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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张某忠重大责任事故准许撤回起诉案

案号:(2021)晋0727刑初56号祁县人民法院 · 重大责任事故罪 · 一审 · 2021-12-27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一个人年轻时做铝合金门窗,早就不做了,家里还剩些旧材料。老邻居找他装个顶棚,五千元的活儿,他雇了个人帮忙,人从棚顶摔下来死了。

一审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一年四个月,二审撤销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察院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

祁县人民法院的裁定说:本罪的「生产、作业」要有组织性、可重复性;临时雇用帮工、被雇人在帮工中伤亡的,通常不宜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

二、裁判要点提炼

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的「生产、作业」活动通常具有组织性、可重复性等特点,其犯罪主体往往是一定组织性的生产、作业活动的负责人、管理者和具体实施者。

对于临时雇用帮工,被雇用人在帮工过程中摔落伤亡的,因雇佣关系属临时性行为、组织性与可重复性不强,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条件,通常不宜以该罪论处。

三、赵律师点评

一、五千元的活儿,一条人命,一个罪名

张某忠从九十年代开始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案发前五六年就不做了,但家里还留了一些铝合金门窗材料。

2018 年 8 月,以前的邻居岳某泉到他家串门,看到院里存放的旧铝合金门窗,就跟他谈了一笔活儿:岳某泉支付两个旧铝合金门窗(折合一千元),加上另外所需的顶棚、玻璃、人工等费用,共计五千元,由张某忠负责安装好。

同年 10 月,张某忠在没有安装铝合金顶棚资质的情况下,雇了李某林,在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给顶棚玻璃打玻璃胶。作业过程中,李某林从棚顶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后是三年三份文书:

2020 年 12 月 19 日,祁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张某忠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张某忠上诉,2021 年 4 月 21 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重审期间,祁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2021 年 12 月 27 日,祁县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从有罪到撤诉,转折点只有一个:他到底算不算「生产、作业」的主体。

这个案子的程序走了整整三年,三个阶段,三种结论,值得先摆清楚。

第一阶段,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雇用他人搭建顶棚,属于「生产、作业」活动,因未提供安全防护措施致一人死亡,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理由是:他有雇用行为、有组织施工、事故发生在作业过程中。

第二阶段,二审。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发回的理由没有直接说「不构罪」,而是指出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具体是:这项搭棚活动是否具有经营性质、是否具备组织性和可重复性,一审没有查清。

第三阶段,重审后撤诉。重审期间,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案子到此终结,被告人没有留下犯罪记录。

三个阶段的分歧点只有一个:这一次搭棚,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生产、作业」。

一审看的是形式——有雇主、有雇员、有钱款往来、有人从高处坠落,形式要件齐了,就入罪。二审看的是实质——一次性的、为邻居帮忙性质的、五千元的零星劳务,与「生产、作业」所指向的持续性、经营性活动,性质不同。

这个转折提示了一件事:这个罪名的成立,不只看「有没有死人」,还要看「死人所处的活动是什么性质」。同样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在工地上摔和在自家院里帮邻居修屋顶摔,法律评价可能完全不同。

二、为什么一审定了罪、二审发回、最后撤诉

一审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张某忠雇人施工、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发生一人死亡,属于「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逻辑看上去很顺,但它跳过了一个前提——这项活动是不是「生产、作业」。

二审发回,指向的正是这个前提。重审期间检察院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实质上也承认了这个前提不成立。

祁县人民法院在裁定里的说理,分了三层。

第一层,讲法条。《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第二层,讲特征。本罪中的「生产、作业」活动通常具有组织性、可重复性等特点,故本罪的犯罪主体往往是一定组织性的生产、作业活动的负责人、管理者和具体实施者。

第三层,套事实。本案中,张某忠虽然雇用了李某林,但他并非以安装铝合金门窗为职业,其与李某林之间的雇佣关系属于临时性行为,组织性、可重复性不强,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条件。

三层说完,结论就是:不构成本罪。检察院撤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这个裁定的价值,在于它把「生产、作业」这个模糊的概念,落到了两个可操作的词上:组织性、可重复性。

一审为什么敢定罪,二审为什么不敢维持。

同一个案子,两级法院的判断差这么远,根源在于「事实认定」的深浅不同。

一审的推理链是这样的:被告人有偿为他人搭建顶棚 → 有雇工、有报酬 → 属于「生产、作业」 → 施工中未设安全防护 →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 → 一人死亡 → 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这条链看似完整,其实中间有一环是空的:「有偿 + 有雇工」是否等于「生产、作业」?一审默认了等号,没有论证。

二审看出了这个空档。裁定发回重审时,二审提出的问题非常具体:这项搭棚活动的规模、持续时间、是否以经营为目的、是否对外承揽、是否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原判均未查清。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区分「生产经营活动」与「民间零星劳务」的关键。

为什么这些问题重要。因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目的,是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一个人偶尔帮邻居搭个棚,法律不能要求他建立一套安全生产责任制、配备专职安全员、编制施工方案。要求不可能履行的事,就是苛责。

重审之后为什么撤诉。补充侦查的结果是:被告人的铝合金门窗生意早已停业,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固定班组,这次是邻居主动找上门,五千元的活儿扣除材料费和工钱几乎没有盈余,此前也没有对外承揽过类似业务。这些事实一条条补上,就等于把一审默认的那个等号擦掉了。

这个案子的程序意义。它说明「发回重审」不只是走程序,它是一次实质性的第二次审查。辩护人在二审阶段最有价值的工作,往往不是辩论法律适用,而是把「事实不清」的具体点找准、说透,让二审有理由发回。

三、「组织性、可重复性」这两个词怎么用

这两个词不是随便说的,它们对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

组织性,指的是有没有一个稳定的生产组织:有没有固定的人员、固定的场地、固定的分工、固定的管理制度。一个工厂、一个工地、一家饭店,都有组织性。一个人接了一单活、临时叫个帮手,没有。

可重复性,指的是这项活动是不是反复进行:今天干、明天干、今年干、明年干。有可重复性,才谈得上「建立规章制度」「开展安全培训」「配备防护设施」——因为这些投入要靠反复进行才能摊薄。一次性的活儿,要求人家建章立制,不现实。

用这两个词去套本案:张某忠五六年不干这行了,家里剩下点旧材料;这单活是邻居找上门的,五千元,干完就完了;他临时雇了李某林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重复,两项都不符合。

反过来,什么情况符合?比如一家专门做门窗安装的公司,有固定工人、有施工流程、常年接单,工人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摔死了——这就符合组织性和可重复性,公司负责人和现场管理者都可能构成本罪。

这条界线,实际上决定了三类人的命运:

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管理者——在射程内;

具体实施者(班组长、现场指挥)——在射程内;

临时雇工的个人——通常不在射程内。

第三种人出了事,不是没有责任,而是不走这条路。

「组织性、可重复性」这两个词,是这类案件的过滤器。

二审发回重审时提出的「组织性、可重复性」,不是法官自创的标准,它来自对《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立法目的的理解。这个罪名保护的是生产作业领域的公共安全,规制的对象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管理失职」。所以判断一项活动是否落入射程,要过两道筛子。

第一道筛子:组织性。看四个要素。

一是有没有固定的经营形态——有没有营业执照、有没有对外招牌、有没有稳定的客户来源。本案被告年轻时做过铝合金门窗,早就歇业了,家里剩的旧材料,没有经营形态。

二是有没有持续的分工——有没有固定的班组、有没有明确的管理层级。本案只有他一个人雇了一个人,谈不上分工。

三是有没有以经营为目的的收益——五千元的活儿,扣除材料费和工钱,几乎没有利润,不是经营行为。

四是有没有对外承接的意愿和能力——是否公开招揽业务。本案是「老邻居找上门」,属于熟人之间的偶发帮忙。

第二道筛子:可重复性。一次性的、偶发的活动,不具备可重复性;有稳定流程、可以反复实施的活动,才具备。可重复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刑法要求行为人「应当预见并能够预防」——只发生一次的事,难以要求他建立一套安全管理制度;反复做的事,才有建立制度的可能和必要。

两道筛子都过不去的,不宜以本罪论处。但要注意:不过筛子不等于没有责任,责任可能转到民事甚至行政领域,下一篇接着说。

四、不定重大责任事故罪,还有什么责任

撤诉不等于没事。张某忠面临的还有三层责任。

第一层,民事赔偿。一审是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说明死者家属提了民事请求。即使刑事部分撤诉,民事赔偿仍然要处理。个人雇工,按民法典关于个人劳务关系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张某忠没有资质、没有提供安全防护,过错明显,赔偿责任跑不掉。

第二层,可能的过失致人死亡。《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条罪的门槛比重大责任事故罪低——不要求「生产、作业」,只要求过失和行为与死亡的因果关系。那为什么本案没有按这条起诉?可能是因为检察院认为过失程度较轻、且已赔偿取得谅解,属于「情节较轻」,最终选择撤诉。

第三层,行政责任。无资质承接安装工程,可能涉及住建、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如果涉及高处作业未采取防护措施,还可能被应急管理部门处理。

三层责任里,最现实的是民事赔偿。这类案子的赔偿金额,通常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对一个接五千元活儿的个人来说,这是毁灭性的。

所以这个案子真正的教训,不在刑事,而在「接活之前想一想」:你有没有资质、有没有防护、出了事赔不赔得起。

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不等于什么责任都没有。

撤诉之后,本案被告人是「无罪」的,但「无罪」只意味着不承担刑事责任。同一件事在民事和行政层面,可能还有三笔账要算。

第一笔,民事赔偿——用工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是个人雇个人,属于个人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走不了工伤保险,只能按过错分担。雇主没提供安全防护、没做安全交底,过错较大;帮工人自己没注意,也有一定过错。实践中通常按七三或八二分担。

第二笔,民事赔偿——定作人责任。如果这次搭棚属于「承揽」而不是「雇佣」,适用的就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选任过错指什么?明知对方没有高空作业经验还让他上棚顶,就是选任过错。

第三笔,行政责任——安全生产监管。即使不构成犯罪,如果被认定为「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事故,应急管理部门仍可依据安全生产法处以罚款;如果是无证施工、违建搭棚,城管、自然资源部门还可以责令拆除、罚款。

三笔账加起来,往往比刑事案件的代价更实际——刑事判缓刑是「留个记录」,民事赔偿是「掏真金白银」。所以遇到这类事故,正确的处理顺序是:先救人、再报案、同时固定现场证据(尤其是安全防护措施的有无),然后在民事赔偿上尽早达成协议。赔偿到位、取得谅解,对刑事处理有实质影响;反过来,一味拖延,两头都难看。

五、找人帮忙干活,怎么才不踩线

农村、乡镇、老旧小区里,「找人帮忙干个活」极其常见:装个顶棚、修个屋顶、砍棵树、拆堵墙。这类活儿的风险,比想象中大。四条建议。

第一,能不接就不接。没有资质、没有设备、没有保险的活儿,尤其是高空、动火、带电、有限空间作业,最好不要接。五千元的活儿,赔五十万,账算不过来。

第二,要接就找有资质的人。把活儿转包给有营业执照、有资质的施工队,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安全责任由施工方承担。这样做,即使出事,责任主体也清楚。

第三,安全防护的钱不能省。安全带、安全绳、脚手架、防护网,这些东西几百上千元,能救命。本案的直接原因,就是「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

第四,买一份保险。雇主责任险、意外伤害险,一年几百元,能覆盖大部分赔偿。个人雇工也可以买短期的意外险,按天计费。

对请人干活的一方(比如本案的邻居岳某泉),也有两条:一是尽量找有资质的施工方,不要找个人;二是如果找个人,要确认对方有没有防护措施,不要只谈价钱。

最后说一句法律上的话:这个案子确立的规则,对临时帮工的人是保护——不轻易给人扣上「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帽子。但保护的是罪名,不是责任。钱还是要赔,只是不用坐牢。

找人帮忙干活,怎么才不踩线:给普通人的四条界线。

这个案子最后无罪,但过程走了三年,被告人一度被判刑。对普通人来说,真正有用的不是「怎么辩」,而是「怎么不发生」。

界线一,先分清是「帮工」还是「承揽」。

帮工(劳务关系):你出钱,他出工,你指挥他怎么干,工具材料你提供。这种情况下,你对他的人身安全负主要责任,出事故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按过错分担。

承揽:你把一整件事交给他,他自己安排怎么干,工具自带,你只看结果。这种情况下,一般由承揽人自己负责,你只在「选任、指示」有过错时担责(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

界线二,危险作业必须看资质。搭棚、上房、动电、动火、动高处,属于危险作业。找人干这类活,先问一句:有没有高处作业经验?有没有相应的工具和防护?把活包给一个从没上过房顶的人,就是选任过错。

界线三,安全防护的钱不能省。安全带、安全绳、脚手板、防护网,一套下来几百块。本案的顶棚高度足以致人死亡,如果当时有一根安全绳,人不会掉下来。这不是「运气」,是「投入」。

界线四,出事后第一时间做什么。救人、报警、保护现场、如实说明,不要破坏现场、不要串供、不要私下承诺赔偿换取「不报案」。这几件事做对了,即使构成犯罪,也能争取从轻;做错了,可能从「过失」变成「故意」。

最后一句实话。五千元的活儿,赔上一条人命、三年诉讼,这个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凡是需要爬高、动电、动火的活,宁可多花点钱请专业的人。这不是法律要求,是常识。

五千元的活儿,一条人命,最后由检察院撤诉收场。这个裁定给出的界线很朴素:「生产、作业」得有组织、能重复。一个人接一单活、临时叫个帮手,出了事该赔钱、该担民事责任,但不该按生产经营单位那一套来定罪。罪名要准,责任不能免。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被告人张某忠从90年代开始做铝合金门窗业务,在案发前五六年已经不做了,但家中留存了一些铝合金门窗材料。2018年8月,张某忠以前的邻居岳某泉到张某忠家串门,看到院中存放的旧铝合金门窗,便与张某忠达成协议:由岳某泉支付两个旧铝合金门窗(折合1000元)加上另外所需的顶棚、玻璃、人工等费用共计5000元,张某忠负责安装好。同年10月,被告人张某忠在无安装铝合金顶棚资质的情况下,雇用李某林在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为顶棚玻璃打玻璃胶。其间,李某林不慎从棚顶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9日作出(2020)晋0727刑初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忠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宣判后,张某忠提出上诉。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1日作出(2021)晋07刑终11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山西省祁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晋0727号刑初56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起诉。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中的“生产、作业”活动通常具有组织性、可重复性等特点,故本罪的犯罪主体往往具有一定组织性的生产、作业活动的负责人、管理者和具体实施者。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忠虽然雇用了李某林,但张某忠并非以安装铝合金门窗为职业,其与李某林之间的雇佣关系属于临时性行为,组织性、可重复性不强,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条件。祁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作出如上裁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中的“生产、作业”活动具有组织性、可重复性等特点,其犯罪主体是具有一定组织性的生产、作业活动的负责人、管理者和具体实施者。对于临时雇用帮工,被雇用人在帮工过程中摔落伤亡的,通常不宜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

案号:(2021)晋0727刑初56号 审理法院:祁县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12-27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5-1-057-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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