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杜某某徇私舞弊不征税款案

一、案情速览

周某某用二十万拿到一家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公司三次增资到七千万，他那百分之二十值一千四百万，增资时一分钱没出。后来他准备以一千二百万转让，得知溢价要缴个税，送给税务分局股长杜某某五万元。

杜某某负责纳税评估。他明知有溢价，只安排下属做例行查账，既不深入调查，也不向领导报告，最终国家少收个人所得税一百五十六万元。他还在两年多里十三次收受他人财物三十九万五千一百二十元。

法院认定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受贿罪，数罪并罚执行七年。争议在两个地方：他「什么都没做」怎么构成犯罪；损失到底按一千二百万算还是八百万算。

二、裁判要点提炼

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整体上属于不作为犯罪，但其徇私舞弊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税务工作人员在纳税评估中已掌握溢价线索，故意不告知下属、不安排深入核查、不向领导报告的，属于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徇私舞弊。

计算徇私舞弊不征税款造成的税款损失，应当以纳税人已经实现的实际所得额为基础。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变更登记、所得已经实现的，以实际取得部分扣除原实际出资额及相关税费计算应纳税额。

三、赵律师点评

二十万的股权，一千二百万的转让价

先把这笔股权交易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因为后面所有的争议，都建立在这几个数字上。

周某某是江苏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东。最初，他以二十万元取得了公司价值二百万元的百分之二十股权。

这是一笔典型的「低价入股」：公司值二百万，他出二十万，拿百分之二十，对价是匹配的。

后来公司先后三次增资，注册资本做到七千万。周某某那百分之二十，对应价值一千四百万。

关键的一句在这里：周某某在公司增资时均未实际出资。

也就是说，公司从二百万长到七千万，他没往里投过一分钱。他手上那百分之二十，是靠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自身积累撑起来的。

这件事在民事上有争议——其他股东可以要求他补足出资，公司可以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但在税法上，它是另一件事。

2009 年前后，周某某准备把股权转让出去，价格一千二百万。至案发时，受让人已经支付了八百万，还有四百万没付。

一千二百万减去二十万，差额一千一百八十万。这是他的股权转让所得。

按个人所得税法，财产转让所得适用百分之二十的比例税率。一千一百八十万的百分之二十，是二百三十六万。

他要缴二百三十六万个税。

2009 年 6 月，周某某知道了这件事。他得知转让股权的溢价部分要缴个人所得税，于是做了一件事：送给时任宜兴市地方税务局某税务分局某股股长的杜某某五万元。

送钱的时候，他把股权转让溢价的情况也说了，要求杜某某「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上提供帮助」。

这句话说得很客气。翻译过来是：想办法让我不缴、少缴。

杜某某收了钱。

他做了什么？判决写得很克制：明知周某某转让股权存在溢价，不认真履行职责，仅安排相关人员对某机械公司财务账面情况进行例行检查，既未对此作深入调查，也未将此情况向领导报告。

三个动作：安排例行检查、不深入调查、不向领导报告。

第一个是做了，后两个是没做。

结果是：至案发时，国家税收损失一百五十六万元。

案发后，周某某向宜兴市人民检察院补缴了这 156 万。

这里要停一下，说清楚杜某某的岗位为什么关键。

他是税务分局一个股的股长，负责对辖区内的企业和个人进行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是什么？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申报情况的审核、分析、判断。它不是稽查，没有强制手段，但它是最前端的筛查：申报的数据对不对、有没有明显异常、要不要移交稽查。

股权转让个税，恰恰是最依赖纳税评估的税种之一。

因为它是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你转让了股权，你自己去申报，自己算税，自己缴。税务局不主动查，你就缴了；你不申报，税务局不知道。

谁知道？辖区专管员、评估岗。他们能看到工商变更信息、能看到企业报表的变化、能发现「股东换人了但没申报个税」。

本案的线索，是周某某自己送上门的——他不但送了钱，还主动说明了溢价情况。

也就是说，杜某某不是「没发现」，是「知道了但不查」。

这一个区别，决定了罪与非罪。

他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构成犯罪

这是本案第一个争点，也是最容易想不通的地方。

杜某某没有伪造税务文书，没有涂改账簿，没有出具虚假的完税证明，没有在系统里做任何操作。他只是「没有深入调查」「没有向领导报告」。

什么都不做，怎么是犯罪？

判决的说理，先给了这个罪一个定位：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整体上属于不作为犯罪。

不作为犯罪，是指法律要求你做、你没做，造成后果。它的成立要三个条件：有作为义务、有能力履行、没有履行。

杜某某的作为义务从哪来？

《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收税款，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税务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还有内部规程：纳税评估岗的职责，就是发现疑点、核实疑点、提出处理意见。

这些义务是法定的、职务的。不是「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有能力履行吗？有。他是股长，可以安排人查账，可以向领导报告，可以移交稽查。

没有履行吗？没有。他安排的是「例行检查」，不是针对溢价的核查；他知道情况，但不告诉下属，也不报告领导。

三个条件齐了，不作为成立。

但判决往下走了一层，这一层才是真正的技术点：

「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整体上属于不作为犯罪，但其徇私舞弊行为却有作为形式与不作为形式之分，作为形式包括虚假税务登记、涂改帐簿、伪造纳税凭证、擅自减少应纳税数额等，不作为形式包括该查不查，隐瞒不报征管过程中发现的疑点等。」

这段话把「不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的行为方式」分开了，很多人在这里绕不出来。

第一层，整个罪是不作为犯。因为它的结果是「应征未征」，这个结果是通过「不征收」实现的。

第二层，实现「不征收」的手段，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你把应纳税额改小，是作为。你该查不查，是不作为。两种手段，同一个结果。

为什么这个区分重要？因为它影响证据的收集方向。

如果控方只能证明「不征税」这个结果，那被告人可以说「我不知道有这笔税」。

但如果能证明「他知道，并且刻意不查、不报」，那主观故意就固定了。

本案的证据链，正是围绕「他知道」来搭的：

周某某送钱时告知了溢价情况——他知道。

他安排下属去公司查账——他有条件查。

他不把情况告诉下属——他刻意让查的人不知道查什么。

下属没发现疑点，他也不提示进一步核查——他让「没发现」变成结果。

这四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不作为方式实现不征税」的过程。

判决的结论是：杜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以不作为形式实现其不征税款目的，符合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的特征。

这里还可以补一句实务观察：这类案件最难证明的，不是「没征税」，是「明知」。

因为「不征税」的结果，可能来自疏忽、可能来自业务不熟、可能来自人手不足。这些都只是行政责任，不是犯罪。

区分点就在「徇私」——有没有收钱、有没有受人之托、有没有得到好处。

本案有五万元，还有十三次共三十九万五千一百二十元的受贿事实。

这些钱，把「疏忽」的辩解堵死了。

损失算八百万还是一千二百万

第二个争点更细，但它直接决定刑期。

周某某转让价一千二百万，案发时实际收到八百万，还有四百万没付。

那么国家少收的税，是按一千二百万算，还是按八百万算？

按一千二百万算：一千二百万减二十万，等于一千一百八十万；乘百分之二十，等于二百三十六万。

按八百万算：八百万减二十万，等于七百八十万；乘百分之二十，等于一百五十六万。

差八十万。

这个差额直接影响量刑档次：损失一百五十六万和二百三十六万，在「重大损失」和「特别重大损失」的界线上，位置不同。

法院采用了八百万。理由写得很清楚：

「周某某转让股权至本案案发时实际取得转让款 800 万元，尚有 400 万元未实际取得。根据涉及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缴纳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作变更登记，且所得已经实现的，转让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案中，周某某转让所得已经实现 800 万元，以该款扣除周某某实际投入的 20 万元的差额来计算周某某应纳税所得额更为客观、合理，故周某某实际造成国家的税款应扣除其未取得的 400 万元应纳税额部分，实际损失为 156 万元。」

这段话的逻辑是三段。

第一段，确定计税基础。 财产转让所得的计税依据是「收入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收入实现了多少，就按多少算。

第二段，判断「实现」的标准。 判决引的规定是：合同履行完毕、股权已变更登记、所得已经实现。三个条件。

本案股权已经变更登记，合同部分履行，钱付了八百万。那八百万是「已实现」，四百万是「未实现」。

第三段，结论。 已实现的部分产生纳税义务，未实现的部分暂不产生。所以损失按八百万算。

这个算法，在税法上叫「收付实现制」的思路在财产转让所得里的应用。

但要小心：这不是说四百万永远不用缴税。

等那四百万收到了，纳税义务照样产生，照样要缴。只是在本案立案时，它还没实现，所以不计入「已经造成的损失」。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渎职罪的经济损失，算到立案时为止。

这一点，本批第八篇的玩忽职守无罪案讲得最透：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损失，才算损失；立案前已经挽回的，不算。

本案用的是同一个逻辑：立案时已经实现的所得，才算应税所得；还没实现的，不算。

两个案子，一个讲「损失算到立案时」，一个讲「所得算到立案时」，其实是一条规则的两面。

这里还可以展开一个实务问题：如果周某某一直不收那四百万呢？

比如双方约定，剩下的钱五年后再付，或者干脆不付了、解除合同。

税法上的处理是：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转让行为已经完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至于钱收不收得到，是民事问题，不影响纳税义务。

这一点判决专门写了一段：

「根据税务机关的相关规定，个人终止投资行为，从被投资企业或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取得股权转让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扣除原实际出资额及相关税费，为应纳税所得额。本案中，周某某转让所得为 1200 万元，原实际出资额为 20 万元，未缴纳相关费用，两者之间的差额应缴纳个人所得税，至于周某某对其他股东或债权人是否负有缴纳出资义务，属民事法律范畴问题，并不影响其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这段话回答了一个很常见的误解：我没实际出资，凭什么按全部溢价缴税？

答案：因为税法看的是「你取得了多少收入、原来的成本是多少」，不看「你对公司有没有欠出资」。

你二十万入股，一千二百万转让，赚了一千一百八十万，这一千一百八十万就是所得。

至于你当初该出的增资款没出，那是你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债务，另算。

十三次，三十九万五千一百二十元

杜某某还有一笔账：2008 年 9 月到 2010 年年底，他利用职务便利，在纳税评估、税收征管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十三次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三十九万五千一百二十元。

十三次，两年多，平均两个月一次。

这不是偶发，是常态。

受贿罪和保护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它的成立不要求「办了事」，只要求「收了钱、承诺办事」。

本案两个罪的关系，要说清楚。

有人会问：他收钱是为了不征税，这不是一个行为吗？为什么定两个罪？

因为这是两个行为、两个故意、两个法益。

收五万元，是为了周某某这一笔税——这是受贿。

另外十三次三十九万多，是为其他人办的其他事——这也是受贿，但是另一批事实。

不征税款，是利用职权让国家少收一百五十六万——这是渎职。

渎职罪保护的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受贿罪保护的是职务廉洁性。两者不能互相吸收。

这一点，和本批第六篇放纵走私案的数罪并罚逻辑一样：收钱是一个行为，放走是另一个行为，两个法益，两个罪。

但要注意一个区别：如果收钱和渎职是「一一对应」的，比如收了周某某五万、只为周某某不征税，那这五万能不能被渎职罪吸收？

不能。因为受贿罪的成立，不要求渎职结果发生。收了钱没办成事，一样是受贿（未遂或者既遂，看承诺）。

而渎职罪的成立，不要求收钱。没收钱但徇私情，一样是渎职。

两个罪的构成要件不重合，所以并罚。

量刑：不征税款罪判三年，受贿罪判六年，并罚执行七年。

为什么受贿判得比渎职重？因为三十九万多的数额，在受贿罪里属于「数额巨大」，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而渎职造成一百五十六万损失，属于「重大损失」，法定刑三年以下。

这里有个反直觉的地方：国家损失一百五十六万，判三年；个人收三十九万，判六年。

原因是两个罪的量刑结构不同。渎职罪的法定刑整体偏轻，这是立法选择——渎职犯罪的行为人往往不是为了自己获利，主观恶性相对小。但一旦涉及权钱交易，就进入受贿罪的评价体系，量刑立刻上去。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很多渎职案件，最后判得最重的往往是受贿那部分。

这类案子是怎么被发现的

最后一节讲发现机制，因为这一节对普通人最有用。

本案的起点，是 2011 年 3 月 8 日，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在未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对宜兴市地方税务局有关人员以涉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立案侦查。

注意这句话的两个细节：根据群众举报；未确定犯罪嫌疑人。

第一个细节说明，这类案件的入口往往是举报。

第二个细节说明，检察院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干的，只是知道「税务局有人在这件事上放水」，于是对整个单位立案，然后在调查中发现杜某某。

这在实务中叫「以事立案」。它的意义是：很多渎职案件，举报人只能提供「事」，提供不了「人」。

杜某某在接受调查过程中，主动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徇私舞弊不征税款、受贿事实。

这句话也很关键：他交代的是「尚未掌握」的事实。所以他的受贿部分，构成自首。

这也是为什么受贿三十九万多，判了六年——数额巨大档的起点是三年，六年已经在中段，如果没有自首，可能更高。

对普通人来说，这个案子能提供三条实用信息。

第一，举报偷税有奖，而且有明确渠道。

《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各地的举报奖励办法都规定，举报偷税、骗税、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一般是追缴税款的一定比例，各地不同。

举报渠道：12366 纳税服务热线、税务机关举报中心、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

第二，举报税务人员徇私舞弊，走的是另一条路。

税务人员不征税款、少征税款、通风报信、泄露举报人信息，属于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归监察委管。

举报渠道：12388 纪检监察举报电话、当地监察委。

第三，举报人的信息受保护。

《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并按照规定给予奖励。泄露举报人信息的，要承担责任。

但现实中的保护不完美。如果举报的是本单位、本辖区的税务人员，风险更高。这种情况下，越级举报、异地举报、匿名举报，都是可行的选择。

最后说一句这类案件的经济意义。

一百五十六万，对一个县的税收来说不算大。但它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股权转让个税，是个人所得税里流失最严重的税种之一。

因为它是自行申报的，因为工商变更和税务申报之间没有强制联动，因为很多转让是「阴阳合同」——报一个低价，实际收一个高价。

堵这个口子，靠的不只是税务人员的职业操守，还有信息共享：工商变更信息推送给税务、银行流水比对、不动产登记联网。

这些基础建设做起来，个人的操守就没那么重要了。

反过来说，制度有漏洞、又有人在漏洞上收钱，损失就不是一百五十六万，而是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常态。

二十万入股，一千二百万转让，赚一千一百八十万。缴两百三十六万的税，是这笔生意应有的一部分。

五万元送出去，一百五十六万税收没进来。中间那个人，什么都没做。

四句话记住这个案子：

一，不作为也是舞弊。 该查不查、隐瞒不报、不告知下属、不报告领导，四步连起来，就是「以不作为方式实现不征税」。

二，损失按已实现的所得算。 收了一千二百万是收入，收到八百万也是收入。立案时收到多少，就按多少算损失；没收到的那部分，等收到了再缴。

三，没出资不影响缴税。 二十万成本、一千二百万收入，差额就是所得。该补的出资是民事债务，跟个税是两回事。

四，渎职和受贿并罚。 一个行为破坏征管秩序，一个行为玷污职务廉洁，两个法益，两个罪。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最值得记住的话。

杜某某没有伪造一张纸。他只是把知道的咽了下去，把该查的跳了过去，把该报的压了下来。

每一个动作都是「不做」。

可正是这些「不做」，让一百五十六万从国家的账上，安静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