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汪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

一、案情速览

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1 月，湖北某县公安局看守所辅警汪某，利用监区值班巡控的机会，多次给在押的李某海传纸条、通风报信。李某海涉嫌组织卖淫罪。

他做的三件事：代李某海把纸条传到监室外；把「同案犯已经被抓」的消息告诉李某海；把李某海手写的《经营管理合同》转交给关在同一看守所另一个监室的同案犯。

法院认定他同时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最后按前者判一年六个月。理由有两条：辅警虽不在编制内，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后者法定刑有第二档，重罪吸收。

二、裁判要点提炼

看守所辅警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属于「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

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并积极配合伪造证据，同时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无论按择一重罪处断还是按全面评价，都应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论处。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个辅警，三件事

先把时间线和身份说清楚。

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1 月，汪某在湖北省某县公安局看守所当辅警。他的岗位是监区值班巡控——就是在监区里来回走，看有没有异常，防止在押人员自伤、互殴、脱逃。

这个岗位的权限不大，但位置很特殊：他是离在押人员最近的人。

监室里发生什么，他第一个知道。在押人员想传话、想递东西，第一个找的也是他。

李某海，涉嫌组织卖淫罪，关在这个看守所。

汪某为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代李某海向监室外传递纸条。

看守所的规定是明确的：在押人员不得与外界通信息，除律师会见、家属会见（经批准）、办案机关提讯之外，任何物品、信件都要经过检查、登记。

纸条是最原始、也最难查的传递方式。它不经过检查通道，直接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

第二件，把「同案犯已经被抓」的消息告诉李某海。

这条消息的价值，比纸条大得多。

组织卖淫案件，靠的是口供互相印证：谁招揽、谁收钱、谁安排、分成多少。同案犯到案之后怎么说的，直接决定李某海的罪责大小。

知道自己哪个同伙被抓了、什么时候被抓的，就能判断：他可能已经说了什么，我该咬住哪一条、松口哪一条。

这就是串供的起点。

第三件，把李某海手写的《经营管理合同》转交给关在同一看守所、另一个监室的同案犯。

这一件最重。

一份《经营管理合同》，在组织卖淫案件里意味着什么？它可能用来证明「我不是老板，我只是打工的」，或者「这家店是他管的，跟我无关」。

合同是真的还是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把「谁在经营」这个问题，从口供之争变成书证之争。

书证在看守所里是造不出来的，必须从外面递进来，或者由里面的人写、外面的人配合。

李某海手写了一份，汪某负责送过去。

三件事，一件比一件深：从传话，到传消息，到传证据。

2022 年 1 月 13 日，汪某被抓获归案。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

2022 年 6 月 13 日，保康县人民法院判决：汪某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生效。

辅警不是公务员，为什么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算

第一个争点，是主体资格。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主体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汪某是辅警。辅警不是公务员，不在编制内，签的是劳动合同，拿的是工资，干的是辅助工作。

他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吗？

法院的回答是：算。理由引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

这份解释的三类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汪某属于第三类：没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

判决的原话是：汪某身为某县公安局看守所辅警，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依据解释的规定，属于「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关键词是「从事公务」。

什么叫从事公务？不是看身份，是看干的事。

公务有三个特征：一是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二是具有管理性，不是纯粹的劳务；三是依据法律法规或者受委托。

汪某在干什么？监区值班巡控。

这件事的管理性在哪？他在看管在押人员，在维持监区秩序，在防止脱逃、防止串供、防止违禁品流入。

这些是看守所的法定职责。《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的任务是武装警戒看守、管理在押人员的生活和卫生、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汪某在履行其中一部分。他穿的是辅警的制服，干的是看守所的活。

所以他是「从事公务的人」。

这个结论，不是本案独创。实务中早有共识：协警、辅警、协管员、临时聘用人员，只要实际在行使国家机关的职权，就可以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同类的还有：协税员可以构成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受委托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可以构成滥用职权罪；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可以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判断的落点永远是一个：你手上这点权，从哪来，用来干什么。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国家机关里干的纯粹是劳务——扫地、做饭、修水电、开车（不含执行公务），那他不是从事公务，不能成为渎职罪主体。

本案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判决没有把「编制」当回事。

这在实务中很重要。很多被告人会说：我不是正式民警，我没有执法权，我怎么能构成渎职罪？

答案是：你没有执法权，但你有职务便利。

渎职罪惩罚的，不一定是「滥用权力」，更多时候是「利用岗位」。汪某没有权力决定放不放人，但他有能力把一张纸条从 A 监室带到 B 监室。

这个能力，就是他的职务便利。

而且，他恰恰是利用了这个便利去帮人。如果他是外面的人，翻墙进去递纸条，那是另一个罪（可能涉及脱逃罪的帮助犯、或者非法侵入）。

因为他是里面的人，所以适用第四百一十七条。

通风报信，加帮造假：两个罪名怎么选

第二个争点，是罪名。

汪某的行为，同时踩了两个罪。

第一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主体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是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第二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里要注意：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主体是一般主体，谁都可以犯。司法工作人员犯这个罪，从重处罚。

汪某的行为，两条都占了：

通风报信——告诉李某海同案犯已被抓。这是第四百一十七条的典型行为。

转交《经营管理合同》——为伪造证据提供便利。这是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行为。

一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怎么处理？

法院给了两个理由，两个理由都可以独立成立。

第一个理由，择一重罪处断。

比较法定刑：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一档，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两档，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档相同，都是三年以下。但第二档不同：后者可以到十年。

所以后者是重罪。

判决的原话是：无论基于择一重罪处断原则（前者只有一挡法定刑，而二者的第一档法定刑相同，但后者第二档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基于全面评价犯罪行为的考虑，应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论处。

第二个理由，全面评价。

这一条更值得讲。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评价的是「帮人造假」这个行为。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评价的是「利用查禁犯罪的职责，帮犯罪分子躲」这个行为。它评价的范围更宽：不只是造假，还包括通风报信、提供隐蔽处所、提供财物、指路、报信。

汪某做的三件事里，只有第三件是「帮造假」，前两件（传纸条、告知同案犯到案）不在「造假」的范围内。

如果只定帮助伪造证据罪，那前两件事就没被评价。

如果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三件事都在里面。

所以后者的评价更全面。

这两个理由，其实是一条原则的两种表述：当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两个罪名时，如果其中一个罪名的构成要件能涵盖另一个，就按涵盖的那个定罪。

这里还有一个反过来的问题：如果汪某只做了第一件事（传纸条报信）、没做第三件（转交合同），还会不会同时构成两个罪？

不会。因为单纯的通风报信，不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

那时只适用第四百一十七条。

而如果汪某不是辅警、只是李某海的朋友，他从外面托人带话进去，那他不构成第四百一十七条（主体不符），只能按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或者其他罪名处理。

所以「主体」这个要件，在本案里起到了双重作用：既决定了能不能定第四百一十七条，也决定了量刑的档次。

为什么「同案犯被抓了」这条消息最致命

这一节讲串供的机制，因为这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不就是说了句话吗，怎么就成犯罪了？

先说清楚看守所里的信息隔离是怎么回事。

一个案件有多名嫌疑人，法律要求分别关押、分别讯问，目的就是防止串供。

因为口供是最容易被污染的证据。一个人知道别人说了什么，就能调整自己的说法：别人咬他，他就反咬；别人松了口，他就跟着松；别人还没说，他就先编一套。

所以看守所的核心规则之一，就是「不得通风报信、不得传递物品信件」。

汪某传的第一条消息是：同案犯已经被抓。

这条消息看起来是「已知事实」，因为人被抓了，迟早会知道。但在时间上，它极其关键。

侦查初期，嫌疑人往往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他可能以为同案犯跑了、以为没人指证他、以为可以咬死不说。

这时候告诉他「人都抓了」，等于告诉他：你的防线已经被人从旁边突破了。

接下来他会怎么想？

第一个念头：他们说了什么？

第二个念头：我得跟他们说的一致。

第三个念头：怎么才能一致？

于是就有了第三件事：把《经营管理合同》递到另一个监室。

这份合同，是给同案犯看的。它要传递的信息是：你按这个说，就说这家店是某某经营的，我们只是打工。

一份书证，可以把口供的方向定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判决把「转交合同」认定为「为伪造证据、串供提供便利」。

串供不一定需要见面。一份文件、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以。

而看守所的在押人员之间，本来是绝对隔离的——不同监室、不同放风时间、不同通道。汪某的工作，就是在这道隔离墙上开了一个口子。

这道口子一开，前面所有的隔离措施都失效了。

这里还可以补一句：为什么法律对这个罪规定得这么重（情节严重可以到十年）？

因为它的危害不是「一个人少判了几年」，是「整个案件的证据体系被污染了」。

一个案子被污染，可能牵出一串：同案犯的供述要重新取、书证要重新鉴定、已经批捕的要重新审查。严重的，整个案子办不下去。

而污染一旦发生，很难逆转。因为你说不清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串出来的。

所以立法把「通风报信」本身规定为犯罪，不等结果发生。

这一点很重要：本罪是行为犯，不要求「真的帮人逃掉了」。

汪某传了消息、递了合同，即使李某海最后还是被判了刑，汪某的罪也成立。

判决没有讨论「李某海有没有因此轻判」，因为不需要讨论。

一年六个月，轻还是重

判一年六个月。法定刑是三年以下，一年六个月在中段偏下。

为什么不是更重？有三个从轻因素。

第一，时间短。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1 月，前后不到两个月。不是长期经营的关系。

第二，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这是法定从宽情节。

第三，没有牟利。判决没有认定他收钱。

为什么不是更轻（比如拘役、缓刑）？有三个从重因素。

第一，他是执法人员。看守所的辅警，职责就是防止这类事情发生。他不但没防，自己动手干。

第二，行为有递进。从传纸条，到传关键消息，到转交书证。这不是一时糊涂，是一步步深入。

第三，涉及的案件重。李某海涉嫌的是组织卖淫罪，不是小偷小摸。

三个从轻、三个从重，折下来一年六个月，是合理的。

这一节还要说清楚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以为「情节严重」才判三年以上，本案为什么不认定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在实务中一般看：多次通风报信、帮助多名犯罪分子、帮助重刑犯、造成犯罪分子脱逃或者案件无法追诉、收受财物数额大等。

本案：多次（是的，多次传纸条）；帮助一名犯罪分子（是一个案子里的多名同案犯，但不是多个案子）；没有造成脱逃；没有收钱。

所以够不上「情节严重」，在三年以下量刑。

如果李某海真的因此脱逃，或者案子因为串供而无法起诉，那就会跳到三年以上。

这里有一个对家属的提醒，非常实际。

很多家属在看守所外面，最想做的事就是「递句话进去」：告诉他家里没事、让他别乱说、让他咬住。

这些话，在情感上可以理解。在法律上，风险很大。

对家属：如果你托人传话、递物品，可能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者包庇罪。

对受托的人：如果是看守所工作人员、律师、办案人员，可能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徇私枉法罪。

本案的汪某，就是「受托的人」。

真正合法的沟通渠道只有三条：律师会见（可以谈案情、谈法律，但不能传话串供）、家属会见（判决生效后，按规定）、写信（要经过检查）。

除此之外，任何「帮忙带句话」，都是在给自己和别人添罪。

两张纸条、一句「人都抓了」、一份手写的合同。三件事，一年六个月。

四句话记住这个案子：

一，有没有编制，不影响是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看的是干的事，不是签的合同。辅警、协警、协税员，只要在行使国家机关职权，就是渎职罪主体。

二，一个行为踩两个罪名，按能涵盖的那个定。 通风报信加帮造假，前者评价更全，就按前者。第二档法定刑更重，也是同一个方向。

三，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纸条，是消息。 「同案犯被抓了」这一句，能让整套口供重新排列。串供不需要见面，一份文件就够。

四，本罪不要求真逃掉。 传了、递了，罪就成立。结果只影响量刑。

最后说一句这个岗位的分量。

辅警的工资不高，权限不大，在社会上常常被当成「临时工」。

但他站在那道墙的门口。墙里面是隔离，墙外面是自由。他手上那点便利，恰恰是这道墙最薄的地方。

墙薄不要紧，只要守着的人不动。

他一动，整面墙就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