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教你怎么做律师教你怎么做

参考案例张某军非法行医再审改判无罪案

案号:(2023)湘刑再6号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非法行医罪 · 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 · 2023-12-21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张某军一九九三年从卫生职工中专毕业后回村,在村委会支持下办村卫生室,给本村和邻村村民看一般病。二零零四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施行后,他没有办执业注册,也没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他两次被卫生局处罚、诊所被取缔。二零一四年他参加全国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并合格,十二月三十一日省卫计委签发资格证书。二零一五年四月又被查到在输液,被移送刑事立案。

一审、二审以非法行医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罚金五千元。他申诉多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二零二三年十二月,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他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不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

二、裁判要点提炼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指未取得医师资格,包括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不再属于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尚未领取执业证书不影响这一认定。

非法行医包含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两个层次,构成犯罪必须达到「情节严重」。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从事乡村医疗活动,不能再适用「被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认定为情节严重;未造成就诊人身体损害、传染病传播危险等后果的,不宜认定情节严重。

三、赵律师点评

从村卫生室到再审法庭,三十年

一九九三年七月,张某军从湖南省益阳市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回到益阳高新区梓山村。在村委会的支持下,他办起了村卫生室,给本村和邻村的村民看一般病。

这样的村医,在当时的农村是标配。谁家孩子发烧、老人血压高、干活划破了手,都找他。

转折在二零零四年。这一年一月一日,《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施行,乡村医生要按规定办理执业注册、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才能执业。张某军没有办这个手续。

从二零零四年到二零一三年,九年时间,他一直在这个没有注册的村卫生室里看病。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益阳市卫生局到位于梓山村安置小区的诊所检查。十月十五日作出处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没收药品、医疗器械,罚款一万元,对诊所予以取缔。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四日,卫生局又两次检查,发现他在诊所里给多名患者输液、换药,理由相同。九月十六日,第二次处罚:没收药品、医疗器械,罚款六万元,对诊所予以取缔。

两次处罚之间,他做了一件事:二零一四年三、四月,他参加了全国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考过了。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湖南省卫计委签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

在证书下发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通过,填了村卫生室基本情况登记表、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基本情况登记表;梓山资管会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提出《关于申请恢复梓山村卫生室的请示》,街道办、区卫生工作办公室都签了「拟同意」。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益阳市卫计委卫生监督员巡查,发现他在租住的安置小区门面里给一名患者输液,下达了责令立即停止医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意见。

同年,卫计委以「因非医师行医被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为由,把案件移送公安刑事立案。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赫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非法行医罪,拘役六个月,罚金五千元。九月十七日,益阳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他不服,开始申诉。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益阳中院再审。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益阳中院再审改判:无罪。

从一审到再审,八年。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到底指什么

非法行医罪写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个罪的第一个门槛是主体:你是不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

麻烦在于,医疗领域有三张证,名字长得像,作用完全不同:

第一张,医师资格证书。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后取得,证明你具备医师的专业能力。这是「资格」。

第二张,医师执业证书。取得资格后,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注册成功才发这张证,证明你可以在某个机构、某个范围内执业。这是「注册」。

第三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是给诊所、门诊部、医院发的,证明这个场所可以开展诊疗活动。这是「场所」。

刑法条文写的是「医生执业资格」。字面上容易理解成第二张,但判决的解释是:指第一张,即医师资格,包括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理由写在裁判理由里:非法行医罪要打击的,是不具有医学专业知识、打着治病救人幌子骗钱、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人。一个已经通过国家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显然不属于这一类。注册和发证是行政管理程序,程序没走完,不等于专业能力不具备。

本案的关键时点,是第三次被查处的时候——二零一五年四月。

那时张某军已经考试合格(二零一四年),已经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经申请注册并填了相关登记表,村委会、街道办、区卫生部门都签了意见。只是执业证书还没有正式下发。

法院据此认定:他不再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条件。

主体不符,罪就不成立。后面「情节严重」还需不需要讨论?严格说不需要,但判决还是讨论了,因为前两次行为确实具有行政违法性,需要说清楚为什么也不能倒过来定罪。 还有一个法律衔接的问题要说清。

本案行为发生在二零一三到二零一五年,适用的是当时施行的执业医师法。这部法律一九九八年通过、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施行,把「医师资格」和「医师执业注册」分开规定: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取得医师资格;取得医师资格后,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注册后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二零二一年八月,医师法施行,执业医师法同时废止。新法延续了这套结构: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考试合格取得医师资格;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执业注册。

也就是说,「资格」和「注册」两分,两法一致。本案判决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解释——指未取得医师资格——在新法下同样成立。

再看乡村医生这一块。乡村医生和执业医师是两条并行的管理线:乡村医生走《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办乡村医生执业注册,拿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走医师法,办医师执业注册,拿医师执业证书。

本案张某军二零零四年后一直没有办乡村医生执业注册,所以他前些年的执业状态是「乡村医生没注册」,属于行政违法。二零一四年他考取的是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走的是医师这条线。两条线在二零一四年交叉了:他从「没注册的乡村医生」变成了「有资格的执业助理医师」。

这个身份转换的时点,就是本案的胜负手。

如果他被查处的时间提前一年——二零一三年那次检查时他还没有资格——结论会完全不同:主体不合格,「两次处罚后再次行医」也成立,非法行医罪大概率成立。

差一年,差一个罪。

「两次处罚以后再次行医」,为什么这次不灵了

非法行医罪要求「情节严重」。什么叫情节严重,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5 号,二零一六年修改)第二条,五项:

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 使用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案检察机关援引的,是第四项。逻辑很直:二零一三年罚了一次,二零一四年又罚了一次,二零一五年还在行医,正好对上「两次处罚以后再次行医」。

判决把这个逻辑拆开了。

第四项能不能用,前提是「再次非法行医」这一次本身要构成非法行医。而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第三次被查处时,张某军已经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主体条件不成立,这一次的行为就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前提没了,第四项自然无从适用。

这是典型的「大前提不成立,小前提白搭」。很多案子栽在这里:办案机关数着处罚次数,却忘了数之前先要确认这一次的行为是不是犯罪意义上的行为。

判决还多走了一步,讨论前两次行为。

前两次(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确实没有注册、没有证书,具有非法行医的性质,行政违法是成立的,罚款、取缔都有依据。但那两次能不能单独构成犯罪?判决说不能,理由是:他一直为村民提供医事服务,没有造成就诊人身体损害,没有造成传染病传播风险,也没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事后村民还联名上书为他请愿。

翻译成大白话:无证是真,但没害人,也没有害人的危险,够不上「情节严重」。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隔着这一层。 把解释第二条那五项逐条对一遍,会更清楚本案为什么落不进去。

第一项,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本案没有任何就诊人提出损害,没有鉴定,没有病历指向。不成立。

第二项,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甲类传染病只有两种:鼠疫、霍乱。本案是普通输液、换药,没有任何传染病线索。不成立。

第三项,使用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本案查获的是药品、医疗器械,但没有认定是假药、劣药,也没有认定足以严重危害健康。不成立。

第四项,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这一项形式上看最接近,但如前所述,前提是「再次非法行医」这一次本身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主体合格,前提不成立。

第五项,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一项是兜底,但兜底不等于可以随便装。判决在这里做了一个综合判断:他一直为村民提供医事服务,没有造成身体损害、没有传染病传播风险、没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村民还联名请愿。这些事实指向的是「社会危害性低」,不是「情节严重」。

五项过完,一项都不成立。

这里能看出「情节严重」这个要件的作用:它不是形式门槛,是实质判断。非法行医罪保护的是就诊人的生命健康,如果没有损害、没有危险,刑罚就没有介入的理由。行政管理上的违规,用行政处罚解决就够了。

反过来说,哪些情形会往「情节严重」走?用假药、用无证器械、在没有任何急救条件的场所做手术、给多人输液导致感染、有传染病还继续接诊、被处罚后换个地方接着干。这些才是刑法要打的。

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隔着什么

这个案子最适合用来说明一个常被混淆的区分:行政违法不等于犯罪。

非法行医在法律上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无证行医,行政违法。行为时施行的执业医师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罚款。本案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的两次处罚,就是这一层。

第二个层次,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要落到这一层,必须有解释第二条那五项情形之一。

第三个层次,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或者造成就诊人死亡,法定刑升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或者十年以上。

三个层次之间不是自动滑动的,每一层都有独立的构成要件。行政上被罚过两次,只说明第一层成立过两次;要跳到第二层,还得有「情节严重」。

乡村医生这个群体,在这条线上特别容易踩空。

二零零四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施行,要求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可现实中,大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办起村卫生室的老村医,学历、培训经历、考试能力都不符合注册条件,一直处在「事实上在行医、法律上没注册」的状态。这些人里,有的是当地唯一的医疗资源。

政策上给过通道:乡村医生执业注册、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本案张某军走的就是考试这条路——他考的是乡镇执业助理医师,通过后按规定申请注册、申请恢复村卫生室。

问题在于时间差。考试通过、证书签发、注册办理、执业证书下发,中间隔着几个月甚至更长。这段时间他还在看病,被查处时正好卡在中间。

判决的态度是:看实质,不看那张纸到手的日期。资格取得的时点,是考试合格、资格证签发的时点,不是执业证下发的时点。 乡村医生的合法化路径,其实不止一条。

第一条,乡村医生执业注册。按《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拟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人员,向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执业注册,符合条件的发给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有效期五年,期满再注册。注册有条件:取得中等以上医学专业学历,或者在村医疗卫生机构连续工作二十年以上,或者按规定接受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本案张某军是中专学历,符合第一条,但他一直没去办。

第二条,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这是国家为乡村医生专设的通道,考试难度低于执业医师,通过后可以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执业。本案他考的是「乡镇执业助理医师」,属于同一类通道。

第三条,村卫生室的设置审批。有了人,还要有场所。村卫生室需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本案二零一四年底到二零一五年初,村委会、街道办、区卫生部门都在走这个程序,签了「拟同意」,但执业许可证还没下来。

三条路,他走到第二条的一半——资格拿到了,注册在办,证书没发。

这也是基层医疗管理的一个真实困境:政策给了通道,但通道上有时间差。考试在每年三、四月,成绩公布在年中,资格证书年底才签发,注册又要几个月。这段时间里,一个已经在村里看了二十年病的人,要么停诊(村民没地方看病),要么继续看(法律上有风险)。

本案的处理给出的答案是:看他有没有资格,不看他有没有证书。这个答案对当事人有利,但也提醒管理者,中间这段空档需要更明确的过渡安排,比如备案制、临时执业许可。

判了六年才再审:申诉这条路怎么走

张某军二零一五年七月被判拘役六个月,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改判无罪,八年。

刑事申诉是这条路的名字。

先说向谁提。可以向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本案是益阳中院)提出,也可以向上级法院(湖南高院)提出;还可以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申诉,由检察院审查后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再说凭什么提。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本案落在第三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不是事实变了,是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这个法律概念的理解错了。

这一点很重要。申诉最常见的失败原因是「你说的事实,判决里都写了,只是你不服」,那不叫错。真正能推动再审的,是法律适用错误、证据链断裂、程序违法这三类。

程序上,申诉由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就决定再审;本案是湖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益阳中院再审。指令再审的意思是:由原审法院重新审,但审查结论是上级法院定的,原审法院必须执行。

时间上要有心理准备。本案从二零一五年判决定谳,到二零一九年高院决定再审,四年;再审从决定到改判,又四年。八年里,拘役六个月早就执行完了,争的是一个「无罪」的名分。

这个名分值不值八年,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但有一点要说清楚:再审改判无罪之后,原来被羁押、被罚的钱,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这条路和「争名分」是分开的两件事。 申诉这条路的操作细节,补几句。

材料。申诉状要写清三件事:原判决哪里错了(法律适用、事实认定、程序),凭什么说它错了(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类案),你要求什么(再审、改判无罪)。附原审判决书、裁定书、驳回申诉通知书、身份证明、证据材料。

递交。可以向原审法院、上一级法院递交,也可以向检察院递交。递交后法院会立案审查,审查期限法律没有硬性规定,实务中几个月到一两年都有。

再审期间原判决是否停止执行?原则上不停止。但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罪、或者刑期可能届满的,可以申请中止执行。本案判的是拘役六个月,早就执行完了,中止执行没有实际意义,争的是名分。

再审的结果有几种:维持原判、改判、发回重审、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本案是改判无罪。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再审改判无罪之后,原来的有罪判决要不要「消除」?判决书会在裁判文书网上更新,但已经形成的犯罪记录需要另行申请更正。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改判之后还要跑一趟,把相关系统里的记录改过来。

最后说一句给家属的:这类案子最难的不是法律,是时间。八年、十年,中间换过法官、换过检察官,材料要一遍遍重递。撑下来的往往是家属。

这个案子的价值,不在于「一个村医运气好」,而在于它把「资格」和「证书」这两件事分开了。

三层规则。

第一层,非法行医罪的主体看「医师资格」,不看「执业证书」。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就不再是这个罪的主体。注册没办完、执业证没到手,属于行政管理上的瑕疵,不影响主体认定。

第二层,「两次处罚以后再次行医」不是自动入罪条款。它的前提是「再次行医」这一次本身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主体合格,前提就不成立,数处罚次数没有意义。

第三层,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隔着「情节严重」。没有注册是行政违法,可以取缔、没收、罚款;要入刑,还得有损害后果、传染病风险、假药劣药,或者别的严重情节。一个人看了二十年病、没害过一个人,不能因为「没证」就推定他「情节严重」。

最后说一句给村医和基层医疗管理者:这个判决不是鼓励无证行医。它划的是一条界线——把该行政处罚的留给行政处罚,别拿刑罚去补行政管理的窟窿。真要避免风险,该考的证要考,该办的注册要办,考试通过到执业证下发这段时间,最好暂停诊疗,或者在有证医师的指导下工作。中间这几个月的空档,就是本案出事的地方。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被告人张某军于1993年7月从湖南省益阳市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回到益阳高新区梓山村,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开办村卫生室从事乡村医务工作,为本村和邻村村民诊疗一般疾病。2004年1月1日《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施行后,张某军未按该条例的规定办理乡村医生执业注册手续,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2013年9月10日,益阳市卫生局对位于梓山村安置小区的被告人张某军诊所进行检查,于同年10月15日以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为由,依照《执业医师法》作出益卫医罚字(2013)006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药品、医疗器械,罚款一万元,对诊所予以取缔。

2014年7月29日、8月4日,益阳市卫生局检查发现被告人张某军在诊所内为多名患者输液、换药,以相同理由,于同年9月16日作出益卫医罚字(2014)008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药品、医疗器械,罚款六万元,对诊所予以取缔。

2014年3、4月份,被告人张某军参加全国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同年12月31日,湖南省卫计委签发了张某军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此前,张某军查询得知自己已通过考试,填写了《湖南省村卫生室基本情况登记表》、《湖南省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基本情况登记表》;梓山资管会于2014年12月30日提出《关于申请恢复梓山村卫生室的请示》,益阳市朝阳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1月4日签署请业务主管部门按程序办理的意见,益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生工作办公室于2015年1月9日签署意见拟同意按村、办事处意见办理。

2015年4月13日,益阳市卫计委卫生监督员巡查中发现被告人张某军在租住的梓山村安置小区门面内对一名患者进行输液治疗,遂向张某军下达了责令立即停止医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意见。该委以张某军因非医师行医被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为由将其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经侦查人员现场勘验,门面内有病人输液床、药品玻璃柜、诊断桌及输液用完后的空瓶。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5)益赫刑一初字第24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某军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张某军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益法刑一终字第1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军提出申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8)湘刑申100号再审决定,指令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湘刑再6号刑事判决,改判被告人张某军无罪。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问题主要涉及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认定及“情节严重”的把握。

其一,被告人张某军在第三次被行政处理时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条件。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行医罪中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是指未取得医师资格(包括执业医生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据此,只要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医生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就不再属于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非法行医罪的设置目的,主要是针对社会上一些不具有医学专业知识,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骗取钱财,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行为。张某军在第三次被行政处理时,已经取得了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申请注册、执业,虽然当时其尚未正式取得执业证书,但不再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条件。

其二,被告人张某军的非法行医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由于张某军在第三次被行政处理时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条件,故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8〕5号,2016年修改)第二条第四项“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规定认定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此外,张某军之前从事乡村医疗活动,具有非法行医的性质。非法行医包含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刑法规定的非法行医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本案中,张某军一直在为村民提供医事服务,在行医中没有造成就诊人身体损害、传染病传播风险、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等后果,且事后村民联名上书为其请愿。故综合判断,亦不宜直接认定张某军之前非法行医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

综上,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被告人张某军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改判其无罪。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但尚未取得执业证书的人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不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案号:(2023)湘刑再6号 审理法院: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12-21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1-1-336-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有问题?点页面底部的输入框直接问我 ›

遇到类似问题?在线问一问
智能助手即时解答,需要时由 赵跃律师 本人跟进
说说您的情况,律师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