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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张某茹诉秦某滋赠与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3)京02民初77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赠与合同纠纷 · 一审 · 2023-08-01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近七十岁的母亲把唯一住房过户给女儿,说好保留自己住到老的权利,女儿负责养老送终。过户两个多月,女儿以443万元把房子卖了。

女儿抗辩说:不动产登记中心签的那份制式《赠与合同》没写附义务,而且已经履行完毕,不能撤销。

法院认定:制式合同只是配合过户的形式,真实意思以《承诺书》为准;这是附义务赠与,受赠人卖房违反义务,赠与可以撤销,房子返还。

二、裁判要点提炼

以保留房屋居住权利为条件的赠与,属附义务赠与。双方在过户时另签的制式赠与合同,不能否定此前关于附义务的约定,真实意思及权利义务仍以该约定为准。

受赠人取得房屋后擅自对外出售,未履行赠与所附的赡养与保障居住义务,赠与人依《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主张撤销赠与并返还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两份文件,哪一份算数

这个案子里有两份文件,签的时候隔了四天,内容差得很远。哪一份算数,是全部争议的起点。

第一份,2021年2月28日的《承诺书》。母女俩签的,原文写得明白:

「母亲张某茹自愿将自己名下单独所有的案涉房屋以无偿赠与的方式赠送给女儿秦某滋,但保留自己有生之年在此赠与住房内永久性居住的权利。受赠人秦某滋郑重承诺:在接受赠与后即承担起对母亲张某茹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张某茹在此住房内永久居住。」

后面还有一段:「张某茹与秦某滋母女双方的上述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均应自觉遵守,如有爽约,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决。上述承诺在执行期间,由姑姑秦某甲、姑父路某某兼负督查,有权维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并有权代守约方向人民法院对违约方提起诉讼。」

承诺方母女俩签名按印,督查方姑姑姑父也签名按印。

第二份,2021年3月4日的《赠与合同》。这是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过户时签的,制式合同,只写了赠与和受赠,没有写赡养、没有写居住权、没有写任何义务。

四天之后,房子过户到女儿名下。

两个多月后,2021年5月16日,女儿和案外人朱某莹签了《房屋买卖合同》,总房款443万元,把这套房子卖了。

后面的事有点戏剧性:因为这场官司,房子被保全查封,没法办网签和过户,朱某莹起诉女儿,法院判女儿返还定金、支付违约金和居间服务费损失,判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

母亲起诉,请求撤销《承诺书》和《赠与合同》,撤销赠与,让女儿协助把房子变更回自己名下并腾退。

女儿的答辩核心是两点:

第一点,2021年3月4日那份《赠与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而且已经履行完毕(房已过户)。2021年8月母亲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影响此前签订的合同效力。

第二点,《赠与合同》没有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母亲无权撤销。退一步说,就算违反了《承诺书》,母亲可以要求她履行义务,而不是撤销赠与。

这套答辩在形式上是有力的:白纸黑字,登记中心签的,房已过户,法律上确实有「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后不能任意撤销」的规则。

法院没接。

理由是一句很朴素的话:那份制式合同,是配合过户的形式。

判决书写的是:该合同在形式上为制式合同,结合其签订时间,属于配合房屋过户所为的法律行为,不能以此否定《承诺书》的约定内容,双方就房屋赠与的真实意思及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仍应以《承诺书》约定为准。

把这个逻辑拆开看:

第一,时间。3月4日那份合同,是办过户当天在登记中心签的。办过户必须有一份符合登记要求的合同文本,这是行政程序的需要。

第二,形式。它是制式合同,就是登记中心提供的填空模板,只填必要项:谁给谁、哪套房、多少面积。这种模板不可能写进「赡养」「永久居住」这种个性化条款。

第三,先后的真实意思。2月28日的《承诺书》,是母女俩自己起的草,写了整整一页,有双方的义务、有督查人、有违约后果。这份东西才是两个人坐下来认真商量出来的。

所以,法院认定真实意思是《承诺书》,不是那份填空模板。

这一段对普通家庭极重要。

现实里,父母把房子给子女,往往就是这个流程:先在家里说好条件(你养我老、我住到死),然后去登记中心签一份标准合同,合同上什么条件都没有。

如果将来子女不认账,子女就会说:「登记中心那份合同才是法律文件,上面没写条件,我不用履行。」

这个判决把这个说法堵住了:登记用的制式合同,不推翻之前真实约定的条件。

但反过来也要提醒:这个堵法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你能拿出那份「真实约定」。本案能赢,是因为那份《承诺书》写得极其具体:赠与谁、哪套房、保留什么权利、受赠人承担什么义务、违约怎么办、谁来监督。而且有双方签字按印,还有两位长辈作为督查人签名。

如果当初只是口头说「你养我老,房子给你」,没有那份纸,这个官司极可能输。

二、过户不等于送完:附义务赠与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对赠与有一个误解:东西给了就是给了,反悔不了。

大体上是的。赠与是「无偿给予」,法律对赠与人的反悔权限制得很严。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叫任意撤销权。房子没过户、钱没转出去,你可以反悔,撤销就撤销了。

但这条有一个前提:「权利转移之前」。一旦过户了、钱到账了,任意撤销权就没了。

所以本案女儿才敢说「已履行完毕,无权撤销」。

但赠与不是只有一种。法律还规定了两种特殊情况,即使在权利转移之后,也能撤销:

一种是第六百六十三条的法定撤销。三种情形: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另一种是第六百六十一条的附义务赠与。条文是: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附义务赠与的关键在第六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可以撤销。

也就是说,如果赠与是「带条件的」,受赠人不履行条件,赠与人可以撤销——哪怕房子已经过户了。

本案法院认定的正是这个: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赠与,是附义务的赠与。所附义务有两项:一是秦某滋对张某茹尽到赡养与善待义务;二是确保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

这个认定,是从《承诺书》的文字里读出来的,不是猜的。《承诺书》原文写着「受赠人秦某滋郑重承诺:在接受赠与后即承担起对母亲张某茹的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还有「保留自己有生之年在此赠与住房内永久性居住的权利」。

「在接受赠与后即承担」,这句话就是附义务的标志。

所以这个案子的结构是:

赠与(无偿给房)+ 义务(赡养善待、保障居住)+ 受赠人不履行义务(卖房)= 撤销赠与。

这里要澄清一个常见的混淆:附义务赠与,不等于「以赠与换赡养」的交换合同。

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是交换(比如「你给我养老,我把房给你」的对价关系),那可能构成遗赠扶养协议或者双务合同,适用的规则不同。而附义务赠与,本质还是赠与——受赠人不需要支付对价,只是承担了一定的义务。所以它适用赠与合同的一般规则,包括撤销权规则。

实务中怎么区分?看有没有「对价」的意味。附义务赠与的义务,通常远小于赠与财产的价值(一套几百万的房,换一个养老送终的承诺),而且义务往往带有情感、道义色彩。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义务,则是对价性的,而且通常由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承担。

这个区分对当事人有实际影响:如果被认定为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不履行,遗赠人可以解除协议;如果被认定为附义务赠与,则不履行所附义务,可以撤销赠与。两条路的救济效果类似,但程序、举证、期限不一样。

三、卖房那一刻,撤销权就醒了

法院认定「不履行所附义务」的事实依据,只有一件:卖房。

判决书写的是:秦某滋在接受案涉房屋赠与及办理过户后不久,即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案涉房屋,不仅构成对赠与合同所附义务的违反,在「以房养老」日渐成为重要养老方式的背景下,亦侵害了张某茹「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权益。

这段话有两层,值得分开看。

第一层,卖房本身违反了什么义务?

《承诺书》里写的是「张某茹在此住房内永久居住」。房子卖了,新房主要住进来,母亲还能不能「永久居住」?显然不能。所以卖房这个动作,直接摧毁了所附义务中「保障居住」这一项。

注意,这里不需要证明女儿「不孝顺」「打骂」「不给钱」。只要她把房子卖了,居住的保障就没了,义务就违反了。这是一个客观标准,很好证明。

这也是这个判决对类似案件的价值:受赠人往往很聪明,不会明着赶人走,而是把房子卖掉,让新业主来赶。以前这种做法可以规避「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认定,因为可以说「我没不养,我只是卖了房子」。

本案把这个口子堵上了:卖房,就是违反义务。

第二层,「以房养老」这个表述为什么写进判决。

这不是随手加的修辞。判决书特意点出「在『以房养老』日渐成为重要养老方式的背景下」,是在做一个价值判断:

对很多老人来说,房子是唯一的重大财产,也是最后的养老保障。把房子提前给子女,换取晚年有人照顾、有地方住,是现实中极常见的安排。这种安排如果得不到法律保护,等于把老人的最后一道保障拆了。

所以法院在这里不是机械地适用「赠与合同」的规则,而是在衡量:这个交易的结构是什么,谁承担了什么风险,法律要保护谁。

判决还有一句:侵害了张某茹「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权益。

「住有所居」是个政策词,用在判决里,指向的是居住权益。「老有所养」指向的是赡养。两个词合起来,就是这份《承诺书》的全部内容。

这里要补一个非常重要的实务点,也是这个案子最遗憾的地方:居住权没有登记。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居住权是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新增的制度。本案《承诺书》签于2021年2月28日,过户在3月4日——居住权制度刚刚生效两个月。

如果他们当时去办了居住权登记,会怎样?

房子过户给女儿,同时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母亲的居住权。那么女儿再卖房,买家一查登记簿就知道:这套房上有一个居住权,居住权人可以住到去世。这样的房子,卖不出443万,甚至卖不出去。

更重要的是:居住权是物权,可以对抗任何人。就算房子被卖了,新业主也不能赶母亲走。母亲不必打这场官司,也不必担心房子被查封、被执行。

而本案没有登记,母亲手里只有一个「合同上的居住权利」,性质是债权。债权只能对抗合同相对方(女儿),不能对抗善意买房的第三人。所以一旦房子被卖掉、过户给不知情的买家,母亲就只能回头找女儿算账,房子要不回来。

本案之所以能把房子要回来,是因为房子被查封了、还没过户给买家。这是运气,不是制度保障。

所以这一节最该记住的一句话是:

如果你打算把房子给子女、自己保留居住,一定要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居住权登记。光在协议里写「永久居住」,只是一句话;登记了,才是一项权利。

办理方法不复杂:双方签居住权合同,带上身份证、房产证、合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居住权登记,登记完成后在不动产登记簿和权证上记载。居住权可以约定期限(比如终身),一般无偿设立。

这一步花不了多少钱,但它决定了你晚年是不是要看别人的脸色。

四、一年期限:撤销权也会过期

判决书引第六百六十三条时,把最后一句也一起引了: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这一年,是除斥期间,不是诉讼时效。区别很重要:

诉讼时效可以中断、中止、延长,过了时效,权利还在,只是对方可以抗辩。

除斥期间不行。一年过了,撤销权就消灭了,法院不会因为你「不懂法」「一直在沟通」就给你延长。

所以这类案子里,时间点必须掐准。

本案的时间线:2021年5月16日女儿签卖房合同;母亲起诉是在2021年之后(一审判决2021年9月14日,虹口区法院)。从知道卖房到起诉,在一年内没问题。

实务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这个起算点怎么定?

一般从受赠人明确表示不履行、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的时候起算。本案就是签卖房合同那天。如果母亲是几个月后才从别人口中听说房子被卖了,那从听说那天起算——但要有证据证明你是那天才知道的。

这里有一个现实的困境:老人往往不愿意告子女。

一开始是生气,然后是犹豫,然后是「算了,毕竟是我女儿」,然后是亲戚来劝,一年过去了。等真下定决心,撤销权已经消灭。

这个案子里的母亲是幸运的,她在一年内起诉了。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所以给的建议很直白:

第一,发现子女违约(卖房、赶人、不给生活费、不给看病),第一时间书面提出异议——发微信、发短信、寄挂号信,写清楚「我不同意你卖房,我要求你履行承诺」。这一步有两个作用:固定「我已经知道并反对」的时间点;为将来可能的诉讼留下证据。

第二,不要指望「再谈谈」。谈是可以谈的,但谈的同时要把法律动作做起来。撤销权不因为你在谈就暂停。

第三,如果确实不想告子女,那就考虑别的保障方式:把房子留着自己住、立遗嘱而不是生前赠与、设立居住权、或者做遗赠扶养协议。这些方式各有优劣,但共同点是——不把主动权一次性交出去。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本案女儿曾经抗辩,母亲2021年8月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赠与合同》签于3月,那时母亲是有行为能力的,所以合同有效。

这个抗辩法院没有采纳,但不是因为「合同无效」,而是因为「合同有效但可以撤销」。这个区别很关键:

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不用撤销;合同可撤销,是有效但可以被撤销,要在期限内行使撤销权。

所以不能指望「老人当时糊涂了,所以合同无效」这条路。要证明签约时无民事行为能力,难度极高,需要司法鉴定或者生效判决。而主张「附义务未履行,行使撤销权」,举证要容易得多——只要证明义务存在、义务没履行。

这个案子里,母亲一方还有一份材料:2020年9月9日诊断「老年性脑萎缩」,2021年4月8日诊断「认知障碍,冠状动脉支架术后」,2021年8月3日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些材料在法庭上可以说明「老人当时的状态」,但法院最终判撤销,靠的还是「附义务未履行」这条主线。

选对法律依据,比堆证据更重要。

五、给「以房养老」的家庭:能做的四件事

这个案子判了,房子要回来了。但过程里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一场官司、一次查封、女儿赔了买家定金和违约金、母女关系大概也回不去了。

所以更值得说的,是怎么在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

第一件,协议要写细。

本案的《承诺书》能成为定案依据,是因为它写了这些:赠与哪套房(具体到门牌)、保留什么权利(有生之年永久居住)、受赠人承担什么义务(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违约怎么办(可向法院申请裁决)、谁来监督(姑姑姑父,有权代为起诉)。

对照一下常见的写法:「我把房子给儿子,儿子负责养我老。」这句话在法庭上几乎没用——给哪套?什么时候给?「养我老」具体指什么?一个月给多少钱?生病谁出钱?住哪儿?什么算违约?全都没写。

写细的标准是:拿给一个不相干的人看,他能照着执行。

第二件,居住权一定要登记。

前面说过,这是本案最大的遗憾。补一句操作细节:居住权登记要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登记后发不动产登记证明。居住权不能转让、不能继承(除非合同另有约定),期限可以是终身,也可以约定年限。

如果老人已经把房子过户了,还能补办吗?可以,只要现在的产权人同意,双方签居住权合同去登记就行。但这就取决于子女配不配合了——所以最好在过户的当天一起办,那时子女最配合。

第三件,不要一次把全部财产交出去。

本案母亲给的是「唯一住房」,这是最危险的给法。房子一给,她手里就没有筹码了,只能靠女儿的良心和一份协议。

更稳的做法有几种:

一是保留所有权,只给继承权。立遗嘱,写明房子由某个子女继承,但其他子女或者自己保留居住权。遗嘱可以改,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二是部分赠与。比如把房子的一部分份额给子女,自己保留一部分。这样子女要卖房,必须经过你同意。

三是附条件的赠与,条件成就才过户。比如约定「照顾满五年后办理过户」,把时间拉长,观察。

四是遗赠扶养协议。和愿意照顾自己的人(可以是子女,也可以是其他人)签协议:你负责我的生养死葬,我去世后房子归你。这种协议是双务、有偿的,扶养人不履行,可以解除,而且不用等一年除斥期。

第四件,留好证据。

本案能赢,靠的是那份《承诺书》原件、双方签字按印、两位督查人签名。如果只有一份微信里的文字,或者只有口头约定,结果会完全不同。

所以:协议要签纸质原件,一人一份;签字要按手印;最好有第三方见证人签字(本案是姑姑姑父);有条件的话做公证,公证赠与虽然不能任意撤销,但对你主张权利有帮助;转账、看病、日常照顾的记录都要留。

最后说一句不太好听但必须说的话。

这类案子的当事人,几乎都是父母告子女。判完了,房子要回来了,亲情大概也没了。法律能解决的只是房子归谁,解决不了「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真正能避免这件事的,不是打官司的本事,是当初那份协议写得够不够清楚、那项居住权有没有登记、那套房子有没有一次性全给出去。

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第一道。

这个案子最值钱的一句话,是法院对那份制式合同的定性:它只是配合过户的形式,不能否定真实约定。

这句话护住了无数家庭的「口头条件」。父母把房子给子女时说的那些话——你养我老、我住到死、不许卖——只要写进了一份像样的协议,就不会因为登记中心那张填空表格而作废。

但它也划出了一条线:真实约定必须存在,而且必须能被证明。

所以真正的启示是双份的。

对父母:给房子之前,把条件写下来;给房子的时候,把居住权登记上;给房子之后,别把全部身家一次性交出去。三件事做到,晚年的底气就在自己手里。

对子女:接受赠与,就是接受义务。房子过户到名下,不等于可以随便处置。卖房之前想一想,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房子是可以再买的,妈只有一个。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张某茹诉称:其与秦某滋系母女关系,2021年2月28日双方签订《承诺书》,载明张某茹将案涉房屋附义务赠与秦某滋,秦某滋需对张某茹尽到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保障张某茹在案涉房屋内的永久居住权。双方于2021年3月4日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按照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要求签订了格式的《赠与合同》,有关赠与的真实意思仍系《承诺书》中所述。张某茹是快70岁的高龄老人,案涉房屋系其用尽毕生心血购买的唯一住房。从2021年3月发生矛盾后,秦某滋对张某茹置之不理,根本未按照《承诺书》约定履行赡养义务。秦某滋还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迅速将案涉房屋出售。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的《承诺书》及《赠与合同》;

2.撤销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赠与;

3.判令秦某滋协助张某茹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至张某茹名下,并将案涉房屋腾退归还。

被告秦某滋辩称:2020年9月,张某茹经诊断为“老年性脑萎缩”,并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于2021年3月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张某茹与秦某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已于2021年3月履行完毕。2021年8月张某茹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影响此前签订的《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合同》未附义务,且已履行完毕,张某茹无权主张撤销。同时,双方于2021年2月28日签订《承诺书》后,秦某滋已履行了赡养与善待义务,未违反《承诺书》的约定。退一步讲,即使秦某滋违反了《承诺书》的内容,张某茹可以要求秦某滋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不是撤销《赠与合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秦某滋系张某茹与其前夫所生之女。案涉房屋原登记在张某茹名下。2021年2月28日,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承诺书》,载明:“张某滋与秦某茹系母女关系。母亲张某茹自愿将自己名下单独所有的案涉房屋以无偿赠与的方式赠送给与女儿秦某滋,但保留自己有生之年在此赠与住房内永久性居住的权利。受赠人秦某滋郑重承诺:在接受赠与后即承担起对母亲张某茹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张某茹在此住房内永久居住。张某茹与秦某滋母女双方的上述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均应自觉遵守,如有爽约,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决。上述承诺在执行期间,由姑姑秦某甲、姑父路某某兼负督查,有权维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并有权代守约方向人民法院对违约方提起诉讼……”。该《承诺书》下方,张某茹、秦某滋作为承诺方签名按印,秦某英、路某森作为督查方签名按印。

2021年3月4日,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张某茹将案涉房屋赠与秦某滋,并于同日将案涉房屋过户至秦某滋名下。

2021年5月16日,秦某滋(出卖人)与案外人朱某莹(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以总房款443万元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朱某莹。后因本案所涉产权纠纷,案涉房屋被保全查封,无法办理网签及后续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朱某莹遂向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诉讼,该案判决秦某滋返还朱某莹定金、给付违约金及居间服务费损失,该判决已生效。后朱某莹就该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秦某滋已履行给付义务,该案已执行完毕,所涉查封已解除。

关于张某茹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3日作出(2021)京0111民特1124号民事判决,宣告张某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茹另提交诊断证明书、门诊病例等,证明2020年9月9日,张某茹被诊断为老年性脑萎缩。2021年4月8日,张某茹被诊断为认知障碍,冠状动脉支架术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日作出(2023)京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张某茹与秦某滋于2021年2月28日签订的《承诺书》及2021年3月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二、秦某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张某茹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张某茹名下,并于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十日内腾退返还给张某茹。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承诺书》与《赠与合同》关系的认定;二、张某茹主张撤销赠与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案涉《承诺书》与《赠与合同》关系的认定

2021年2月28日,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承诺书》,约定张某茹将案涉房屋赠与秦某滋,但保留有生之年在此房屋内永久性居住的权利,秦某滋承诺接受赠与后即承担其对张某茹的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承诺张某茹在案涉房屋内永久居住。上述《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2021年3月4日,秦某滋与张某茹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案涉房屋过户,并另行签订《赠与合同》,该合同在形式上为制式合同,结合其签订时间,属于配合房屋过户所为的法律行为,不能以此否定《承诺书》的约定内容,张某茹与秦某滋之间就案涉房屋赠与的真实意思及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仍应以《承诺书》约定为准。

二、张某茹主张撤销赠与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前文论述,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赠与应系附义务的赠与。根据《承诺书》的约定,所附义务为秦某滋对张某茹尽到赡养与善待义务,并确保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而根据查明的事实,秦某滋在接受案涉房屋赠与及办理过户后不久,即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案涉房屋,不仅构成对赠与合同所附义务的违反,在“以房养老”日渐成为重要养老方式的背景下,亦侵害了张某茹“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权益,现张某茹主张撤销赠与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以保留房屋居住权利为条件的赠与合同系附义务赠与合同,该合同签订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后,受赠人将房屋擅自对外出售,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赠与所附义务,赠与人主张撤销赠与并返还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号:(2023)京02民初77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8-01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7-2-102-003)。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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