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教你怎么做律师教你怎么做

参考案例高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内幕交易案

案号:(2020)京03刑初170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 一审 · 2021-09-2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高某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董事长。2015 年到 2016 年,他以公司名义跟人签合同,买下一批房产,前后付了 1.653 亿元购房款。

中间有一笔 2030 万元,从卖方那里又转回了公司账上。后来公司没再按期付款,卖方发出催告,最后 3500 万元定金没要回来。检察院认为这是掏空上市公司,按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起诉。

法院判了这一项无罪,只认了内幕交易罪。理由是四条:没有掏空的主观故意、没有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交易、不能证明故意制造违约、公司最后的损失与他的行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裁判要点提炼

对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主观上考察行为人是否从公司利益出发;客观上考察其经营管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公司规定及决策流程,是否掺杂本人利益、是否向他人输送利益。

上市公司未实际承担损失,或者损失结果与行为人行为之间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不能认定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公诉机关指控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宣告该罪名不成立。

三、赵律师点评

一亿六千五百万买楼,三千五百万定金没回来

高某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董事长。2015 年到 2016 年,他代表公司做了一笔房产交易。 交易的对象是殷某。双方签了《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和一份《补充协议》。到 2016 年 8 月 29 日,公司累计支付购房款 1.653 亿元。 2016 年 9 月 6 日,一笔 2030 万元从殷某那里转回了公司。 之后公司没有再按期付款。殷某发了一份《是否继续履约通知书》,公司仍未履行。按合同约定,公司构成违约,已经支付的 3500 万元定金不予返还。 检察院的指控逻辑是这样的:高某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以公司名义买房,中途抽回 2030 万元导致公司违约,3500 万元定金打水漂,这就是用公司的钱办自己的事,属于掏空上市公司。按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指控听起来顺理成章:公司亏了 3500 万,董事长在中间操作,钱亏得莫名其妙。 但法院没有认。2021 年 9 月 24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指控高某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认定内幕交易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 1,700 万元。 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被指控掏空公司,最后这一项判了无罪。这个结果值得认真拆开看——它划出了这条罪名的边界在哪里。 需要先说明:本案被告人并非全身而退。内幕交易罪判了五年六个月,实刑。这里讨论的只是背信这一项的出罪逻辑。

法院为什么认为不是「掏空」

法院给了四条理由,一条比一条具体。 第一条,公司确实想买这批房产,高某没有掏空的故意。 这一条的背景很有意思。案发前,公司因为其他经营活动出现了 3500 万元的资金缺口,为了应对当年的审计,高某等人跟殷某商量:不真实买房,借买房的名义,由公司跟殷某签购房意向书、支付 3500 万元定金,把钱「走」出去,再由殷某经第三方把这笔钱转回公司。 换句话说,最初那笔钱是「走账」,不是真的买房。但后来公司觉得投资房产可以增值,决定真的买,签了正式合同,也陆续付了款。 法院看的是这条演变线:从「假买走账」变成「真买投资」。在这个转变之后,行为的方向是给公司增加资产,不是把资产搬走。 第二条,高某确实没尽到尽职调查义务,还向董事会隐瞒了殷某签约时尚未取得房产证的事实,但这不足以导致违约,也不属于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或者价格购买。 这一条是在区分「违规」和「犯罪」。董事长没查清对方有没有房产证、还瞒着董事会,这显然违反了勤勉义务,该负的责任跑不掉。但背信罪要的是「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或者价格」交易,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殷某在履约过程中取得了房产证,这个障碍消失了;当时北京城市规划发生重大变化,涉案区域房价普遍上涨,公司按市价买,并不吃亏。检察院也没能举出「明显不公平」的证据。 第三条,不能证明高某故意制造违约、让殷某吞掉定金。 检察院的说法是:公司已经足额付了款,高某抽回 2030 万元,导致公司没钱付,才违约。法院看证据后认为,公司决定买房并按期付款,后来是因为公司需要平账才从殷某处转回 2030 万元,这个动作不能证明高某有「故意抽回资金以致违约」的故意。 这一条的关键词是「故意」。钱是被转回了,但转回的原因是为平账,不是为了制造违约。同样的动作,动机不同,法律评价完全不同。 第四条,公司损失定金这件事,与高某的行为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这一条最硬。法院列了三层:一是公司约定的足额付款期限还没届满,转回 2030 万元时并不构成违约;二是期限届满后,殷某也没有直接主张违约、要求没收定金,而是催公司继续履约;三是 2016 年 10 月之后,高某因个人原因不再常去公司上班,殷某发出催告函时他不在公司,那时公司完全有条件继续协商、促成交易。 最后还有一层:案件审理期间,殷某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了房屋买卖合同,殷某分期返还已付购房款和一半定金。公司实际上并没有亏 3500 万元。 「没有实际损失」这一条,直接把结果要件抽掉了。

第六项兜底条款,怎么用才不越界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规定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条文列了五种具体行为: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 第五项之后还有第六项: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兜底条款是最容易被扩张适用的地方。本案的指控,实际上就是往第六项里装。 法院在判决里给了一个限定方法,六个字:主客观相一致。展开是三层。 主观上,看行为人是不是从公司利益出发。本案里,买房是为了投资增值,走账是为了应付审计(这个动作本身违法,是另一回事),方向上不是把公司资产据为己有。 客观上,看三件事:经营管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公司规定、是否符合决策流程;有没有掺杂本人利益;有没有向其他人输送利益。 这三件事,是兜底条款的「过滤器」。一个正常的商业决策,哪怕后来亏了钱,只要决策程序合规、没有中饱私囊,就不该往这条罪里装。 为什么要把标准定得这么严?因为这条罪名针对的是「背信」——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忠实义务的核心是「不得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为了公司利益,哪怕判断失误、哪怕程序上有瑕疵,也只是经营判断的问题,不是背信。 这一点在实务中很重要。上市公司董事长做的每一个决策,事后看都可能被质疑:这笔投资亏了、这个项目黄了、这笔担保出问题了。如果只要亏钱就追究刑责,没有人敢做决策。 所以这条罪的成立,必须证明「你拿公司的利益换了自己的好处」,或者「你明知会损害公司还去做」。前者要有利益输送的证据,后者要有主观故意的证据。本案两样都没有。 反过来看,实践中被认定构成本罪的典型情形是什么?把上市公司的钱低息甚至无息借给关联方;高价买关联方的资产;为控股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最后上市公司替人还债;放弃对关联方的债权。这些行为的共同点是:钱从上市公司流出,流向了行为人能控制或者能受益的地方。 本案的钱流向了殷某,但公司拿到的是房产,不是空手。这就是「资产置换」和「资产流失」的区别。 兜底条款和相邻罪名的界限,值得再划一次。 最容易混的是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三个罪都可能表现为「公司的钱出去了」,区别在于钱去哪、以什么名义出去。 职务侵占,是把公司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钱出去了,进的是自己口袋,不打算还。 挪用资金,是暂时挪用——钱出去了,打算还,只是先用一段。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通过不公平的交易安排让公司吃亏——钱出去了,换来的是不等价的东西,中间的好处可能落在关联方,也可能只是「人情」。 本案不构成背信,一个关键点是公司拿到了房产。钱是换成了资产,不是凭空消失。哪怕这笔资产后来贬值,那也是投资风险,不是掏空。 还有一条界限是「经营判断规则」。这个规则在英美公司法里很成熟:董事在善意、充分知情、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作出的商业决策,即使事后看是错的,也不承担责任。我国公司法没有明文写这条,但司法实践在实质上承认它——法院不会用「事后诸葛亮」的标准去评判商业决策。 本案的判决,实际上是这条规则在刑事领域的一次适用:买房这个决策对不对,市场已经给了答案(房价涨了);法院不评价决策的对错,只评价有没有背信。 这对做企业的人是个好消息,也是个提醒。好消息是:正常的商业风险不会变成刑责。提醒是:你必须在程序上证明自己是「善意、知情、无冲突」——开会、记录、回避、留痕,一样不能少。

内幕交易这一项,为什么跑不掉

本案被告人虽然在背信这一项上被判无罪,但内幕交易罪成立,判了五年六个月。这两个结论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法院不是「放过」了他,而是把两件事分开评价。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看的是「有没有损害公司」;内幕交易,看的是「有没有利用未公开信息给自己或他人赚钱」。前者侵害的是公司财产,后者侵害的是市场公平。两件事的构成要件完全不同。 一个人可以既不损害公司、又利用信息赚钱——本案就是这样。买房子这件事,公司没亏;但他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了一些还没公开的信息,并且拿这些信息去做了交易,这又是另一回事。 这里有个常被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内幕交易是公司内部人才能犯的罪」。其实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范围很广,除了董监高,还包括因为职务、工作关系能接触到信息的人——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券商投行人员、监管人员,甚至包括在打印室看到文件的员工。 还有一点:内幕交易不要求你「利用」了信息,只要求你在敏感期内、作为知情人做了交易。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倒置的——你说你没用信息,得给出解释。 本案的具体内幕信息是什么、交易细节如何,材料里略去了。但从量刑看,五年六个月属于情节严重档次里的偏重位置,涉案金额应该不小。 两个罪名判下来,一个无罪、一个有罪,合计的刑期是五年六个月。这个结果说明:检察机关的指控不一定全错,法院也不会全盘否定,而是逐项审查。对被告人来说,能争下来一项,就是实质的胜利。 从辩护角度看,这类案件的打法很清楚:先把指控的每一项拆开,看证据够不够;再在每一项内部,拆构成要件——主体、行为、结果、因果、故意,一环一环看。本案背信那一项,赢在结果(没有实际损失)和因果(不能证明行为导致违约)两环上。

这条罪名给董监高划的线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量刑不轻: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来说,这条罪名的边界可以用三句话概括。 第一句:亏钱不等于犯罪,输送才是。 正常的商业风险,法律不追究。投资失败、项目亏损、担保代偿,只要决策程序合规、没有个人利益,就是经营判断问题。但如果你把钱、资产、担保、交易机会输送给了关联方或者自己能受益的地方,性质就变了。 第二句:程序是护身符,也是证据。 本案里,高某向董事会隐瞒了「殷某签约时没有房产证」这个事实。这个动作本身违反了勤勉义务,也成了检察院指控的支点之一。反过来,如果他把情况如实提交董事会、形成决议、留下记录,即便后来出了事,也很难说他「背信」。 所以实务中一条硬建议:所有关联交易、重大资产买卖、对外担保,必须走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程序,必须留下书面记录,关联方必须回避表决。这不是形式主义,这是将来唯一能证明你「从公司利益出发」的东西。 第三句:损失和因果,是两个独立要件。 本案赢在两点:公司最后没有实际损失(和解后拿回了一半定金和已付房款);损失与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付款期限未届满、公司仍有协商空间、他本人已不在公司)。这两个要件缺一个都不成立。 还有一条对普通投资者有用的观察。这类案件里,「走账」是个高频词。为了应付审计、为了修饰报表、为了年底冲量,把钱转出去再转回来——很多老板觉得这是「技术性操作」。本案的起点就是这样一笔 3500 万元的走账。它没有构成背信罪,但它引来了证监会的调查,调查又牵出了内幕交易。 一笔「技术性操作」,最后变成五年六个月的实刑。这个链条值得所有做企业的人看一眼。 董监高的责任是分层的,这一点在本案里表现得很清楚。 刑事上,背信这一项不成立;但内幕交易成立,判了五年六个月。这说明同一段任职期间、同一批交易事项,可能同时触发不同的法律责任,法院会逐项审查。 行政上,证监会对这类行为可以处罚:警告、罚款、市场禁入。即使刑事上某一项不构成,行政上仍可能被罚,因为行政违法的门槛低于犯罪。 民事上,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可以起诉董监高,主张其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造成公司损失,要求赔偿。这类诉讼的举证标准比刑事低,胜诉的可能性反而更高。 所以一个董监高被调查,往往要面对三条线同时推进。刑事上赢了,不等于全身而退。 公司治理层面,这个案子给出几条具体建议。 第一,重大资产交易必须走董事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案里,高某向董事会隐瞒了对方没有房产证的事实,这个动作既违反了勤勉义务,也成为指控的支点。 第二,所有「走账」性质的资金往来,必须有书面说明和审批。为了应付审计把钱转出去再转回来,在任何一套合规体系里都是红线。 第三,独立董事要有实质审查,不能只签字。真出了事,「我不知道」不是免责理由,签字就是背书。 第四,建立交易对手的背景核查机制。对方是不是关联方、有没有特殊关系、价格是否公允,都要有书面结论。 这几条听起来是「形式」,出了事才知道,形式就是证据。

这个案子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判了一个「不构成」。 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用公司的钱买了一栋楼,中途转回两千万,最后三千五百万定金没要回来。从结果看,公司确实吃了亏。但法院说,这不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理由归结起来是四句话:公司真想买、价格没吃亏、违约不是故意的、损失与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这四句话,正好对应这条罪名的四个要件:主观、行为、结果、因果。缺一个,罪就不成立。 对董监高来说,这个案子给出了三条可操作的边界。 第一,商业判断的失误,法律不追究。市场有风险,投资会亏钱,只要你是为公司利益、走了该走的程序,就不必担心刑责。真正危险的是把钱和机会往自己或者关联方那边送。 第二,程序必须走,记录必须留。向董事会隐瞒事实,即便不构成犯罪,也会成为指控的支点,还会带来行政责任。关联交易回避表决、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会议记录完整保存——这些动作在平时看不出价值,出事时是唯一的证据。 第三,别把「走账」当技术活。为了应付审计把钱转出去再转回来,在会计上可能有一百种说法,在法律上只有一个方向:它会引来调查。而调查一旦开始,查的就不只是这一笔。本案的五年六个月,就是从一笔走账开始的。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案子也有一个提醒:看到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定金损失」「终止重大资产购买」这类公告,别只当坏消息看。要看清楚钱去哪了、对手是谁、有没有关联关系。真正掏空上市公司的案子,往往不是一笔记账就能看出来的,而是一连串看起来都合规的交易。 最后说一句法律的分寸。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一个「兜底型」的罪名,第六项写着「采用其他方式」。兜底条款最怕被扩张,所以法院在这里特别强调主客观相一致:主观上看你是不是为公司,客观上看程序合不合规、有没有掺杂私利。 这条标准不是给被告人开绿灯,是给所有做决策的人一个可预期的边界——你把该做的做了,把该说的说了,剩下的交给市场。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高某利用担任某上市公司实际负责人、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以该上市公司的名义与殷某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截至2016年8月29日支付购房款共计1.653亿元。2016年9月6日,高某以该上市公司名义从殷某处转回购房款2030万元,并在收到殷某发出的《是否继续履约通知书》后仍然未履行付款义务,致使该上市公司在买卖合同中违约,损失购房定金3500万元(内幕交易的事实略)。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内幕交易罪追究被告人高某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高某及其辩护人认为高某的行为不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主要理由是:上市公司从殷某处转回的2030万元,并非抽回购房款,而是用于公司走账;高某未收到殷某发出的是否继续履约的通知,且当时高某也已不具备履行合同的管理职责;上市公司后经协商,与殷某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双方也未认定违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某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2020)京03刑初17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某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七百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某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证据不足。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上市公司确有真实购买涉案房产的意愿,高某并无通过购买涉案房产掏空上市公司的主观故意。在案证据证明,上市公司因其他经营活动造成35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为应对该年度审计,高某等人与殷某协商,不真实购买殷某房产,借购买殷某房产的名义,由上市公司与殷某签订购房意向书并支付3500万元定金来走账,然后再由殷某经第三方将该笔款项转回上市公司。之后上市公司考虑到投资房产可以增值,故决定真实购买殷某房产,亦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后续也支付了相关款项。

二是高某虽未尽到尽职调查义务,并向董事会隐瞒了殷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尚未取得房产证的事实,但并不足以导致违约,也并未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或价格购买涉案房产。殷某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取得了房产证,该情况已不是房屋交易的障碍;时值北京市城市规划发生重大变化,涉案房产所在区域房价普遍上涨,高某基于投资增值而购买殷某的房产并非没有依据,公诉机关亦未能提供高某系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或价格购买涉案房产的证据。

三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高某故意制造违约,导致殷某取得3500万元定金。公诉机关指控高某系在已足额支付房款的情况下抽回2030万元导致上市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殷某因而取得定金。但在案证据证明,上市公司决定购买殷某房产并按期交付应付款项,后因公司需要平账而从殷某处转回2030万元,不能证明高某有故意抽回资金以致违约之故意。

四是某上市公司损失定金的事实与高某通过董事会购买涉案房产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案证据证明,虽然公司转回2030万元,但公司约定的足额支付房款期限尚未届满,即使在期限届满之后,殷某也未直接提出公司违约且不再返还定金的要求,而是催促公司继续履行合约。而2016年10月之后高某因个人原因不再常去公司上班,殷某向上市公司发出是否继续履约的通知及函件时,高某不在公司,此时上市公司尚具备与殷某进一步协商甚至再次促成交易的条件,故上市公司最终没有与殷某完成房屋买卖合同属公司的自主决定,与高某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同时,在法院审理期间,殷某与上市公司经协商,达成了终止房屋买卖合同、殷某分期返还上市公司已付购房款及一半定金等合意,上市公司实际亦没有亏损3500万元。

综上,公诉机关指控高某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罪名不成立,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对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主观上考察行为人是否从公司利益出发;客观上考察行为人作出的经营管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公司规定及决策流程,且还要考察其中是否掺杂行为人本人利益、是否涉及向其他人输送利益等。

案号:(2020)京03刑初170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9-2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3-1-103-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免责声明:本页内容仅为一般性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遇有具体法律问题请携带材料咨询律师,以律师正式意见为准。

有问题?点页面底部的输入框直接问我 ›

遇到类似问题?在线问一问
智能助手即时解答,需要时由 赵跃律师 本人跟进
说说您的情况,律师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