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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案号:鹤岗市兴山区人民法院 · 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 一审 · 2016-03-01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黑龙江鹤岗,一个 2007 年出生的男孩,父亲耿某甲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租房住,喝了酒或者遇上琐事就打孩子;母亲马某有精神残疾,生活不能自理,2015 年 5 月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祖父母都已去世,外祖父母离婚多年,外祖母联系不上,外祖父无固定工作、体弱多病。辖区派出所和居委会通过团委协调,把孩子送到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暂时安置——这个救助站同时也是鹤岗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

救助站向鹤岗市兴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孩子父母的监护人资格。法院判决撤销两人的监护人资格,指定鹤岗市民政局为监护人,由民政局所属的鹤岗市儿童福利院承担抚养职责。本案被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 2024-14-2-416-002。

二、裁判要点提炼

救助站同时挂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属于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具备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资格。《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列举的「有关个人、组织」,不限于近亲属,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民政部门等均在其列。

父母一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另一方因精神障碍无监护能力且下落不明的,两人的监护人资格均应撤销。撤销后近亲属均无力监护的,法院可以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并由民政部门所属儿童福利院承担具体抚养职责,一次性解决生活与教育问题。

三、赵律师点评

一、父亲喝酒打人,母亲精神残疾出走,孩子被送进救助站

这个案子的孩子 2007 年出生,案发时八岁左右。

父亲耿某甲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一家人租房住。判决书里对他的描述只有一句实质性的话:马某离家出走后,耿某甲经常因为琐事殴打耿某乙,给耿某乙造成了严重的生理和精神伤害。

「因为琐事」这四个字,办过这类案子的人都懂。不是孩子做错了什么大事,是饭没端好、话说慢了、哭得烦人,或者根本不是孩子的原因,只是大人心里那股火要找个地方落。落到一个八岁孩子身上,就是经常性的殴打。

母亲马某有精神残疾,生活不能自理。2015 年 5 月,她离家出走,此后下落不明。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独自出走,结局几乎可以预料——她既无法照顾自己,更无法回来照顾孩子。

于是这个孩子的亲属网络,一层一层地空掉:

祖父母都已去世。外祖父母离婚多年,外祖母联系不上,外祖父没有固定工作、体弱多病,客观上不具备监护能力。父亲在,但在打他;母亲在名义上,但人已经不知去向。

事情的转折来自基层。孩子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通过鹤岗市团委、兴山区团委的协助,把孩子送到了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暂时安置。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判决专门查明,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同时也是鹤岗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

这一句不是闲笔。它决定了后面谁能去法院递那张申请书。

一个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听名字是管成年流浪者的;但挂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的牌子,它就同时是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这个身份,让它有资格站到法庭上,替一个父亲在打他、母亲不知去向的孩子说话。

二、谁能替孩子打这场官司:救助站算不算「有关单位」

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程序里,第一个要过的关口是:你有没有资格申请。

这个问题在 2015 年前后格外突出。当时不少法院收到过类似的申请,都被卡在主体资格上——居委会说我是群众自治组织,救助站说我是事业单位,民政局说我是行政机关,到底谁有权替一个孩子起诉他的父母?

《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把名单列了出来: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这份名单有三个特点。

第一,不限于亲属。「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只占第一项,后面全是组织。立法者为这类案件预设的情形就是:亲属靠不住,得靠组织。

第二,覆盖孩子日常生活的所有接触点。学校、医疗机构、居委会、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孩子被打了,最先知道的往往是这几处。把这些主体写进名单,是为了让「知道的人」能够「管得上」。

第三,有一个兜底。名单最后用了「等」字,再加第三款那句「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把最终责任压在民政部门身上。

回到本案。救助站能不能申请?

如果只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这个名字,它管的是流浪乞讨人员,与未成年人监护看上去关系不大。但本案的救助站同时是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是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属于名单里明确列举的一类。法院据此认可了它的申请人资格。

这个认定在当时有开创意义。它等于告诉各地的救助站、未保中心:你们不只是把孩子接过来住几天,你们可以走到法院去,把那个打他的人从监护人位置上撤下来。

实务上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申请的时候,需不需要先征得孩子本人或者其他亲属同意?

法律没有这个要求。撤销监护人资格是特别程序,申请人以自己名义提出,不需要被监护人授权。当然,孩子年满八周岁的,法院会听取他的意见——《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第三十六条规定指定监护人要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孩子的意愿是重要参考,但不是申请的前置条件。

还有一点常被问:救助站申请撤销的是父母双方的资格,母亲马某下落不明,程序上怎么办?

答案是可以公告送达、缺席审理。中国法院网当年刊载的案例介绍里明确写到,兴山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此案进行了缺席审理」。一个下落不明的人,不能因为她不到庭,就让孩子的监护状态一直悬着。

三、2015 年的案子为什么引民法通则:从十八条到三十六条

这份判决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

现在的读者看到这一条可能会愣一下——民法通则 2021 年就随着民法典施行废止了。为什么一个收入 2024 年案例库的案子,用的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法律?

因为它判得早。案例库收录的裁判,适用的是裁判当时有效的法律。这个案子裁判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当时适用民法通则,是正确的。案例库在收录时也作了标注:本案适用的是 2009 年修正的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对应《民法典》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

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写的是: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对比《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能看出立法这三十多年的变化。

第一,情形细化了。民法通则只有一句「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民法典把它拆成三项: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怠于履行导致危困状态、其他严重侵害合法权益。拆分的好处是可操作——法院不用再在一个大口袋里凭感觉判断。

第二,程序细化了。民法通则只说「撤销资格」,《民法典》第三十六条加了两个动作: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也就是说,撤销不再是终点,撤销之后必须有人接上。

第三,主体明确了。民法通则说「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没说是谁;民法典列了名单,还加了民政部门的兜底申请义务。

第四,配套制度跟上了。2016 年反家庭暴力法施行,第二十一条专门规定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可以根据近亲属、居委会、村委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资格的加害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2020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又补上了临时监护、长期监护、救助保护机构一整套。

所以这个案子在制度史上是个节点。它发生在旧法框架下,用一条只有一句话的条文,办成了一件当时全国都很少办的事;而它被收入案例库的时候,新法已经把这条路修得宽多了。

读旧案子有一个方法:先看它当时受什么限制,再看今天这些限制解除了没有。这个案子当时的限制是「主体不明、程序不清、撤销之后没人接」;今天这三样都写进了法条。剩下的限制,只有一样——有没有人愿意去申请。

四、指定民政局+儿童福利院抚养:两级落地是怎么设计的

判决主文两项:撤销耿某甲、马某对耿某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鹤岗市民政局为监护人,由民政局所属的鹤岗市儿童福利院承担抚养耿某乙的职责。

第二项值得拆开看,因为它是「指定机关+机构照护」这个结构的早期样本。

第一层,法律上的监护人是市民政局。这意味着凡是需要监护人签字的场合——手术同意书、入学手续、户籍迁移、出国申请、诉讼代理——都由民政局出面或者出具证明。

第二层,日常抚养由儿童福利院承担。孩子住在福利院,吃饭、上学、看病、日常作息,由福利院的老师和保育员管。

为什么必须分成两层?

因为一个机关没法养孩子。民政局是行政机关,有编制、有预算、有审批权,但没有床位、没有生活老师、没有 24 小时值班。而福利院有这些,却没有法律上的监护资格,签不了那些需要监护人签字的文件。两边各缺一半,合起来才完整。

这个结构后来被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第九十三条规定,民政部门应当对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进行安置,可以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方式,也可以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儿童福利机构进行收留、抚养。也就是说,「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福利机构承担照护」已经是法定路径。

本案判决里还有一句话,是对这个结构的价值判断:为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人民法院在依法指定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同时,可以由民政部门所属的儿童福利院承担监护职责,同时解决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教育问题,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同时解决生活和教育」,这七个字是这类判决真正的落点。撤销监护资格最怕的是什么?是把孩子从火坑里拉出来,然后放进一个没人管的空档——住在救助站里等,等一个月、等半年,学上不了,病看不了。这个案子的做法是,判决当天就把吃住和上学一起安排了。

有一处需要向读者说明。公开材料对这个案子的裁判时间记载不一致:判决正文写兴山区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3 月 1 日作出民事判决」,而判项写「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撤销被申请人耿某甲、马某对耿某乙的监护人资格」。同一份材料里出现两个日期,本文不作推断,只按判项载明的生效时点理解。

这种不一致在早期公开的案例里并不罕见,原因通常是文书摘编时的笔误。写作和引用时,稳妥的做法是不把日期当作论证支点——这个案子的价值在裁判理由,不在那一天是 2015 还是 2016。

五、撤销监护权的案子为什么一直这么少

从 2015 年到现在,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数量一直不高。全国每年审结的这类特别程序案件,与实际的虐童、弃养规模相比,明显不成比例。

原因不是法律不够用。《民法典》第三十六条把情形、主体、后续安排都写清楚了;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一条给家暴情形单开了口子;未成年人保护法给了民政部门临时监护、长期监护两道工具。该有的都有。

原因在启动环节。这类案件要跑起来,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有人发现、有人举证、有人申请、有人接手。缺一个,案子就停在那里。

发现难。虐待和弃养大多发生在家里,没有目击者。邻居听见哭声,多半想「人家管孩子,我插什么嘴」;老师看见孩子身上有伤,问一句「怎么弄的」,孩子说「摔的」,也就不再追。

举证难。撤销监护资格要有证据——伤情照片、病历、报警记录、学校证明、居委会走访记录、邻居证言。这些东西,一个救助站或者居委会要去凑齐,得跑很多趟。而这个案子里的刑事判决、公安笔录,往往是最有力的证据,可它们掌握在办案机关手里,需要协调调取。

申请难。前面说过主体名单很长,但名单长也意味着责任分散。居委会觉得该民政局管,民政局觉得该居委会先报,学校觉得自己只是教育机构。本案之所以能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救助站既是安置主体、又是未保中心,一个机构把「发现—安置—申请」三件事串起来了。

接手难。撤销之后谁养?如果本地没有儿童福利机构,或者床位紧张,法院判了也没地方安置,法官就会有顾虑。这也是为什么「指定民政局+福利院照护」这个结构如此重要——它让判决有了落点。

这四难合起来,解释了一个现象:撤销监护资格案件往往不是「常态执法」,而是「极端事件之后的补救」。孩子被打进医院、被饿到送医、被扔在出租屋里几天没人管,事情闹大了,制度才启动。

有没有办法往前挪?有几条现实的路子。

一是强制的报告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可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这就是强制报告制度。它的价值在于把「发现」变成职责,不再是个人选择。

二是把临时监护用起来。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十二条列了七种应当临时监护的情形,其中「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被紧急安置」两条,可以直接把孩子先接出来。接出来之后,再慢慢打撤销的官司,不必让孩子在危险里等着判决。

三是把已经建起来的机构用起来。很多地方的救助站都挂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牌子,但实际只做临时吃住。本案提示的是,这块牌子同时意味着申请资格——它可以去法院递那张申请书。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最容易被略过的地方。判决引的是民法通则,写的是「社区居委会、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民政部门等都有权作为申请人」。这句话在 2015 年是一个宣示,在今天已经是法条。区别在于,当年要靠法官在判决里把它说出来,今天只要有人照着法条去做。

这个案子被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编号 2024-14-2-416-002。它的事实不复杂:一个打孩子的父亲,一个精神残疾后出走的母亲,一个空掉的亲属网络,一个把孩子接走的救助站。

它之所以值得反复读,是因为它把三个当时还没有答案的问题,一次性回答了三遍:谁可以申请(挂了未保中心牌子的救助站可以);撤销之后谁接手(民政部门当监护人,福利院管抚养);孩子这段时间住哪(判决当天的安置已经完成)。

今天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写进了法条,读起来像是理所当然。可当年不是。当年是一份基层法院的判决,把一条只有一句话的旧法条,撑成了一套能落地的安排。

法律进步往往不是从立法开始的,是从某个法院愿意把一个模糊的条文往前推一步开始的。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申请人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申请称:被监护人耿某乙的父亲耿某甲长期对耿某乙实施家庭暴力。其母亲马某离家出走,经查找至今无果。耿某乙所在辖区派出所和辖区居民委员会通过鹤岗市团市委、兴山区团市委的协助,将耿某乙送往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暂时安置。耿某乙的祖父、祖母均已去世,外祖父、外祖母已经离婚,外祖母已无法联系,外祖父无固定工作,体弱多病。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耿某乙的合法权益,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耿某甲、马某对耿某乙的监护权,并指定鹤岗市民政局下属的鹤岗市儿童福利院作为耿某乙的监护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耿某乙于2007年出生,耿某甲、马某是耿某乙的父母。马某有精神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于2015年5月离家出走。耿某甲无固定工作,无固定经济收入,租房居住。马某离家出走后,耿某甲经常因为琐事殴打耿某乙,给耿某乙造成了严重的生理和精神伤害。耿某乙的祖父、祖母均已去世。耿某乙的外祖父、外祖母已经离婚多年,外祖母下落不明,外祖父无固定工作、体弱多病。另查,鹤岗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也是鹤岗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日作出民事判决:一、自2016年3月1日起,撤销被申请人耿某甲、马某对耿某乙的监护人资格;二、指定鹤岗市民政局作为耿某乙的监护人,由鹤岗市民政局所属的鹤岗市儿童福利院承担抚养耿某乙的职责。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保护孩子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任何人包括父母在内都不能对孩子实施家庭暴力或遗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对于存在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行为的,社区居委会、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民政部门等都有权作为申请人,请求撤销现有监护人的监护资格。本案中,耿某甲经常殴打耿某乙,给耿某乙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及精神伤害,已经不能继续承担监护责任。

马某虽是耿某乙的母亲,但是其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独立生活能力,也无力继续承担监护责任。耿某乙的近亲属均无力作为耿某乙的监护人。遂依法判决撤销被申请人耿某甲、马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鹤岗市民政局作为耿某乙的监护人,由鹤岗市民政局所属的鹤岗市儿童福利院承担抚养耿某乙的监护职责。为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人民法院在依法指定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同时,可以由民政部门所属的儿童福利院承担监护职责,同时解决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教育问题,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号: 审理法院:鹤岗市兴山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6-03-01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14-2-416-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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