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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雷某某诉某银行支行存单合同纠纷案

案号:(2006)赣民再终字第14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 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 · 2006-10-20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1994 年到 2000 年,王某在农行抚州某支行营业部做「818」县辖来账记账员,跟雷某某的女儿是同学。雷某某把现金交给她代办存款,她开出两张《定期存款凭条》,金额 8 万元和 13 万元。2000 年 9 月,雷某某的同乡拿这两张凭条去办抵押贷款,银行说凭条是假的,不给办。

王某以「保住工作」为名,把两张凭条要走撕毁;后来又骗走雷某某的 5 万元存单,也撕了。2000 年 12 月,两人签了还款协议,王某先后还了 20,500 元。雷某某报案后,王某因诈骗罪被判刑。她起诉银行,要求兑付 26 万元存款及利息。

一审支持了 23.95 万元,二审改判驳回,再审维持。法院查明:三张凭条对应的存单底单,实际金额是 2 万元、1 万元、1 千元,户名分别是严某某、雷某某、吴某,开户行是另一家储蓄所。王某是记账员、不是储蓄专柜职员,她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银行不赔。

二、裁判要点提炼

存单纠纷首先要审查存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银行提供的存单底单、存款凭条与储户主张的金额、户名、开户行不符的,储户主张的存款关系不能成立;储户认为银行证据虚假但提不出反证的,法院对银行证据应予采信。

银行工作人员利用伪造的储蓄利息清单和定期存款凭条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系个人犯罪而非职务行为,银行与存款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存款关系,银行不承担民事责任。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并非绝对不可推翻,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民事案件应当按查明的事实认定。

三、赵律师点评

一、熟人帮忙存钱,存出二十六万的窟窿

这个案子的时间跨度很长,从 1994 年一直到 2006 年再审结案,中间隔了十二年。但它讲的事情很日常:找个在银行工作的熟人,帮忙存钱。

王某是农行抚州某支行营业部的「818」县辖来账记账员,跟雷某某的女儿是同学。雷某某信任她,把现金交给她代办存款。王某给她开的是《某银行定期存款凭条》——注意,是凭条,不是存单。金额两张,8 万元和 13 万元。

2000 年 9 月,雷某某的同乡章某某拿着这两张凭条去银行办抵押贷款,银行工作人员一看就说:这是假存单,不能办。

王某听说后,找到雷某某,说这事会影响她的工作,让雷把两张凭条交给她处理。雷某某就交了,王某随即把两张凭条撕毁。后来某银行支行纪检人员调查此事,王某把已经撕毁的凭条交了上去。此后她又骗走雷某某的 5 万元存款单,也撕了。

2000 年 12 月,两人签了一份还款协议。2000 年底到 2001 年,王某先后还给雷某某 20,500 元。

2001 年 12 月 28 日,雷某某到临川区人民检察院报案,说自己 1999 年 12 月、2000 年 3 月、4 月分别持现金 5 万元、8 万元、13 万元到营业部,交给王某,王某给了她定期一年的存单;后来发现 8 万和 13 万的存单是假的,5 万的存单被王某收回撕毁。

2002 年 3 月 12 日,她又补充说明,改了口径:1998 年 12 月、1999 年 3 月、4 月分别存 5 万元、9 万元、10 万元,到期后把存单交给王某,由王某办理转存,转存金额变成 5 万元、8 万元、13 万元。

两次陈述不一致。这个不一致,后来成了案件的关键。

2002 年 7 月,临川区人民法院判王某犯诈骗罪。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是:王某先后三次帮雷某某办理 5 万元、9 万元、10 万元的定期存款;5 万元到期后,雷某某让她办转存,她在储蓄柜台办了一年定期,2000 年初把这笔存单挂失、提前支取用于还债和挥霍;9 万元和 10 万元到期后,雷某某要求转存为 8 万元和 13 万元,王某借办转存的机会把钱取出,私自开了两张《储蓄利息清单》和两张金额 8 万元、13 万元的《定期存款凭条》,盖上「某银行支行营业部转讫 3」的公章,把凭条当存单交给了雷某某。

雷某某起诉银行,要求兑付 26 万元本金及利息。一审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判银行支付 23.95 万元(扣掉王某已还的 20,500 元);二审抚州中院撤销一审、驳回诉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二审。

二、第一关不是「谁对谁错」,是「存款到底存没存」

存单纠纷有一套自己的审理顺序,第一关永远是:存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

这一关不过,后面全部不用谈。因为储蓄存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钱实际交付给银行、银行接受,合同才成立。如果钱根本没进银行,只是某个员工私下收走了,那银行和储户之间就没有存款关系。

怎么查这一关?判决书给的方法很具体:调取存单底单和存款凭条,逐项核对凭证号、金额、户名、开户行、存入日期。

再审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农行某营业所调取了三份材料:一份 24 万元的《借款凭证》;一张 1999 年 11 月 10 日的《表外科目贷方传票》,上面记载「吴某 10 万元,凭证号 1356610」「雷某某 9 万元,凭证号 1363325」「雷某某 5 万元,凭证号 1363276」,但没有质押凭证清单原件、存单复印件及核押止付记录;一份 2000 年 9 月 27 日章某某质押贷款 5 万元的《借款凭证》,同样没有清单原件和存单复印件。

雷某某对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据此主张:传票上记载的三张存单,就是她第一次通过王某存的 5 万、9 万、10 万;10 万元那张因为王某说「以她一个人名义存不能多拿手续费」,所以用她儿子吴某的名义立户;这三张存单她还借给章某某质押贷过 24 万元。

银行的反击是:按传票上的凭证号,调出这三张存单的定期储蓄存款账,也就是储蓄所留存的底单。

第一张,凭证号 1356610,户名吴某,存入 1 千元,存期 1 年,1999 年 4 月 2 日存入。

第二张,凭证号 1363325,户名雷某某,存入 1 万元,存期 1 年,1999 年 3 月 5 日存入,1999 年 4 月 20 日已结清。

第三张,凭证号 1363276,户名严某某,存入 2 万元,存期 1 年,1999 年 2 月 14 日存入,已结清。

同时提交了这三笔存款的存款凭条,上面都盖有某储蓄所的现金收讫公章。

三张底单,把雷某某的主张全推翻了:金额不是 5 万、9 万、10 万,而是 2 万、1 万、1 千;户名不是雷某某一个人,而是严某某、雷某某、吴某;开户行不是她主张的某银行支行,而是另一家储蓄所。

雷某某说这些证据是假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法院的态度很直接: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银行提供的证据依法应予采信。

这一段的实操意义是:存单纠纷里,「我说我存了多少钱」不算证据,「底单上写了多少」才算。凭条、存单、底单、传票、流水,这些纸上的数字要能互相对上;对不上,主张就站不住。

三、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民事案件能直接搬吗

雷某某最有力的武器,是那份生效的刑事判决。它白纸黑字认定了「王某先后三次帮雷某某办理 5 万元、9 万元、10 万元的定期存款」。既然是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民事案件为什么不用?

这是本案最有理论价值的一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本案适用当时的版本)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这就是所谓的「预决效力」。很多人据此认为,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民事案件必须照搬。

但这条规则的完整表述还有后半段: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预决效力是「免证效力」,不是「不可推翻的效力」。

本案就是被推翻的典型。银行拿出了三张存单底单和对应的存款凭条,金额、户名、开户行、存入日期全部具体,而且与雷某某自己提交的《表外科目贷方传票》上的凭证号一一对应。这三张底单证明:传票上记载的三笔存款,实际金额是 2 万元、1 万元、1 千元,实际存款人分别是严某某、雷某某、吴某,开户行是某储蓄所。

底单是银行留存的原始凭证,形成时间在案发之前,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证明力明显高于刑事判决中基于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形成的事实认定。法院据此认定:刑事判决认定的存款事实,已被银行提供的证据推翻,雷某某要求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来认定 26 万元存款关系,不符合证据规定,不予支持。

这个处理引出一个重要提醒: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在涉及金额、权属这类可以用书证直接检验的事实时,很容易被原始凭证推翻。被害人陈述在刑事案件里可能被采信,但在民事案件里,遇到底单、流水、凭证号这种硬证据,往往要让位。

还有一层:雷某某自己的陈述前后不一致。2001 年 12 月报案时说的是 5 万、8 万、13 万;2002 年 3 月补充说明改成 1998 年 12 月、1999 年 3 月、4 月存 5 万、9 万、10 万,转存为 5 万、8 万、13 万。两次说法不同,第二次是在得知刑事判决可能认定 5 万、9 万、10 万之后作出的。

判决书对此的表述很克制,只写「其补充说明的存款经过与报案内容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相一致」。但在证据法上,这个不一致足以让她的陈述整体可信度下降——当陈述与书证冲突时,法院优先采信书证。

四、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看四样东西

这个案子的第二个核心争点,是王某的行为算不算职务行为。算,银行赔;不算,银行不赔。

法院认定不算,理由有几层,一层比一层实。

第一层,岗位。王某是营业部的「818」县辖来账记账员,不是储蓄专柜的职员。记账员处理的是辖内往来账务,不对外办理储蓄业务。她给雷某某办存款,超出了岗位职责范围。

第二层,场所与流程。判决书提到,雷某某「为了追求高额利息及手续费,未到某银行支行储蓄专柜办理存款手续,明知王某不是储蓄专柜的职员,却轻信他人,将款交与王某为其办理存款手续」。存款没有走柜面流程,没有进储蓄系统,钱没有入银行账。

第三层,印章。王某在伪造的凭条上盖了「某银行支行营业部转讫 3」的公章。这个章是「转讫」章,用于账务转账确认,不是储蓄业务用章。「转讫」两个字本身就说明,这枚章不该出现在存款凭条上。雷某某如果仔细看,是能看出问题的。

第四层,款项去向。钱被王某用于还债和挥霍,没有进入银行。这一层最根本——职务行为的前提是「为法人利益、以法人名义、在职权范围内」实施,钱进了个人口袋,就谈不上为单位执行职务。

法院还有一段推论很有意思:雷某某明知被骗后,没有积极向银行主张权利,而是与王某达成还款协议、接受她按协议支付的 20,500 元。这个行为本身,也说明她知道王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

这个推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案子——很多被害人签还款协议只是想把钱先要回来一点,不代表认可对方是个人行为。但它提示了一个风险:私下和解、私下收款,可能被解读为对责任主体的认可。真遇到这种情况,收钱可以,但要写明「不影响向银行主张权利」。

四层理由合起来,结论很清楚:王某的行为是个人犯罪,不是职务行为。银行与雷某某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银行不承担民事责任。损失由王某个人承担——她已经因诈骗罪被判刑,雷某某可以通过刑事追赃主张,但那是另一条路。

这里要说清一个容易误解的点:银行不承担民事责任,不等于银行没有任何管理责任。员工能在营业场所内、用营业部的章、以银行名义长期骗取客户,说明内部管理有漏洞。但管理责任和民事责任是两回事——民事赔偿要有合同关系或者侵权构成,管理不到位本身不足以让银行替员工的诈骗行为买单。

五、让人代办存款,三个致命错误

这个案子的每一步,雷某某都做错了一点。把这三个错误列出来,比记住判决结果有用。

第一个错误:把现金交给个人,而不是交给柜台。

存款是实践性合同,钱要实际交付给银行。交给柜台、拿到系统打印的凭证,才算交付完成;交给某个员工个人,钱进的是她的口袋,不是银行的账。本案雷某某三次都是把现金交给王某,没有走柜面,没有亲眼看到钱进系统。

正确做法:现金存款必须本人到柜台或自助设备办理,拿到机打凭证。任何「你把钱给我,我帮你存」的说法,都要拒绝——哪怕对方穿着工装、坐在营业厅里、是熟人。

第二个错误:把《存款凭条》当成存单。

凭条和存单是两回事。存单是银行出具的、载明存款金额、期限、利率的正式凭证,有统一格式、有防伪、可在系统内查询;凭条只是业务办理过程中的一张单据,可能是内部传票,可能是利息清单的附件。

本案王某给的正是《定期存款凭条》,还盖了「转讫」章——转讫章是账务转账用的,不是储蓄业务章。雷某某收了十二年,从来没去银行核实过。

正确做法:拿到凭证,看三样——名称是不是「存单」或「定期存款证实书」、印章是不是储蓄业务专用章、能不能在手机银行或客服电话里查到这笔存款。三样有一样不对,就要当场问清楚。

第三个错误:把凭证交回去「处理」。

章某某拿凭条去办抵押贷款被拒,这是第一个警报——银行已经明确说「这是假存单」。此时正确做法是立刻拿着凭条去银行核实、去报案、去固定证据。雷某某的选择是把凭条交给王某「处理」,结果被撕毁。

更糟的是,此后她又把 5 万元存单交给王某,也被撕毁。两张凭条、一张存单,全部灭失。到了法庭上,她能拿出来证明存款的,只剩自己的陈述和一张刑事判决;而银行拿得出底单、凭条、凭证号。

正确做法:凭证是权利的唯一证明,任何时候不交原件。要核实,带原件去银行当场验,复印留存;要交给别人,只交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写明用途。

再说一句更上层的:为什么这个案子雷某某输了,而第 3433 篇(田某某案)的储户赢了一半?

差别在于「存款关系是否成立」。田某某的钱确实进了银行系统(虽然进的是骗子的账户),所以有存款关系,争的是银行审核义务;雷某某的钱根本没进银行,所以没有存款关系,争什么都无从谈起。

这也是存单纠纷的第一原理:先证明钱进了银行,再谈银行有没有过错。顺序反了,证据再多也没用。

二十六万,十二年,最后一分没拿到。这个结果对雷某某很残酷,但判决的逻辑并不难懂:钱没有进银行,只进了王某的口袋;凭条不是存单,还被亲手交出去撕了;银行的底单上,那三笔存款是 2 万、1 万、1 千,户名是另外三个人。

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案件里可以被原始凭证推翻——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生效裁判有预决效力,但那是「免于举证」,不是「不可反驳」。

最该记住的还是那三个动作:现金交柜台、凭证看名称、原件不外借。这三件事做到了,熟人也好、内部人也好,都骗不走你的钱。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1994年至2000年期间,王某任某银行抚州市某支行营业部“818”县辖来账记账员,与雷某某之女系同学关系。王某在为雷某某办理8万元、13万元存款时,王某开具了金额为8万元和13万元的二张《某银行定期存款凭条》交给了雷某某。2000年9月,雷某某的同乡章某某持该8万元、13万元存款凭条去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时,银行工作人员认为存款凭条为假存单,拒绝办理。王某得知此事后,以保住工作为名,要雷某某将该两张存款凭条交由她处理,雷某某遂将该两张存款凭条交给王某。王某取得该两张存款凭条后将其撕毁。在某银行支行纪检人员调查此事时,王某将已被撕毁的存款凭条交给了某银行支行。其后,王某又骗取雷某某的5万元存款单,并将其撕毁。2000年12月,王某与雷某某达成还款协议。同年底至2001年,王某先后归还雷某某人民币共计20500元。2001年9月,某银行支行更名为某银行抚州市某分行营业部。

2001年12月28日,雷某某到临川区人民检察院报案称:其在1999年12月、2000年3月、4月分别持现金5万元、8万元、13万元到某银行行抚州市某支行营业部,将款交给王某,王某分别交给她定期一年的存单,后发现王某交给她的8万元、13万元存单为假存单,5万元存单被王某收回撕毁。2002年1月7日,临川区人民检察院将王某诈骗案移送临川区公安局,同日,该局以诈骗案立案,并对王某执行拘留。1月14日,临川区公安局经侦大队询问雷某某存款经过时,其陈述的内容与在检察机关的陈述一致。2月4日,临川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诈骗犯罪将其批准逮捕。

3月12日,雷某某对存款经过进行补充说明称:其于1998年12月、1999年3月、4月分别持现金5万元、9万元、10万元到某银行营业部,将款交给王某,王某分别交给她定期一年的存单,存单分别到期后,雷某某将存单交与王某,由王某在1999年12月、2000年3月、4月为其办理转存手续。其补充说明的存款经过与2001年12月28日向临川区人民检察院报案内容及2002年1月14日在临川区公安局的陈述不相一致。2002年7月16日,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临刑初字第131号刑事判决,认定王某构成诈骗罪,并判处刑罚。该刑事判决书认定主要事实为:王某于1998年12月、1999年3月、1999年4月先后三次帮雷某某在抚州市某支行营业部办理了5万元、9万元、10万元的定期存款。1999年12月,雷某某的5万元定期存单到期后,雷某某叫王某帮其办理转存手续,王某在储蓄柜台帮雷某某办理了一年的存款手续。

2000年初,王某将该存单挂失,并将存款提前支取用于其还债及挥霍。2000年3月、4月份,雷某某的9万元和10万元两张定期存单分别到期,雷某某要求王某分别为其办理8万元和13万元的存款手续。王某借帮雷某某办理转存手续的机会将钱取出,私自开具了两张《某银行储蓄利息清单》和金额为8万元和13万元的两张《某银行定期存款凭条》,并在凭条上盖了“某银行支行营业部转讫3”的公章,然后将凭条当存单交给了雷某某。该刑事判决书已生效。再审另查明,王某交给雷某某的8万元、13万元的《某银行定期存款凭条》上均盖有“某银行支行营业部转讫3”的公章;雷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某银行支行偿还其存款26万元及利息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002年5月27日,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临经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认为,王某向原告出具还款协议书,系取得原告三张存款凭证的条件,故原告与王某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因王某向原告揽储的行为系代表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存款要约邀请,原告持现金到被告营业部办理存款,即向被告发出存款要约,被告职工王某为原告办理存款手续后,向原告出具盖有被告业务章和有关个人私章的存款凭条,其行为应视为代表被告向原告作出的承诺。因此,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被告认为王某接受原告的存款是其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存款凭条虽被撕毁,但原告有证据证明存款事实存在,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持26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鉴于王某已支付原告20500元,该款应在被告偿付的款项中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某银行支行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雷某某存款23.95万元及存款利息(存期内按一年期定期计算,逾期部分按活期计息)。案件受理费6410元,由被告某银行支行承担。

某银行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2年9月29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抚民终字第213号民事判决认为,雷某某为了追求高额利息及手续费,未到某银行支行储蓄专柜办理存款手续,明知王某不是储蓄专柜的职员,却轻信他人,将款交与王某为其办理存款手续,致使王某未按雷某某的要求将款存入银行,而是采取伪造雷某某储蓄利息清单和定期存款凭条的手段,骗取雷某某财物用于个人还债及挥霍。事后,雷某某以王某诈骗其钱财为由向检察机关报案,王某也因此被临川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了刑罚,雷某某对其款被骗存在过错。由于王某非某市某银行营业部储蓄专柜的职员,其为雷某某办理存款手续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存款凭条系王某为诈骗雷某某钱财而伪造,应确认无效。雷某某与某银行支行之间并不具有真实的存款关系,故雷某某向某银行支行要求支付8万元、13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雷某某明知8万元、13万元存款凭条系王某伪造,仍将该5万元存单交与王某,并与其达成还款协议,致使该5万元存单也被王某撕毁,导致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丧失,存单记载的户名等内容无法查明,且其陈述的存款经过前后相互矛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某银行支行支付5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二项第四目之规定,判决:一、撤销临川区人民法院(2002)临经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即:某银行支行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雷某某存款23.95万元及存款利息(存期内按一年期定期计算,逾期部分按活期计息);二、驳回雷某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12820元,由雷某某负担。

雷某某申请再审称:一、存单的真实性和存款关系的真实性这一事实,已为刑事判决书所确认,二审法院不予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二、王某主动向申请再审人揽储,并在银行储蓄柜台帮申请再审人办理储蓄存款,属职务行为,给申请再审人造成损失,被申请人应负赔偿责任。三、王某为达到掩盖罪行的目的,将申请再审人的存单、存款凭条骗去撕毁,并向申请再审人写借条,属无效行为,该借条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存在的存款关系。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再审期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某营业所调取了以下证据材料:1.章某某质押贷款24万元的《借款凭证》。

2.1999年11月10日的《表外科目贷方传票》一张,上面载明:吴某10万元,1356610、雷某某9万元,1363325、雷某某5万元,1363276,但无相关质押凭证清单原件、存单复印件及已办理核押止付的记录。

3.2000年9月27日章某某质押贷款5万元的《借款凭证》,但无质押凭证清单原件及存单复印件,同月的《抵押品入库清单》中,也无9月27日有抵押品入账的记载。雷某某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表外科目贷方传票》上记载的三张存单正是她第一次通过王某存的5万元、9万元、10万元三张定期存单,当时因王某说以她一个人的名义存就不能多拿手续费,所以才将10万元存单以她儿子吴某的名义立户,她曾将这三张存单借给章某某质押贷款24万元。这三笔存款到期后,她又通过王某办理转存,金额分别为5万元、8万元、13万元,总共26万元,均存在某银行支行。法院没查到有关质押凭证清单原件、存单复印件及已办理核押止付的记录,是因为章某某与农行某营业所的主任很熟,没有办理齐全的手续,但传票上记载的三张存单是真的,否则章某某贷不到款。

某银行支行质证认为,上述三份证据只能证明章某某贷到了款,不能证明雷某某持有存单及存单数额是多少。某银行支行提供以下两份证据:1.根据《表外科目贷方传票》上的存单凭证号查到的这三张存单的定期储蓄存款账(即存单的底单,储蓄所留存联)。第一张,凭证号1356610,户名吴某,存入1千元,存期1年,1999年4月2日存入;第二张,凭证号1363325,户名雷某某,存入1万元,存期1年,1999年3月5日存入,注明1999年4月20日已结清;第三张,凭证号1363276,户名严某某,存入2万元,存期1年,1999年2月14日存入,注明已结清。

2.上述三笔存款账的存款凭条,存款凭条上均盖有某银行某储蓄所现金收讫公章。雷某某质证认为,某银行支行提供的证据是假的,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雷某某与某银行支行之间是否存在26万元的存款关系。雷某某虽认为某银行支行提供的证据是假的,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某银行支行提供的证据依法应予采信。雷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某银行支行之间存在26万元的存款关系,而某银行支行提供的三张存单底单及相应的存款凭条证明,雷某某所称第一次存入的存款金额实际分别为2万元、1万元、1千元,而非其主张的5万元、9万元、10万元;实际存款人分别为严某某、雷某某、吴某,而非其主张的雷某某个人;开户行均是某行某储蓄所,而非其主张的某银行支行。雷某某关于其在某银行支行第一次存入5万元、9万元、10万元一年定期,到期后又转存为5万元、8万元、13万元的主张,与事实和证据不符,不予支持。

临川区人民法院(2002)临刑初字第131号刑事判决认定的存款事实,已被某银行支行提供的证据推翻,雷某某要求以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来认定其与某银行支行之间存在26万元的存款关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予支持。王某系某银行支行的记账员,而非储蓄专柜的职员,因犯诈骗罪被处以刑罚,其为雷某某办理储蓄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为诈骗雷某某钱财而伪造的存款凭条应确认为无效,由此给雷某某造成的损失,应由王某个人承担,不应由某银行支行承担。雷某某明知被骗,不是积极向某银行支行主张权利,而是与王某达成还款协议,并接受王某按协议支付的20500元还款,亦证明其知道王某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雷某某关于王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损失应由某银行支行赔偿的申请再审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原二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维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抚民终字第213号民事判决。银行工作人员非职务行为利用伪造的储蓄利息清单和定期存款凭条骗取他人储蓄,实际并未将存款人的存款存入银行,银行与存款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银行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案号:(2006)赣民再终字第14号 审理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06-10-2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6-2-1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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