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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姜某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号:(2018)粤03刑终2568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侵犯商业秘密罪 · 二审 · 2020-12-1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某公司为研发智能手表项目,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形成了电路原理图以及两项金属天线技术方案,并采取了保密措施。吴某、张某、姜某、王某、郁某、李某原均任职于该公司,分别从事技术研发和研发管理,都签了保密协议。吴某、张某首先提起利用公司项目及物质技术条件完成自己儿童智能手表研发的犯意,先后拉拢其余四人加入,授意、指挥他们完成具体行为。

姜某将公司的电路原理图窃取并修改后,用于新公司的儿童手表产品;王某将公司的两项天线技术职务成果以新公司名义申请专利;郁某非法获取电路原理图技术文档,配合王某完成专利申请;李某明知他人在实施侵害行为,仍与姜某、王某配合完成电路图互连设计。三项技术信息均被公开。经鉴定测算分摊的工资、五险一金和奖金,造成损失二百二十三万余元。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一审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六人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六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姜某等四人上诉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要点提炼

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应当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属于商业秘密保护对象。被告人无论直接、完全使用权利人技术秘密,还是对技术秘密进行部分修改、改进后使用,均属于使用权利人技术秘密的行为。

专利的创造性不同于新颖性,更不同于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对于专利技术信息而言,判断其在被公开前是否具有非公知性,应以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标准判断,而非简单套用专利的创造性或新颖性标准;专利被宣告无效,不能据此推断其技术方案不构成技术秘密。

三、赵律师点评

六个同事组了个「创业团队」,第一件事是搬图纸

这个案子的六个人,构成很完整:两个发起人,四个执行者。 吴某、张某原来在一家科技公司做技术研发和研发管理。二〇一四年二月,他们就开始密谋成立公司、自己创业,做儿童智能手表。 接下来是一连串「拉人」:姜某、郁某、王某、李某,一个个被拉进这个「创业团队」。 具体分工是这样的: 姜某把公司的电路原理图窃取出来,修改后用在新公司的儿童手表上; 王某把公司的两项天线技术职务成果,以新公司的名义申请了专利; 郁某非法获取电路原理图技术文档,作为发明人配合王某完成两项专利申请; 李某明知姜某、王某在干这件事,仍然与他们配合,完成电路图互连设计。 结果很讽刺:三项技术信息,一项被用进产品,两项被申请成专利——全部公开了。 申请专利这个动作,是本案最值得说的一笔。他们大概以为,把技术写成专利申请文件、盖上自己公司的名字,这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了。恰恰相反:专利申请是向全世界公开技术方案,一旦公开,商业秘密就彻底没了。 这一步,把「使用」升级成了「披露」。而披露的后果,比使用严重得多。

「都是公开技术拼起来的」,为什么还是秘密

这是本案最硬的一个技术争点,也是所有硬件类商业秘密案件都会遇到的反驳。 被告人的说法是:这块电路板上的主控芯片、定位芯片、语音识别芯片,都是买来的,技术文档在公开渠道都能查到;三星、索尼、某国产品牌早就出过智能手表。既然每个零件都是公开的,拼起来凭什么算秘密? 法院承认了一半,否定了一半。 承认的是:电路原理图涉及的这几款芯片,确实分别来自几家公开市场上的供应商,相关技术文件在相应时间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 否定的是:「零件公开」不等于「整图公开」。 论证分三步。 第一步,选择不是唯一的。二〇一四年前后,市场上已经有多个品牌的智能手表。选哪家供应商、选什么型号的主控芯片、定位芯片、语音识别芯片,既有性能质量的考虑,也有性价比的考虑,还要符合自己产品的品质定位。这个选择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是「无数种组合里挑一种」。 第二步,组合需要反复验证。定了芯片供应商之后,研发还要确定各部件之间的技术参数和连接关系,还要反复测试,确保兼容性、适用性。这些工作,没有现成的答案。 第三步,落回法律条文。判决书写了一句关键的话: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应当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 这句话解决了行业里一个普遍的困惑:很多技术确实是「站在别人肩膀上」做出来的,用的是公开的元器件、公开的协议、公开的算法。但「用公开的东西做出一套不公开的方案」,这套方案本身就是秘密。 判决书还有一个细节:鉴定认定图中十七个技术点对应的信息,涉及器件选型、电路结构、连接关系、模块内部元件参数值、引脚标识、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具有特定性,是为这个硬件平台专门设计并经多次验证绘制的版本。 十七个点,每一个单独看都不稀奇。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团队几个月的工作。这就是秘密。

改了几处、加了几笔,还算「使用」吗

被告人还有一个辩解:我们不是照抄,我们改了很多地方。 法院的回答是两句话: 第一句:改动不改变同一性。根据产品研发设计需要,对原电路图相关技术部分加以改进、变更、增加某些技术特征,并不会改变「新图与原图中的相应技术信息相同或实质性相同」的鉴定结论,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足以否定侵权行为。 第二句:部分使用也是使用。判决要旨写得很明白:被告人无论直接、完全使用权利人技术秘密,或者对技术秘密进行部分修改、改进后使用,均属于使用权利人技术秘密行为。 这两句话,把「改一改就是自己的」这条退路堵死了。 更关键的是「自行研发」这个辩解为什么没成立。判决书专门引了一条规则: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自己研发,是不构成犯罪的。 但本案的时间线,把这个可能排除了: 二〇一四年二月,几个人就密谋成立公司、做儿童手表; 八月十四日,原公司的电路原理图版本技术归档; 八月二十二日,姜某对这份图纸秘密拍照; 新公司的电路图初版,七月二十二日就已经完成。 而他们向几家芯片厂商购买芯片、取得软件使用许可,主要发生在二〇一五年一月至七月——全都在姜某利用原公司项目把新图构建完成之后。 这个顺序说明什么?正常研发的顺序是:先买芯片、拿到技术资料、再设计电路。他们的顺序是:先画出电路图、再去买芯片。这个倒置,就是「不是自己研发」最有力的证据。 还有一个细节:他们从一开始就利用了原公司的项目、供应商提供的技术支持、各种测试检测设备,甚至打板制作样品等物质技术条件。用着原公司的设备、原公司的项目、原公司的供应商资源,做自己的产品——这不叫创业,这叫寄生。 「反向工程」为什么在本案不成立?这一点值得讲透,因为它是技术人员最爱用的抗辩。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从而获得该产品的技术信息。法律上,通过反向工程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但它有三个前提:产品必须是从公开渠道合法取得的;分析过程必须是自己独立进行的;不能利用在工作中掌握的内部资料。本案的被告人手里有原公司的图纸,这不是「从产品反推」,这是「从图纸照抄」,反向工程的抗辩自然不成立。 关于「部分修改后使用」,还可以补一句实务判断:改的是「表达」还是「方案」。软件和图纸类技术,常有两层:一层是表达形式(代码怎么写、图纸怎么画);一层是技术方案(用什么结构、什么参数、什么连接关系实现什么功能)。著作权保护表达,商业秘密保护方案。 所以「重写一遍代码」可能规避著作权,但规避不了商业秘密——只要方案没变。本案姜某改了电路图的部分内容,鉴定仍然认定「相同或实质性相同」,就是按方案层面判断的。

专利被宣告无效了,技术秘密还在吗

这是本案最有理论价值的一段,因为它处理了一个很多人搞不清的关系:专利和商业秘密,是两套不同的保护逻辑。 背景是这样:王某把两项天线技术以新公司名义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后来这两项专利被宣告无效,发明专利申请也被驳回。 被告人于是主张:专利都被无效了,说明这技术没有创新性,怎么还能算技术秘密? 法院的回答,把三个概念拆开了。 第一个概念,专利的「新颖性」:这项技术以前有没有人公开过。没有公开过,才叫新颖。 第二个概念,专利的「创造性」:与现有技术相比,是不是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 第三个概念,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是不是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 三个概念里,只有「新颖性」和「非公知性」比较接近,「创造性」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判决书说:涉案两项专利被宣告无效、发明专利申请被驳回,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其不具有「创造性」,而不是认为其不具有「新颖性」。不能由此推断这两项技术方案不具有非公知性。 更精彩的是对被告人自行委托鉴定的评价。那份鉴定在判断「非公知性」时,用了多篇对比文件,结合「本领域常识」「不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即可获得的技术信息」进行组合评价。 法院指出:这种评判方法,一般只适用于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判断技术方案是否具有「创造性」,不是商业秘密「非公知性」判断该用的方法。 这段话,是给所有做技术类鉴定的人看的:用错了标准,结论再详细也不成立。判断「是不是秘密」,只问一件事——别人能不能普遍知道、容不容易拿到。不问它高不高明。 由此还能推出一条实用结论:一项技术可以同时是专利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客体,但两者不能兼得。申请专利就要公开,公开了就不再是秘密。所以企业要选:要么申请专利换取独占期,要么守住秘密换取无限期。选了前者,就别再想后者。 「职务成果」这个概念,是本案绕不开的一环,值得说清。员工在职期间,为执行本单位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属于职务技术成果,使用权、转让权归单位。 本案王某把两项天线技术以新公司名义申请专利,而这两项技术是他在原公司任职期间研发的,属于职务成果,申请权本就属于原公司。他把它申请到自己名下,既是侵犯商业秘密,也构成专利权属的民事争议。两条线可以同时走:刑事追责,民事确权。

六个人,六种角色,六份刑期

看判决结果:吴某、张某各一年九个月,姜某、王某各七个月,郁某、李某各六个月并适用缓刑。 差距的依据是作用。 吴某、张某是主犯。他们首先提起犯意,先后拉拢其余四人加入,授意、指挥他们完成犯罪行为。整件事是他们策划的。 姜某、王某是从犯。姜某窃取并修改电路图,王某把职务成果申请成专利——两人都是关键执行者,但都是被拉进来的,起次要作用。 郁某、李某也是从犯,且作用更小。郁某非法获取技术文档、配合完成专利申请;李某明知他人在侵权仍配合完成电路图互连设计。两人都起辅助作用,所以判得最轻、都适用缓刑。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李某的角色。他不是窃取者,也不是主要设计者,他只是「明知」还继续配合。在共同犯罪里,「明知还配合」就足够入罪了。 还有一层:经济损失二百二十三万余元是怎么算出来的?鉴定机构测算的是三项专有技术分摊的工资、五险一金和奖金。这个算法看上去「不够狠」,但它是本案唯一能落地的算法——被告人没有靠这三项技术卖出产品获得巨额利润(产品刚上市),权利人的市场份额损失也难以量化,那么研发这些技术实际投入的人力成本,就是最实在的损失。 这个算法对企业的启示:研发人员的工资、社保、奖金,如果能按项目归集,出事时就是现成的损失证据。很多企业算不出来,就是因为从来没按项目分过账。 专利和商业秘密怎么选,是企业最常问的问题,本案给了一个反面教材。 选专利的好处是:有法定独占权,可以禁止他人独立研发后使用,维权时举证相对简单(比对权利要求即可),还能许可、质押、融资。代价是:必须充分公开,保护期有限(发明二十年、实用新型十年),到期后进入公有领域。 选商业秘密的好处是:不公开,保护期理论上无限,可以覆盖专利保护不到的技术诀窍。代价是:一旦公开就永久丧失,且维权时要自己证明「这是秘密」「对方用了」。本案的被告人把职务成果申请成专利,等于替权利人做了一次「公开」——这也是为什么损失认定里包含了「技术被公开」这一层。

这个案子最后判了六个人,最重的两年不到,最轻的缓刑。从刑期看不算重,但从六个人的职业轨迹看,这一页翻不过去。 这个案子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是判决书里那句: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非公知性要求的,属于商业秘密保护对象。 这句话保护的是「整合的价值」。今天几乎没有哪项技术是从零开始的,大家都在用公开的元器件、公开的协议、公开的方案。但把一堆公开的东西,变成一套能跑起来的方案,这个「变」的过程,就是投入,就是资产,就是法律要保护的东西。 所以对技术人员来说,有一条界线要划清楚:你可以带着「整合的能力」走,不能带着「整合的结果」走。前者是你的本事,后者是公司的资产。 而这个案子的六个人,恰恰是把结果搬走了,然后告诉法庭:这只是些公开的技术。法庭看了看时间线——图纸归档在八月十四日,拍照在八月二十二日,买芯片在次年一月。顺序一说,什么都不用辩了。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ifere电路原理图(用于智能穿戴设备)以及《一种金属背盖NFC天线方案V0.2.docx》和《一种金属环槽天线V0.2.docx》技术均系华某公司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研发而形成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华某公司采取了保密措施,上述技术信息属于华某公司的商业秘密。被告人吴某、张某、姜某、王某、郁某、李某原均任职于华某公司,分别从事技术研发以及研发管理,均与华某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对所从事研发以及所接触技术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被告人吴某、张某首先提起利用华某公司ifere项目以及物质技术条件完成其K1智能儿童手表研发的犯意,并先后拉拢姜某、郁某、王某、李某等加入其“创业团队”,授意、指挥姜某等被告人完成犯罪行为;被告人姜某将其在华某公司研发的ifere电路原理图窃取并修改后使用于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K1智能儿童手表;

被告人王某将其在华某公司的两项天线技术职务成果以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名义申请专利;被告人郁某非法获取了ifere电路原理图技术文档,以其作为发明人配合王某完成两项天线技术专利申请;被告人李某明知姜某、王某等实施侵害华某公司商业秘密行为,仍然与姜某、王某等相互配合,完成K1电路图互连设计。ifere电路原理图被使用于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K1产品,《一种金属背盖NFC天线方案V0.2.docx》和《一种金属环槽天线V0.2.docx》技术被以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名义申请专利,上述三项技术信息均被公开。经深圳某会计鉴定中心对三项专有技术分摊的工资、五险一金和奖金测算,前述被告人给华某公司造成损失合计2231662.43元。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7)粤0307刑初4289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吴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张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三、被告人姜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四、被告人王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五、被告人郁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六、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被告人姜某、王某、郁某、李某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18)粤03刑终25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应当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亦应认定为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属于商业秘密保护对象。虽然华某公司《ifere.pdf》电路原理图所涉及主控芯片、GPS定位芯片、音频语音识别芯片分别来源于台湾联发科公司、博通公司以及德州仪器公司,其相关技术文件在相应的公开时间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

但华某公司进行ifere项目研发的2014年前后,已经存在三星、LG、索尼等多个品牌的智能手表,选择哪个公司、何种型号的主控芯片、GPS定位芯片、音频语音识别芯片,既有性能、质量的考虑,也有性价比的考虑,并应符合公司产品品质定位,其选择并非唯一,抑或简单拿来拼凑使用。另外,根据智能手表功能确定相关芯片供应商后,智能手表研发还涉及各部件相关技术参数及连接关系的选择,且需进行反复测试,确保产品及各组成部分的兼容性、适用性。因此,《ifere.pdf》电路原理图各个部件是现有、公开技术,不代表《ifere.pdf》电路原理图作为智能手表完整产品不具有非公知性。姜某及辩护人所提交的鉴定报告仅能说明《K1.pdf》电路原理图各相关部件有技术来源,但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款现成的产品或技术文件将包括17个非公知技术点在内的《ifere.pdf》电路原理图整体公开。

本案中,《ifere.pdf》电路原理图中17个技术点对应的技术信息涉及器件选型、电路结构、连接关系、模块内部电路分立元件参数值(含电阻、电容、电感等)、引脚标识以及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等,具有特定性,系华某公司为ifere智能手表可穿戴设备硬件平台而专门设计并经多次验证绘制的版本,其相关技术信息在2015年9月17日以前不为公众所知悉,应作为技术秘密予以保护。

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是否自行研发了《K1.pdf》电路原理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然而,本案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早在2014年2月即密谋成立公司自行创业,从事儿童智能手表研发及销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利用华某公司ifere项目、供应商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以及华某公司各种测试检测设备、甚至打板制作样品等物质技术条件,秘密推进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K1儿童智能手表的研发。2014年8月14日,华某公司《ifere.pdf》电路原理图Vc版技术归档;8月22日,姜某对《ifere.pdf》电路原理图秘密拍照;

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K1.pdf》电路原理图K1_Va版于2014年7月22日完成,K1_Vc版本于2014年12月31日完成。而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向台湾联发科公司、德州仪器公司和博通公司购买相关芯片、取得软件使用许可主要发生于2015年1月-7月,均在上诉人姜某利用华某公司ifere项目构建完成《K1.pdf》电路原理图之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在从华某公司离职购买相关芯片以及技术资料,继续进行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K系列产品研发,不能改变其侵犯华某公司商业秘密的事实。上诉人关于其自行研发《K1.pdf》电路原理图的辩解不成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根据其K1产品研发设计需要,对ifere电路图相关技术部分加以改进,变更、增加某些技术特征,这并不会改变“《K1.pdf》电路原理图与《ifere.pdf》电路原理图中的相应技术信息相同或实质性相同”的鉴定结论,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足以否定相关被告人所实施的侵害商业秘密行为。

关于专利被宣告无效,涉案天线专利技术方案能否作为技术秘密加以保护。专利必须同时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缺一不可,否则得不到授权或授权后可能被无效。商业秘密没有“创造性”要求。专利“创造性”与专利的“新颖性”概念、判断标准不同,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有别于专利“创造性”与“新颖性”。对于专利技术信息而言,判断该专利技术信息在被公开前是否具有“非公知性”应以商业秘密“非公知性”标准进行判断,而非简单套用专利的“创造性”或“新颖性”判断标准。涉案两个实用新型专利最终被宣告无效,发明专利申请被驳回,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其不具有“创造性”,而非认为其不具有“新颖性”而做出,不能由此推断“一种金属环槽天线方案”“一种金属背盖NFC天线方案”不具有“非公知性”,不是技术秘密。

上诉人及辩护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所做鉴定,在对涉案两项专利权利要求所涉技术信息是否具有“非公知性”做出判断时,多处采用多篇对比文件,并大量结合“本领域常识”“不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可获得的技术信息”等进行组合评价,这种评判方法一般仅适用于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技术方案是否具有“创造性”之判断,并非商业秘密技术信息“非公知性”判断所应采用方法。王某等研发《一种金属背盖NFC天线方案V0.2.docx》和《一种金属环槽天线V0.2.docx》技术,并将两项天线技术转化为专利申请文件,所展示的各技术方案以及技术方案的组合具有一定实用价值,且在2015年3月10日前均不为公众所知悉,均可作为技术秘密予以保护。

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侵犯华某公司技术秘密的犯罪。原审被告人吴某、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姜某、王某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上诉人郁某、李某在共同犯罪中均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均应依法惩处。故一二审作出如上裁判。

1.将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应认定为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属于商业秘密保护对象。

2.被告人无论直接、完全使用权利人技术秘密,或者对技术秘密进行部分修改、改进后使用,均属于使用权利人技术秘密行为。

3.专利的“创造性”不同于专利的“新颖性”,更不同于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对于专利技术信息而言,判断该专利技术信息在被公开前是否具有“非公知性”应以商业秘密“非公知性”标准进行判断,而非简单套用专利的“创造性”或“新颖性”判断标准。

案号:(2018)粤03刑终2568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12-1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9-1-162-003)。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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