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邢某徇私枉法案

一、案情速览

2015 年 11 月 16 日晚，天津滨海新区，薛某因感情纠葛，指使三个人用砖头把周某的保时捷卡宴砸了——后挡风玻璃、副驾驶后车门玻璃、后车框、后车门，多处损坏。鉴定价值九千一百零四元。

案子到了新北派出所。所长邢某主动过问，暗示办案民警「谨慎处理」，随后直接插手：不予受案、不予立案、不调取证据、不对车损做司法鉴定，直接找周某调解，让她接受赔偿后结案。薛某等四人当时逃脱了刑事责任。

邢某还有一起旧事：2012 年，他受请托，帮一起赌资一百余万的赌博案从刑事降格为行政，还协助制作了内容虚假的行政处罚卷宗。法院认定徇私枉法罪，情节严重，判五年六个月；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不成立。

二、裁判要点提炼

司法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罪，为使他人不受刑事追究，不履行法定职责，对该立案的案件不予立案、不依法调取证据、不进行司法鉴定，直接以调解结案的，构成徇私枉法罪。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包庇、纵容对象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共同实施的组织外犯罪，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认识到对方系违法犯罪组织的，不构成本罪。

三、赵律师点评

一辆被砸的车，四处损坏，九千一百零四元

2015 年 11 月 16 日晚上，天津滨海新区工农村立交桥附近。

薛某和周某有感情纠葛。当晚，薛某指使陈某、华某、张某三个人，拿着砖头，把周某开的一辆保时捷卡宴砸了。

砸的是哪些地方？周某在半个月后第一次接受询问时说得清清楚楚：车的后挡风玻璃、副驾驶后车门玻璃、副驾驶后车框、副驾驶后车门被砸了。她还加了一句：车损估计五万元。

当晚出警的民警把双方带到了新北派出所，明确向主办民警孙某告知了车辆多处被砸的事实。

后来鉴定，被损坏部分价值九千一百零四元。

九千一百零四元这个数，看着不大。但它跨过了一条线。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是五千元。九千一百零四元，够了。

而如果只砸了一块玻璃、只蹭掉一块漆，几百块钱，那就是治安案件，拘留几天、赔钱了事。

所以这辆车被砸之后，案子往哪走，取决于一个技术动作：车损鉴定。

做了鉴定，九千一百零四元，刑事案件，该立案、该侦查、该追诉。

不做鉴定，只有被害人一句「估计五万元」，没有证据支撑，可以当纠纷调解。

本案的所长邢某，选择的是不做。

判决书里的动词用得很准：不予受案、不予立案、不依法调取证据、不依法对车辆损失进行司法鉴定、直接找周某进行违法强制调解。

五个「不」，加一个「强制」。

结果是：周某违背意愿接受了对方的赔偿，案子结了。薛某等四人，当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要停一下，说清楚一件事：调解本身不是坏事。

轻伤害案件、轻微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赔偿到位、被害人谅解，法律是允许从宽处理的，甚至可以不起诉。这是修复性司法的思路，没问题。

问题在于「强制」两个字。

周某愿意调解吗？判决说「迫使周某违背意愿接受对方赔偿」。

她为什么不愿意？可能因为砸车的人是薛某指使的，而薛某是什么人，她清楚。可能因为她知道自己拿到的赔偿不够修车。也可能因为她想追究对方的责任。

不管哪种，一个派出所所长没有权力替她决定「这事就这么了了」。

更关键的是，调解的前提是事实清楚、性质明确。

连车损多少都没鉴定，凭什么判断这是治安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凭什么判断可以调解而不是必须立案？

没有鉴定，就没有判断的基础。没有判断的基础，就直接调解，等于跳过了整个法律适用的过程。

这就是徇私枉法罪里那个「枉法」的具体形态——不是收了钱，不是打了人，是该做的动作一个都没做。

所长的一句话，怎么让案件停下来

这一节讲证据，因为这个案子的定罪，几乎全部建立在证人证言上。

邢某不承认。他说自己只是过问了一下，没有干预。

法院认定了三组证言。

第一组，被害人周某。她陈述了砸车的时间、地点、部位，以及车损估计五万元。

第二组，出警民警于某等人。他们证实：当晚把双方带到派出所，明确向主办民警孙某告知了车辆多处被砸的事实。

第三组，也是最关键的，主办民警孙某。

孙某的证言有两句话，是全案的支点。

第一句：周某的车被砸之后很短时间内，邢某作为派出所所长，主动向他询问车辆被砸案件的相关情况。

第二句：如果没有邢某干预、调解，他肯定会对该案依法受理、取证；邢某作为派出所一把手想调解案件，他就左右不了案件的进程了。

第二句话很朴素，但它说出了基层办案的真实结构。

一个派出所，所长是一把手。案件怎么办、往哪个方向办、要不要立案，所长说了算。主办民警可以提意见，但决定权不在他手上。

所以「所长想调解」这五个字，本身就带有强制性。不需要明说「不许立案」，只需要说一句「这个案子你们慎重一点」，办的人就懂了。

判决用了「暗示」这个词：主动过问案件并暗示办案民警要谨慎处理，后直接插手该案办理。

暗示，然后是直接插手。这是两步。

第一步是打招呼，让办案的人知道领导的态度。

第二步是自己上手，把关键动作按住——不立案、不取证、不鉴定，然后亲自出面调解。

为什么第二步必须亲自做？因为调解要双方签字，要制作调解协议，要结案。这些动作，办案民警不敢做，也不愿意做。

所长亲自出面，事情就办成了。

这里有一个法理上的点，值得展开。

徇私枉法罪的实行行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写的是：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三种行为：枉法追诉、枉法不追诉、枉法裁判。

本案是第二种：对明知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

「包庇」在这里不等于藏起来、送走、给钱。它的表现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

该立案不立案，是包庇。该取证不取证，是包庇。该鉴定不鉴定，是包庇。该移送不移送，是包庇。

这一点，很多人不理解：什么都不做，怎么也犯罪了？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做什么」是法定义务。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应当迅速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

《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不是道德要求，是职责。职责不履行，造成后果，就是渎职。

而徇私枉法罪比一般渎职更重，因为它多了「徇私」——为了私情、私利。

本案的私是什么？判决没有明说邢某得到了什么好处。他可能就是碍于情面，可能就是不想惹麻烦，可能就是和薛某有关系。

但「徇私」不要求查实具体利益。为了亲情、友情、面子、人情，都算。

这一点在实务中很重要：很多被告人辩称「我一分钱没拿」，这不影响徇私枉法罪的成立。拿了钱是受贿，没拿钱但徇了私情，一样是徇私枉法。

本案还有一个细节：邢某是主动过问的。

案子刚发生，被害人还没来找，他就去问主办民警了。这个「主动」，是主观明知的重要佐证——如果不知情、不关心，为什么要主动过问？

判决用了这四个字：「足以证实」。

足以证实什么？证实邢某在明知薛某等人砸周某的车可能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仍然不评估、不鉴定、不履职，调解结案，致使四人逃脱追究。

明知可能涉嫌犯罪——这是主观要件。

不评估、不鉴定、调解结案——这是客观行为。

两者一接，罪就成立了。

请托发生在别人办完之后，还能不能算

邢某还有一起旧事，比砸车案早三年。

2012 年 11 月 8 日晚，北塘派出所查了辖区一家养狗场里的赌场，现场抓获参赌人员二十余名，缴获赌资一百余万元。

一百余万赌资，二十多人，这已经是刑事案件——赌博罪的追诉标准远低于这个数，开设赌场罪更不用说。

案发后，邢某接受了王某的请托，转头向时任北塘派出所所长刘某、警长钟某请托，三个人一起预谋：把这个刑事案件降格为行政案件处理。

具体怎么做？不按法定程序立案调查，不对涉嫌犯罪的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把大部分赌资发还。

邢某还做了一件事：协助制作内容虚假的行政处罚卷宗。

结果是：王某等十几名涉案人员，逃避了刑事追究。

辩护人的意见很技术：邢某的请托行为，发生在刘某、钟某的徇私枉法行为既遂之后，与他们的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他主观上没有徇私枉法的故意，不构成徇私枉法罪。

这段话的意思是：事情是刘、钟两个人办的，邢某只是事后打了个招呼，办都办完了，还能算他一份？

这个抗辩点，在共同犯罪案件里很常见：后加入的人，能不能为前面的事负责？

法院的认定是：邢某在明知该案系刑事案件的情况下，协助制作内容虚假的行政处罚卷宗。

这一句，把抗辩打掉了。

为什么？因为「协助制作虚假卷宗」不是事后的请托，是事中的参与。

一个刑事案件要降格成行政案件，不是一句话就能办的。它需要一套完整的材料：受案登记、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款收据、卷宗装订。

这些材料必须看起来像真的。赌资要写成「赌资较少」，参赌人员要写成「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理的依据要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而不是刑法。

做这套材料，需要有人懂业务、有人能签字、有人能把卷宗归档。

邢某当时是什么职务？判决没有明说他在 2012 年的职位，但他能向所长、警长请托，并且能参与制作卷宗，说明他在这个圈子里有位置。

所以不是「事后打招呼」，是「一起把假账做圆」。

共同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参与全过程。只要有共同的故意、有分工、有协作，就成立。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点：徇私枉法罪的既遂时点，是什么时候？

辩护人说「既遂之后」，隐含的判断是：枉法行为在作出不立案决定的那一刻就完成了。

但判决的认定是：这个行为一直持续到卷宗制作完成、案件以行政处罚结案。

从刑事转行政，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瞬间。

只要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参与其中的人就是共同行为人。

两起事实放在一起看，邢某的行为模式完全一致：

2012 年，把刑事案件降格成行政案件，让十几个人逃掉。

2015 年，把刑事案件调解成民事纠纷，让四个人逃掉。

一次是赌场，一次是砸车。一次是降格，一次是调解。手法不同，效果一样：让有罪的人不受追究。

这就是为什么法院把两起事实放在一个案子里审——它们不是两次偶然，是一贯的做法。

为什么没有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这是本案最值得讲的一节，因为控方指控了两个罪，法院只认定了一个。

公诉机关认为：薛某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陈某、华某、张某是成员。邢某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这个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且情节严重。

如果这个罪成立，加上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刑期会重得多。

法院没认定。理由写得很细。

先看这个罪的构成。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09〕382 号）：主观方面要求必须是出于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仍对该组织及其成员予以包庇，或者纵容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即可认定本罪；至于行为人是否明知该组织系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这段话有两个层次，要分清。

第一个层次：不需要明知「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点要求很低——法律不要求一个派出所所长能准确判断某个团伙够不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

第二个层次：需要明知「这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这一点要求不低——你得知道对方是一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两个层次合起来：知道是个干坏事的团伙就行，不必知道它在法律上叫什么。

本案卡在哪？

法院查明：保时捷车辆被砸案，是薛某与周某感情纠纷引发的案件，而且这个案子已经被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为薛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外犯罪行为」，并非有组织犯罪。

「组织外犯罪」这四个字是关键。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也会干和组织无关的事。薛某和周某有感情纠葛，指使人砸她的车，这是私人恩怨，不是组织行为——不是为了组织的利益，不是为了维护组织的势力范围，不是为了确立组织的非法控制。

它只是几个人一起打了个砸车的事。

那么邢某当时知道什么？

他知道薛某、华某等人在 2015 年参与了砸车。这一点他明确知道，否则不会主动过问。

但他知不知道这几个人属于一个「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

判决的答案是：现有证据不能证实。

为什么不能证实？因为砸车这件事本身，看不出组织性。

四个人，因为一个女人的感情纠纷，拿砖头砸了一辆车。这个场景，和街头任何一起寻衅滋事没有区别。

没有证据显示，邢某在处理这个案子时，掌握了薛某团伙开设赌场、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的其他材料。

也没有证据显示，薛某在请托时，是以「组织」的名义、为了「组织」的事。

所以主客观对不上：客观上，他包庇的是组织成员；主观上，他包庇的是一个砸车的私人纠纷。

法院的表述是：不能仅因为包庇、纵容对象系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多人实施的共同犯罪，就当然认定包庇、纵容者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应当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出发，严格依据证据判断行为人主观上认知可能性。

这段话，是对一种常见办案思路的纠正。

那种思路是：既然这几个人后来被认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那么当时包庇他们的人，就是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是用结果倒推主观。

但刑法要求的是行为时的主观状态，不是事后根据组织定性反推。

这个区分，在实务中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刑期。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般情节是五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五年以上。

徇私枉法罪，一般情节是五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两罪的量刑区间接近，但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庇护犯罪组织，一个是枉法办个案。

本案最后按徇私枉法罪判了五年六个月，走的是「情节严重」那一档。

如果再加上包庇纵容黑社会，并罚下来可能在七年以上。

所以这一节的现实意义是：不是所有「包庇了黑社会成员」的行为，都构成「包庇黑社会」。

五年六个月，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最后一节算刑期。

徇私枉法罪有两档：一般情节，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案判五年六个月，走的是第二档。所以要回答：为什么是「情节严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徇私枉法罪的情节严重，列了几种情形，其中一种是：徇私枉法，致使犯罪的人逃避追诉，情节严重的。

本案致使谁逃避了追诉？

第一起，王某等十几名参赌人员，赌资一百余万。

第二起，薛某等四人，其中薛某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其余多人为成员。

第二起的分量，比第一起重得多。

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因为一起砸车案被放过，之后继续开设赌场、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直到后来被另案处理。

这个后果，不是「一个人少判了几年」，是「一个组织多存在了几年」。

法院认定情节严重的另一个依据是：邢某的行为致使薛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与多名成员逃避刑事法律追究。

不是一个人，是「组织、领导者与多名成员」。

所以五年六个月，是在五年到十年这个区间里，偏下的位置。

为什么偏下？因为有一些从轻的因素：没有证据显示他收受贿赂，到案后对基本事实有供述，两起事实中的第一起是受人之托、并非主动。

但也没有更轻的空间：他是一所之长，是主动过问、直接插手，是用「调解」这种看似合法的方式掩盖枉法，而且不止一次。

这里要说清楚一个容易被误解的点：认罪态度好，在渎职案件里的作用有限。

因为渎职案件的危害后果是客观的——案子已经黄了，人已经跑了，组织已经壮大了。这些后果不会因为被告人认罪而消失。

所以这类案件的量刑，主要看三个东西：后果有多重、行为有多主动、有没有牟利。

本案：后果重（放走了黑社会头目）、行为主动（主动过问、直接插手）、没有牟利（至少没有证据）。

三样加一起，五年六个月，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果。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的现实意义。

一个派出所所长，要让一起刑案消失，不需要伪造证据，不需要威胁证人，不需要收买鉴定人。

他只需要不做三个动作：不立案、不取证、不鉴定。

三个「不做」，就把九千一百零四元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几千块钱的民事纠纷。

这就是渎职犯罪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作为，只需要不作为；不需要造假，只需要不查；不需要对抗法律，只需要让法律停下来。

而停下来之后，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有调解协议，有赔偿款，有结案报告，卷宗整整齐齐。

只有那个被砸了车的人知道，事情没有解决。

一辆保时捷，四处损坏，九千一百零四元。这个数字不大，但它跨过了一条线。

所长的一个暗示、五个「不」、一次强制调解，就把这条线抹掉了。

四句话记住这个案子：

一，不做也是枉法。 该立案不立案、该取证不取证、该鉴定不鉴定，都是「包庇」的具体形态。渎职犯罪最常见的形态不是乱作为，是不作为。

二，不鉴定就没有判断。 车损决定罪与非罪，鉴定是法律适用的前提。跳过鉴定直接调解，等于跳过整个法律。

三，包庇黑社会要「知道」是组织。 不必知道它在法律上叫什么，但要知道它是一个干坏事的团伙。成员的组织外犯罪，不能反推包庇者构成此罪。

四，徇私不要求拿钱。 为情面、为人情、为省事，都算徇私。一分钱没拿，一样构成徇私枉法。

最后说一句那辆车。

它被砸的那天晚上，四个砸车的人、一个被砸的人、一个所长，都在派出所里。

按程序，接下来应该是：受案、立案、鉴定、侦查、移送。

实际发生的是：调解、赔偿、结案。

中间少掉的每一步，都是一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有一个具体的人在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