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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台州某甲置业有限公司诉张某茂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最高人民法院 · 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 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 · 2021-12-15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将其对林某铨等人的债权转让给张某茂、黄某,约定实现债权后首先代其偿还欠张某官的借款,余款再按比例分配。生效判决确认债权额为二亿零一十九万余元。

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张某茂、黄某与债务人达成《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把二亿零一十九万余元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元,次日履行完毕。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以利害关系人身份起诉,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协议无效;债务人一方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理由是受让人行使权利不得超出债权转让目的,擅自减免损害原债权人利益,构成恶意串通。

二、裁判要点提炼

债权受让人虽已取得债权,但当事人约定其受让目的仅在于实现债权后代原债权人清偿债务的,受让人行使权利不应超出该目的范围。未经原债权人同意或追认,受让人在执行阶段擅自降低债务数额、损害原债权人利益的,构成恶意串通,相关协议无效。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影响对其效力的审查;以另案涉嫌虚假诉讼为由主张减免具有正当性的,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支持。

三、赵律师点评

二亿零十九万,一天之内变成一亿四千五百万

先把这笔账摊开。 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享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债权。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它把这笔债权转让给张某茂、黄某。 转让协议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没有约定固定的转让对价,而是约定按「实现多少」来分配—— - 实现债权后,首先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偿还它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 - 偿还之后有剩余的,律师先留取所实现债权的百分之十作律师费; - 最后余款的一半作为张某茂、黄某的收益,另一半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 这个结构说明一件事:张某茂、黄某名义上是债权受让人,实质上是「代收代偿」的执行者。他们拿到钱,第一顺位不是自己,是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债权人张某官。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另案生效判决确认: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连带给付张某茂、黄某土地使用权转让款一亿九千八百一十五万余元,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加上利息等,到执行阶段合计二亿零一十九万余元。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债权人张某官申报债权: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欠其本金一亿一千八百七十一万元、利息一亿三千三百三十五万余元,合计二亿五千二百一十二万余元。 注意这个数字对比: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欠张某官二亿五千二百万,而它能收回的债权只有二亿零十九万。就算全额收回,也不够还张某官。 就在这个背景下,二〇一九年五月五日,张某茂、黄某与债务人签了《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把二亿零一十九万余元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元,约定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前执行完毕。 第二天,钱就到账了,协议履行完毕。 少了五千五百多万。这五千多万的缺口,最终要由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承担——因为它对张某官的债务并没有减少。 于是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起诉,请求确认这份《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

第一关:债权都转让了,原债权人还有资格起诉吗

这是本案第一个争点,也是最容易被挡住的一关。 被告方的抗辩很直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已经把债权转让给张某茂、黄某了,它不再是债权人,不是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 这个抗辩听起来很有力。债权转让之后,原债权人退出债的关系,受让人成为新的债权人,这是基本原则。 但最高法的分析走了另一条路:看实质,不看名义。 第一步,看转让协议的对价安排。判决书写道: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虽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张某茂、黄某,但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并未明确约定转让对价,而是约定根据张某茂、黄某能够实现的债权数额来确定债权转让对价的支付及分配方式。 第二步,看支付的首要对象。支付的首要对象为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债权人张某官;当有剩余款项时,扣除律师费及张某茂、黄某的收益后,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 第三步,得出关键结论:由此可见,案涉债权实现后的首要目的是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张某官的欠款,如实现的债权数额不足以覆盖应支付给张某官的全部欠款,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仍需继续承担其对张某官的剩余欠付款项。 这三步推下来,逻辑就闭合了:债权少收五千五百万,直接后果是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张某官的欠款多出五千五百万。它不是「无关的第三人」,它是直接的受害人。 法律依据也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另案生效判决所列的当事人(第三人),《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所涉的执行依据就是那份判决。它主张这份协议减少了其受偿债权数额、影响了它与张某茂、黄某、张某官的结算,属于「利害关系人」,有权起诉。 这一关过了,才有后面的实体审理。 实务提示:很多类似案件在第一步就被挡住——法院一看「你已经不是债权人了」,直接驳回起诉。本案的价值在于确立了判断标准:不看名义上的债权人身份,看协议的实质安排和实际受损情况。

第二关:受让人的权利,有没有边界

这是本案的实体核心,也是最精彩的一段说理。 被告方的主张是:我们已经受让了债权,就是债权人,债权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减免债务是处分权的内容之一,天经地义;而且协议是在执行法院组织下促成的,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恶意串通。 最高法的回应,从一个词开始:目的。 判决书写道:鉴于张某茂、黄某通过《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补充协议》虽受让取得案涉债权,但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其受让债权之目的仅在于实现债权后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债务,故张某茂、黄某受让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债权后行使权利亦不应超出该债权转让目的的范围。 「不应超出该债权转让目的的范围」——这句话确立了一个重要规则:债权转让之后,受让人的权利不是无限的,它受转让目的的约束。 为什么? 因为债权转让的本质是「权利移转」,不是「权利新生」。受让人取得的权利,不能大于转让人原有的权利,也不能超出双方约定的行使范围。这跟物权法上的「不得大于前手权利」是一个道理。 具体到本案:转让目的是「代收代偿」——收回来是为了还张某官。那么受让人在行使权利时,就不能做一件让「收回来的钱变少」的事。减免五千五百万,恰恰就是让收回来的钱变少了。 再看主观状态。 判决书写道:在《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未得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张某茂、黄某在履行《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中减低了债务执行数额,不仅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亦有违其受让债权的目的。 然后是最关键的一句:张某茂、黄某在明知债权转让目的以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理应知晓其与张某茂、黄某在执行阶段签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关于降低债务执行数额的行为将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足以证明其存在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 「明知」加「理应知晓」,主观恶意就成立了。 这里要注意:恶意串通的认定,不要求有书面通谋、不要求有分赃约定。双方都清楚这个行为会损害第三人利益,还照做,就足够了。 法律依据: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民法典施行后,对应的是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三关:「已经履行完毕」是不是护身符

被告方还有一个抗辩,很有迷惑性:协议符合法定程序、已经履行完毕,如果现在确认无效,整个法律关系会陷入混乱。 这个抗辩,通俗地说就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最高法没有采纳。理由是: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不因履行而变为有效。履行完毕只影响「返还」的处理方式,不影响效力判断。 这个道理要讲透,因为它关系到很多当事人的判断。 合同无效与合同解除,是两回事。 - 合同解除:合同曾经有效,因法定或约定事由解除,解除后向将来失去效力(个别情形溯及既往)。 - 合同无效:合同从一开始就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自始、当然、确定无效。 所以「已经履行完毕」在无效之诉里,只是让「恢复原状」变得困难,不会让「无效」变成「有效」。 那履行完毕之后怎么办?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协议是执行和解协议,钱已经通过执行程序支付了。所以确认无效之后,不是简单的「你把钱退回来」,而是要在执行程序中重新处理——可能涉及执行回转,也可能涉及各方另行结算。 这也是被告方说「法律关系会陷入混乱」的原因。但最高法的态度很明确:混乱不能成为维持无效行为的理由。如果因为「处理起来麻烦」就承认无效行为有效,那恶意串通只要履行得快一点,就永远追不回来。 还有一段插曲值得说: 被告方申请再审时提交了新证据——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不予立案通知书,以及北京两家法院的裁定书,想证明另案生效判决确认的二亿零一十九万余元中有七千三百万元涉嫌虚假诉讼,所以实际债权应当扣减,减免就不构成恶意串通。 最高法没有采信,理由是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审理的是《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是否无效的法律关系,而非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这个区分很精细:即使另案判决真有虚假诉讼,那也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去纠正另案判决的问题,不能在本案中作为「减免具有正当性」的理由。一个程序解决一个问题,不能串着来。 把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体系理一遍,实务中经常被混淆。 第一种,无效。 事由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那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本案走的就是最后一条。 第二种,可撤销。 事由是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注意撤销有一年的除斥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 第三种,不履行。 这不是效力问题,是履行问题。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对方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和解协议另行起诉。两条路只能选一条,选了就不能反悔。 这三者的区别,决定了诉讼请求怎么写。 主张无效:请求确认协议无效,并可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主张撤销:请求撤销协议,后果与无效类似,但受除斥期间限制。 主张不履行:请求恢复执行,或者请求判令对方按协议履行。 本案原告的请求是「确认无效」,这是对的。如果它请求「撤销」,很可能因超过一年而被驳回;如果请求「履行」,那等于承认协议有效,与它的目的相反。 还有一个技术点:执行和解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已经履行的部分怎么处理? 原则上应当返还,但本案的钱是通过执行程序支付的,所以要在执行程序中解决——可能涉及执行回转,也可能由各方重新结算。法院不会在确认无效的判决里直接判「把钱退回来」,因为收款方可能不是被告。

给做债权转让的人五条提醒

这个案子对做不良资产、做债权受让的人,是一份很实用的风险清单。 第一条,转让协议要写清「对价」和「处分权限」。 本案的麻烦,根源在于协议没有约定固定对价,而是约定了「按实现数额分配」。这种安排下,受让人的身份介于「债权人」和「代理人」之间,处分权限天然受限。如果确实要给予受让人完全的处分权(包括减免权),协议里必须明确写「受让人有权自行决定减免、和解,无需转让人同意」。 反之,如果不想给这个权限,也要写清「未经转让人书面同意,不得减免、不得放弃、不得以物抵债」。模糊的约定,最后都会变成诉讼。 第二条,执行和解要通知原债权人。 本案受让人最大的失误,是签和解协议时没有让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参与或者事后追认。哪怕只是发一份书面通知、征求一下意见,主观恶意的认定就会困难得多。 第三条,减免要有商业理由,而且要有证据。 如果债务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资产已经查封殆尽、强制执行成本高于收益,减免是合理的商业判断。但这种判断要有依据:财产查询记录、评估报告、处置费用测算。本案被告方拿不出这类依据,反而拿「另案涉嫌虚假诉讼」来解释减免,方向就偏了。 第四条,警惕关联关系和利益输送。 本案虽然没有认定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但「减了五千五百万、第二天就履行完毕」这个节奏,本身就很反常。正常的执行和解,减免幅度通常在百分之十到二十,而且往往分期履行。一次性减掉百分之二十七、一天内付清,法院很难不怀疑背后有安排。 第五条,出了问题,救济路径要选对。 原债权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可以依《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向执行法院起诉;认为执行行为违法的,可以提执行异议;认为另案判决错误的,走审判监督。三条路不能混用,选错了会被驳回。 最后说一句给债务人的: 执行和解能减免,是好事。但如果减免的幅度明显异常、对方又不是真正的权利人,这份和解协议随时可能被推翻。拿到减免之后,最好确认对方的处分权限,必要时要求原债权人出具确认函——否则钱付了,协议无效,债务还得重来一遍。

把这件事收在一句话上:受让人拿到的是债权,不是任意处置权。收回来是为了还债,就不能在半路上把钱减掉——减掉的那部分,损害的是把债权交给你的人。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原告台州某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张某茂、黄某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某茂、黄某答辩称,《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合法有效,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认为案涉债权仍属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有以及《债权转让协议》实质是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授权张黄以自己的名义向林某铨等人主张债权等观点均没有依据。

被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有限公司辩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且《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系在执行法院组织下促成的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并已履行完毕。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5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将案涉全部《认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和《股权转让款及代垫款项等往来结算对账确认函》项下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的债权本息及其他权益全部转让给张某茂、黄某;张某茂、黄某实现债权后,需首先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部分或全部的借款本息及滞纳金;若有剩余款项,张某茂、黄某的律师何某雄有权留取所实现债权的10%作为律师费,最后余款的50%作为张某茂、黄某收益,另50%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

2015年9月10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何某瑞、李某龙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法院认定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按照《投资协议》及相关合同应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余款高于或等于263337309.59元,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转让给张某茂、黄某的债权本金数额确定为263337309.59元,由该债权本金产生的利息等全部权益也转让给张某茂、黄某。2018年12月29日,另案(2018)最高法民终904号民事判决确认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连带给付张某茂、黄某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98158473.38元,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在20986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截至2019年2月20日,张某官主张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尚欠付其252120900元。

2019年5月5日,张某茂、黄某和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约定将上述判决确认的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应偿还款共200193704.38元款及利息减为1.45亿元。各方当事人按照《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约定,于2019年5月6日前执行完毕。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浙民初36号民事判决:1.驳回原告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负担。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409号民事判决:1.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初36号民事判决;

2.张某茂、黄某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

3.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由张某茂、黄某、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负担。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民事裁定:驳回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再审申请。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当依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事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理由如下:

关于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为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龙田派出所于2021年4月30日出具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的《询问笔录》《接收证据清单》及相关证据、于2021年5月3日作出的《询问笔录》、于2021年10月30日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9)京0106民初32017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的(2019)京02民辖终11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904号判决确定的2.0019370438亿元中有7300万元涉嫌虚假诉讼,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实际债权总额应扣除该7300万元。因此,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降低执行金额的情形。

但本案审理的是张某茂、黄某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是否无效的法律关系,而非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关于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订系考虑904号判决涉嫌虚假诉讼而非恶意串通降低执行金额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关于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经审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于2014年11月5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自愿将案涉上述全部《认购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和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代垫款项等往来结算对账确认函》中对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某丙公司、某丁公司所享有的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和股权转让款的债权本息及其他权益全部转让给张某茂、黄某;张某茂、黄某通过诉讼或非诉讼方式从林某铨等六债务人实现了债权,若张某茂、黄某实现的债权少于或等于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则张某茂、黄某须将实现的债权全部直接支付给张某官,以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部分或全部的借款本息、滞纳金;

若张某茂、黄某实现的债权超过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则张某茂、黄某在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的剩余款项中,张某茂、黄某的律师何某雄有权留取所实现债权的10%作为律师费,最后余款的50%作为张某茂、黄某收益,另50%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2015年9月10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何某瑞、李某龙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法院认定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按照《投资协议》及相关合同应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余款高于或等于2.6333730959亿元,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转让给张某茂、黄某的债权本金数额确定为2.6333730959亿元,由该债权本金产生的利息等全部权益也转让给张某茂、黄某。

”2018年12月29日,904号判决确认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连带给付张某茂、黄某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98158473.38元,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在20986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2月20日,债权人张某官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至今仍未向其偿还分文借款本息为由向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总额252120900元,其中本金118710000元,利息133350900元,其他60000元。2019年5月5日,张某茂、黄某和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约定将904号判决确认的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应偿还共2.0019370438亿元减为1.45亿元,并于2019年5月6日前执行完毕《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

由上述事实可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904号判决所列的案件当事人(第三人),《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所涉的执行依据是904号判决。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虽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张某茂、黄某,但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并未明确约定转让对价,而是约定根据张某茂、黄某能够实现的债权数额来确定债权转让对价的支付及分配方式,支付的首要对象为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债权人张某官,当有剩余款项时扣除律师费及张某茂、黄某的收益后,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由此可见,案涉债权实现后的首要目的是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张某官的欠款,如实现的债权数额不足以覆盖应支付给张某官的全部欠款,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仍需继续承担其对张某官的剩余欠付款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主张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减少了其受偿债权数额,亦影响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张某官的结算事宜,并主张《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存在无效情形,原判决认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执行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该项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关于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是否超出案涉债权转让目的范畴的问题。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主张《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并未损害国家、社会及其他人的利益,符合法定程序且已履行完毕,不应确认为无效。经审查,鉴于张某茂、黄某通过《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补充协议》虽受让取得案涉债权,但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其受让债权之目的仅在于实现债权后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债务,故张某茂、黄某受让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债权后行使权利亦不应超出该债权转让目的的范围。在《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未得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张某茂、黄某在履行《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中减低了债务执行数额,不仅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亦有违其受让债权的目的。

原判决综合案涉相关事实,认定张某茂、黄某在明知债权转让目的以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理应知晓其与张某茂、黄某在执行阶段签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关于降低债务执行数额的行为将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足以证明其存在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并无不当。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认定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亦无不当。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关于案涉《债权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未超出案涉债权转让目的范畴未给国家、社会和其他人造成损害后果以及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符合法定程序且已履行完毕、被撤销或无效将使本案法律关系处于混乱状态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所涉双方当事人,将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偿还数额通过和解方式降低,违反了案外人债权优先得到保护的约定,故原判决认定签订上述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并无不当。

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12-1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16-2-07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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