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刘某某诉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场所的经营者责任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二〇一九年十月四日,五周岁的刘某某随父母购票进入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的场馆游玩。监护人在《切结同意书》上签字,其中载明六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须有父母陪同等内容。刘某某在自由区活动后进入高空极限逃生项目底层跳台区域。
该项目底层跳台距气垫一点四米,气垫高一点八米。跳台区域墙面张贴的《高空极限逃生风险告知书》载明禁止未满七周岁未成年人体验,但该内容分散在众多条款之中。工作人员在刘某某犹豫时双手托举其腋下并小幅摆动后松手,刘某某落在气垫上翻转受伤,构成十级伤残。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场馆赔偿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四点五元。法院认为,场馆对年龄限制的告知未达具体、充分、有效程度,工作人员未阻止低龄儿童体验并实施托举抛下行为,属瑕疵作为,应承担百分之七十五的赔偿责任;监护职责不因格式条款而免除,存在监护失职可相应减轻场馆责任。
二、裁判要点提炼
极限运动场馆内各项目的风险等级、活动方式、注意事项各不相同,经营者应针对性地予以特别提示,而非格式化、形式主义的一般提示;对于年龄限制等重要内容,须通过醒目、有效的渠道传达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陪同人,确保风险告知达到具体、充分、有效的程度。
经营者责任的范围和程度与其风险防范能力相适应,风险防范能力又与专业知识经验、服务对象特点及项目危险程度密切相关;对低龄消费者,经营者应进行风险评估、严格执行准入门槛、采取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扩张解读监护职责,据此免除自身责任。
三、赵律师点评
五岁的孩子,被教练「托」下了跳台
这个案子读起来让人难受,但它的说理非常细,细到每一秒、每一厘米。 二〇一九年十月四日中午,五周岁的刘某某跟父母买了两大一小三张票,进了一家叫「极限」的蹦床馆。孩子第一次来,只知道入场有身高限制,不知道里面的高空极限逃生项目有年龄门槛。 监控把过程记得清清楚楚:十二点二十一分,前台工作人员举手示意看屏幕,家长看了十几秒就回头办手续;十二点二十三分,签《切结同意书》;十二点二十八分进热身区,跟着做了四十秒热身;十二点二十九分听工作人员讲安全法则;接着进自由区,在一张蹦床上玩;十二点四十四分,上台阶进入极限逃生项目底层跳台区域。 十四点四十五分二十二秒,刘某某第一个走到凌空起跳点;几秒后,工作人员双手托住他两侧腋下,小幅摆动,松手。孩子落在气垫上,向左侧凹陷处翻转;十四点四十六分十三秒,工作人员跳到气垫上;十四点四十六分四十四秒,把孩子抱离。 诊断是左肱骨髁上骨折,累及骨骺,构成十级伤残。 场馆的抗辩有几层:签了《切结同意书》,里面写了风险自担;项目墙上贴了《风险告知书》,写了禁止未满七周岁;孩子是自己手撑气垫才受伤;家长在旁边拍视频、还喊「加油」,监护失职。 法院判场馆承担百分之七十五,赔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四点五元。这个比例,值得一层一层拆开看。 把关键时间点摆出来,能看出场馆的流程哪里断了。 十二时二十一分,前台工作人员举手示意看屏幕,家长看了十余秒就回头办手续;十二时二十三分,轮到刘某某方办理,监护人签《切结同意书》;十二时二十五分办好手续;十二时二十八分进热身区,做了约四十秒热身;十二时二十九分二十秒,工作人员引导观看《安全法则》并讲解,三十五秒后讲解结束;随后进入自由区;十二时四十四分四十秒,上台阶进入极限逃生项目底层跳台区域;十四时四十五分二十二秒,刘某某首个走到凌空起跳点;十四时四十五分五十七秒,工作人员双手托举其两侧腋下、小幅摆动后松手;十四时四十六分十三秒,工作人员跳到气垫上;十四时四十六分四十四秒,把孩子抱离气垫。 这段监控的价值,在于它把「有没有告知」变成了可验证的事实。家长看了十余秒屏幕——够不够?讲解只有三十五秒——够不够?从进入跳台区到起跳只有四十余秒——来不来得及看懂?法院正是用这些秒数,否定了场馆「已充分告知」的主张。 另一个细节:气垫最初采购规格是九米长、六米宽、一点六米高,事发前已加高到一点八米。加高本身不是错,但它说明场馆有能力改造设施——这反过来削弱了「我们没法做得更多」的抗辩。
告知义务的三个标准:具体、充分、有效
法院没有说场馆「没有告知」,而是说「告知没达到标准」。这三个标准是本案最实用的部分。 第一个,具体。场馆里的项目不止一个:蹦床、极限逃生、滑梯,风险等级完全不同。用一份笼统的《切结同意书》覆盖所有项目,不行。判决书说得很直接:同意书里写的「受伤风险」和「设施」,按文义应理解为整个场馆内不确定的风险,并不针对某一特定设施,提示内容是笼统的、原则性的,缺乏针对性。 第二个,充分。场馆答辩时引用了一句「教练无法控制您的身体」,说已经提示过。法院查出来,这句话来自《蹦床安全法则》,跟高空极限逃生项目不是一回事——判决书用了四个字:张冠李戴。用A项目的提示,去覆盖B项目的风险,等于没提示。 第三个,有效。这一条最要命。年龄限制写在跳台区域墙上的《风险告知书》里,中英双语,第6项,「禁止年龄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体验本项目」。写得挺清楚,可是:它贴在跳台区域的墙上,只有走到那儿才看得见;它夹在众多条款中间,不突出、不醒目;从入场到事发,没有任何渠道把这个信息传给监护人。 法院的结论是:告知方式缺乏有效性,未产生实际效果。 这三条标准,可以套用到所有场所:告知要针对具体项目,不能一纸通吃;告知内容要与实际风险对应,不能张冠李戴;告知要真正到达有决定权的人手里,不能贴在没人看的角落。 安全保障义务,其实是三层义务叠在一起。 第一层,告知义务。把风险说清楚:有哪些项目、各自什么风险、哪些人不能玩、要注意什么。告知的标准是三性:具体、充分、有效。 第二层,防护义务。用设施和管理把风险降下来:护栏、软包、缓冲垫、限流、人员配比、准入核验。防护是硬功夫,做没做一看便知。 第三层,救助义务。出了事,及时施救、及时送医、及时报告。救助不及时,会把「意外」变成「损害扩大」。 三层义务,对应三种过错:告知不足(本案:年龄限制贴在角落);防护缺失(本案:未审查准入、未阻止体验);救助瑕疵(本案:工作人员托举抛下,本人就是危险源)。三层全失,责任自然重。 再说与有过失的比例怎么定。法院看四个因素:双方过错的程度;原因力的大小;危险源的归属;避免成本的高低。本案判七五,是因为危险源完全在场馆一侧,而监护人只是「未及时制止」,属于消极的不作为。 最后说格式条款。《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五百零六条两条叠起来,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但要注意:条款无效,不等于签字的动作没意义——它能证明你被告知过风险,从而影响过错比例。
「消极不作为」和「瑕疵作为」:两种过错叠加
法院把场馆的过错拆成了两块,这个拆法很有讲究。 第一块,消极不作为——该拦没拦。 场馆自己定的规矩是未满七周岁禁止体验,这是它自己的准入标准。可孩子从进入跳台区域到准备起跳,中间只有四十多秒,这四十多秒主要用来观看安全视频,现场工作人员没有做动作示范,也没有任何审查、阻止。 法院的判断是:场馆已经预见到低龄儿童参与存在极高风险,工作人员却有规不依,未告知、未提示、未审查、未阻止,存在明显过错。「有规不依」这四个字,比「没有规定」更重。 第二块,瑕疵作为——帮了倒忙。 工作人员说自己是「协助」,怕孩子姿势不对,两手轻托腋下,反复确认着落点。法院不认这个说法:所谓「协助」,实际是将孩子凌空「投放」于气垫上;在凌空高度、轨迹、落点方面均由工作人员考虑和把控,此过程中工作人员处于绝对的主导、支配地位,孩子自身难以发挥能动作用。 这几句话,把「帮忙」和「支配」分开了。帮忙是辅助,决定权在对方;支配是替代,决定权在己方。一个五岁孩子站在一点四米高的跳台上,被人抱着荡出去,他能决定什么? 场馆自己开会总结时说了一句话,被写进了判决:教练其实没有必要抱着孩子将孩子放下去,如果不抱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这句话,等于自认了因果关系。 所以场馆想用「孩子手撑气垫」切断因果链,法院不采:既不能排除着气垫时损害即已发生,也不能排除工作人员举动及气垫因素对损害的影响。当一个行为已经开启了危险源,后面受害人本能的反应,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准入、告知、看护,场馆的三道关,缺一道就是过错。 第一道,准入关。年龄、身高、体重、健康状况的限制,要在售票、入场、项目入口三个位置核验。本案只在跳台墙上贴了一张纸,等于没有准入。 第二道,告知关。每个项目一份独立告知书,写清动作要领、禁止事项、年龄限制、可能的伤情;由监护人签字确认,且要有工作人员口头讲解。告知的对象是有决定权的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是孩子本人。 第三道,看护关。配比要够、站位要对、动作要规范。本案工作人员站在起跳点,却没做动作示范、没做审查阻止,还实施了托举,三个问题同时存在。 再说免责条款的效力。《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五百零六条: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两份条文叠起来,场馆的「风险自担、放弃索赔」基本无效。 但要注意:免责条款无效,不等于告知义务白做。告知能证明你提示过风险,能影响过错比例,只是不能完全免除责任。
家长的监护责任,能不能被格式条款放大
这是本案最有社会意义的一段。 场馆的抗辩逻辑是:同意书里写了「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父母或监护人陪同」,家长在场却没制止,属于监护失职,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场馆责任。 法院承认了一半,否定了一半。 承认的一半:监护人确实有过错。根据监护人的认知水平和社会经验,应当能认识到项目有风险;孩子出现紧张、畏惧表情,工作人员又采取托举动作时,家长没有制止,存在监护失职,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场馆责任。这就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与有过失。 否定的一半:场馆不能把「监护人陪同」扩张解释成「监护职责全部转移」。判决书查了事实:两名监护人都已入场,并未脱离孩子的活动区域;监控还显示,场馆设施多为单人依次使用,同批次等候的孩子不少,也没达到「一大一小」的比例。 关键在于最后一句:将「监护人陪同」乃至监护职责进行扩张性解读,属不当加重监护人责任、免除自身责任的情形,相应格式条款及免责声明均属无效。 这一句,戳破了很多场馆的通行做法:签一份免责书,写满「风险自担」「放弃索赔」,然后该做的防护一样不做。法律的态度很明确: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义务,不能用一张纸换掉。格式条款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一律无效。 再看那份《切结同意书》的内容:责任豁免、权利放弃、风险承担、赔偿责任放弃。名字就叫「同意书」,实质是免责书。这类文件在司法实践中,能证明「你告知过有风险」,但不能证明「你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告知是义务的一部分,不是义务的全部。
带孩子去玩高风险项目,两边各该怎么做
给家长的六条。 第一,先看年龄和身高门槛,别信「都能玩」。门口的海报、墙上的告知书、购票页面,都要看;看不到就问,问完让对方指给你看。 第二,别签完字就走。签字前把《切结同意书》读完,特别是年龄、身高、陪同要求那几行。签了不等于免责,但签了说明你被告知过。 第三,孩子说怕,就停下来。本案孩子在起跳点犹豫、后退,工作人员仍在「帮助」。犹豫就是信号,这时候叫停,比事后打官司有用一万倍。 第四,别让工作人员「抱着放下去」。任何需要成年人施加外力才能完成的动作,都意味着孩子还没准备好。 第五,留证据。买票记录、现场照片、监控位置、工作人员胸牌、当天的告知书照片。出事之后再回去拍,往往已经换了。 第六,受伤后先固定事实。调监控(很多场馆七天内覆盖)、保存病历、记下在场工作人员姓名。 给场馆的五条。 一是准入标准要「挡在门口」,不是「贴在墙角」。年龄、身高、体重限制,应当在售票、入场、项目入口三道关分别核验,而不是只在跳台墙上贴一张纸。 二是告知要分项目。每个项目一份独立的告知书,写清动作要领、禁止事项、年龄限制,让监护人在项目入口签字确认。 三是员工培训要落地。本案工作人员既没阻止低龄儿童,又实施了托举,两个错都在执行层。制度写在纸上,不培训等于没有。 四是别用免责书代替防护。护栏、软包、缓冲垫、人员配比、监控覆盖,这些才是实打实的义务。 五是事故处置要有流程。立即施救、保留监控、报告、配合调查,一样都不能少。处置得当,能减轻责任;处置混乱,会加重责任。 场馆端的风险控制,可以从四件事做起。 一是分级管理项目。把场馆内的项目按风险分成高、中、低三档,高风险项目单独设入口、单独告知、单独配人、单独设年龄与身高门槛。本案的极限逃生属高风险,却和低风险蹦床共用一套告知,这是根子上的问题。 二是把准入做成「硬关卡」。手环分色、系统拦截、入口核验,让不符合条件的人根本进不去。只靠一张纸、一句口头提醒,等于没有门槛。 三是员工培训与授权边界。明确哪些动作可以做(扶、护、引导),哪些绝对不可以(抱、托、抛、推)。本案工作人员「托举抛下」,就是越过了辅助的边界。 四是保险。公众责任险加场地责任险,保额建议不低于每人一百万。一场十级伤残的赔偿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一级伤残可能上百万;保费相比赔偿,几乎可以忽略。 给家长的最后一条:孩子说怕,就带他下来。没有任何一次体验,值得用一次骨折去换。
场馆说「我告知了」,法院问的是「告知到了谁、什么时候、看不看得见」。一张贴在跳台墙角的纸,挡不住一个五岁孩子被抱起来的手。安全保障义务不是一份文件,是一道必须有人守着的门。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刘某某诉称:2019年10月4日,刘某某(2014年出生)与父母购买两大一小的票进入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设的“极限JUMP”场馆游玩。当天系其首次体验,仅知道入场有身高限制,不知其中的高空极限逃生项目有年龄要求。入场前大厅播放的视频及刘某某家长签署的告知书中均未针对这一项目。刘某某在参加高空极限逃生项目时,刘某某之母距离3米,无法真切看到其表情。刘某某曾后退两步,表明其不愿体验,事发时也未双手打开,工作人员仅予安抚而未教授正确的姿势。该设施高度超过3米,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明知禁止7周岁以下孩子体验,却未告知刘某某的监护人,还违反操作守则,在刘某某犹豫害怕之际仍粗暴地将其抛下。刘某某摔下一刻因受伤疼痛而哭喊不止,立即被家人送往医院,当日住院行肱骨内固定术,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给刘某某及其家庭造成极大损害,应赔偿刘某某医疗费7,922.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交通费200元、残疾赔偿金147,230元、护理费32,000元、营养费3,600元、鉴定费2,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198,352.60元的75%及律师费20,000元,共计168,764元。
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辩称:事发当天刘某某一家进入场馆后,前台工作人员引导其观看大厅的两块屏幕,一块循环播放安全视频,一块为“专家提醒”的文字页面。此后,刘某某方自愿签署《切结同意书》,该材料中有提示运动风险、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须有父母陪同以及规范自身行为、自动放弃索赔权利等内容。刘某某一家购票进场后,工作人员引导进行热身并讲解安全法则、告知注意事项,之后刘某某通过台阶进入活动区,台阶上有提示标语。身高达到1.1米的客人均可游玩,1.1米至1.3米的孩子需由家长陪同。刘某某首先进入自由区,在低风险的蹦床上活动,之后进入高风险的极限逃生区域。该项目模拟消防逃生演练,底层跳台距气垫1.4米,气垫高1.8米。底层跳台须年满7周岁才能体验,更高的跳台需年满12周岁。这一规定只出现了在跳台墙上张贴的《高空极限逃生风险告知书》中。
刘某某体验前,教练用手势引导观看安全视频,同时讲解风险告知书中的教学内容,并告知身体平躺气垫上、不要手或脚撑地。然后刘某某进入起跳点,起跳点及气垫上均有指示标志。当时刘某某父母在气垫边,刘某某母亲在拍视频。因刘某某徘徊犹豫,始终不敢,教练担心其因害怕紧张而致姿势不对,故在刘某某请求及其家长同意下进行了帮助,两手轻托刘某某腋下,反复确认着落点,让刘某某身体打开平躺着落在气垫上。但刘某某落到气垫后由于紧张害怕,基于身体本能反应用手撑了气垫才导致手部受伤。刘某某受伤后,教练立即上前询问并提供了必要的急救措施。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的设施安全,在刘某某进场的所有过程中均告知了运动风险,进行了多项提醒,整个流程符合业内安全服务标准,刘某某自由落体时教练还弯下腰、降低身段、伸长手臂,进行了辅助,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该项目的安全法则明确说明运动有风险、教练无法控制体验者的身体,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刘某某自甘风险,是刘某某自身违反了动作要求,且刘某某方签署同意书,放弃了起诉或索赔的权利。刘某某本不属于涉案项目的体验对象,且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教练其实没有必要抱着刘某某将其放下,如果不抱就不会发生本次事件,但刘某某也失去了挑战自己成长的过程。因此事后,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针对本案事件开会总结,还是鼓励教练遇到同样不敢挑战却又想尝试的孩子寻求帮助时加以帮助。因为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开馆宗旨是让成人释放压力、让孩子释放天性。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体育行业的从事者,努力参加到国家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建设中,以增强全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为己任。
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孩子提供了安全、快乐、释放天性的运动场所,在活动中鼓励孩子突破自己、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培养孩子们的探索精神和乐观精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4日中午,刘某某与父母购票进入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的“极限JUMP”场馆游玩。刘某某及其父母入场时前台有一名工作人员,12:21:16左右该工作人员举手示意等候顾客观看远处屏幕,刘某某父母转头观看了十余秒后回头未再观看,其他顾客未过多留意屏幕,而是与前台工作人员交接办理缴费、签署材料、领取袜子等各项入场手续。12:23:55左右轮到刘某某方办理入场手续。刘某某的监护人签署的《切结同意书》中载明:“本同意书是有关参与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极限jump)的责任豁免、权利放弃、风险承担和赔偿责任放弃的同意书。……(六)馆内运动活动可能会有受伤风险,因此为了您与您孩子的安全着想,所有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父母或监护人陪同进场方能使用本设施。
……对于参加活动但又存在隐瞒真实年龄、提供虚假监护人或者伪造监护人签名等欺骗行为的未满18周岁者,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极限jump)不承担任何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12:25:08左右办好手续后,刘某某一家离开前台,12:28:30左右穿好袜子进入热身区域,跟随工作人员进行了约40秒的热身活动,12:29:20工作人员引导顾客观看张贴的《极限JUMP蹦床安全法则》并进行讲解,12:29:55左右讲解结束,刘某某一行上台阶进入自由区,刘某某在一张蹦床上活动。12:44:40左右,刘某某上台阶进入极限逃生项目底层跳台区域,此后陆续有体验者进入。
一名工作人员引导体验者观看视频并伴有口头讲述,14:45:22左右刘某某首个步入凌空起跳点,原地站立期间有与工作人员语言交流的情况,14:45:57左右工作人员双手托举刘某某两侧腋下并小幅摆动后松手,刘某某落在气垫上并向左侧凹陷处翻转,工作人员观察后于14:46:13跳落在气垫上,14:46:44将刘某某抱起离开气垫。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最初采购的方形气垫规格为“9mL×6mW×1.6mH(含6mL×1mW滑布垫)”,事发前气垫已加高至1.8米。刘某某体验极限逃生项目期间,刘某某的父母分别位于气垫两边,刘某某之母为刘某某拍摄视频,视频中显示刘某某步入起跳点后刘某某之母说过两遍“加油”,刘某某被托举后有较为紧张的神情、反应,着气垫后伴有叫喊声。刘某某受伤至医院骨科急诊,诊断为左肱骨髁上骨折,经鉴定,刘某某四肢长骨骨折(左肱骨髁上骨折)累及骨骺,构成人体十级伤残。
审理中,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了2段安全视频。大厅播放的《安全告知风险视频》时长3分7秒,有关于蹦床、极限逃生及滑梯三个项目的演示,涉及极限逃生项目的分别是由低到高三个不同高度的动作演示,文字提示为“向前跃出,双手打开,双腿前伸,用背部落在气垫上”;《极限逃生安全视频》时长41秒,内容基本一致,首尾各增加了“禁止脚部落地”“禁止落地后双手支撑”及“本项目为高风险项目,请谨慎体验”的内容。
张贴在极限逃生项目跳台区域墙面的《高空极限逃生风险告知书》为中英双语,其中“安全警示”部分第6项为:“以下人群参与本项目因骨骼未发育完全或骨质疏松等身体情况易发生内脏损伤、骨折乃至不可逆的身体损伤,请遵循下方规定:禁止年龄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体验本项目……”凌空起跳点地面贴有跳楼区安全警示:“本项目有受伤风险!请勿使用双手支撑或脚背着地,二三楼需符合动作标准再行跳跃!否则易发生关节扭伤或骨折等受伤事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某某136,764.50元。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事发于2019年,且刘某某系在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的活动场馆内参与极限逃生项目时由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托举抛下后受伤,并非因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受到损害,实施上述举动的工作人员也仅是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雇员,不属于文体活动参与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条件。本案中判断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无责任应以事故发生时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即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依据。根据查明事实,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履行法定义务过程中存在瑕疵,对刘某某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履行告知义务未达具体、充分、有效的程度 首先,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场馆内提供的活动设施均有一定风险,但具体活动方式、注意事项及风险等级各不相同,对此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予充分提示。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答辩中指出的“教练无法控制您的身体”来源于张贴的《蹦床安全法则》,与本案所涉高空极限逃生项目不同,属张冠李戴。而刘某某的监护人签署的《切结同意书》中所书面告知的“受伤风险”和“设施”根据文义应理解为整个经营场馆内的不确定的风险,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设施,提示内容是笼统的、原则性的,缺乏针对性。
其次,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顾客入场后虽通过播放视频、书面告知、现场讲解、张贴标识等多种形式进行提示、告知,对于防范风险、减少伤害有积极的作用,但上述流程却掩盖不了一个关键事实,即刘某某属于被禁止体验高空极限逃生项目的未成年人,而对于这一年龄限制要求,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仅在涉案项目跳台区域墙上张贴,且分布在众多条款中,并不突出醒目,特别是自刘某某方入场起直至本案事发前更无任何渠道可予传达给刘某某的监护人,可见其告知方式缺乏有效性,未产生实际效果。
二、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低龄消费者的风险评估及安全防范严重缺失 首先,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未阻止刘某某体验,属于消极不作为。
涉案项目系高空设施,据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述底层跳台距气垫1.4米,气垫高1.8米,并被列为高风险项目。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张贴的《高空极限逃生风险告知书》中禁止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体验该项目。自刘某某进入跳台区域到准备起跳仅间隔40余秒,这短短的40余秒主要用于观看安全视频,现场工作人员并未进行动作示范。可想而知,该项目对于一名五周岁且伴有紧张情绪、缺乏经验的幼儿来说,风险程度已超出合理范围。因此,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虽已预见到未满7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涉案项目存在极高风险。但其工作人员却有规不依,不仅未予告知、提示,还未作任何审查、阻止,存在明显过错。
其次,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托举抛下刘某某,属于瑕疵作为。
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所谓的“协助”实际是将刘某某凌空“投放”于气垫上。根据监控视频及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述,工作人员在刘某某凌空高度、轨迹、落点方面均有考虑及把控,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处于绝对的主导、支配地位,刘某某自身难以发挥能动作用。且刘某某着气垫时存在陷在气垫内的现象,结合刘某某反应及气垫平整度来看,既不能排除刘某某着气垫时损害即已发生,也不能排除工作人员举动及气垫因素对刘某某的影响。事实上,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身也意识到“教练其实没有必要抱着孩子将孩子放下去,如果不抱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而恰恰是这一不当举动开启了危险源,并直接造成刘某某后续受伤。因此,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试图以刘某某手撑气垫为由切断其瑕疵作为与刘某某受伤间关联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三、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负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因监护职责而免除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依法负有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各项合法权益。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刘某某的监护人的认知水平及社会经验,应能认识到涉案项目具有风险,但其忽视相应活动风险,在刘某某出现紧张、畏惧表现及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采取托举动作时未予制止,存在监护失职,故可一定程度上减轻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侵权责任。刘某某的两名监护人已与刘某某一同入场,并未脱离刘某某的活动区域,从监控视频也可看出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的活动设施多为单人依次使用方式,与刘某某同批次等候体验涉案项目的人员不乏未成年人,也未达“一大一小”的比例。故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监护人陪同”乃至监护职责进行扩张性解读,属不当加重监护人责任、免除自身责任的情形,相应格式条款及免责声明均属无效。
综上,参照当事人过错程度、致害原因以及诉辩主张等因素,法院确认上海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刘某某损伤承担75%的赔偿责任。
1.极限运动场馆内提供的活动设施均有一定风险,但各个项目的风险等级、活动方式、注意事项等各不相同。对此,经营者应针对性地予以特别提示,而非格式化或形式主义的一般提示。对于年龄限制等重要的提示内容,须通过醒目、有效的渠道传达到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陪同人,确保风险告知达到具体、充分、有效的程度。
2.经营者责任的范围和程度与其风险防范能力相适应。而风险防范能力又与其专业知识经验、服务对象特点以及项目危险程度等密切相关。因此,对于低龄消费者,经营者应对其参与极限运动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严格执行准入门槛,采取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消费者自身亦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充分了解项目特点,服从经营者的劝诫和指导。
相关案例
- 葛某诉江苏某医院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2021)苏01民终14453号)
- 李某环、刘某禧等诉北京华某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2021)京0117民初871)
- 白某某诉中国铁路某局集团有限公司、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第三人邢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2022)京04民终336号)
延伸阅读(站内文章)
哪些文章引用过本案
打这类官司要准备哪些证据
相关栏目
继续浏览案例库
案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2-1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4-2-370-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有问题?点页面底部的输入框直接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