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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张某文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案号:(2023)京03刑初16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 一审 · 2023-07-06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某讯公司是上市公司。2019 年上半年,它接连被两个债权人起诉:一个是民间借贷纠纷,告到上海;一个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告到四川。两案标的加起来 1.8 亿余元。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张某文知道这两起诉讼,但他擅自决定不披露。2019 年 4 月披露的年报里没提,2019 年下半年的半年报里也没提。

公司 2018 年末净资产 2.25 亿元,未披露的诉讼标的占了 50% 以上。法院认定构成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 10 万元。

二、裁判要点提炼

上市公司所涉重大诉讼属于依法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判断是否「重大」,可以参照立案追诉标准中「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规定,结合涉诉时间、数量、标的综合认定。

重大诉讼披露义务的时间节点应坚持及时性原则,并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知情程度。上市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以其收到起诉材料、得知诉讼存在之时作为应当披露的时间节点最为合适。

三、赵律师点评

两起官司一点八亿,年报里一个字没写

某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张某文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三个职务一个人占全了,公司的重大事项基本由他说了算。 2019 年 1 月 22 日,公司因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被杨某某起诉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 月 28 日,公司签收了法院邮寄的诉讼材料。7 月 11 日,公司参加诉讼。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签收一审判决,随后上诉;2020 年 12 月 21 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起来得更快。2019 年 4 月 11 日,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某银行起诉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5 月 13 日签收诉讼材料,7 月 14 日签收一审判决,上诉后又撤回上诉。 两起诉讼的标的,累计 1.8 亿余元。 而这家公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2018 年末净资产是 2.25 亿余元。 也就是说,被起诉的金额,相当于公司净资产的八成。这两起官司要是打输了,公司大半家底就没了。 张某文明知道这两起诉讼,擅自决定不按照规定披露。年报里没写,2019 年下半年的半年报里也没写。 2022 年 8 月 9 日,他自动到案,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2023 年 7 月 6 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张某文犯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没有抗诉。 这个案子的判决很轻,但它把一条很多老板没弄明白的规则讲透了:公司被人告了,不是「等判了再说」,而是「收到起诉材料就要说」。

「重大诉讼」这条线,卡在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什么叫「重大诉讼」?法律没有给一个固定的金额,给的是一个比例。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这个标准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累计」。不是单看每一笔,而是把连续十二个月内的几笔加起来。本案就是典型:第一起诉讼标的 0.9 亿余元,第二起也是 0.9 亿余元,单看每一笔都不算特别大,加起来 1.8 亿余元,性质就变了。 第二个要点,是「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这个分母是会变的。本案里有个非常精彩的细节:2019 年 1 月第一起诉讼发生时,公司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是 6 亿余元,0.9 亿元的标的只占 15%,够不上 50%。2019 年 4 月,公司披露 2018 年年报,净资产变成 2.25 亿元。5 月第二起诉讼进来,两笔累计 1.8 亿元,除以 2.25 亿元,占比 80%,远超 50%。 同样的两笔官司,因为中间换了一期财报,从「不算重大」变成了「重大」。这就是为什么说「最近一期」这四个字不能含糊。 第三个要点,是「其他重大事项」的兜底。除了诉讼,还有仲裁、担保、关联交易、重大合同、主要资产被查封、主要债务人破产等等。这些事项的共同点是:影响公司经营、影响投资者决策、最终影响股价。 实务中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被问:金额没到 50%,是不是就一定不用披露? 不是。50% 是刑事追诉的一条线,不是信息披露义务的全部边界。证券法、交易所规则对披露标准有更细的规定,有些事项按性质判断,比如涉及公司控制权、主营业务、核心技术的变化,金额不大也要披露。刑事上够不上,行政上照样可能被罚。 换句话说,50% 是「会不会坐牢」的分界线,不是「要不要披露」的分界线。这一点,很多上市公司老板分不清。 「重要信息」的范围,比很多人想的宽。 除了重大诉讼,还有几类事项在实务中经常被认定:对外提供担保(尤其是为控股股东、关联方担保);关联交易(金额达到一定比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主要资产被查封、冻结、扣押;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无法履行职责;主要子公司停产、重大项目中止。 这些东西的共同点,不是「金额大」,而是「影响公司持续经营或者偿债能力」。一家公司被人告了一个亿,如果它账上有十个亿现金,可能不算重大;如果它净资产只有两个亿,那就是生死问题。所以判断的核心不是绝对金额,是占比。 比例怎么算,本案给了一个可操作的方法:用未披露事项的金额,除以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注意是「披露的」,不是「实际的」——因为投资者看到的是披露的数字,披露的数字才是他判断的依据。 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净资产是负数呢?这时候比例算不出来,实务中的处理是看绝对金额,或者看事项对公司存续的影响。净资产为负的公司,本身已经是风险警示对象,披露义务更重而不是更轻。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这个口径,也要会用。它不是自然年度,是从任意一天往前推十二个月。这意味着公司必须建立滚动台账,每月更新,而不是年底算一次总账。 对董秘和财务总监来说,这些规则是日常工作的基本功。算错比例、漏掉累计、用错分母,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变成「未按规定披露」。

什么时候该说:立案日、收到材料日,还是判决日

这是本案最实用的一个点。 很多公司的做法是:等判了再说。理由听起来也合理——官司还没结果,胜负未定,披露了万一影响股价怎么办?还有些公司说,案子是对方起诉的,我们收到通知才知道,怎么来得及? 法院给的答案是:以上市公司收到起诉材料、得知诉讼存在之时,作为应当披露的时间节点。 理由有两层。 第一层,从知情程度看。公司作为被告,在收到起诉材料的那一刻,对案件的存在、原告是谁、标的多少、诉讼请求是什么,已经全部知道了。它具备披露的能力。 第二层,从制度目的看。证券法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重大事件,要求「立即」报送临时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立法用的是「及时」「立即」,不是「等结果出来」。如果都等判决,投资者在整个诉讼期间都在信息真空中交易,这正是制度要避免的。 本案的时间线把这一点摊得很清楚: 1 月 28 日签收材料 → 应当披露; 4 月 29 日披露年报 → 年报里应当说明,没说明; 5 月 13 日签收第二案材料 → 应当披露; 2019 年下半年披露半年报 → 半年报里应当说明,仍然没说明。 四个时点,四次机会,一次都没做。这就是「违规不披露」而不是「迟延披露」的原因——迟延是晚了,本案是根本没有。 还有一层:既然要披露,披露什么?不是简单写一句「公司涉及诉讼」,而要写清楚诉讼的起因、目前的进展、标的金额、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写得含糊,等于没写。 这里有个现实中的辩护点:如果公司主张「我们当时判断这不构成重大诉讼,所以没披露」,能不能脱罪? 判断的标准是「应当知道」。作为上市公司,对披露标准应当有专业判断,可以聘请律师、保荐机构出具意见。如果连基本的比例都没算过,就不能主张「判断失误」。本案里,两笔诉讼加起来占净资产 80%,任何一个懂规则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不重大。 反过来说,如果公司有完整的内部评估记录、有专业机构的意见支持「不构成重大事项」,即便事后被认定应当披露,主观上也可能不构成「故意」,处理结果会不同。这也是合规留痕的价值。

判一年缓一年、罚十万,为什么这么轻

这个量刑在同类案件里属于较轻的。三个原因叠加。 第一个,自首。张某文 2022 年 8 月 9 日自动到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法定情节。 第二个,后果。这家公司虽然没披露,但两起诉讼的最终结果是:第一起二审维持原判,公司败诉;第二起公司上诉后撤回。判决没有提到公司因此退市、破产或者引发大规模投资者索赔。也就是说,「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没有被认定到最重的程度。 第三个,罪名本身的量刑幅度。《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一档就是五年以下,本案落在最底端。 这里要说清一个区分: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欺诈发行证券罪,量刑差得很远。后者最高可以判到十五年。区别在于行为发生在哪个阶段——发行阶段造假,是欺诈发行;上市之后该说的不说、说假话,是违规披露。 还有人会问:罚金只有 10 万元,是不是太少了?对一家净资产 2 亿多的公司来说,10 万元确实不多。但要注意,罚金只是刑事处罚的一部分,后面还有行政责任:证监会可以对公司罚款、对责任人罚款、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交易所可以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民事上,因为未披露导致投资者损失的,还可能面临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 也就是说,刑事上的「轻」,不代表整体代价小。这类案件真正的成本,往往在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那一边。 最后提一句:判缓刑不等于没罪。缓刑是刑罚的执行方式,罪还在,刑事记录还在,五年内再犯故意罪就是累犯。对张某文这样的人来说,更重的可能是附随后果——市场禁入意味着不能再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 关于责任主体,还有一层很多人没搞清楚:这条罪罚的是「人」,不是「公司」。 《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表述是: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注意最后一句:罚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本案里,张某文是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四个身份集于一身,又亲自决定不披露,所以他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如果换成另一种情形:董事长要求披露,董秘压下来不办,责任落在谁头上?落在董秘,因为他是直接责任人。如果董事会集体决定不披露,参与决策的董事都可能被追。 这就带出一个现实问题:这类案件里,「我只是执行领导的指示」能不能免责?一般不能。明知应当披露而按照指示不披露,属于共同实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由脱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明确反对、并留下了书面异议记录,责任会轻得多,甚至不构成。 所以董事会记录的完整性,在这类案件里是保命的。谁提了什么、谁反对、表决结果如何,都要写清楚。 还有一层:公司本身也可能被罚。虽然这一条罚的是个人,但证券法上的行政处罚可以同时对公司作出,罚款金额往往比刑事罚金高得多。

上市公司老板最该记住的三个时点

这个案子可以压缩成三句话,贴在董秘办公室的墙上。 第一句:收到起诉材料的那一天,就要算账。 不是等开庭,不是等判决,是签收快递的那一天。当天要做的三件事:算标的、算比例(占最近一期披露净资产多少)、判断要不要发临时公告。算不清楚就先发,宁可多发,不可漏发。 第二句:分母会变,每次发财报都要重算。 本案最关键的一个转折,就是 2018 年年报把净资产从 6 亿多元改成了 2.25 亿元。净资产一降,同样金额的诉讼就变成了重大事项。所以每次定期报告披露后,都要把未决诉讼重新过一遍。这一点,实务中被忽略得最多。 第三句:连续十二个月要累计。 单笔都不大,加起来可能就过线了。本案两笔各 0.9 亿元,单看都只有净资产的四成,合起来就是八成。所以未决诉讼要建台账,按时间滚动累计,不能一笔一笔孤立地看。 除了诉讼,还有几类事项适用同样的逻辑:对外担保(尤其是为关联方担保)、关联交易、重大合同、主要资产被查封冻结、主要子公司停产、核心技术人员离职、银行账户被冻结。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会实质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而这两件事直接决定股价。 对投资者来说,这个案子也有用。看一家公司的公告,不只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没说什么。年报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这一节是空白的,不代表公司没官司——可能是金额没到披露标准,也可能是没披露。遇到股价莫名其妙大跌的公司,去查裁判文书网、执行信息网,往往能查到公告里没有的东西。 对中介机构来说,这个案子是一记提醒。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未决诉讼负有核查义务。公司隐瞒,中介没查出来,可能被认定为未勤勉尽责。

这个案子的全部道理,可以浓缩成一句:上市公司不是老板的私人公司,它的信息是股东的。 张某文隐瞒的两起诉讼,标的一点八亿元,占净资产八成。他不是不知道要披露,他是判断「不披露更好」——怕影响股价、怕影响融资、怕影响自己的控制权。这个判断,把他从董事长变成了被告人。 有三层规则值得记住。 第一层,重大性的判断有客观标准。百分之五十这条线,是刑事追诉的门槛。它不是「差不多就行」,是可以精确计算的:标的金额除以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本案 1.8 亿除以 2.25 亿,八成。任何辩解在这个数字面前都没有空间。 第二层,时点按「知道」算,不按「结果」算。收到起诉材料就要披露,不必等判决。这条规则背后的逻辑是:投资者有权在信息完整的情况下交易,而不是等事情尘埃落定才知道。 第三层,累计口径。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单笔小、合起来大,是最容易被漏掉的情形。 还有一条不那么技术、但更重要:披露义务不是「给监管看的」,是「给股东看的」。本案的公司是上市公司,钱是公众的。老板瞒下的每一件事,最后都由不知情的股东承担。 对做企业的人来说,这个案子最实际的一条建议是:把信息披露当成一项日常工作,而不是一次公关决策。建立未决诉讼台账,每月更新;每次定期报告前重算比例;重大事项先发公告再评估影响。这三件事做了,就不会有「擅自决定不披露」这种事。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案子提醒你:公告是可以被隐瞒的,但司法记录不会。公司被起诉,法院有案号;公司被强制执行,执行信息网有记录。学会看这些公开信息,比看研报更有用。 法律在这里的要求其实很低:该说的,说清楚。做到了,什么都不会发生;做不到,一年缓一年,罚十万,还留下一个罪名。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某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讯公司)系上市公司,被告人张某文作为实际控制人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2019年1月22日,某讯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被杨某某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月28日,某讯公司签收法院邮寄的诉讼材料;2019年7月11日,某讯公司参加诉讼;2020年7月3日,某讯公司签收一审民事判决书,后提起上诉;2020年12月21日,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2019年4月11日,某讯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某银行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13日,某讯公司签收法院邮寄的诉讼材料;2019年7月14日,某讯公司签收一审民事判决书,后提起上诉;2020年6月22日,某讯公司撤回上诉。上述两起诉讼标的累计人民币1.8亿余元(币种下同)。

被告人张某文作为某讯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明知上述重大诉讼事项,擅自决定不按照规定进行披露。根据某讯公司2019年4月29日披露的2018年度报告内容,该公司2018年末净资产为2.25亿余元。某讯公司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标的累计占公司净资产50%以上。张某文于2022年8月9日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6日作出(2023)京03刑初1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某文犯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认定重大诉讼及披露时间节点。

其一,关于上市公司所涉重大诉讼的认定。上市公司所涉重大诉讼既影响公司经营,又影响投资者决策,最终将影响股票价格走势,属于应当依法披露的重要信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应按照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予以立案追诉。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大诉讼的认定,可以参考上述规定。本案中,2019年1月某讯公司与杨某某之间发生诉讼,标的为0.9亿余元,而该公司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为6亿余元,标的尚未达到净资产的50%。2019年4月,某讯公司披露2018年度报告,显示净资产为2.25亿元。

2019年5月,某讯公司与某银行之间发生诉讼,标的为0.9亿余元,前后两起诉讼标的累计1.8亿余元,远超出最近一期披露净资产的50%,符合重大诉讼的认定标准,属于应当依法披露的重要信息。

其二,关于重大诉讼披露义务时间节点的认定。上市公司随意选取披露时间,迟延披露重大诉讼,不利于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上市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考虑到相关诉讼立案时上市公司并不知晓,以上市公司收到诉讼材料、得知诉讼案件存在时,作为应当披露重大诉讼的时间节点最为合适。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文作为某讯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知晓两起诉讼的时间分别为2019年1月和5月,其擅自决定不按规定发布重大事件临时报告,在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以及2019年下半年发布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亦均未进行披露,违反及时披露义务,构成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1.上市公司所涉诉讼是否属于应当依法披露的重大诉讼,可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结合涉诉案件发生时间、数量、标的及占公司净资产比例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2.上市公司所涉重大诉讼披露义务时间节点的确定,应坚持及时性原则,并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知情程度。上市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在收到起诉材料后,对所涉诉讼的重大性具有充分认知,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应当认定负有立即报告并依法披露的义务。

案号:(2023)京03刑初16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7-06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3-1-090-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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