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某县民政局诉周某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一、案情速览
2021 年 2 月 8 日,周某配在广西生下一名女婴,取名柳某(化名)。第二天,她把孩子交给别人,收了二万八千元。此后她和其他参与的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因拐卖儿童被判刑。
同年 7 月 29 日,柳某被公安解救,送到县福利院暂养。调查发现,周某配曾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孩子的生父查不出来;周某配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明确说自己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等于一个亲人都没有。
县民政局向灵山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周某配的监护人资格,安排临时监护措施,依法指定监护人。法院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作出判决,撤销周某配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县民政局为柳某的监护人。
二、裁判要点提炼
父母出卖未成年子女牟利的,不属于「管教方式不当」,而是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落入《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也属于第三项「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有关个人和组织有权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不能担任监护人、其他近亲属也无人具备监护能力时,民政部门是承担公职监护责任的主要主体。法院可以依民政部门申请,撤销原监护人资格,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其所辖福利机构承担日常照料。
三、赵律师点评
一、孩子出生第二天,被亲妈以两万八千元卖了
这个案子的事实没有争议,也不需要推理,只有一串让人喘不上气的时间。
2021 年 2 月 8 日,周某配生下一个女婴。2 月 9 日,她伙同他人把孩子交给买家,收了二万八千元。此后,她和参与此事的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因拐卖儿童被判处刑罚。孩子被人接手,转了几道手,直到 2021 年 7 月 29 日才被解救出来,送到县福利院暂养。
孩子救回来之后,接下来要回答一个更麻烦的问题:谁来当她法律上的监护人。
按《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句规定在这类案子里恰恰是障碍——法律默认的监护人,正是把孩子卖掉的那个人。只要不撤销她的资格,她在法律上仍然是孩子的监护人,可以代孩子做决定,可以处置孩子的事情,甚至可以把孩子从福利院「领回去」。
公安调查还查清了两件事。第一,周某配曾与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孩子的生父信息不详,客观上无法确认、也无法找到。第二,周某配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父亲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能力照顾抚养这个外孙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一层,也断了。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从出生第二天起,在亲属层面是彻底的空白。她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站到法庭上说「我来养」的近亲属。
这时候只剩下一条路:由一个有公权力的主体出面,先把那个已经不配当妈的人的资格撤掉,再由法院指定一个新的监护人。这个主体,是县民政局。
2023 年 2 月 20 日,灵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周某配为柳某监护人的资格,指定县民政局为柳某的监护人。从立案到判决,走的是民事特别程序,不开庭对抗式的辩论,但该查的事实一样要查清。
这份判决的分量,不在于把一个母亲「剥夺」了什么,而在于它让一个一岁多的孩子,第一次有了一个不会把她卖掉的监护人。
二、《民法典》第三十六条:撤销监护权要碰到哪条线
很多人以为撤销监护权是一件「法院看不下去就可以做」的事。不是。《民法典》第三十六条把口子收得很紧,只列了三种情形,法院必须对应到其中一款。
第一款第一项: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第二项: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第三项: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这三项的关系不是并列的清单,而是「行为型」与「不作为型」再加一个兜底。第一项管的是动手、虐待、性侵、出卖这类主动加害;第二项管的是不管、扔下、失联这类消极放弃;第三项把前两项没覆盖到的其他严重侵害收进来。
出卖自己的孩子,落在哪一项?
法院的论证很直接:父母出卖未成年子女牟利,不仅严重违背伦理道德,而且已经被纳入刑事打击范围,构成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当然属于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既然严重到这个程度,第一项和第三项都成立。
这里有个常被误解的点:撤销监护资格不是刑事处罚的附加刑,它是民事上的资格剥夺,标准和刑事责任的标准不是一回事。刑事上判了拐卖儿童罪,民事上还要单独走一道特别程序,由法院另行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两者不能互相替代。
还有一层:撤销之后,义务并没有全免。《民法典》第三十七条规定,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也就是说,周某配不再是监护人,但她的抚养费义务还在。这一点在实务中经常被忽略——很多人以为撤了资格就等于两清,其实钱还要给,只是不再有权替孩子做决定。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一条也有对应的规定: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可以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
这三条法放在一起看,撤销监护资格的真实含义就清楚了:它撤的是「代孩子做决定」的资格,不是「养孩子的钱」。这个区分对孩子的实际生活影响很大——如果连抚养费都免了,孩子被送到福利院之后,加害人反而更轻松,这不是立法想看到的结果。
三、为什么去申请的是民政局,不是孩子的亲戚
这个案子里,出面申请的是县民政局。有人会问:孩子的亲戚为什么不去申请?
答案很现实:没有亲戚可申请。父亲的身份查不出来,母亲在服刑,外祖母去世,外祖父明确表示没有能力。《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列举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名单很长,但这个案子里能站出来的,只有民政部门。
第三款还写了一句关键的话: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这句话把民政部门的角色从「可以申请」变成了「应当申请」。前面那些主体是「有权」,民政部门是「兜底」。这不是倡导性条款,是义务性条款。
为什么要把兜底责任压在民政部门身上?因为撤销监护资格这类案子,天然存在一个动力问题。亲戚可能不敢告、不愿告,怕撕破脸;居委会、村委会可能知道情况但没有动力去推动一个耗时一年的诉讼;学校、医院往往只在事发当下接触到孩子,事过就断了。只有民政部门有编制、有经费、有法定职责,也没有「怕得罪人」的顾虑。
本案中法院还专门论证了民政局作为申请人的适格性:县民政局是政府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依法有权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这句话看起来是套话,实际上是在回应一个程序上的潜在质疑——民政部门和这个孩子没有亲属关系,凭什么来管?答案是:凭法律授权,不凭亲属关系。
顺带说一句实务上的经验:这类案件在 2015 年前后曾经非常少,全国一年只有几十件,原因不是没有该撤的,而是没人去申请。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过一批撤销监护权的典型案例,鹤岗救助站那件就是其中之一(本书另有一篇专讲),当时的意义就是告诉各地法院和民政部门:这种案子可以办、应当办。此后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2020 年修订时又补了临时监护、长期监护的一整套制度,路子才真正打通。
四、撤销之后孩子归谁:指定民政局,实际由福利院照护
判决主文只有两项:撤销周某配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县民政局为柳某的监护人。
第一项好理解。第二项常常让人困惑:民政局是一个机关,它怎么「养孩子」?
答案是分两层。法律层面,监护人是县民政局,由它承担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职责——签医疗同意书、办入学手续、代理民事活动、管理孩子的财产。生活层面,具体照料由县民政局下属的福利机构承担。本案中柳某本来就暂养在县福利院,而县福利院正是县民政局下属的单位,能给孩子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这个「指定机关+机构照护」的两层结构,是这类判决的标准写法。它的好处是:监护责任有明确的法律主体,不会出现「孩子住在福利院但没人有权签字」的空档;同时日常照料又落在有场地、有人员、有经验的机构身上,不用让机关干部去排班。
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三十二条: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这一条确立了「民政部门为法定责任主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补充」的公职监护体系。
注意这里用的是「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本案就是典型的这种状态:父母一方服刑且被撤销资格,另一方身份不明,祖父母外祖父母一方去世一方无力,其他近亲属未见有能力者。
法院在论证「为什么指定民政局最有利」时,还提到了一个很实际的角度:民政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具有兜底性、基础性的职能,在资源与能力上更具备组织优势。翻译成大白话:它有钱、有人、能协调教育、医疗、民政救助这几条线。孩子将来上学、看病、申请低保,都在这一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内,比让一个年迈的外祖父去跑要现实得多。
判决之后还有一段常被忽略的衔接。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了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临时监护的几种情形,其中就包括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料状态、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紧急安置。本案中柳某被解救后送到福利院暂养,走的就是临时监护;法院判决指定民政局为监护人之后,临时监护转为长期监护。这两步之间的衔接如果不做,孩子就会卡在「临时」状态里,学籍、医保都办不下来。
五、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事:谁能报案、能申请、能做什么
这个案子离普通人不远。村里、小区里、亲戚家,孩子被打了、被扔下不管了、被带着去讨钱,旁观者往往不知道该找谁。下面几条是按现行法整理的实际路径。
第一,先报警或找居委会、村委会。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接到报告,或者在办案中发现这类情形,应当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这一步的意义是留下记录——后面申请撤销监护资格,需要证明「已经发生过、已经被处理过」。
第二,紧急情况下先保孩子的安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九十二条列了民政部门应当临时监护的七种情形,包括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身份不明、监护人下落不明、监护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导致无人照料、监护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紧急安置等。遇到这些情况,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反映,由民政部门安排临时监护。
第三,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人可以是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也可以是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医疗机构、妇联、残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申请要向被监护人住所地基层法院提出,走民事特别程序。如果前面那些主体都没有动,民政部门「应当」向法院申请。
第四,证据要留什么。这类案子最难的不是法律,是证明。可用的材料包括:报警记录和出警回执、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伤情照片、学校老师的书面说明、居委会的走访记录、邻居的证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书。本案中周某配的拐卖儿童刑事判决,就是最有力的一份证据——刑事认定的事实,民事上基本可以直接用。
第五,撤销之后并不是结束。《民法典》第三十八条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本案这种出卖子女构成故意犯罪的,属于明确排除的情形,不能恢复。
最后说一句给旁观者的话。这类案子里,孩子往往不会自己开口,能开口的成年人又觉得「那是人家的家事」。可法律已经把「家事」的边界划出来了:孩子被卖、被打到住院、被扔在出租屋里没人管,这些不再是家事,是国家要介入的事。发现之后打一个电话,可能就是那个孩子这辈子唯一一次被人拉一把的机会。
这个案子在法律上不复杂,事实清楚、法条对应得上、判决也很短。它值得被单独讲一遍,是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很多人心里没问出口的问题:一个孩子被自己的母亲卖掉之后,法律还能为她做什么。
答案是三件事。把那个人的监护人资格撤掉,让她不能再替孩子做任何决定;给她指定一个新的监护人,让孩子的医疗、入学、低保有人签字;同时保留那个人的抚养费义务,让她即便在服刑,账也还挂着。
三件事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件。撤销监护资格常被理解成一种「惩罚」,其实它的落点是孩子往后几十年的生活。惩罚由刑事判决去完成,民事这一道程序要解决的是:孩子明天住哪、上学谁签字、生病谁决定。
还有一句话想留给看到这里的普通人。这类案子能进入法院,几乎都不是孩子自己走进去的,而是有人替她打了那个电话——派出所、居委会、救助站、一个看不过去的邻居。法律给了民政部门兜底的义务,但兜底的前提是有人先知道。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21年2月8日,周某配产下一名女婴柳某(系化名)。次日,周某配伙同他人将柳某以人民币28000元出卖。后周某配以及相关人员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并被判处刑罚。
2021年7月29日,柳某被公安机关解救送至某县福利院暂养。经公安机关调查,周某配曾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柳某的生父信息不详;周某配的母亲已经去世,周某配父亲明确表示其没有能力照顾抚养柳某。某县民政局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撤销周某配对柳某的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0日作出(2023)桂0721民特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周某配为柳某监护人的资格;二、指定申请人某县民政局为柳某的监护人。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被申请人周某配的行为是否构成应当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定情形;二是某县民政局能否被指定为柳某监护人。
一、被申请人周某配的行为已构成应当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定情形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据此,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等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包括民政部分在内的有关个人、组织可以依法申请撤该监护人的销监护权。判断监护人的监护权应否予以撤销,关键在于判断其行为是否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父母出卖未成年子女牟利的,不仅严重违背伦理道德,而且被纳入刑事打击范畴,构成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当然属于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有关个人、组织有权申请撤销该父母的监护权。
本案中,被监护人柳某系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被申请人周某配作为其母亲,具有法定监护职责。周某配不仅不尽监护之责,反而出卖柳某牟利,该行为背离了监护制度的根本目的与伦理底线,严重侵害了柳某的合法权益。某县民政局作为政府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依法有权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为更有利于被监护人柳某的生活和成长,应依法撤销被申请人周某配对被监护人柳某的监护资格。
二、某县民政局可以被指定为柳某监护人
民政部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方面具有兜底性、基础性的职能,在资源与能力上更具备组织优势,是承担公职监护责任的主要主体。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该条明确以民政部门为法定责任主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补充的公职监护体系。因柳某生父不详,周某配母亲已经去世,周某配父亲明确表示没有能力抚养柳某,致使柳某处于无人照料的危困状态。柳某目前暂养在某县福利院,而某县福利院作为某县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福利机构,能为柳某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因此,指定申请人某县民政局为柳某的监护人,最有利于柳某的生活稳定以及健康成长。
综上,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应当依法撤销被申请人周某配对柳某的监护资格,并可指定某县民政局作为柳某的监护人。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出卖未成年子女牟利的,属于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民政部门是承担公职监护责任的主要主体,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政部门的申请,依法指定其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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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3)桂0721民特3号 审理法院:灵山县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2-2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14-2-456-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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