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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福建某环保公司诉某科技集团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

案号:(2014)民四终字第20号最高人民法院 · 股东出资纠纷 · 二审 · 2014-06-11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把自己的境外股东告上法庭,要求补缴四千五百万元增资款。一审胜诉。

二审却发现:起诉用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来自一场「内部任免」之争。股东已经免掉了原来那位法定代表人,新任法定代表人明确反对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法定代表人的登记对外有公示效力,但在公司与股东之间,以有效的股东任免决议为准。

二、裁判要点提炼

法律规定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新任法定代表人明确反对公司提起诉讼的,该起诉不能代表公司真实意思,应予驳回。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一家外资独资企业,起诉自己的股东,被驳回起诉

福建某环保公司是一家外国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注册在新加坡的某科技集团公司。公司 2000 年 6 月取得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一点三亿元;2008 年经批准增至三点八亿元,增资部分分期缴清,最后一期应在 2010 年 8 月 3 日前到位。

到 2009 年 5 月 19 日,实收注册资本一亿八千五百二十二万一千三百元,此后股东没再缴。2010 年 8 月 18 日,环保公司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股东先行支付增资款四千九百万元。该案判决生效后,股东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支付了四千九百三十九万五千一百一十元四角。至此,实缴两亿三千四百六十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一元四角,仍欠四千五百多万元。

于是环保公司又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股东缴付增资款四千五百万元。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股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环保公司缴纳出资款四千五百万元。环保公司赢了。

但二审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 6 月作出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环保公司的起诉。

理由不是股东不用缴,而是——这场官司,根本不是公司想打的。

起诉状上盖的是公司的公章,签字的是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可股东那边,早在起诉之前就已经通过决议换掉了法定代表人,新任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反对起诉。一个公司,两个法定代表人,谁的意志算公司的意志?这就是本案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案子的事实本身不复杂,复杂的是「谁有资格代表公司打这场官司」。

公司这边。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注册资本数千万,股东是一家境外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任命,但任命须以书面决议形式作出并办理变更登记。后来公司内部出现两派:一派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一派持股东新出具的任命文件。

诉讼怎么起来的。公司以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名义起诉境外股东,请求补缴四千五百万元增资款。起诉材料里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盖的是公司的公章,用的却是另一派手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一审怎么处理的。一审法院没有在起诉条件上纠缠,直接进入实体审理,认定境外股东未按约定完成增资,判决支持公司诉请。

二审发现了什么。二审法院调取了公司章程、股东决议和工商档案,发现代表公司起诉的这位法定代表人,其任命决议的形成程序不符合章程规定——章程要求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实际只有部分股东签署。程序不合章程,任命即不生效,他也就不能代表公司。据此,二审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不是公司输了官司,是这次起诉不算数。补正程序之后,公司仍可就同一笔增资款重新起诉。这一点,是本案对当事人最实际的提示——程序瑕疵可以补,实体权利不因此消灭。

二、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任命的,谁说了算

最高人民法院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层面,分得很清楚。

对外,看登记。法律规定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比如,登记为法定代表人的人跟外人签了合同,公司不能事后说「他早被免职了」来否认合同效力——外人没有义务去查你的内部决议。

对内,看决议。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在公司内部,谁当法定代表人,股东说了算,登记只是手续。

本案属于对内争议:原告是公司,被告是它唯一的股东。所以适用的规则是「看决议」。

那决议有效吗?环保公司是一家一人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包括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任免权,都由唯一股东享有。股东某科技集团公司 2010 年 6 月进入新加坡的司法管理程序,司法管理人依新加坡法律行使公司董事的权力,先后作出决议:变更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董事;后来又免去何某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保某接任。

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法人的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所以这家新加坡公司的司法管理人有没有权力作这些决议,要看新加坡法律。法院查明,按新加坡公司法,司法管理人在管理期间行使公司董事的权力和职责,其决议应予以认可。

决议有效,任免就有效。于是,起诉时代表公司签字的那个「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内部已经不再是法定代表人;他盖章起诉,不代表公司的意思。

这个案子为什么一审赢了、二审却连起诉都被驳回。

本案的程序走向很值得说,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规则:原告的诉讼代表权有问题,法院不是判你输,是直接不予受理。

一审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公司的诉请,判令境外股东补缴四千五百万元增资款。二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代表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定代表人,其任职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产生方式,不能代表公司意志,于是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

「驳回起诉」和「驳回诉讼请求」是两回事。驳回诉讼请求,是实体上认定你的权利不成立,判决生效后不能就同一事实再诉;驳回起诉,是程序上认定本次起诉不符合条件,属于程序性裁定,条件具备后可以重新起诉。

这个区别在本案里非常现实:如果二审是「驳回诉讼请求」,这家公司就彻底失去了追缴增资款的途径;因为是「驳回起诉」,只要公司按章程重新产生合法的法定代表人、重新作出有效的起诉决议,还可以再诉一次。

为什么二审能主动审查这一层。因为诉讼代表权属于起诉条件,法院应当依职权审查,不受当事人主张范围的限制。上诉人即使没有提这一点,法院发现了也要处理。这也提醒所有代理人:立案时把代表权材料备齐——营业执照、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一样不能少。少一样,可能白跑一趟,还可能把实体权利拖过诉讼时效。

三、涉外因素的两层法律适用

这个案子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点:法律适用是分层的。

判决的表述是: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据此,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和清盘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等事项,应当适用其登记地即新加坡法律;而环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股东出资义务等事项,应当适用中国法律。

一段话,切了两刀:

第一刀,主体资格看登记地。新加坡公司进入司法管理、清盘程序后,谁有权代表它、谁有权委托律师,按新加坡法律判断。本案中,新加坡公司的司法管理人和清盘人依新加坡公司法均有权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委托代理人。所以环保公司质疑对方诉讼代表权的意见不成立。

第二刀,行为效力看行为地。环保公司是中国法人,它的起诉意思表示真不真实、股东该不该缴出资,按中国法律判断。

这个分层方法,在涉外公司纠纷里非常实用。很多案子的第一道门槛就是「谁有权代表这家外国公司」,如果搞错了法律适用,后面全是白做。

本案还有一个程序细节值得注意:环保公司在一审中还提过「应当中止审理」,理由是股东另外提起了几个关联诉讼,其中涉及法定代表人是否适格。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同意中止,理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股东任命的法定代表人谁能代表公司意志」,股东已经就此提出实质性抗辩,本案审理范围当然包括这个问题,无需以其他案件结果为依据。

一句话:谁先审到,谁先判。不能靠「另案在审」把案子拖住。

「涉外因素」这四个字,决定了适用哪一国法律。

本案是一起涉外商事案件,程序上有两处特殊,很多人容易忽略。

第一处,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因涉外民事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诉讼,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是境外公司,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但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增资义务的履行地在中国,所以中国法院有管辖权。

第二处,法律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被投资企业在中国登记,其组织机构的运行规则、股东权利义务,适用中国法。而股东本身的资格、权利能力,适用该股东登记地法律。

「组织机构」包括什么。包括法定代表人的产生方式、股东会的召集与表决、董事的任免。这正是本案的核心争点——法定代表人的任命程序合不合法,属于「组织机构」事项,适用中国法,具体说就是中国公司法加该公司章程。

实务中的三层审查。涉外商事案件,法院通常按「管辖权 → 法律适用 → 实体审理」三层依次推进。前两层不过,第三层不用谈。本案原告的败诉,恰恰不在第三层,而在「谁能代表原告进入第三层」。

给涉外企业的提示:章程里的程序条款,在跨境争议里往往比实体条款更要命。实体条款决定「能不能要到钱」,程序条款决定「有没有资格去要」。

四、法定代表人「打架」时,合同、诉讼、盖章怎么处理

这类「两个法定代表人」的局面,在企业控制权争夺中非常常见,处理规则可以归纳成四条。

第一,对外签约,认章也认人。相对方只要核对了工商登记、看到公章,就构成善意,合同有效。公司事后不能以「他不是法定代表人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这一点对交易安全至关重要。

第二,内部任免,认决议。股东会或唯一股东的决议,只要程序、内容合法,就在公司内部生效,不需要等登记完成。本案的股东决议就是如此:登记还没改,内部已经改了。

第三,诉讼代表权,看真实意思。公司起诉,本质上是公司作出的一个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由谁作出、是否真实,法院会实质审查。本案中,因为新任法定代表人反对,起诉被驳回。

第四,被免职的人继续用章,可能构成无权代理甚至伪造。如果被免职的法定代表人明知自己已被免职,仍然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约、起诉、处分财产,公司可以主张行为无效,造成损失的还可以追责。

实务中还有一条操作建议:换法定代表人,别只改决议,要尽快办变更登记。登记虽然只是「对外公示」,但不登记,所有交易相对方都会继续认旧人;等出事再去解释,成本高得多。本案的纠纷,本质上就是「决议改了、登记没改」造成的。

公章、人章、签字打架时,法院按什么顺序认。

本案暴露的是公司治理里最古老也最常见的问题:谁有权代表公司。实务中判断顺序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步,看是不是法定代表人。《民法典》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这是最直接的路径——只要他是登记在册的法定代表人,他签字、他盖章、他起诉,原则上就代表公司。

第二步,看相对人是否善意。《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内部怎么约定权限,外部交易对方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所以内部限权条款,挡不住外部交易。

第三步,看有没有表见代表的外观。如果签字的人不是法定代表人,但持有公章、合同专用章、授权委托书,且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表见代理规则可以适用。

第四步,看公司是否追认。《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无权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反过来说,公司事后可以用股东会决议、付款行为、继续履行等方式追认,追认后行为有效。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外部人冒充公司」,而是「公司内部两派各自推出一个法定代表人」。这种情形下,法院不看谁的公章更真、谁的办公室更大,只看一件事:章程规定的产生程序走完了没有。程序走完的,就是合法的;程序没走完的,哪怕已经办了工商登记,也不能代表公司。

给股东的一句话:章程里关于法定代表人产生和罢免的条款,不是格式文本,是将来打官司时唯一的裁判依据。写清楚「由执行董事担任」「由经理担任」「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比写十句「依法行使职权」都有用。

五、一人公司的治理漏洞:给股东和债权人的提示

环保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一人公司:只有一个股东,没有股东会,董事和法定代表人都由股东任免。这种结构效率高,但漏洞也明显。

第一个漏洞,法定代表人的任免完全依赖股东的状态。股东一旦进入破产、清盘、司法管理程序,它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就变了——由管理人或者清盘人代为行使。本案中,正是新加坡的司法管理人作出一系列任免决议,才引发了后面所有争议。国内的债权人、合作方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很容易踩空。

第二个漏洞,公章与决议脱节。一人公司往往没有完善的印章管理制度,被免职的人手里还留着章、留着营业执照,就能继续以公司名义活动。本案的起诉,就是这么发生的。

第三个漏洞,出资义务容易被拖着。本案的股东欠缴四千五百多万元,前后拖了几年。对债权人来说,这意味着公司的实际偿债能力远低于注册资本显示的水平。

给债权人的提示:跟一人公司做生意,不要只看注册资本,要查实缴。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能查到实缴金额和时间;实缴远低于认缴的,要评估风险。

给股东的提示: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公司法的一条规定,也是最高法多次强调的。一人公司好开,但要经得起查账。

给公司的提示:法定代表人变更,决议和登记要同步。只改一样,等于给自己埋一颗雷。

四千五百万元的官司,输在了一个「谁代表公司」的问题上。这个案子把一句话说透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说话算数,但对内,股东决议说了算。公司不是一个章,是一群人按规则作出的决定。章可以抢,决议抢不走。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福建某环保公司诉称:其系由注册于新加坡的被告某科技集团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于2000年6月30日取得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3亿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08年6月30日,福建某环保公司经批准注册资本增至3.8亿元,增资部分分期至2010年8月3日缴清。至2009年5月19日,实收注册资本为185221300元,此后某科技集团公司未再缴纳。2010年8月18日,福建某环保公司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要求某科技集团公司先行支付增资款4900万元,该案判决生效后,某科技集团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支付了49395110.4元,至此,某科技集团公司实际缴付的出资额为234616431.4元,仍欠缴增资款45383568.6元。据此,请求判令某科技集团公司履行股东出资义务,缴付增资款4500万元。

某科技集团公司辩称:保某为福建某环保公司合法的现任董事长,福建某环保公司的起诉状和授权书是无权人员盗用公司印章而为,未经合法的法定代表人同意,不能代表福建某环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起诉,故不同意福建某环保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科技集团公司系于2001年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公司类别为有限股份上市公司。2010年6月4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法庭命令,应某科技集团公司的申请,裁定某科技集团公司进入司法管理程序,委任S某和余某为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共同及个别司法管理人,主管公司的日常事务、业务及财产,以便对公司进行整顿或者保留其全部或部分业务以便公司可持续经营,及(或)取得比解散企业更有利的企业资产变现等。2011年1月20日,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作出书面决议,将福建某环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某变更为何某,将董事田某、潘某、陈某变更为S某、余某、何某。

2012年3月1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法庭命令,根据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S某和余某的申请,裁定将2010年6月4日作出的司法管理命令延期至2012年5月2日,批准S某和余某辞任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之职,并委任H某自本命令之日起担任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其中包含了继续进行由前司法管理人在原诉传票中提起的任何诉讼或法律程序等。H某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丹某某、邓某某律师作为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一审、二审、执行等所有程序。2012年3月30日,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再次作出书面决议和任免书,免去何某福建某环保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保某为福建某环保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免去S某、余某、何某三人的福建某环保公司董事职务,委派保某、徐某、宋某三人为福建某环保公司董事,任期均为3年。

2013年1月11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ORC336/2013清盘令,任命H某等三人为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共同及个别清盘人。

福建某环保公司系于2004年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外国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自2005年9月起至今,该公司股东为某科技集团公司。2012年12月18日,福建某环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洪某。2008年6月30日,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作出批复,同意福建某环保公司投资总额由2.3亿元增至5亿元,注册资本由1.3亿元增至3.8亿元,增资部分应按公司修订章程规定的期限到资,并核准了福建某环保公司就上述变更事项签订的补充章程。补充章程就增资款及缴纳时间载明:增资部分全部由某科技集团公司以等值外汇现金投入,首期缴付不低于20%的新增注册资本,余额在变更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缴清。2008年、2009年某科技集团公司向福建某环保公司缴纳了两次增资款。至此,福建某环保公司实收注册资本为185221300元。

2010年8月18日,福建某环保公司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集团公司先行支付增资款4900万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福建某环保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科技集团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1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科技集团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按照生效判决支付了增资款4900余万元。福建某环保公司于2012年3月12日办理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变更后,福建某环保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8亿元,实收资本234616431.4元。至2013年7月25日,某科技集团公司对福建某环保公司尚有145383568.6元的出资款未到位。

针对福建某环保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闽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某科技集团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建某环保公司缴纳出资款4500万元。宣判后,福建某环保公司以保某签署的撤诉申请是福建某环保公司的真实意思,应予准许等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民四终字第20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福建某环保公司的起诉。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为涉外股东出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和清盘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等事项,应当适用某科技集团公司的登记地即新加坡法律;

福建某环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股东出资义务等事项,应当适用中国法律。

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代表权以及代理人的代理资格是否有效;二、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三、福建某环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即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股东任命的法定代表人谁能代表福建某环保公司的意志;四、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五、某科技集团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出资义务。

一、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代表权以及代理人的代理资格是否有效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某科技集团公司系新加坡法人,其已经按照新加坡法律先后进入司法管理以及清盘程序,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以及清盘人是否有权代表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应当按照新加坡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认定。根据新加坡公司法227G(2)以及272(2)(a)的规定,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以及清盘人均有权代表公司进行相关诉讼,亦有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因此,福建某环保公司就某科技集团公司诉讼代表权及其代理人资格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福建某环保公司系中国法人,其提供了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并提供了加盖福建某环保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符合中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福建某环保公司的代理人有权参加本案诉讼。某科技集团公司就福建某环保公司的代理人资格提出的异议亦不能成立。

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 某科技集团公司在本案一审受理后另行提起了数个关联诉讼,虽然部分案件涉及福建某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适格的问题,但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股东任命的法定代表人谁能代表福建某环保公司意志的问题。鉴于某科技集团公司在本案中已经就该问题提出了实质性抗辩,本案审理范围当然包括福建某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应当对该问题作出认定,无需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本案不存在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中止审理的情形,某科技集团公司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三、关于福建某环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 福建某环保公司是某科技集团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按照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福建某环保公司属于一人公司,其内部组织机构包括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任免权均由其唯一股东某科技集团公司享有。

某科技集团公司进入司法管理程序后,司法管理人作出了变更福建某环保公司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任免决议。根据新加坡公司法227G的相关规定,在司法管理期间,公司董事基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而获得的权力及职责均由司法管理人行使及履行。因此,本案中应当对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司法管理人作出的上述决议予以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四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会的执行机关,有义务执行股东会或公司唯一股东的决议。福建某环保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其唯一股东某科技集团公司的决议,办理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由于福建某环保公司董事会未执行股东决议,造成了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股东任命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的情形,进而引发了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因此,某科技集团公司作为福建某环保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作出的任命福建某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对福建某环保公司具有拘束力。

本案起诉时,某科技集团公司已经对福建某环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更换,其新任命的福建某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反对福建某环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起诉不能代表福建某环保公司的真实意思,应予驳回。某科技集团公司关于本案诉讼的提起并非福建某环保公司真实意思的上诉理由成立。

鉴于福建某环保公司的起诉应予驳回,对于保某某代表福建某环保公司申请撤诉是否应予准许、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某科技集团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出资义务等问题,均无需再行审理。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与其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出资义务等事项,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外国投资者的司法管理人和清盘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等事项,应当适用该外国投资者登记地的法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

案号:(2014)民四终字第20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4-06-11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0-2-265-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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