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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御某公司诉优某公司、昌某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

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4号最高人民法院 · 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 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 · 2021-07-06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昌某公司与优某公司签《合作建设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成立项目公司御某公司,把优某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到项目公司开发。随后三方又签了一份《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土地出让金数额、支付时间、开发费用和转让手续。

后来昌某公司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法院判决这几份合同无效,优某公司返还昌某公司部分投资款。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写明:御某公司的股权归属、与第三方签的服务合同债权债务、固定资产分配等,「本案不予涉及」。

御某公司据此起诉优某公司,要求返还自己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土地转让定金、开办费、招标服务费、职工工资等,并要昌某公司对其中 20% 承担连带责任。北京三中院裁定驳回起诉,北京高院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两审裁定,认定御某公司是适格原告,同时对已被生效判决处理过的第一项诉请,仍驳回起诉。

二、裁判要点提炼

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阶段审查原告是否符合「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只审查原告是否提交了证明其与相对人因民事法律关系引发争议的相关事实依据,不作实体判断。项目公司作为三方协议的签约主体,在该协议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后提起缔约过失责任之诉,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是适格原告。

设立协议不是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公司符合法定条件并依法成立后,设立协议即不再对公司产生约束力,公司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以「项目公司只是合作双方设立的工具」为由否定其独立诉讼主体地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个项目公司,被两级法院挡在门外

事情要从 2010 年说起。

昌某公司和优某公司签了《合作建设合同书》和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合作开发一块地。合作的方式是成立一家项目公司——御某公司。优某公司把自己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到这家项目公司名下,由项目公司具体做开发建设。

这是房地产合作开发里最标准的架构:出地方出地,出资方出钱,双方共同成立一家公司持有项目,各自按约定分利。项目公司是台前的演员,两家母公司是幕后的导演。

后来三方又签了一份《合作补充协议》——昌某公司、优某公司、御某公司,三方都在上面签了字。这份协议把土地出让金的数额和支付时间、开发建设的相关费用、转让手续怎么办理,一条一条写清楚。

御某公司按这份协议付了钱:保证金、国有土地出让金、开发建设费用,一笔一笔往外付。它是协议上的义务人,付钱是履约。

然后合作崩了。

2010 年,昌某公司以优某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起诉,要求解除上述几份合同,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法院审理后判决:这些合同无效,优某公司返还昌某公司部分投资款及利息。

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还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了本案的导火索:御某公司是昌某公司与优某公司为合作项目的建设而合资设立的,为项目建设与第三方签订了一些服务合同;在上述合同无效后,双方应当就御某公司的股权归属、御某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处理、固定资产分配等事宜进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故双方的股金及御某公司管理费用、购置固定资产费用、开办费、招标服务费和支付第三方的合同款项,本案不予涉及。

翻译过来就是:这些钱这桩官司不管,你们另想办法。

于是御某公司自己去起诉了。它请求优某公司返还自己已经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土地转让定金、公司开办费、招标服务费、已支付给第三人的合同款项、职工工资、土地增值收益损失,并要求昌某公司对其中 20% 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处理是: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御某公司并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且部分请求已包含于生效判决认定的损失中,依据不足。

御某公司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御某公司不是合同主体,其诉讼请求不具有诉的利益,起诉不应支持。

两级法院用的都是「裁定驳回起诉」,不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这个区别,是本案第一个要讲清楚的地方。

二、驳回起诉与驳回诉讼请求:这道门槛有多高

很多人把这两个概念混着用,实际差别很大。

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法院把案子审完了,认为你的主张在实体上不成立——证据不足、法律依据不够、对方有抗辩。案子到此结束,你输了。

裁定驳回起诉,是法院认为你连进这个门的资格都不具备——主体不适格、不属于法院管辖、重复起诉、没有诉的利益。案子没有审实体,只是把你挡在门口。

这个区别的实务意义在于:被裁定驳回起诉的,通常可以补正后重新起诉;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再起诉就构成重复诉讼。

本案两级法院用的是裁定,等于说:御某公司,你没有资格为这件事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把这两份裁定都撤销了。它的推理从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入手。

按当时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现行法为第一百二十二条),起诉必须符合四个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关键在于第一个条件怎么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的表述很明确: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阶段判断原告是否符合「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时,只需审查原告是否提交了证明其与相对人因民事法律关系引发争议的相关事实依据。

这句话把立案审查的标准压到了最低:只看有没有「相关事实依据」,不看这个依据站不站得住。

为什么只能看形式?因为立案阶段还没审。这时候如果去判断「你说的这个损失到底该不该赔」,实际上是把实体审理提前到了立案窗口。而立案窗口既没有经过举证质证,也没有给对方答辩机会,凭材料判断实体,很容易误伤。

对照本案:御某公司是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的签约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付了土地出让金和开发费用。这份协议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合同无效之后,签约方之间就产生了清算和赔偿的债权债务关系。它据此起诉,当然跟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两级法院的错误在于,它们在立案阶段就下了实体结论:你不是合作开发合同的主体,所以你的损失不该由我来审。这个判断也许在实体上成立,但它不该出现在这个阶段。

这里有一句实务经验值得记下来:起诉被裁定驳回,不要急着改成判决驳回的案由再起诉一次,先看驳回的理由是「资格」还是「实体」。如果是资格问题,通常意味着法院认为你不该进这个门,此时最有效的动作是上诉或者申请再审,而不是换个案由重来。本案御某公司走的就是申请再审,最终把两道裁定都推翻了。

三、「设立协议对公司不再有约束力」——这句话为什么关键

二审说御某公司「不是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这句话听起来有事实基础:御某公司确实是昌某和优某为了做这个项目才设立的公司,它没有在《合作建设合同书》上签字。

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应,是本案最有价值的一段法律论证。

它承认:御某公司是昌某公司与优某公司为履行双方间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而设立,《合作建设协议书》包含有关设立御某公司的内容。

然后转折:但设立协议并不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只要公司符合法定条件且依法成立,设立协议就不再对公司产生约束力。

这句话的分量在哪?

第一,它区分了「设立行为」和「公司人格」。设立协议是发起人之间的合同,约束的是发起人;公司一旦成立,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取得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发起人之间的协议,不能拿来否定公司的人格。

第二,它点出了一个常见误解:很多人以为「公司是我设的,所以公司的事就是我的事,公司的权利我可以替它主张,公司的义务也可以追到我头上」。前半句错,后半句在特定情形下对(比如人格混同、抽逃出资),但不能反过来推。

第三,它落到本案的结论上:御某公司在签订三方《合作补充协议》时已依法成立,不受《合作建设协议书》及二方《合作补充协议》的影响,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它签了三方协议,三方协议无效,它就有权就自己因此遭受的损失提起诉讼。

这个逻辑链条很短,但每一步都不能省:公司独立人格 → 独立签约 → 独立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 → 独立享有诉权。

实务中,项目公司的诉讼地位经常被两边拉扯。母公司认为「你是我设的,你告谁我说了算」;对方则认为「你就是母公司的一只手,你的损失就是母公司的损失,已经在前案里处理过了」。本案给出的是一个清晰的界线:看它有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签过字、付过钱。签了、付了,它就是独立的当事人。

还有一层延伸:如果项目公司已经被注销了呢?那就不是它起诉,而是它的股东或者清算义务人,就剩余财产分配或者清算责任另案主张。路径不同,但原理一样——谁承受了损失,谁就有诉权。

顺带说一句,本案再审还纠正了一个程序上的细节。原审把「御某公司主张的部分请求已包含于生效判决认定的损失中」作为否定原告资格的理由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把这两件事分开了:有没有资格起诉,是一个问题;已经处理过的请求能不能再提,是另一个问题。混在一起,就会用后者的结论去否定前者的资格,导致本该公司自己主张的其他损失,连门都进不去。

四、第一项诉请为什么还是被驳:重复诉讼的边界

再审虽然撤销了两道裁定,但御某公司并没有全赢。

最高人民法院在撤销裁定的同时,加了一句:驳回北京御某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起诉;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其他起诉进行审理。

第一项诉请是什么?返还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转让定金。

为什么这一项还是要被驳回?因为前案已经处理过了。

再回顾前案判决:法院判令由优某公司返还昌某公司投资款及利息,而这笔投资款里就包含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转让定金。也就是说,这笔钱的归属,前案已经作了实质审查并作出了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的表述是:御某公司基于同一事实和相同法律关系提出的第一项诉请,实质上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应认定为重复诉讼。

这里涉及重复诉讼的判断标准。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诉讼: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本案的当事人不完全相同——前案是昌某诉优某,本案是御某诉优某和昌某。但第三项条件撞上了:御某公司要求优某公司把这笔土地出让金还给自己,而前案已经判令优某公司把这笔钱还给昌某公司。同一笔钱,判给两个人,后一个判决必然否定前一个。

所以这一项被驳,驳的不是资格,是「这件事已经判过了」。

注意法院用的还是「驳回起诉」,不是「驳回诉讼请求」。严格说,重复诉讼的处理方式就是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因为它不进入实体审理。

这个处理结果给实务提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项目公司付出去的钱,被法院判令还给母公司了,那项目公司自己怎么办?

答案在合同法的一般原理里:它可以向母公司主张返还。因为项目公司付钱是基于三方协议的履行,协议无效后,这笔钱在法律上应当回到付款人手里;如果钱已经被判给别人,付款人对接受方(母公司)享有不当得利返还或者清算分配的请求权。这属于另案,不影响本案其他诉请的审理。

换句话说,本案的分工是:已经被前案处理过的钱,走前案;没有被处理过的钱(开办费、招标服务费、已付第三人的合同款、职工工资、土地增值收益损失),在本案里审。

区分「哪些已经处理过、哪些没有」,靠的是逐项比对本院认为部分的表述。前案判决写得很细:御某公司的股权归属、与第三方服务合同的债权债务、固定资产分配等事宜「本案不予涉及」;而土地出让金和定金,则明确判令由优某返还昌某。这一句话的差别,决定了两类请求的不同命运。

这也是本案给律师的第一个提示:拿到一份判决,不要只看主文。主文只处理了当事人明确提出的诉请,而「本院认为」部分往往会划出一个范围——哪些争了、哪些没争、哪些留待另案。项目公司、关联公司后续能不能单独起诉,答案常常就藏在那几句「本案不予涉及」里。

五、给项目公司、合作方的实操提示

这个案子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但它解决的问题非常具体,值得房地产合作开发、股权合作、联营等各类「设一家公司做项目」的交易参考。下面按环节整理几条。

第一,签约主体要清楚,该签的字要签。

项目公司的诉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有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签过字。本案中御某公司之所以能过原告资格这一关,最硬的事实是它是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的签约人,并且依约付了钱。如果它从来没有签过字,所有的约定都在两家母公司之间,那它的处境会困难得多——它只能主张自己作为第三人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举证责任更重。

所以实务中,凡是涉及项目公司出资、收款、开发的安排,尽量让项目公司作为一方签署,或者至少出具确认函。这不是形式主义,是在为将来可能的诉讼留一张入场券。

第二,前案诉讼时,要把关联主体的请求一并考虑。

本案的麻烦,一半来自前案判决只处理了昌某与优某之间的投资款,把项目公司的费用「留待另案」。留待另案听起来是给后续留了口子,实际执行起来很麻烦:哪些已处理、哪些没处理,要一项一项去比对;比对不清的,后案就会被裁定驳回起诉。

所以在前案起诉时,如果项目公司也有损失要主张,理想的做法是让它作为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参加,一次性把账算清。退一步,至少要在诉请里明确区分各项费用的归属主体,让判决能够逐项对应。

第三,注意「本院认为」部分的既判力辐射。

严格说,既判力只及于主文,不及于理由。但实务中,理由部分的认定会实质影响后案——后案法官看到前案已经认定「这笔钱应返还昌某」,很难作出相反判断。本案第一项诉请被认定为重复诉讼,依据的正是前案已经作了「实质审查」。

所以读判决时要把理由部分当正文读。特别是那些写「本院不予处理」「可另行解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段落,它们是后续诉讼的地图。

第四,起诉被裁定驳回,先判断是哪种驳回。

本案两级法院都是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主体不适格。这类裁定的救济路径是上诉、申请再审,不是换个案由重新起诉。因为主体资格问题不会因为换了案由就消失——你依然是那个「不是合同主体」的公司。

反过来说,如果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说明实体上已经审过,再起诉就会撞上重复诉讼。这两条路的走法完全不同,选错了会白白消耗一年。

第五,注意新旧法的衔接。

本案引的是当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现行法对应第一百二十二条。条文序号变了,内容实质没变:原告要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个条件在立案登记制之下被解释得很宽松——只要提交了证明争议存在的事实依据,就应当受理。

但宽松不等于没有边界。实务中仍有大量案件卡在这一关,尤其是关联公司、实际施工人、隐名股东这类「不是名义合同主体但有实际利益」的当事人。本案给出的判断方法可以通用:你有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签过字?有没有以自己的账户付过钱?有没有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过义务?三个问题有一个答「是」,通常就够进门了。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打了将近十年:2010 年前案起诉,2017 年一审裁定,2018 年二审裁定,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十年时间,最后拿到的是一份「撤销原裁定、指令审理」的裁定——案子还要回到三中院重新审。

对当事人来说,这很难说是胜利。但它确认了一件事:一家依法成立的公司,不能因为它是「别人为了做项目设的」,就被剥夺走进法院的资格。这个确认,比它自己那笔钱更要紧。

读完这份裁定,最值得记住的不是「项目公司可以当原告」这个结论,而是它背后的两层区分。

第一层,资格与实体要分开。有没有资格起诉,看的是有没有「因民事法律关系引发争议的事实依据」,不作实体判断。这一层如果混淆,很多本该审的案子会在立案窗口就被挡掉。

第二层,公司人格与设立协议要分开。设立协议约束发起人,公司成立之后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一层如果混淆,项目公司就会永远被当成母公司的影子,连自己付出去的钱都不能自己去要。

这两层区分,说到底是在守一个边界:法院什么时候可以下判断,对谁下判断。边界守住了,实体上输赢是另一回事;边界没守住,连输赢都轮不到谈。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0年,昌某公司以优某公司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且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为由,诉请解除昌某公司与优某公司签署的《合作建设合同书》、《合作补充协议》,以及解除昌某公司、优某公司和第三人御某公司签署的三方《合作补充协议》,并要求返还昌某公司投资款及经济损失。后法院判决昌某公司与优某公司签署的《合作建设合同书》、《合作补充协议》以及昌某公司、优某公司和第三人御某公司签署的三方《合作补充协议》无效,并判决返还部分投资款及利息损失,驳回昌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同时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写明:御某公司是昌某公司、优某公司为合作项目的建设而合资设立的,且御某公司为合作项目的建设与第三方签订了一些服务合同,在《合作建设合同书》、二方《合作补充协议》和三方《合作补充协议》无效后,双方应当就御某公司的股权归属、御某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处理、固定资产分配等事宜进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故双方的股金及御某公司管理费用、购置固定资产费用、开办费、招标服务费和支付第三方的合同款项,本案不予涉及。

御某公司遂提起本诉称:御某公司是依据优某公司与昌某公司签订《合作建设合同书》所设立项目公司,是将优某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至项目公司下进行开发。后昌某公司、优某公司、御某公司三方签订《合作建设合同书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合作补充协议》),就项目公司御某公司支付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数额、时间、开发建设相关费用、转让手续办理等进行了约定。为履行三方《合作补充协议》项下约定义务,御某公司先后支付保证金、国有土地出让金、开发建设费用等。现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上述合同无效,并由优某公司返还昌某公司投资款。但是对于御某公司土地出让金、开发建设等费用却未予判决返还,剥夺了御某公司的合法权益。

故请求优某公司向御某公司返还御某公司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转让定金以及公司开办费、招标服务费、已支付给第三人的合同款项、职工工资、土地增值收益损失等费用,同时昌某公司对优某公司应赔偿数额中的20%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御某公司并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且御某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中的部分请求已包含于生效判决认定的损失中,所以御某公司依据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被确认无效提起缔约过失责任之诉依据不足。遂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6)京03民初121号民事裁定:驳回北京御龙置业有限公司的起诉。御某公司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御某公司并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其诉讼请求不具有诉的利益,其起诉法院不应予以支持。遂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京民终191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御某公司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阶段判断原告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时,只需审查原告是否提交了证明其与相对人因民事法律关系引发争议的相关事实依据。本案中,御某公司是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的签约人,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故其在该三方《合作补充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无效的情形下,提起本案缔约过失责任诉讼,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原告起诉条件。

虽然御某公司是昌某公司与优某公司为履行双方间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而设立,《合作建设协议书》包含有关设立御某公司的内容,但设立协议并不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只要公司符合法定条件且依法成立,设立协议就不再对公司产生约束力。御某公司在签订三方《合作补充协议》时已依法成立,不受《合作建设协议书》及二方《合作补充协议》的影响而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其就三方《合作补充协议》被确认无效而遭受的损失理应享有诉讼权利。至于御某公司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能否得到全部或部分支持,均属于实体审查的范畴,有待于实体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原审裁定认定御某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具有诉的利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经原审法院查明,御某公司主张的第一项关于返还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转让定金的诉讼请求已包含于生效判决认定的损失之中,该生效判决已对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转让定金的归属进行了实质审查,并判令由优某公司返还昌某公司该笔款项。故御某公司基于同一事实和相同法律关系提出的第一项诉请,实质上否定了前诉的裁判结果,应认定为重复诉讼,原审裁定驳回御某公司该项诉请的起诉,处理结果正确。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6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再4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191号民事裁定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初121号民事裁定。同时驳回北京御龙昌恒置业有限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起诉;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其他起诉进行审理。项目公司按照合作建设合同的约定依法设立后,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其与合作双方签订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系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在该三方合作补充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无效的情形下,提起缔约过失责任诉讼,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享有诉讼权利,为本案适格原告。

案号:(2020)最高法民再4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7-06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1-2-074-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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