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顾某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2014 年 4 月 9 日晚,顾某收到银行短信,显示卡上有多笔现金支出。他打 95599 查询并提出异议,客服建议他先挂失,他说不会电话挂失、也不愿意挂失。第二天下午 3 点,同样的取现又发生了。
事后查明:4 月 9 日 22 时许,这张卡在台湾的 自动取款机 上被分 6 笔取走 9,962.79 元、手续费 171.64 元;4 月 10 日 15 时许又分 3 笔取走 9,992.90 元、手续费 135.93 元,合计 20,263.26 元。这期间顾某本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卡也在他身上。
他起诉银行索赔 5 万元。法院认定银行未能识别伪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赔;但他经提示仍不挂失,对第二天的扩大损失也有过错。最终判赔 15,198.85 元及利息,二审维持。
二、裁判要点提炼
银行对银行卡交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卡由银行设计制作并交付持卡人,银行在凭卡支付存款的过程中,负有识别银行卡真伪的义务。境外取款系利用伪卡盗刷所致,银行未能识别伪卡而向他人付款并从持卡人账户扣款,未能保障资金安全,构成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
银行的保障义务不止于「提示和建议」。银行作为发卡行及技术设备、操作平台的提供者,相对持卡人更有能力控制风险、预防损失;在首次接到异议、提示挂失而被拒绝后,仅作提示而不采取进一步风险控制措施,不能免除赔偿责任。持卡人经提示仍不及时止损的,对扩大的损失也有过错,应按双方过错分担。
三、赵律师点评
一、人在国内,卡在身上,钱在台湾被取走
这个案子的两组数字,值得先摆出来。
4 月 9 日 22 时许,顾某的借记卡在台湾的 自动取款机 上分 6 笔取现,本金 9,962.79 元,手续费 171.64 元,合计 10,134.43 元。
4 月 10 日 15 时许,同一张卡又在台湾的 自动取款机 上分 3 笔取现,本金 9,992.90 元,手续费 135.93 元,合计 10,128.83 元。
两天合计 20,263.26 元。这期间顾某本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卡也一直在他身上,没有出现人卡分离。
4 月 9 日晚,他收到手机短信提示有大额取现,随即于 4 月 10 日凌晨拨打 95599 查询并提出交易异议。客服建议他先挂失,他的回答是:不会电话挂失的操作,才打的人工;不同意挂失。
4 月 10 日 15 时许,第二笔盗刷发生。4 月 11 日下午,他到银行交涉;4 月 14 日报警。之后重新办了卡。
他起诉要求银行赔偿 50,000 元,包括被盗刷的钱款和利息损失。
银行的态度是:对卡在台湾被盗刷的事实没有异议,金额 20,263.26 元也认可;但 4 月 9 日那笔它赔,4 月 10 日那笔是原告自己不挂失造成的扩大损失,不该由它承担。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银行赔 15,198.85 元及利息;二审上海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5,198.85 元这个数不是随手定的,它正好是「第一天全额赔、第二天对半赔」的结果。后面第四节会把账算给你看。
先说清楚这个案子的基本定性:判决书称之为「外籍公民在境内银行办理的银行卡被境外使用伪卡盗刷」引发的纠纷。定性为伪卡盗刷,意味着这不是持卡人自己操作,而是第三人用假卡取走了钱——这一点决定了责任的方向。
还有一个背景值得交代:顾某是外籍公民,在境内银行办了这张借记卡。判决书在概括案情时专门点了这一点。跨国、跨境的银行卡纠纷,往往牵扯到交易发生地的取证问题——台湾 自动取款机 的监控、交易日志,境内法院调取难度很大。
本案能顺利认定伪卡,靠的不是境外证据,而是境内的间接事实:交易时间在深夜和次日下午、交易地点在台湾、持卡人在境内、卡在持卡人身上、本人及时提出异议并报警。这五条凑齐,就足以让法院相信「不是本人交易」。
这个取证思路很实用:跨境盗刷案件,不必等境外证据,先把境内的「人卡未分离」证明扎实。
二、银行的第一道义务,是识别卡的真伪
很多人以为银行卡纠纷的关键是「密码有没有泄露」。这个案子告诉你,第一道关口不是密码,是卡的真伪。
判决书的逻辑很清楚:银行卡是银行设计制作并交付持卡人的,持卡人负责保管卡和密码,银行负责支付存款本息并保障交易安全。在凭卡支付的过程中,银行负有识别银行卡真伪的义务。
这个义务是合同的附随义务,也是银行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基本能力。自动取款机 是银行布放或者接入的,读卡器是银行装的,交易报文是银行处理的。它有条件、也有能力判断这张卡是不是自己发行的真卡。如果判断不出来,让一张假卡取走了钱,那是它这一环出了问题。
本案的事实支持这个判断:交易发生在台湾的 自动取款机,时间是深夜和次日下午,持卡人本人在境内、卡在身上。法院据此认定,这笔境外取款是「利用伪卡盗刷的犯罪行为所引起」,银行未能识别伪卡而向他人支付存款,并从顾某账户扣款,未能保障资金安全,违反合同约定。
注意这里的表述方式:不是「银行有过错所以要赔」,而是「银行未按约定保障资金安全,所以违约」。这条路径回避了「银行主观上有没有过失」这个难证的问题,直接看结果——钱付给了没有权限的人,就是没履行好。
与上一篇(第 3431 篇,袁某案)对照,界线非常清楚:
袁某是自己插 K 宝、自己输密码、自己按确认键,银行执行的是本人的指令,付款对象是本人指定的,所以不赔。
顾某是卡在身上、人在境内,交易却是别人用假卡在境外完成的,银行执行的是第三人的指令,付款对象不是本人,所以要赔。
同样是「钱没了」,一个赔一个不赔,区别就在「指令是谁发出的」。这也是所有银行卡纠纷的第一问:这笔交易,是持卡人授权的,还是第三人伪造的?
判断这个问题,靠的是客观事实:交易地点与持卡人所在位置是否分离、卡是否在持卡人身上、交易时间是否异常、是否本人报警、是否有异常设备记录。本案这几项全都指向「非本人交易」,银行也没有否认。
再补充一层技术背景。伪卡盗刷的原理,是犯罪分子在 自动取款机 或 刷卡机上安装读卡器、摄像设备,复制磁条信息并窃取密码,然后制作克隆卡在异地取现或消费。防范的关键在两端:银行端要升级芯片卡、改造受理终端、监测异常交易;持卡端要避免在可疑设备上操作、开通交易提醒。
本案发生在 2014 年,当时芯片卡正在推广,磁条卡仍是主流。银行作为发卡行,对受理终端的改造、对异常交易的监测,负有主导责任。这也是判决书强调「银行相对持卡人更有能力控制风险」的事实基础——它掌握技术、掌握数据、掌握规则制定权。
三、银行提示过挂失,为什么还要赔
这是本案最有价值的一段,也是银行最不服的一段。
银行的抗辩是:我 4 月 9 日接到异议就提示了风险、建议了挂失,是你不肯挂失,第二天的损失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不该赔。
这个抗辩在情理上很有说服力:我提醒过你了,你不听,后果自负。但法院没有全部采纳,理由是两层。
第一层,保障义务的内容不止于「提示」。判决书写得很直接:银行保障交易安全的义务并不仅限于提示和建议。银行是发卡行,也是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相对持卡人更有能力控制风险、预防损失。它可以做的远不止打一个电话:可以临时止付、可以限额、可以关闭境外交易权限、可以要求持卡人临柜核实、可以对异常交易做人工复核。这些手段它都有,但它一个都没用。
第二层,它知道客户拒绝了。判决书特别强调:在原告未接受建议、且被告知晓原告不接受建议后,银行并未作进一步风险控制措施。这句话的意思是——提示之后你知道了风险还在,那你就有义务再往前走一步。只提示、不动作,等于把风险留在原地。
这两层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则: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义务与风险控制义务是分开的。提示了,只是尽了一半;该控制而不控制,仍要担责。
但这个案子并没有让银行全赔,因为法院同时认定顾某也有过错:银行为防范交易风险提示他及时挂失,他没有采取止损措施,对 4 月 10 日的扩大损失,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分担。
于是就有了「第一天全赔、第二天对半」的结果。
这个分担方式其实很有讲究。它没有简单地说「银行七成、客户三成」,而是按「哪一天的钱、谁的责任」逐笔切分:第一天,银行没能识别伪卡,客户还不知道,全责在银行;第二天,银行已提示、客户已知情却不挂失,双方各半。
这种「按时间切、按因果分」的思路,比笼统的比例划分更精准,也更容易让双方接受。以后遇到类似纠纷,可以直接照这个框架算。
这里还可以延伸一步:什么叫「进一步的风险控制措施」?判决书没有列举,但从银行业务看,至少有五种:临时止付(先冻结账户,核实后解冻)、交易限额(把单日限额调低)、关闭境外交易权限、要求持卡人临柜核实身份、对可疑交易人工复核。
这五种措施的共同点是:都不需要持卡人配合,银行自己就能做。既然能自己做而不做,就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客户不肯挂失」。这个逻辑,可以套用到很多服务合同纠纷里——义务方有能力控制风险而不控制,就不能靠「我提醒过你」免责。
四、15,198.85 元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数字看着零碎,其实是两道很清楚的算式。
第一笔,4 月 9 日的损失:本金 9,962.79 元 + 手续费 171.64 元 = 10,134.43 元。这一天持卡人还不知道卡被伪造,也没有接到任何提示,损失全部由银行承担。
第二笔,4 月 10 日的损失:本金 9,992.90 元 + 手续费 135.93 元 = 10,128.83 元。这一天银行已经提示、持卡人已经知情却拒绝挂失,双方各担一半,即 5,064.42 元(10,128.83 ÷ 2,四舍五入到分)。
两笔相加:10,134.43 + 5,064.42 = 15,198.85 元。分毫不差。
剩下的一半,5,064.41 元,由顾某自己承担。加上诉讼成本,他为「不挂失」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比他想象的要大。
利息部分也判了:以 15,198.85 元为本金,自 2014 年 4 月 10 日起算,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算到实际履行日。这个标准不高——活期利率,不是贷款利率——因为这笔钱本来是存款,不是借款,利息按存款口径算。
手续费也计入了损失,这一点值得注意。很多人算损失只算本金,忘了跨境取现的手续费。本案两笔手续费合计 307.57 元,虽然不多,但法院一并支持了。理由很简单:这是盗刷行为直接造成的支出,属于损失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他起诉要 5 万元,最后判 15,198.85 元,差额部分(多主张的部分)由他自己承担诉讼费。这也是实务提醒——索赔金额要有依据,漫天要价,多出来的诉讼费自己掏。
把这个案子和上一篇(袁某案)的账放在一起看,可以总结出一张简单的对照表:
指令由本人发出(自己操作、自己确认),银行不赔;指令由第三人伪造发出(伪卡、盗码),银行赔。
持卡人有过错(不挂失、泄露密码、未妥善保管),按过错比例减赔;持卡人无过错,全赔。
银行已提示但未采取进一步措施,不能免责;银行提示后持卡人仍不配合,扩大部分分担。
这三条,基本能覆盖绝大多数银行卡盗刷纠纷。
还有一个计算上的细节值得说:手续费也计入了损失。两笔手续费合计 307.57 元,虽然金额不大,但它是盗刷行为直接导致的支出,属于损失范围。实践中很多人只算本金,忽略手续费、货币转换费、短信通知费,这些都可以主张。
反过来,有些费用不能主张:比如因为盗刷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原告主张了 5 万元(含利息等),法院只支持了本金损失加存款利息,其余部分没有支持。原因在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限于「可预见的损失」,误工、交通这类支出,与盗刷之间虽然有事实关联,但不属于合同履行利益的范畴。
最后补充一个利息起算的细节:本案利息从 2014 年 4 月 10 日起算,也就是从第二笔盗刷发生的次日起算,而不是从起诉日或判决日起算。理由是银行的赔偿义务自损失发生时就已产生,迟延履行的利息应当从那时起计。这个起算点对当事人有利,实践中值得主动主张。
五、卡被伪卡盗刷后的黄金二十四小时
这个案子最实用的一课,不在法条,在那几个「本来可以做到」的动作。
第一步,立刻固定「卡在我身上、人在本地」的证据。最有效的办法是就近做一笔交易——在附近的 自动取款机 取 100 元、在便利店刷一次卡,保留凭条。这一步的意义是在时间轴上钉一个钉子:这个时间点,真卡在这个位置。此后所有发生在异地、境外的交易,都不可能是本人所为。
第二步,立刻挂失或冻结。不要纠结「会不会电话挂失」,手机银行、客服、网点、微信银行,任何渠道都行。本案顾某说「不会电话挂失的操作」,这个理由在法庭上不构成免责——不会操作可以问、可以让客服代为操作、可以去网点。挂失晚一分钟,损失可能多一笔。
第三步,就近报警,拿到受案回执。报警不只是走程序,它是证明「非本人交易」的重要证据,也是后续向银行主张、向公安追赃的起点。本案顾某 4 月 11 日才去银行交涉、4 月 14 日才报警,中间隔了四五天,这个延迟在法庭上是被对方拿来用的。
第四步,向银行发出书面异议,要求调取交易凭证。包括交易时间、地点、自动取款机 编号、交易流水、监控申请。书面异议的意义在于留下时间点——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什么时候提出的,直接影响到后面「扩大损失」怎么划分。
第五步,不要自己「先垫上再说」。有人怕影响征信、怕麻烦,先把钱补进账户,事后再追。这样做会让「损失是否实际发生」变成争点。正确做法是让银行先挂账、书面确认争议金额,再谈赔付。
再说一个更上游的问题:怎么降低被盗刷的概率。境外用卡时尽量走芯片交易、开通交易提醒、设置境外交易开关(不用时关掉)、不在不明网站绑卡、不把卡号和 安全码 告诉任何人。这些动作花不了几分钟,但能省掉后面几个月的扯皮。
最后说一句银行这一侧的话。本案的判决其实给了银行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引:发现异常交易,光打电话提示不够,该止付就止付、该限额就限额、该关境外权限就关。你多做一个动作,可能就少一场官司;你只提示不动作,法院会认为你没尽到保障义务。
20,263.26 元的盗刷,判赔 15,198.85 元。这个数字背后是两句话:第一天的损失,银行没识别出假卡,全赔;第二天的损失,你已经知道、却不肯挂失,各赔一半。
法院没有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任何一方。它承认银行更有能力控制风险,也承认持卡人有止损的义务。这种「按时间切、按过错分」的处理,比笼统的比例更经得起推敲。
对持卡人来说,最该记住的不是 15,198.85 这个数,而是那通电话之后的四个字:立刻挂失。你不知道下一笔什么时候来,但你知道它可能来。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顾某诉称:2014年4月9日晚,其收到银行手机短信,显示支付多笔现金。经电话查询,接待人员让其第二天到银行核实。10日晚又发现有数笔现金支付。原告遂与银行交涉并报警,但均未能解决存款丢失的问题,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50,000元,包括被盗刷的钱款及利息损失等。
被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辩称:对原告银行卡在台湾被盗刷的事实无异议,金额为20,263.26元(2014年4月9日10,134.43元、4月10日10,128.83元,以上金额均为台币结算人民币),均为ATM机取款。原告在知道有异常交易向银行电话查询后,未采取银行建议及时挂失,造成第二天(2014年4月10日)的扩大损失,对此扩大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在被告处申请办理卡号62****003800832****借记卡一张。2014年4月9日原告收到该卡手机短信取现提示,遂于4月10日凌晨拔打95599银行电话查询交易情况、提出交易异议。接待人员建议原告先行挂失,原告表示不会电话挂失的操作才打电话人工服务,不同意挂失。同年4月10日15时许,涉案银行卡又发生类似取现;4月11日下午,原告到被告处交涉;4月14日报警。后经银行查询,原告涉案银行卡在台湾通过ATM机被提取现金:2014年4月9日22时许6笔计9,962.79元、手续费171.64元,4月10日15时许3笔计9,992.90元、手续费135.93元(合计20,263.26元)。该期间原告在中国大陆境内。之后,原告重新办理银行卡。因与被告交涉未果,原告遂提起诉讼。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9日作出(2015)静民四(商)初字第 S914号民事判决:被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顾某15,198.85元及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以15,198.85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6)沪02民终94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涉及外籍公民在境内银行办理的银行卡被境外使用伪卡盗刷引发的纠纷,争议焦点在于银行已经尽到提示义务建议持卡人及时挂失的情况下,持卡人未予采纳,导致再次盗刷的扩大损失由谁承担以及如何承担。
首先,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因申领银行卡所建立的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银行卡系被告设计制作并交付原告,原告应当按照约定妥善保管和使用银行卡及密码,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存款本息,并保障银行卡交易的安全。被告在凭卡支付存款的过程中,负有识别银行卡真伪的义务。本案中,从交易发生时间、地点,以及原告向被告交涉、报案等事实,可以证明原告本人不在交易现场,并且当时银行卡由原告保管,并未存在人卡分离的情况。系争的境外取款20,263.26元应为利用伪卡盗刷的犯罪行为所引起,被告未能识别伪卡而向他人支付存款,并从原告账户中扣款的行为,未能保障原告资金的安全,违反合同约定,理应赔偿原告的损失。
其次,对于原告损失的承担主体及金额。被告抗辩,原告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对造成第二天(4月10日)的被盗刷有过错,原告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为防范交易风险,原告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卡内数据信息的义务,被告作为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相对原告而言更有能力控制风险、预防损失。被告银行在首次接到原告对交易提出的异议后,通过人工服务平台向其提示风险并建议及时挂失,但银行保障交易安全的义务并不仅限于提示和建议。在原告未接受建议,且被告知晓原告不接受建议后,银行并未作进一步风险控制措施,不能因此免除银行方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原告在被银行提示应及时挂失银行卡防止风险进一步扩大时,亦未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对此双方均有过错,由此造成的损失双方应予分担。
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15,198.85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标准可按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1.银行对银行卡交易过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银行作为储蓄服务提供方,为保障银行卡交易安全,银行在进行凭卡支付的交易过程中,负有识别银行卡真伪的义务。当境外取款系利用伪卡盗刷的犯罪行为所引起,交易过程中银行未能识别伪卡而向他人支付存款,并从持卡人账户中扣款的行为,未能保障持卡人资金安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违反合同约定,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银行作为发卡行及相关技术设备和操作平台的提供者,相对持卡人更有能力控制风险、预防损失。银行在首次接到持卡人对交易提出的异议后,通过人工服务平台向其提示风险并建议及时挂失,但银行保障交易安全的义务并不仅限于提示和建议。在持卡人未接受建议,且银行知晓其不接受建议后,并未作进一步风险控制措施,不能因此免除银行的赔偿责任。
3.因持卡人自身过错导致的盗刷案件中扩大损失应根据过错承担责任。为防范交易风险,持卡人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卡内数据信息的义务,持卡人在银行提示应及时挂失银行卡防止风险进一步扩大时,未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对此双方均有过错,由此造成的损失双方应予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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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6)沪02民终949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6-03-1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0-2-1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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