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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甘肃某科技公司诉上海某信托公司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77号最高人民法院 ·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 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 · 2021-12-17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信托公司以员工持股信托计划受托人的身份,登记为一家热电公司持股五成五的股东;公司后来把资产评估增值部分转为资本公积、再转增注册资本。

公司还不上债权人的两亿多元,债权人要求信托公司在虚假增资的一点五八亿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支持,明确:名义股东不得以自己不是实际出资人为由抗辩;区域性信托登记不具法定公示效力,外观主义优先。

二、裁判要点提炼

在员工持股信托计划中,信托受托人为委托人持有公司股权。从公司法角度,受托人和委托人分别属于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二者之间“名实分离”的约定仅在内部发生效力;对外应当坚持商法外观主义原则,债权人对工商登记内容的信赖应受法律保护,受托人不得以其非实际权利人为由拒绝承担股东责任。

区域性信托登记机构并非全国统一正式的信托登记机关,不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难以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从公示制度的完善程度而言,判断股权归属应优先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三、赵律师点评

一家信托公司,怎么成了被告

这家信托公司可能觉得很冤:我没有实际出资,我只是受托持有股权,真正的股东是那些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公司欠了钱,凭什么让我赔?

事情要从 2006 年说起。那年 8 月,信托公司受让了一家热电公司百分之五十五的股权,成为工商登记股东。这百分之五十五不是它自己的,是员工持股信托计划下的资产——信托公司是受托人,热电公司的员工和其他自然人是委托人。信托计划成立后,信托公司还在上海信托登记中心办了登记。

后来,热电公司做了一次增资:把资产评估增值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再转为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做到两亿多元。

再后来,热电公司还不上债了。债权人是甘肃一家科技公司,债权两亿多元。它查到两件事:一是热电公司的增资有问题,实际上是虚假增资,未出资本金一点五八亿元;二是这家信托公司是登记股东。

于是起诉,要求信托公司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支持,二审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维持。

这个案子有三个争点,一层比一层深:增资是不是假的?债权人能不能要求增资后的股东担责?信托公司能不能说自己只是名义股东?

先补充一个背景:员工持股信托,是很多企业做股权激励时采用的结构。员工出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统一持有股权,员工通过信托受益权间接享有权益。这个结构的好处是股权集中、决策高效、员工进出方便;坏处是登记股东是信托公司,对外责任也落在信托公司身上。一旦公司出现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清算不清等问题,债权人第一个找的就是登记股东。信托公司赔了之后可以向实际出资人追偿,但追偿能不能追到,是另一回事。

信托持股还有一个税务问题:员工通过信托取得的收益,按什么税目纳税?实务中有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百分之二十的,也有按“工资薪金”并入综合所得征的,各地执行不完全一致。做这类安排前,最好先和主管税务机关沟通,取得书面意见,避免事后被追缴。

第一层:把评估增值转成注册资本,为什么算虚假增资

先说一个容易误解的地方: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本身是合法的。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的公积金可以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资本公积金也可以按法定程序转为资本金。

那为什么本案被认定为虚假增资?

关键在于这笔资本公积是怎么来的。它不是股东真金白银投进来的,也不是公司真实盈利积累的,而是把公司资产评估增值的部分计入了资本公积。

判决从三个层面否定了这个操作。

第一层,会计法的限制。 会计法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不得随意改变确认标准或计量方法,不得虚列、多列、不列或者少列资产。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进一步规定:企业的各项财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计量;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另有规定外,企业一律不得自行调整其账面价值。

换句话说:账不能自己改。

第二层,什么情况下才能调账。 法院专门向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函咨询,得到的复函说得很清楚:资产评估增值只有在“法定重估”和“企业产权变动”两种情况下,才能调整被评估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属于产权变动所进行的资产评估增值不能入账,不能调增资产价值。

本案的热电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这两种情形。它既没有发生产权变动,也不是法定重估。

第三层,评估的主体也不对。 案涉评估属于法定评估,应当依法委托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而会计师事务所不是资产评估机构。

三层叠加,结论就出来了:这次增资不符合会计、财务规定,股东未足额缴纳增资。

这个认定其实很硬核,它把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财务操作,还原成一句大白话:你没有真的往公司里放钱,只是把账面上的数字改大了一点。

关于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合法路径,这里补充三种常见情形:一是资本溢价,股东实际出资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可以转增;二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捐赠形成的资本公积,符合条件可以转增;三是法定重估,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等产权变动情形下,依法评估增值可以调账。本案的操作不属于任何一种——它是公司自行对资产评估增值,计入资本公积,再转增注册资本,既没有产权变动,也不是法定重估,所以被认定为不合规。判断标准很清楚:钱有没有真的进来。

判断“钱有没有真的进来”,有一个简单的验证方法:看公司银行流水。如果增资对应的款项真实入账,流水上会有记录;如果是评估增值转增,流水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账面上的数字变动。这也是债权人查虚假出资最直接的办法——不看报表,看流水。

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这里补一句:资本公积下设有“资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两个明细科目。资本溢价可以转增资本;其他资本公积的转增,限制更严。本案把评估增值计入资本公积,本身就违反了“按实际成本计量”的原则,所以不管放在哪个明细科目,都站不住。

第二层:债权人的信赖,从哪一天开始算

第二个争点很精细:债权人对公司增资的信赖,应当以哪个时间点为基准?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如果债权发生在增资之前,债权人可能是看着“公司要增资到两亿”才敢借钱的,那他可以要求增资股东担责;如果债权发生在增资之后,公司已经增资完了,债权人看到的就是增资后的状态,逻辑上也说得通。可如果债权发生在前、担保责任承担在后,中间又夹着一次增资,怎么算?

判决给的规则是: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未来增资的信赖基础,应基于该债权行为发生之时进行判断。

这句话的意思是:看债权人做决定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什么。 如果他当时依据的合同、报表、承诺里有“公司将增资至多少”的内容,那他的信赖就成立。

本案的具体情形是:甘肃某科技公司是主债务的担保人,它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有理由相信热电公司将增资至两亿余元;后来它承担了担保责任,取得了对热电公司的追偿权,这个追偿权没能实现,损失就产生了。

二审的表述有点绕,最高人民法院做了修正:二审认为“热电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发生在增资之后,所以上诉理由不成立”,这个理由不当;但认定“甘肃某科技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导致的损失与股东增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个结果并无不当。

这个处理方式值得注意:上级法院纠正了下级法院的说理,但维持了结论。 这在判决中很常见——理由不对,结果对,就只改理由。对当事人来说,结果没变;对后来者来说,说理变了,规则就变了。

所以这条规则要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表述理解:信赖基础看债权行为发生时,不看损失实现时。

关于信赖基础的判断时点,还可以再细化。实务中通常看三样东西:一是债权发生时公司公示的注册资本和实缴情况;二是债权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了解程度,比如有没有看过审计报告、有没有做过尽调;三是公司在缔约过程中的陈述和承诺,比如有没有出具过增资承诺函、还款保证。这三样合起来,构成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如果债权发生时公司已经公示了实缴到位,后来才发现是虚假出资,那信赖就落空了,可以主张;如果债权发生时公司就公示了未实缴,债权人明知还借钱,那就要自担一部分风险。

信赖利益的保护,还有一个时间限制:如果债权人在债权发生多年后才发现出资不实,主张权利可能受诉讼时效限制。起算点通常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 所以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就要行动,不要拖。

第三层:信托公司能不能说“我不是真正的股东”

这是本案最有分量的一段,也是所有做代持、做信托持股的人最该读的一段。

信托公司的抗辩逻辑是: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我只是受托持股,真正的权利人是委托人;公司欠债,凭什么用我的固有财产赔?

法院的回应,分三步。

第一步,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但指出它的边界。 信托法确实规定,信托一经设立,信托财产即独立于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其他财产;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支出的费用、对第三人所负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但同一条也规定: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对第三人所负债务或自己所受的损失,以其固有财产承担。

也就是说,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护身符。

第二步,看公司法的规则。 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出资额向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实际出资人追偿。

这条规则非常直接:登记股东不能拿“我是代持”来对抗债权人。 你可以赔完之后去找实际出资人要,但不能不赔。

第三步,处理那个“我已经登记了”的抗辩。 信托公司说,我在上海信托登记中心办过登记,已经公示了。

法院的回应是:上海信托登记中心是由六家单位发起成立的区域性登记机构,并非全国统一正式的信托登记机关;该中心撤销后,档案存放在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它不是法定的公示机关,其登记不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难以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而且,热电公司的股权过户登记在外观上并不具备信托财产的标识,隔离效果无法得到保障。

结论就一句话:从公示制度的完善程度而言,应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债权人是看着工商登记才相信信托公司是股东的,这个信赖应当被保护。信托公司不能一边享受登记股东的外观,一边在出事时否认自己是股东。

这场纠纷其实暴露了信托持股的一个结构性风险:登记在外、权利在内。信托公司登记为股东,但它不享有实际的股权利益;员工享有实际利益,但不登记为股东。这种分离在正常情况下没问题,一旦公司出事,就会产生错配:责任找登记的人,利益归实际的人。解决的办法有几种:一是做股权质押,把登记股东的股权质押给实际出资人;二是做信托财产登记,前提是有法定的登记机关;三是完善代持协议,约定追偿、担保、违约责任;四是尽量不做代持,能直接持股就直接持股。

四种加固方式里,股权质押最实用,因为它有公示效力。办理质押登记后,登记股东要转让股权,必须先解押,否则登记机关不予办理。这就从程序上锁住了股权,比一纸代持协议管用得多。 代价是要评估、要登记、可能有税费,但相对于股权价值,这点成本值得。

信托受益权的性质,学理上有债权说、物权说、新型权利说之争。实务中通常按“债权性权利”处理: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分配信托利益,但不能直接对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所以员工通过信托持股,实质上是“间接持股”,不是“直接持股”。 这一点在IPO审核、股权清晰性核查中经常被问到。

这个案子给三类人的提醒

给做信托持股、股权代持的机构和个人:

第一,登记就是责任。 只要名字在工商登记上,对外就是股东。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清算不清,债权人都会找上门。你不能用“我只是通道”“我只是受托”来挡。

第二,代持协议只在内部有效。 你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怎么约定,是你们俩的事;对外,法律看的是登记。所以做代持之前,要先评估:这个实际出资人有没有能力履行出资义务?如果他没有,最后掏钱的是你。

第三,要留追偿的证据链。 判决明确说了,名义股东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实际出资人追偿。所以代持协议里要写清追偿条款、担保安排、违约责任;付款凭证、指令文件、沟通记录都要留。否则你赔了钱,回头追不回来。

给债权人:

看到公司注册资本很高,别只看数字,要看实缴。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的股东出资信息,看实缴金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如果发现是“评估增值转增”“知识产权作价”“债权转股权”这类非货币出资,要格外警惕——本案就是典型,账面两亿多,实际未缴一点五八亿。

给公司和大股东:

增资不是改个数字。用评估增值、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看着不用掏钱,但一旦被认定不符合会计规范,就会被视为未足额出资,股东要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想清楚再动账。

最后说一句给债权人的话:查公司,不要只看注册资本,要看实缴。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有股东出资信息,能看到认缴额、实缴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如果发现注册资本很高但实缴很低,或者出资方式是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这类非货币资产,就要多个心眼。这些非货币出资的评估值可能虚高,实际到位可能不足。查完这一步,再决定要不要给它账期、要不要它提供担保。多花五分钟,可能省掉一场官司。

最后提醒一句:注册资本不是越大越好。认缴制下,注册资本写多少,股东就承担多大的出资义务;写得越高,将来被追缴的风险越大。理性的做法是:按实际经营需要确定注册资本,需要时再增资,不要为了“看起来有实力”虚高。 本案的两亿多注册资本,最后成了债权人的追偿依据。

信托财产可以独立,但登记在工商系统里的那个名字独立不了。债权人是看着那份登记才敢借钱的,他没有义务去查你背后还有多少层协议。想让别人不看你的名字,就得先让你的名字不出现在那里。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甘肃某科技公司诉称:因上海某信托公司等股东存在虚假增资行为,请求上海某信托公司等股东在未出资本金1.58亿元及利息范围内,共同对河南某热电公司拖欠甘肃某科技公司的债务2亿余元承担补充连带赔偿责任。

上海某信托公司辩称:其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并申请再审主张二审判决判令上海某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承担信托财产所产生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8月19日,上海某信托公司受让河南某热电公司55%的股权,成为河南某热电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上海某信托公司持有河南某热电公司股份属于员工持股信托计划,上海某信托公司是信托计划受托人,刘某等河南某热电公司员工及其他自然人为信托计划委托人。信托计划成立后,上海某信托公司将该信托计划在上海信托登记中心进行了登记。上海登记中心是由上海某信托公司等六家单位发起成立的区域性登记机构,并非全国统一正式的信托登记机关。上海信托登记中心撤销后,相关文件档案存放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甘肃某科技公司作为河南某热电公司债权人,请求上海某信托公司作为河南某热电公司股东承担虚假增资的股东责任。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5)四中民(商)初字第00124号民事判决:上海某信托公司等就河南某热电公司对甘肃某科技公司2亿多元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各自未出资本金以及利息范围内向甘肃某科技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7)京民终60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提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再77号民事判决:维持二审判决。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河南某热电公司将资产评估增值部分转为资本公积再转增注册资本是否属于股东虚假增资;二、甘肃某科技公司是否可要求涉案保证担保设立后的增资股东承担相应责任;三、上海某信托公司是否应以其固有财产赔偿甘肃某科技公司的损失等。

一、将资产评估增值部分转为资本公积再转增注册资本是否属于股东虚假增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资本公积金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将特定的公司资本或者特定的项目列入资本公积账户的积累资金。依照公司法的以上规定,资本公积金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转为资本金。但为确保股东出资到位,防止股东虚增注册资本,有关会计法律规章等规定对此进行了严格限制。公司必须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进行转增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

”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企业进行会计核算不得有下列行为:(一)随意改变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确认标准或者计量方法,虚列、多列、不列或者少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十)企业的各项财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计量。其后,各项财产如果发生减值,应当按照本制度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另有规定者外,企业一律不得自行调整其账面价值。”根据以上规定,只有具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特殊情形,企业才可以自行调账。除上述法律法规等规定允许调整资产账面价值的经济事项外,一律不允许调整资产账面价值。2009年7月23日,三门峡中院向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函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能否将公司资产评估增值部分转为资本公积再转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复函称:“一、根据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增值处理的复函》(财会二字〔1995〕25号)的规定,资产评估增值只有在“法定重估”和“企业产权变动”的情况下,才能调整被评估资产账面价值,不属于产权变动所进行的资产评估增值不能入账,不能调增资产价值;二、根据《关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会计问题解答》(财会字〔1998〕16号)的规定,公司购买其他企业的全部股权时,被购买企业保留法人资格的,被购买企业应当按照资产评估确认的价值调账;公司购买其他企业的部分股权时,被购买企业的账面价值应当保持不变;三、根据财政部《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财会字〔1997〕30号)的规定,经批准被兼并的企业,按照规定由法定资产评估机构对其财产进行资产评估,评估资产价值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确认后,企业应按批准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调整有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河南某热电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并不存在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复函中提及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可以调整有关资产账面价值的情形。且案涉评估事项属于法定评估,应当依法委托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而会计师事务所不是资产评估机构。因此,上海某信托公司以河南某热电公司资产评估增值计入资本公积金又转增注册资本的方式不符合有关会计、财务规定,二审判决认为该信托公司未足额缴纳增资并无不当。

二、甘肃某科技公司是否可要求涉案保证担保设立后的增资股东承担相应责任 《借款合同》所涉债务系甘肃某科技公司担保的主债务,甘肃某科技公司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有理由相信河南某热电公司将增资至2亿余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未来增资的信赖基础应基于该债权行为发生之时进行判断。虽然二审判决认为“河南某热电公司于2013年4月向债权人农行某支行履行了债务连带清偿保证责任,依法取得向河南某热电公司追偿的权利。前述行为均发生在河南某热电公司增资之后,故上海某信托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理由不当,但该判决认定甘肃某科技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导致的损失与河南某热电公司股东增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三、上海某信托公司是否应以其固有财产赔偿甘肃某科技公司的损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信托一经设立,信托财产即独立于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其他财产。信托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对第三人所负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的,对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对第三人所负债务或者自己所受到的损失,以其固有财产承担。”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工商登记是公司相关信息对外公示的途径,公司工商登记的信息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据河南某热电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上海某信托公司系该公司的股东。甘肃某科技公司作为公司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上海某信托公司系河南某科技公司的股东。但上海某信托公司实际上系依据信托合同作为受托人为委托人持有河南某科技公司的股权。从公司法的角度,上海某信托公司和委托人分别属于河南某热电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

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通过隐名投资协议约定“名实分离”,但是此种约定属于双方之间内部约定,仅仅在双方之间内部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在双方内部法律关系中,实际出资人才是股权真正权利人,但是在对外场合,应当坚持商法之外观主义原则判断各方当事人责任的承担问题。本案中,虽然上海信托公司证明其曾在上海信托登记中心就案涉信托的相关文件进行了登记。但上海信托登记中心是区域性登记机构,并非全国统一正式的信托登记机关,不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难以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河南热电公司股权过户登记在外观上并不具备信托财产的标识,隔离效果无法得到保障。因上海信托登记中心的登记不具有法定的公示对抗效力,善意第三人无从知晓上海某信托公司作为公司股东是否为公司实际投资人,故从公示制度的完善程度而言,应优先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甘肃某科技公司凭借对工商登记内容的信赖,可以合理地相信名义股东上海某信托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要求其在未出资范围内对甘肃某科技公司未获清偿之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海某信托公司不能以其非实际权利人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二审判决判令上海某信托公司以其自有财产承担股东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1.在员工持股信托计划中,信托受托人为委托人持有公司的股权。从公司法的角度,信托受托人和委托人分别属于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信托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通过隐名投资协议约定“名实分离”,此种约定属于双方之间内部约定。内部法律关系中,实际出资人对名义股东享有权利,外部法律关系中,应当坚持以商法之外观主义原则处理各方当事人责任的承担,债权人对工商登记内容的信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区域性信托登记机构并非全国统一正式的信托登记机关,不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难以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因此,从公示制度的完善程度而言,判断股权归属应优先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77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12-1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0-2-277-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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