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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某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诉某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某集团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

案号:(2021)京0102民初14238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 公司盈余分配纠纷 · 一审 · 2022-03-0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5年12月,某集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某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一家医药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组成联合受让体,通过竞拍成为受让方,并与某集团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签了,钱付了,但股权过户需要监管部门批准,这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里,保险公司照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了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的股利分配决议。某集团作为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参加了2015年度和2017年度的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医药公司则一直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册上,直到2018年12月26日才被登记为股东。

股权过户完成后,医药公司要求保险公司支付这三年共计1726万余元股利,保险公司以双方对归属有争议为由,既不付给医药公司,也不付给某集团。医药公司起诉。法院判决支持支付股利,并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0月起的逾期损失;但医药公司要求从决议作出两个月起算利息的部分,未获支持。

二、裁判要点提炼

股利分配请求权应区分两个层次。公司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时,股东享有的是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股权的组成部分,原则上随股权一并转让;公司作出决议后,股东享有的是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已独立于股东资格,成为具体债权,可以与股权分离单独转让。债权转让只需满足债权合法有效、双方达成合意、通知债务人三个条件。

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对外以工商登记为公示,公司与股东内部可依章程或协议约定;没有特殊约定的,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东名册登记时间为宜。股权转让须经监管批准而未获批准的期间,受让方尚未记载于股东名册,不具备股东资格,不能以股东身份主张该期间的股利;但其可以受让转让人已经取得的具体股利债权。

三、赵律师点评

一、合同签了,钱付了,名字却三年没上股东名册

2015年12月,一家集团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要转让它持有的某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

保险公司的股权不是随便买卖的。保险公司是金融机构,股东变更要经过监管批准,这不是备案,是实质审查:受让方要符合股东资格条件,资金来源要穿透核查,持股比例要符合规定。所以这类交易通常的路径是:先挂牌、竞拍、签合同,然后报批,批下来才能过户。

一家医药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组成了联合受让体,通过竞拍成为受让方,随后与转让方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2016年3月7日,转让方向保险公司发出《关于股权转让的函》,请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及变更事宜。

2016年4月26日,保险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这次股权转让,并对公司章程所附的股东名册作相应修改——但附了一个条件:须经监管批准或备案后,才履行变更手续。

2016年5月12日,保险公司向当时的保险监管机构报送请示,为这次股权转让申请审批。

到这里,所有该做的动作都做完了。剩下的只有等。

这一等,是两年四个月。

2018年9月17日,监管机构批复,同意转让方将股份转让给医药公司。

2018年12月19日,监管机构再次批复,同意保险公司修改章程所附的股东名册,将医药公司列入。

2018年12月26日,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出具《股份证明》,并将医药公司登记为公司股东名册。

从签合同到名字真正写进股东名册,整整三年。

这三年里,保险公司没有停。它照常经营、照常盈利、照常开股东大会,并且在2015、2016、2017 三个年度都作出了股利分配决议。

于是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三年分的钱,股利的归属应该算谁的?

按股东名册,算转让方的,因为那三年名册上写的是它。 按交易的实质,算受让方的,因为股份已经卖出去了,只是手续没办完。

转让方和受让方其实都认为该给受让方。2020年9月,转让方向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函,明确表示挂牌转让期间损益由受让方享有。但保险公司不敢付:万一付错了,另一方回头来要,怎么办?

钱就这样卡在中间。医药公司起诉。

二、想以股东身份要钱,先要回答「你什么时候成为股东」

医药公司的第一个主张很自然:我是股东,公司分红了,就该给我。

法院没有支持这一层,理由落在时间上。

判决书写的是:由于案涉股权转让三年后才得到批准,且直至三年后医药公司才作为保险公司股东记载于保险公司股东名册上,故医药公司在该三年中年度股利分配时并未取得保险公司股东资格,其无权依据股东身份主张向其分配股利。

逻辑很干净:股利分配决议作出的时候,你还不是股东。不是股东,就没有基于股东身份的分配请求权。

那「什么时候成为股东」这个问题,法律怎么认定?判决书专门讲了一段,很实用。

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实践中有不同认识,一般根据法律关系发生在股东与公司内部还是外部而不同:

对外而言,工商登记是股东身份的公示信息,以工商登记变更的时间对外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面对外部债权人、面对交易相对方,看登记。

对内而言,股东与公司之间可以根据章程或者协议的约定来确定股东身份取得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章程写了、或者双方协议约定了「自交割日起享有股东权利」,公司内部可以按这个来。

如果没有特殊约定,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东名册登记时间为宜。

本案就属于「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形。保险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资格以股东名册登记为准,而医药公司直到2018年12月26日才被登记。所以那三年的股利,从股东身份这条路上要不到。

这一段值得所有做股权交易的人抄下来。你签了合同、付了款,只完成了一半;对内对外两套时点,可能不同步。如果不希望在过渡期吃亏,就要在合同里把「过渡期损益归属」写清楚——从哪天起,标的股权的收益归受让方;从哪天起,表决权归受让方;如果过户拖延,怎么处理。

本案的合同恰恰没有写。判决书多次提到「案涉《产权交易合同》未对股利分配进行明确约定」。产权交易所后来还专门说明:交易合同里不能设定损益条款,但可以通过合理的挂牌价格反映权益。这就把问题留给了事后协商,而事后协商花了五年。

产权交易所为什么不允许在合同里写损益条款,是个交易规则问题,这里不展开。但对当事人的启示很明确:不能写进合同,就用别的方式固定——补充协议、承诺函、董事会决议、往来函件,任何能证明「双方认为这笔钱归谁」的书面材料都行。本案最后能赢,靠的就是这样一份函件。

三、分红权跟着股权走吗——要分两种看

股东身份这条路走不通,医药公司换了另一条:转让方把股利债权让给我了,我作为债权人来要。

这条路上的第一个问题,是股利请求权能不能单独转让。

直觉上,分红是股东的权利,股权转让了,分红权自然跟着走;股权没转让,分红权怎么能单独拎出来给别人?

法院的回答是:要区分两种股利分配请求权。

第一种,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公司还没有作出利润分配决议,股东只是「有权要求公司将来分红」,这个权利是股东基于成员资格享有的,属于股权的组成部分。它不能脱离股权单独存在,股权转让时原则上随之转让。

第二种,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公司已经作出分配决议,确定了分多少、什么时候分,此时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就是一笔确定的债权。判决书的表述是:该权利已经独立于股东成员资格而单独存在,系具体的债权。

一旦变成债权,它就跟普通债权一样,可以转让、可以抵销、可以质押。判决书写得很直白:股东可以将公司利润分配决议已经确定分配的利润转让给他人,此与债法上普通的债权转让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决议前后,权利的性质变了。

决议之前,公司有多少利润、分不分、分多少,都还没定。股东手里是一个「期待」,期待能不能变成钱,取决于公司经营和股东会决议。这种期待只能依附于股东身份。

决议之后,数字定了。公司欠股东多少钱,一清二楚。这时候它就不再是「股东权利」,而是一笔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当然可以卖给别人。

本案的三年股利,属于第二种。保险公司分别在2015、2016、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上作出了分配决议,金额确定。转让方作为当时的在册股东,对这三年股利享有具体债权。它可以把这个债权转让给医药公司。

顺带说一句,这个区分不只在这类案件里有意义。股权转让时,如果公司刚作出分红决议还没打款,转让方和受让方常常会为「这笔钱算谁的」吵起来。按这条规则:决议已作出,钱是转让方的债权,除非另有约定;决议未作出,分红的期待随股权走,归受让方。

很多股权转让协议对这一段的处理是一片空白,最后只能靠诉讼来分。写上一句话的成本,和打五年官司的成本,差距很大。

再补一个新法的变化,对「决议了但拖着不打款」这种情形更直接。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明确:公司分配利润的,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分配;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另定期限的,从约定。在此之前,法律只规定「按决议和章程及时给付」,具体多久算「及时」,要看章程。现在有了六个月的兜底期限,超期不打款就是违约,逾期利息的起算点也清楚了。

这一条对本案这类交易还有个附带好处:受让方在受让股利债权时,可以据此估算「这笔钱如果被拖着,能主张多少利息」,定价时有据可依。

四、债权转让的三件事:有效、合意、通知

确认股利请求权可以转让,接下来要过三道关。判决书逐条审查,像一份检查清单。

第一关,债权要合法有效。医药公司受让的是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这个权利有股东会决议作依据,金额确定,来源合法。

第二关,转让人与受让人要达成合法有效的转让协议。本案的证据是:转让方在给产权交易所的函件中、以及在庭审中,都表示同意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支付三年期间的股利。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就债权转让达成了一致意见。

注意这里的证据形态。双方没有签一份叫《债权转让协议》的文件,但一方在正式函件里写明「损益归受让方」,在法庭上再次确认,法院就认定合意成立。所以「合意」不要求特定形式,关键是意思表示能够被证明。

第三关,要通知债务人。

这一关本案过得最有意思。转让方在本次庭审之前,没有直接通知保险公司。但医药公司作为新债权人,通知了保险公司,并且向保险公司提供了转让方出具的「权利由医药公司享有」的函件。

按民法典的规定,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通知的主体,法条写的是「债权人」——严格讲是转让人。但实践中,受让人持转让凭证通知债务人,债务人能够核实真实性的,一般认为通知有效。本案法院采纳了这个思路:受让人通知,且提供了转让人的函件,转让人也认可,通知成立。

这里要交代一句新旧法的衔接。本案审理时适用的是民法典施行前的合同法和民法总则,判决书引用的也是这两部法律——法律事实发生在2016年至2020年,按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法和民法总则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则,已经被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吸收,条文位置变了,规则内容基本没变:债权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未经通知债务人,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所以今天读这个案子,讲的东西一点不过时,只是引用的法名要换成民法典。

三关过完,结论就出来了:保险公司应向医药公司支付三年股利共计17,260,925.35元。

而且保险公司自己也表示同意支付这部分。它从一开始就不想赖账,只是不知道该给谁。这也是很多类似纠纷的真相:不是债务人想赖,是债权人之间没谈拢,债务人被夹在中间。

对公司来说,这里有个实务建议:遇到这类「钱该给谁」的争议,最稳妥的做法不是一直压着不付,而是向双方发函,要求限期达成一致并出具书面确认;如果一方提供了另一方的授权或者转让凭证,按凭证付款并留档。长期压着不付,会产生逾期利息,本案就是如此。

还有一层风险要提。债权转让一旦通知债务人,就不好反悔了。转让人想把债权要回来,得受让人同意;如果受让人不同意,转让人只能通过撤销转让协议的方式解决,而撤销要有法定理由,比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实务中常见的争执是:转让方为了配合过户,随手出了一份「损益归受让方」的函,事后觉得吃亏,想否认这份函的效力。本案转让方没有反悔,但如果反悔,它要面对的是自己盖章的书面文件——这种文件在法庭上很难推翻。

所以出这类函之前,先算清楚这笔钱是多少。本案三年股利1726万余元,不是一个小数。

五、利息为什么从 2020 年 10 月才开始算

医药公司还要了一笔逾期支付的损失。它的主张是:公司章程规定,股利应当自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派发,所以逾期利息应该从决议作出两个月后开始算。

法院只支持了一部分,起算时间被推后到了2020年10月23日。

理由分两层。

第一层,从权利随主债权转让。按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转让方作为当时的在册股东,保险公司没有按章程规定的期限向它派发股利,它对公司享有逾期付款的赔偿请求权。这个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并转给了医药公司。所以医药公司有权主张逾期损失,这一点法院认了。

第二层,起算时间。债权转让自通知到达债务人时,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在各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付款的义务,应当自它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之后才产生。

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欠转让方的钱,从决议两个月后就欠着了;但保险公司欠医药公司的钱,从收到通知那天才开始欠。这两个时点不一样。医药公司要求按前一个时点起算,等于让保险公司为一个它当时还不知道的债权人承担更长时间的利息,没有依据。

法院最终酌定的起算点是2020年10月23日——保险公司收到医药公司转发的转让方函件后回复医药公司的日子。标准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这个处理方式,把「实体权利」和「程序时点」分得很清楚,值得记住:

你可以受让一笔已经逾期的债权,也可以一并受让它的逾期利息请求权;但你能主张的逾期利息,通常从债务人知道「债权人换人了」那天起算,而不是从原始债权逾期那天起算。除非你在受让时就把这段时间的利息单独作价,写进转让协议。

这也是债权转让交易里一个常被忽略的定价点。一笔逾期三年的应收账款,受让方能不能要这三年的利息?答案取决于转让协议怎么写。写清楚了,是交易对价的一部分;没写,就只能按通知到达之后算。

最后说回这个案子的整体。它表面上是一个「钱该给谁」的纠纷,实际上把股权交易里最容易被忽略的那段灰色时期讲透了:合同签了但没过户,这期间公司分的红、赚的钱、亏的债,到底归谁。

答案不在法律条文里,在合同里。合同没写,就只能等一场官司来定,而这场官司从2015年打到2022年。

本案的裁判要旨有四条:股利分配请求权要区分抽象的与具体的,前者随股权转让,后者已成独立债权可以单独转让;股东资格取得时间对外看工商登记、对内可依章程或协议约定、无约定时股份公司以股东名册登记为准;具体股利债权转让适用普通债权转让规则,须债权有效、双方合意、通知债务人;股利请求权的行使以公司有可分配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会通过为前提。

一句话总结这个案子:股权没过户,分红不是你的;但分红决议一作出,那笔钱就变成了一张可以转让的欠条。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公司)诉称:第三人某集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公告,拟通过挂牌公开交易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被告某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股份。随后,原告与另外两家公司组成联合受让体,并通过竞拍的方式成为前述被告股权的受让方。后原告与某集团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某集团将保险公司的股份转让于原告。被告保险公司之后作出了2015年、2016年、2017年股利分配决议。根据保险公司章程,公司通过决议分配的股利应当于决议作出后的两个月内派发。之后,原告多次要求保险公司支付股利,但保险公司以原告与某集团就股利归属存在争议为由,未向任何一方支付案涉股利。

为了明确案涉股利的归属,原告向某产权交易所发送了《关于股权转让期间股利归属问题的征询函》,某产权交易所随后将该函件转发于某集团,某集团回函明确表明某集团转让于原告医药公司的保险公司股份在转让期间的损益应当由医药公司所享有,但保险公司拒绝支付。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原告在成为被告合法股东并记载于股东名册,不享有分割此前股利分配的权利。根据公司法规定以及保险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保险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股东名册的登记为准。2015-2017年期间股东名册显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的股东为某集团,且某集团以股东身份参与了2015年度、2017年度的股东大会并进行了表决,行使了股东权利。故,诉争的股利应由某集团享有。

2.医药公司与某集团一直未就诉争股利的归属达成一致,导致保险公司无法派发诉争股利,保险公司对延迟派发股利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资金损失。诉争的股权转让行为需要经过审批后才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9月中国银保监会才对相关股权转让行为进行批准,此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原告无权主张此前的股东利益分配权。

第三人某集团述称:2015年12月第三人通过某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转让后因受到外部影响,相关转让审批工作一直滞后。某产权交易所明确不能在产品的交易合同中设定损益条款,但是可以通过设立合理的挂牌价格反映一下权益,所以第三人内部决定由某产权交易所按照这个条件回复被告,损益完全由受让方所有。关于分红收益的问题,主要是考虑交割时间比较长,长达两年10个月,这个过程第三人在法律上还是被告的股东,相关的股东权益也依然没有丧失,所以为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决定在分红之后等保险公司的股权过户之后再交给原告。第三人在收到2020年某交易所发来的函以后,关于原告股权的转让归属的问题做了回复。第三人的意见与该回复一致。第三人系通过某产权交易所进行挂牌转让,故没有义务通知受让方和目标公司。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某集团与受让方医药公司等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将保险公司股份转让给医药公司等联合受让体并在某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2016年3月7日,某集团向保险公司发出《关于股权转让的函》,请协助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及变更事宜。

2016年4月26日,保险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案涉股权转让事项并对公司章程所附股东名册进行相应修改,并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批准或备案后,履行相关变更手续。

2016年5月12日,保险公司向中国保监会作出《关于某集团进行股份转让的请示》,就案涉股权转让事项报请审批。

2018年9月17日,中国银保监会向保险公司作出《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变更股东的批复》,同意某集团将案涉股份转让于医药公司。

2018年12月19日,中国银保监会向保险公司作出《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修改章程所附股东名册的批复》,同意保险公司修改股东名册(含医药公司)。

2018年12月26日,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出具《股份证明》并将医药公司登记为公司股东名册。

保险公司召开2015-2017年股东大会作出了股利分配决议,某集团作为股东参加了保险公司2015年度及2017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了表决权。

2016年8月1日,某集团向保险公司发函,表明某集团作为2015年度在册股东,应获得2015年度现金分红,要求保险公司及时向其支付。

2016年8月1日,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发函,表明因案涉《产权交易合同》未对股利分配进行明确约定,结合公司章程某集团仍为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股东,且《产权交易合同》项下转股事宜尚未获得中国保监会的批准,根据合同约定,《产权交易合同》尚未生效,某集团应享有相应股利,望医药公司进一步提供与某集团就股利分配的书面约定或其他特别约定材料。

2016年8月9日,医药公司向保险公司发函,表示案涉股份的所有权益归受让方,且本次收购过程中,转让方已经明确交易股份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等权益归受让方所有,利润分配属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事务,本次收购各方已经签订法律生效的产权交易合同。为维护保险公司利益,可要求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统一意见后再进行相关利润分配。

2016年8月9日,保险公司向某集团发函,表明因案涉股权转让与受让双方未对拟转让股权对应的2015年度现金分红进行明确约定,医药公司亦向保险公司主张相应权益,出于审慎考虑,请各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书面文件,作为保险公司进行分红的依据。

2018年4月2日,某集团向保险公司发函,要求保险公司向其派发2015、2016及2017年度现金分红。保险公司于2018年4月8日作出回函,再次表明其上述意见。

2019年2月20日,医药公司向保险公司发函,称中国银保监会已核准贵司修改公司章程所附股东名册,确认了医药公司股东资格,已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恳请保险公司向其支付2015、2016及2017年度现金分红。2019年3月8日,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发函,表明案涉转股事宜已于2018年12月26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医药公司随即成为公司在册股东。因《产权交易合同》未对签订当年及未来分红进行约定,需双方出具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分红款归属权的确认函,待双方意见一致后,公司将按照双方确认的指令进行分红。

2019年9月19日,医药公司向保险公司发函,表明医药公司已完成股份转让的全部程序,要求保险公司依照已经形成的利润分配方案,将案涉股利及时划付给医药公司。

2019年10月8日,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发函,表示因案涉股权转让与受让方就案涉股利归属存在争议,建议各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书面文件,保险公司将据此确认文件进行股利分配。

2020年9月22日,某产权交易所向医药公司发出《关于转发保险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相关文件的函》,该函件附件系《某集团关于确认保险公司股权转让期间损益归属的复函》。

某集团2020年9月16日向某产权交易所发函表明某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保险公司股权转让期间损益由受让方享有。

2020年9月29日,医药公司向保险公司发函,表明案涉股利以及相应利息应归医药公司享有,并要求支付。

2020年10月28日,保险公司向某集团发出询证函,表示收到医药公司的函,并附上某集团向某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某集团关于确认保险公司股权转让期间损益归属的复函》以及某产权交易所向医药公司发出《关于转发保险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相关文件的函》。鉴于上述《复函》并非向保险公司作出,故需确认该函件是否为某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函件中所载“股权转让期间损益由受让方享有”是否指某集团同意案涉股利及实际产生的利息均归属医药公司并同意由保险公司支付至医药公司指定账户。

某集团在庭审中称在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时并未对2015-2017年度的股利归属进行约定,且未向保险公司作出过同意向医药公司支付案涉2015-2017年度的股利的意思表示。

保险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为依法持有公司股份的人。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权的行为时,由董事会决定某一日为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结束时的在册股东为公司股东。股东享有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4日作出(2021)京0102民初14238号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医药公司支付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度股利共计17260925.3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医药公司与某集团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该合同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但由于案涉股权转让3年后才得到批准,且直至3年后医药公司才作为保险公司股东记载于保险公司股东名册上,故医药公司在该三年中年度股利分配时并未取得保险公司股东资格,其无权依据股东身份主张向其分配股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首先,债权人的债权应当合法有效。本案中,医药公司受让的债权系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案涉股权变动之前,某集团仍然享有股利分配请求权。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后,保险公司已经就三年的股利召开股东会会议作出股利分配方案,公司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享有了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该权利性质上与普通债权无异,故股东可以将公司利润分配决议已经确定分配的利润转让给他人。受让人即使不是公司的股东,亦可以基于公司利润分配决议向公司主张分配利润。故某集团有权将该部分股利分配权请求权转让。其次,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协议。

某集团在函件中以及庭审中均表示同意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支付三年期间的股利,故某集团及医药公司就债权转让达成一致意见。其三,债权转让须通知债务人。某集团在本次庭审之前未直接通知保险公司,但医药公司作为新债权人,通知了保险公司且向保险公司提供了某集团作出的关于案涉权利由医药公司享有的函件,且某集团表示认可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支付三年的年度股利共计17260925.35元。

关于医药公司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审批期间三年的股利共计17260925.35元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亦表示同意向医药公司支付该部分股利,故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医药公司要求保险公司赔偿逾期支付股利损失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但该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医药公司受让了某集团的案涉股利分配权请求权,如果某集团享有与股利分配权请求权有关的从权利,医药公司可一并受让。依据保险公司章程,某集团在审批期间三年派发股利时仍记载于保险公司股东名册,系其股东,且某集团亦参加了股东会会议,并要求保险公司向其分配股利。保险公司章程规定保险公司应当自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在股东大会作出股利分配决议时,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若未按照决议和章程及时给付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保险公司未及时支付股利侵犯了某集团的权益,应向某集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某集团享有案涉股利分配权请求权的从权利。

关于保险公司逾期支付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的情况,保险公司多次与某集团和医药公司就案涉股利归属进行沟通,希望转让方与受让方就归属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某集团和医药公司在2020年9月16日函件之前未就案涉股利的归属达成一致意见,结合案涉股利归属在起诉前存在争议的事实,考虑保险公司逾期支付所造成的损失情况,法院酌定保险公司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其收到医药公司转发某集团函件后回复医药公司之日即2020年10月23日起支付逾期损失。

医药公司另主张保险公司亦应直接向其承担迟延履行的赔偿责任,判断是否构成迟延履行应当明确保险公司负有向医药公司履行义务的时间。债权转让自通知到达债务人时对其发生效力,在各方没有明确约定时,保险公司向医药公司所付义务应当自其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之后向其履行,故即使保险公司直接对医药公司承担迟延履行的赔偿责任,但医药公司要求保险公司自作出股利分配决议两个月起向其承担赔偿责任亦没有依据。

综上,医药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主张的起算时间和标准,法院在认定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保险公司辩称其不应支付逾期损失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1.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即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的权利。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股权的重要内容,股东转让股权,原则上与利润分配请求权一并转让,但这并不绝对,应当区分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与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公司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股东享有的是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是股东基于成员资格享有的股东权利的重要内容,属于股权组成部分。公司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后,股东享有的是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已经独立于股东成员资格而单独存在。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系具体的债权。该债权的行使不要求以具有股东资格为基础。故在股东会决议分配盈余之后,股东可以将盈余分配给付请求权独立转让,此与债法上普通的债权转让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股利分配请求权不以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为前提。

2.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实践中亦有不同认识,一般根据法律关系发生在股东与公司内部还是公司外部而不同,在公司对外而言,工商登记作为股东身份的对外公示信息,以工商登记变更的时间对外承担责任。在公司与股东内部而言,股东与公司之间可以根据章程或协议的约定股东身份取得的时间。如果没有特殊约定,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东名册登记时间为宜。

3.股东转让其成员资格的,包括利润分配请求权在内是否一并转让应区分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和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基于股东身份一并随股权转让,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需要看双方协议是否有相关约定。股东可以将公司利润分配决议已经确定分配的利润转让给他人。股东大会作出股利分配决议时,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若未按照决议和章程及时给付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股利分配请求权行使需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公司必须有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其次,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得到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通过。股东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通过召开定期会议或临时会议,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使股东享有的利润处于确定状态,使股东的抽象层面的股利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层面的股利分配给付请求权,股东才能行使请求权。

案号:(2021)京0102民初14238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03-0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8-2-27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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