、准确性发表意见,最终给出三种不同的可分配盈余结果:1,177万元、760万元,或者介于两者之间。法院认为三种结果均不能反映公司全部年度所得利润的真实情况,不能作为分配依据,判决驳回。但鉴定费由公司负担,理由是公司对财务资料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却没有履行。
二、裁判要点提炼
有限责任公司未作出分配盈余决议时,中小股东行使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法院应着重审查两点:一是公司缴纳税收、提取公积金后是否存在实际可分配利润,且具备充足自由现金;二是控股股东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并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两点不能同时满足,诉请不予支持。
审查第一点时,财务资料必须完整、可核算。公司未提供完整账册和原始凭证,导致鉴定结论无法反映全部年度真实利润、无法测算企业所得税的,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可分配盈余的依据,股东的分配请求不予支持。但公司对财务资料负有保管义务,因其未提供完整资料导致鉴定结论不被采纳的,鉴定费用应由公司负担。
三、赵律师点评
一、持股 28%,十二年没见过一分钱分红
北京这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3日,一共八名股东。三名原告赵某、王某、孙某合计持股28%,被告刘某、盛某是夫妻,合计持股54%,剩下的是三名案外人。
从股权结构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大股东绝对控制、小股东集体失声」的格局。54%对28%,任何决议大股东一方就能通过,小股东加起来也翻不了盘。
三名原告的起诉状写得很直接:刘某、盛某夫妻恶意操纵控制公司,从不召开公司股东会、不制定任何利润分配方案、不向其他股东分配利润,二人与公司财务高度混同,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他们要求公司支付200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19日的分红款,共计582.51万元。
十二年,五百八十二万。平均一年不到五十万——对一家有房产出租收入的公司来说,这个数字不算离谱。
公司方面的答辩有三层意思。第一,盛某、刘某名下没有注册关联公司,未对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没有滥用股东权利。第二,公司没有侵犯赵某等人的盈余分配权。第三,公司目前没有经营业务,鉴于还有股东没有实际缴纳出资款,公司准备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最后那句「准备提起解散诉讼」,信息量很大。它等于承认了:这家公司已经不再正常经营,股东之间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家公司走到「要么分红、要么解散」的岔路口,通常已经僵持了很多年。
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驳回全部诉请,一审、二审都是。
驳回的理由不是「大股东没做错」,也不是「小股东不该分钱」,而是一个更前置的问题:这笔钱到底有多少,算不清。
这一点最值得普通读者注意。很多人以为,只要公司赚钱了、大股东不分红,法院就会判着分。实际的门槛比这高得多,而且第一道门槛不在法律,在账。
二、公司不开发东会,法院就管不了吗
先讲一个基本框架,否则后面的争议看不懂。
公司赚了钱,怎么分、分多少、什么时候分,法律把决定权交给了股东会。具体来说,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先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以前年度有亏损的,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之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剩下的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
所以一次合法的分红,要走完这条链条: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如有)——股东会决议分配方案——按比例分给股东。
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要有据可查。有没有利润,看账;提没提公积金,看决议;分不分,看股东会。
那如果大股东控制着公司,股东会根本不开、方案根本不提,小股东是不是就永远没戏?
不是。司法解释给了一个例外: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
这句话的结构是「原则加例外」。原则是:没有分配决议,法院不管。例外是:有滥用权利的情形,法院可以管。
为什么原则是「不管」?因为分红是商业判断。今年赚了钱,是全部分掉,还是留着扩产、还债、过冬,这是经营者的事,法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替公司做这个决定。强行判分红,可能把一家本来能活下去的公司抽干。
为什么要有例外?因为如果一律不管,大股东只要控制住股东会,就可以永远不分红,把小股东的钱永久留在公司里供自己使用。这不是商业判断,这是压迫。
本案的三名原告,走的正是这条例外的路:他们主张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
法院没有否定这条路,判决书里明确把这作为审查框架,并且列了两道门:
第一道门,公司是否存在实际可分配利润——已经缴税、提取公积金,并且有充足的「自由现金」。
第二道门,控股股东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导致不分配利润,并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判决书还列举了滥用的具体形态:歧视性分配或待遇、变相攫取利润、过分提取任意公积金等。
两道门必须同时过。这就是本案原告栽倒的地方——他们卡在第一道门上。
三、一份鉴定报告,三个数字,一个都没被采纳
为了证明公司有利润,原告申请对公司盈余状况进行审计。这是正确的思路:既然争议在「有没有钱可分」,那就让专业机构算一遍。
但鉴定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公司无法提交全部财务账册,也缺乏原始会计凭证。鉴定机构只能对2022年3月9日提供的那些资料进行梳理汇总,并特别声明:不对资料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准确性发表鉴定意见。
这句话是鉴定机构的自我保护,也是本案的关键。它意味着:下面的数字,只是「按你给的资料算出来的」,至于这些资料是不是真的、全不全,鉴定机构不背书。
最终鉴定意见给出了三种结果,差别全在一个问题上:房屋出租收入有没有重复计算。
第一种,假定房屋出租收入完全不重复:鉴定期间公司财务收入2000.5万余元,支出823.2万余元,可分配盈余利润1177.3万余元。
第二种,假定房屋出租收入完全重复:收入1571万余元,支出810.4万余元,可分配盈余利润760.5万余元。
第三种,假定部分重复:数额无法确定,只能确定介于前两者之间。
同一个期间、同一家公司,可分配利润从760万到1177万,差了四百多万。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判决书没有展开,但从常理可以推想:一家以房产出租为主业的公司,租金收入可能通过不同主体、不同账户收取,同一笔租金在账上出现两次,或者母子之间、关联方之间互相开票,都会造成重复。资料不全,就无法判断到底重没重复。
法院还点出了另一个缺口:公司未提供2008年6月至12月、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1月至6月、2020年度的账面数据。
这几个时段不是随便挑的。2008年6月到2011年6月,是公司成立后的前三年;2020年度,是起诉前最近的一个完整年度。一头一尾,恰恰是判断「累计有没有可分配利润」最关键的两段。前面的亏损要不要弥补,后面的利润有没有结转,都在这两段里。
数据不完整还带来一个技术后果:鉴定机构无法对公司的企业所得税进行测算和调整。
这一点常被忽略,但它很致命。公司账上的「利润」是税前概念,能分的只有税后利润。企业所得税不测算,就不知道要扣掉多少税;不知道扣多少税,就不知道还剩多少可以分。所以即便按第一种算法得出1177万元,这个数字也不是「可分配」的数字,只是「税前可能有的数字」。
再多说一句「自由现金」这个概念,因为它是判决书里少数几个不常见的表述。账上有利润,不等于能拿出钱来分。假设一家公司今年赚了一百万,但这一百万全压在应收账款里,或者全变成了新买的设备,账上是利润,手里没有现金。此时判它分一百万,它只能去借高利贷,或者干脆关门。所以法院审查的第一点,不只是「有没有利润」,还有「这个利润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可以拿出来的钱」。
本案公司账上是什么状态,判决书没有披露。但从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仅19.8万元这个数字看,一家曾经年租金收入六百多万的公司,基本已经停止经营。停业的公司往往账上有钱但不敢动——可能已经被大股东以借款、往来款的形式挪用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原告在起诉状里强调「财务高度混同」。
法院的结论因此很干脆:三种可分配盈余数额均不能反映公司全部年度所得利润的真实情况,难以作为可分配盈余的依据。
一句话:算不清,就不能判。
四、输了官司,为什么鉴定费要公司出
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按一般的规则,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鉴定费通常也算在败诉方头上。
但这个案子的鉴定费,判由公司负担。
理由是判决书里的一段话:公司对公司的财务资料负有妥善保管义务,但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导致鉴定结论无法被采纳。
这段话的分量,比它表面上看起来重。
它实际上确立了一条因果链:资料不全,是公司的责任;因为资料不全,鉴定做不成;因为鉴定做不成,原告举不出证据;因为举不出证据,原告败诉。如果再把鉴定费判给原告,等于让原告为自己「无法取得本应由公司保管的资料」再付一次钱。
这条处理方式,对小股东是有实际意义的。它至少保证了一件事:大股东不能靠「把账做乱、把资料藏起来」既赢下实体,又让对方承担全部成本。
但它也暴露了小股东在这类诉讼中的结构性困境。
证据在公司手里。小股东不参与经营,拿不到账册、拿不到凭证、拿不到银行流水。想算清公司有多少利润,只能靠法院委托鉴定;而鉴定的质量,取决于公司交出来多少资料。公司交得越少,鉴定越算不清;算不清,小股东就输。
这个循环怎么破?本案给出的答案不是「破」,而是「先拿到钥匙」。
那把钥匙就是股东知情权。前面说过的知情权诉讼,看起来只是「看账」,实际上是分红诉讼的前置程序。你先通过知情权诉讼拿到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再自己或者委托会计师梳理,才有可能在分红诉讼里举出可用的证据。
顺序不能反。直接起诉要求分红,法院问「有多少可分配利润」,你答不上来,就输了;先起诉要求查账,拿到材料,再算清数字,再起诉分红,才有胜算。
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知情权案件和盈余分配案件总是成对出现。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顺带说一个新法的变化。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明确,公司分配利润的,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分配;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另定期限的,从约定。这一条解决的是「决议了但迟迟不打款」的问题,比本案这种「根本不开会」的情形要简单,但对小股东同样实用——拿到决议,就有了一把可以强制执行的尺子。
五、真要打这场官司,起诉前该准备什么
把本案的教训整理成可操作的清单,比抽象地讲法理有用。
第一件事:先固定「公司有利润」的证据,而不是先喊「我要分红」。
能用的材料有:公司历年报送税务的财务报表、工商年报里的财务数据、公司对外公开的宣传资料、租赁合同和租金流水、关联方的公开信息。这些东西不需要公司配合就能拿到一部分。很多人一上来就申请鉴定,结果公司不交资料,鉴定做不成,钱花了,官司也输了。
第二件事:把「滥用权利」具体化,别只写「大股东恶意控制」。
判决书列了三种形态:歧视性分配或待遇,变相攫取利润,过分提取任意公积金。翻译成日常语言:只给一部分股东分红、不给另一部分;通过关联交易、高薪、报销、借款把利润转出去;每年提一大笔任意公积金,把可分配利润压到零。
这三种,都要有具体的事实和数字支撑。比如「公司连续五年提取任意公积金的比例超过当年利润的百分之七十」,比如「大股东及其配偶在公司领取的薪酬占公司管理费用的百分之四十」,比如「公司以借款名义向股东转移资金若干笔」。写这些,法院才看得懂你在主张什么。
还要提醒一点:主张滥用权利,最好配上「损失」的证据。法律条文写的是「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损失是构成要件之一。小股东的损失怎么算?通常按「应分而未分的金额」计算——按你的持股比例,乘以可分配利润。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必须一起做:你得同时证明「有多少利润」和「我按比例该得多少」,两个数字缺一个,损失就算不出来。
本案三名原告主张582.51万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判决书没写。但可以反推:如果按持股28%计算,对应可分配利润约2080万元,比鉴定给出的最高值1177万元还高。数额主张缺乏对应的财务基础,也是这类案件常见的软肋。
第三件事:想清楚要什么。
这一点最容易被忽略。很多人起诉时只写「请求判令公司支付分红款若干元」,但法院在类似案件里,裁判方式上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具体的盈余分配方案。也就是说,你要给法院一个可以落笔的方案:按什么基数、提多少公积金、按什么比例、分多少钱。方案写不出来,法院即便想支持,也无从下判。
第四件事:考虑替代路径。
如果公司确实已经不再经营,股东之间彻底僵持,还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请求公司收购股权,也就是异议股东回购;二是请求解散公司。这两条路都比「强制分红」更激烈,但对某些僵局来说,反而是真正的出口。
本案被告在答辩里说要提起解散诉讼,某种程度上说明它自己也认为这家公司走到头了。
最后回到本案三名原告。他们输了,但不是因为他们不该分钱,是因为他们拿不出一个法院能确认的数字。十二年没有分红,公司账册不全、凭证缺失、租金收入重复计算——这些状况本身就是大股东控制公司的结果,最后却成了小股东败诉的理由。
这是这类诉讼最残酷的地方:证据的不利后果,往往由最没有能力取得证据的人承担。唯一的解法,是在事情还没坏透的时候,先去把账本拿到手。
本案的裁判要旨有两条:未作出分配决议时,中小股东行使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须同时满足「存在实际可分配利润」和「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导致不分配并造成损失」两个条件;财务资料不完整致鉴定结论不能反映真实利润的,该结论不能作为分配依据,但公司未尽保管义务导致鉴定结论不被采纳的,鉴定费由公司负担。
这个案子给出的最重要提醒,不在胜败,而在顺序:想强制分红,先去查账。账拿不到,数字算不清,再大的委屈也落不到判决主文里。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赵某、王某、孙某诉称:大股东刘某、盛某夫妻恶意操纵控制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并滥用股东权利,从不召开公司股东会、不制定任何利润分配方案、不向其他股东分配利润,刘某、盛某与被告公司财务高度混同,二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判决被告北京某公司向原告支付200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19日的分红款共计582.51万元;
2.请求判决被告刘某、盛某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北京某公司、刘某、盛某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1.盛某、刘某名下没有注册关联公司,未对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没有滥用股东权利。
2.北京某公司没有侵犯赵某等人的盈余分配权。
3.北京某公司目前没有经营业务,鉴于还有股东没有实际缴纳出资款,公司准备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某公司注册成立于2008年5月23日,股东包括赵某、王某、孙某、刘某、盛某以及三名案外人,其中三原告共计持股28%,被告刘某、盛某共计持股54%。
案件审理期间,三原告申请对北京某公司的盈余状况进行审计。因北京某公司无法提交全部财务账册且缺乏原始会计凭证,鉴定机构仅对2022年3月9日提供的资料进行梳理汇总,不对资料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准确性发表鉴定意见。鉴定意见能否被最终采纳,需根据鉴定报告的情况和本案查明的事实由法院决定。
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结论为:基于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北京某公司的财务收支及可分配盈余利润情况梳理如下:(1)房屋出租收入完全不重复情况。鉴定期间,北京某公司财务收入20 005 399.65元,财务支出8 232 332.45元,可分配盈余利润11 773 067.20元。(2)房屋出租收入完全重复情况。鉴定期间,北京某公司财务收入15 710 161.45元,财务支出8 104 474.11元,可分配盈余利润7 605 687.34元。(3)房屋出租收入部分重复情况。鉴定期间,北京某公司的财务收支及可分配盈余利润无法梳理其确定金额,其金额介于“房屋出租收入完全不重复情况”与“房屋出租收入完全重复情况”之间。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作出(2021)京0106民初28142号民事判决:驳回赵某、王某、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京02民终124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根据现有证据和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不能证明北京某公司存在确定的可分配利润,亦不能证明符合强制分配的条件,赵某、王某、孙某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从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三种不同的鉴定结果来看,因北京某公司未提供2008年6月至12月、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1月至6月、2020年度账面数据,故上述鉴定结论所依据的财务数据并不完整,同时导致鉴定机构无法对北京某公司的企业所得税进行测算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方可依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所确定的三种可分配盈余利润数额均不能反映北京某公司全部年度所得利润的真实情况,难以作为北京某公司可分配盈余的依据,故对赵某、王某、孙某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考虑到北京某公司对公司的财务资料负有妥善保管义务,但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完整的北京某公司财务资料,导致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无法被采纳,故一审法院决定鉴定费用由北京某公司负担,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赵某、王某、孙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在有限责任公司未作出分配盈余决议情况下,中小股东行使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时,法院应当着重审查以下两点:一是公司缴纳税收、提取公积金后,是否存在实际可分配利润;二是控股股东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并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若前述条件无法同时满足,则中小股东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首先,以公司具有实际可分配利润为前提,公司需已按照公司法规定缴纳税收、提取公积金,且具备充足的“自由现金”。其次,需厘清控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具体情形,包括歧视性分配或待遇,变相攫取利润,过分提取任意公积金等行为。再次,应合理分配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结合双方举证程度,依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最后,裁判方式上,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具体的盈余分配方案,从而实现对中小股东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的直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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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2)京02民终12467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12-3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8-2-274-003)。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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