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吴某军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一、案情速览
吴某军原是省农行的员工,被推荐、委派到一家国有控股的投资管理公司担任总经理。他的岗位能看到大量融资项目信息。
他做了两件事:把一个 10 亿元的融资项目私下运作,通过朋友控制的担保公司收取顾问费 7,800 万元;把另一个 30 亿元的融资项目直接转给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承接,获利 2.31 亿元。为了掩盖,他还给了中间人 692.5 万元好处费。
他辩称自己所在的不是国有独资公司,主体不适格;还辩称公司经营范围里没有「财务顾问」,所以不算「同类营业」。两审都没采纳,判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四年、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三年,合并执行六年。
二、裁判要点提炼
经国有单位委派到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使其所任职的企业不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企业,甚至委派他的单位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企业,只要符合委派主体适格、委派体现国有单位意志、本人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公务三个条件,仍可认定为「国有公司、企业人员」。
「同类营业」应当采取实质审查标准,不等于「同样营业」,也不以营业执照标示的经营范围为限,重点在于行为人是否剥夺了本应属于其所任职公司的交易机会。
三、赵律师点评
十亿元的融资项目,他转到了自己朋友的公司
吴某军 1971 年出生,原本是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的员工。2011 年 10 月,省农行聘任他为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正处级。 同年,省农行党委研究决定,以总行发文推荐的方式,推荐他担任农银国联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农银国联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公司:无锡国某资本(国有独资)占 30%,农银无锡占 70%,股权往上穿透,最终指向国有控股的中国农业银行。 2011 年 12 月,他被派到农银控股,任农银国联总经理。12 月 31 日,他与省农行解除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有两层:一层是农行系统培养、推荐的干部,一层是这家国有控股公司的总经理。 第一件事发生在 2012 年。他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因为公司和苏某集团接洽融资服务,得知苏某集团有 10 亿元的融资需求。他安排工作人员以「苏某集团需融资 5 亿元」立项上报北京总部。总部作出暂缓决议后,他个人决定私下运作这个项目。 他联系了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做资金托管行,大连银行做出资行,安徽某元信托做通道。2012 年 7 月 19 日,苏某集团与安徽某元签了 10 亿元借款合同,各方也签了资金信托合同。 而收费的那一环,落在了一家跟他没有股权关系、但由他朋友控制的公司身上——江苏中某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苏某集团签了财务顾问协议,收取顾问费。他从中非法获利 7,800 万元。 第二件事更直接。2012 年 6 月,他经原农行同事引荐,认识了某盛集团的老总季某群,谈「六合文化城」项目融资。他安排公司员工对接,完成了项目尽调报告。2012 年 9 月,北京总部审核后认为项目有风险,没有立即批准。 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知某盛集团年底前还需要融资 30 亿元。他没有告诉公司,决定用自己实际控制的某恩公司来承接这笔业务。他联系某某汇智公司落实资金方,以安徽某元做信托通道和放款单位,确定了各方利率。30 亿元融资落地。 收益被拆成两部分:一部分从某盛集团收,一部分从安徽某元收。到案发,他把本公司承揽的业务转给自己控制的公司运作,非法获利共计 2.31 亿余元。
他不是国有独资公司的经理,为什么还是被套进去了
吴某军的第一个辩解是主体不适格。 他的说法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而刑法上的「国有公司、企业」只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农银国联是国有控股公司,不是国有独资,所以他不符合主体要件。 这个辩解在字面上有它的道理。刑法条文确实写的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没有写「国有控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实务中对「国有公司」是否包括国有控股,确实有争议。 法院的破解办法,不是去争「农银国联算不算国有公司」,而是换了一条路:《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属于「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特定组成部分。那么,谁是「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 刑法上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不只包括在国有独资公司里任职的人,还包括「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这就是「委派」这条通道。 法院给了三个判断条件。 第一,委派的主体。适格的委派主体应当是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本案里,是省农行党委研究决定、以总行发文推荐的方式,把他推荐到农银国联。委派主体适格。 第二,委派的实质内容。是不是体现了国有单位的意志。法院特别说明:委派的具体形式、被委派单位是否通过特定程序任命,都不影响委派的认定。本案里,虽然农银国联有自己的董事会、走了聘任程序,但人选是省农行推荐、党委研究决定的,实质上是国有单位在派干部。 第三,是否从事公务。这一点看他干什么——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他是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显然符合。 三个条件一凑,法院的结论是:他可以被视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同时他又是国有控股公司的总经理,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主体要求。 这个思路在职务犯罪领域很常见,叫做「实质认定」。它的意义在于:不能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股权结构,就让责任落空。国有资本通过控股、参股的方式运作,是常态;如果只有国有独资才算「国有公司」,那绝大多数国企的管理人员都可以主张主体不适格,法律就空转了。 对当事人来说,这个结论有一个现实提醒:判断自己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不看劳动合同跟谁签、不看社保在哪交,看的是三件事——谁派的、代表谁、干什么。本案里,他跟省农行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就解除了劳动合同,但「委派」关系并没有因此断掉。 「委派」这条通道,在实务中争议不少,值得再拆一层。 争议的焦点是:一个人从国有单位出来,到一家混合所有制的公司任职,他到底算什么人? 三种可能。第一种,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九十三条),适用于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种,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第一百六十五条等条文使用),范围比国家工作人员略窄。第三种,普通公司人员,只受公司法的忠实义务约束。 本案认定的是第二种。法院没有直接说他是「国家工作人员」,只说他可以被视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这个措辞是有讲究的:不同的身份,对应不同的罪名和不同的量刑。 如果他是国家工作人员,把公司业务转给自己公司,可能构成贪污(把单位应收的利益据为己有);如果只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走的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两条路的量刑差别很大——贪污罪的最高刑远高于七年。 实务中判断身份,有几个事实最管用:任命文件是谁发的、考核在哪个体系里、党组织关系在哪、薪酬由谁核定、有没有行政级别。本案里,「省农行党委研究决定、以总行发文推荐、正处级」这几个事实,基本把身份定死了。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市场化招聘进入国有控股公司、签的是普通劳动合同、没有行政级别、不参与党政事务,他被认定为「委派」的可能性就低得多。 这条线对国企的人力资源部门和法务很重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人员身份,不能一概而论,要按人、按岗、按任命方式来定。
什么叫「同类营业」:不看营业执照,看交易机会
吴某军的第二个辩解更有意思:农银国联的经营范围里没有「财务顾问业务」,所以他做的不是「同类营业」。 这个辩解的思路是「同业=同类」。我公司不做财务顾问,我做财务顾问,怎么能叫「同类」? 法院没有采纳,给了一条标准:是否属于同类营业,应当采取实质审查标准。「同类营业」不等于「同样营业」,也不以营业执照标示的范围为限,重点在于是否剥夺了本公司的交易机会。 这句话可以拆成两层。 第一层,形式上看营业执照,是不够的。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是一种行政登记,写什么、不写什么,取决于登记时的选择,未必反映公司实际做什么。有的公司登记了二十项,实际只做一项;有的公司登记三项,实际什么都做。拿登记事项来判断「同类」,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二层,实质上看什么?看交易机会。 本案的事实很清楚:苏某集团的 10 亿元融资需求,是吴某军在公司接洽业务的过程中得知的;某盛集团的项目,是他安排公司员工完成尽调报告的。这两个机会,本来属于农银国联。 他把这两个机会拿走了:第一个,交给朋友的担保公司收费;第二个,交给自己控制的公司承接。公司什么也没拿到,机会全没了。 这就是「剥夺交易机会」的含义。它不是抢客户、不是挖人,而是把已经在公司手里的生意转出去。 实务中,这一类行为有几种常见形态:把公司的客户介绍给自己或亲属开的公司;把公司正在谈的项目转给自己控制的公司承接;自己开一家与公司业务重合的公司,用公司的资源去养;让亲属的公司做公司的供应商,从中赚差价。 这几种形态,法律评价不完全一样。前两种直接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三种要看规模和获利;第四种可能构成关联交易违规,也可能涉及职务侵占或者受贿。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形态:不自己开公司,而是让朋友开,自己在背后收钱。本案第一笔就是这样——江苏中某担保公司名义上跟他无关,实际由他朋友控制,顾问费进了那条线。 这种安排,在民事上可能查不清,在刑事上照样能认定。认定靠的是资金流:钱最后到谁手里。本案的 7,800 万元,法院认定为他非法获利。 还有一层要说明:这条罪要求「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本案两笔合计 3 亿余元,远超标准。数额是这条罪的门槛,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据。 「交易机会」这个概念,是这条罪的核心,也是最难证明的部分。 什么叫公司的交易机会?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公司已经接触到这个机会(在谈、在立项、在做尽调);这个机会有实现的可能(不是空想);公司为此投入了资源(人力、时间、费用)。 本案两个项目都满足。第一个,公司跟苏某集团接洽,得知 10 亿元融资需求,还安排下属立项上报;第二个,公司员工完成了某盛集团的尽调报告。这两个机会,都是公司在谈的生意。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公司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发现了一个客户、自己谈成了生意,那不算剥夺公司的机会,因为公司本来就没有这个机会。 这就是「同类营业」和「抢公司生意」的区别。前者是「你自己也做这门生意」,后者是「你把公司的生意拿走」。《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打击的是后者——它要求「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落脚点在「剥夺交易机会」。 实务中还有几种边缘情形。 一种是「公司明确放弃的项目」。公司评估后决定不做,员工自己接手做,算不算?一般不算剥夺机会,但如果这个「放弃」是员工促成的(比如故意把项目说得很差让公司放弃),就另当别论。 另一种是「公司没有资质做的项目」。公司做不了,员工用自己的公司做,可能不构成。但如果员工的公司用的是公司的资源、牌子、客户关系,仍可能被认定。 第三种是「离职后承接」。离职后自己开公司,做原来的业务,原则上合法;但如果利用了在职期间获得的具体交易机会、客户名单、报价信息,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也可能被认定为在职期间行为的延续。 这三条边界,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个机会,本来是不是公司的。
三亿多非法获利,为什么只判四年
一审判决: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有期徒刑四年,罚金 200 万元;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有期徒刑三年,罚金 100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罚金 300 万元。扣押在案的犯罪所得 2.93 亿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非法获利三亿多,判四年,很多人会觉得轻。这里要说清两件事。 第一,法定刑。《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这条罪的最高刑是七年。本案判四年,落在第二档的中段。 第二,为什么不是顶格七年?法院会考虑几个因素:认罪态度(他对指控事实不表异议,只辩法律适用)、退赃(2.93 亿元被扣押没收)、行为方式(没有暴力、没有造成公司破产)、以及数罪并罚的整体平衡。两个罪合并执行六年,是把两罪的刑期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确定的。 这里要说清一个很多人不理解的地方:这条罪保护的不是「公司的钱」,而是「公司的交易机会」和「公司管理秩序、市场秩序」。判决书的表述是:他的非法经营行为,将本应属于农银国联的交易机会据为己有,损害了农银国联的利益,也损害了公司管理秩序、市场秩序。 所以,即使公司没有实际损失(比如这个项目公司本来也做不成),只要交易机会被剥夺,罪就可以成立。 这与贪污、职务侵占不同。贪污是把公司的钱装进自己口袋,公司账上少了一笔;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是把公司的生意转出去,公司账上的钱可能一分没少,但本来能赚的钱没了。 处罚的落点也不同:贪污要追缴赃款,这条罪要追缴「非法获利」,同时还可以判罚金。本案两样都判了。 还有一条附带后果值得一提:这类犯罪的被告人,如果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还可能同时构成受贿罪或者贪污罪,那时候就是数罪并罚,量刑会重得多。本案没有往那个方向认定,说明法院认为他的获利来自「经营」,不是「收受」。
这条罪和受贿、和侵犯商业秘密,差在哪里
同一件事,可能落在三个不同的罪名里,界限值得说清。 先看受贿。受贿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关键在「收受」——钱是从别人那里拿的,拿钱和办事之间有对价关系。 本案第一笔,他通过朋友控制的担保公司收顾问费 7,800 万元。这笔钱的形式是「服务费」,不是「好处费」,提供服务的是担保公司。法院没有往受贿上认定,说明这笔钱被认定为「经营所得」,不是「受贿所得」。 但他给中间人胡某的 692.5 万元,是另一回事:为了让胡某安排出资方、名义担保方并保守秘密,他给了胡某个人好处费 700 万元。这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因为胡某是公司工作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胡某是国家工作人员,罪名就变成行贿罪。 再看侵犯商业秘密。侵犯商业秘密是「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核心是「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有商业价值、有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或者经营信息。 本案里,苏某集团的融资需求、某盛集团的项目信息,算不算商业秘密?可能算,但法院没有往这条上认定。原因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构成更直接——他是总经理,自己经营了与公司同类的营业,剥夺了公司的交易机会,不需要再去证明「信息是不是秘密」。 三个罪名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 受贿看「有没有拿别人的钱办事」;侵犯商业秘密看「有没有拿走公司的秘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看「有没有把公司的生意变成自己的生意」。 同一套事实可能同时触犯几个,这时候要按照行为分别评价,数罪并罚或者从一重处。本案的实际处理是:经营行为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送钱行为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罪并罚。 对国企管理人员来说,这条罪名最需要警惕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你把公司的钱装进口袋,也不需要你泄露什么秘密。你只要自己开一家(或者实际控制一家)跟公司做同样生意的公司,把本属于公司的机会给它,就够线了。 而且「同类」的范围比想象中宽——不看执照,看交易机会。
吴某军这个案子,把「国企干部」这个身份的两面性讲透了。 一面是权力:他能看到十亿、三十亿的项目信息,能调动银行、信托、担保各方资源,能决定把项目报给总部还是压下来。 另一面是约束:正因为这些资源是公司给的、机会是公司的,他不能把它们变成自己的生意。 他做了两件事,都用了一个共同的技巧:让公司不知情。第一笔,把十亿的项目报成五亿,总部暂缓后私下运作;第二笔,总部认为有风险没批,他干脆不告诉公司,用自己的公司接。 这个技巧在民事上可能查不清,在刑事上留下了完整的痕迹:立项报告、审批记录、尽调报告、合同、资金流水。每一样都证明这个项目「曾经在公司手里」。 这个案子给三类人提了醒。 第一类,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判断自己是不是这条罪的主体,别只看股权结构。三个问题:谁派的你、你代表谁、你干什么。答案指向国有单位,你就是。 第二类,想「自己干一摊」的人。开公司不违法,但当你的公司和任职的公司做同一门生意、你又把任职公司的客户和项目往自己公司导的时候,就已经越线了。判断标准不是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是有没有剥夺公司的交易机会。 第三类,做中间人的。本案里,帮吴某军安排资金方、又收了 692.5 万元「保密费」的胡某,被另案处理。在别人的生意里当掮客、拿好处、帮着隐瞒,可能构成共犯或者行贿的对象。 最后说一层制度上的观察。这类案件有个共同点:行为人不认为自己在犯罪。他们觉得自己只是「资源变现」——我有能力、有人脉,把项目做成,收点顾问费,天经地义。 法律不这么看。顾问费也好、财务费也好、通道费也好,只要这个项目本来属于公司、你用职务便利把它转出去、收益落在你或者你能控制的人手里,性质就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 这条线画在「机会归谁」上,不画在「钱从哪出」上。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被告人吴某军,男,1971年8月10日出生,曾任农银国联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10月17日被逮捕。
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某军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一、主体身份的事实
农银国联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国联)设立于2011年9月30日。其股东包括:(1)无锡国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国某资本,国有独资)股本占比30%。2012年12月份将30%的股份转让给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控股)。(2)农银无锡某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无锡)股本占比70%。农银无锡系农银某投资有限公司(也被称为北京总部)的子公司。农银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农银某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以下简称农银控股)。农银控股的股东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某骏公司(1份股份)。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金融企业。
吴某军原系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农行)员工,2011年10月24日,省农行聘任吴某军为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正处级)。省农行党委组织部研究同意吴某军提任正处级干部。经省农行党委研究决定,以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发文推荐的方式,推荐吴某军为国有控股的农银国联总经理(正处级)人选,2011年12月吴某军被派至农银控股,任农银国联总经理(正处级)。吴某军于2011年12月31日与省农行解除劳动合同。2011年12月22日吴某军赴农银国联任职,2012年12月5日吴某军向农银控股提交了个人辞呈,2013年1月25日吴某军签订了离职承诺书,2013年4月9日的农银国联的董事会决议,解聘吴某军的总经理职务。
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1.被告人吴某军在担任农银国联总经理期间,利用本公司与苏某集团接洽并提供融资服务的便利,得知苏某集团有10亿元融资需求,遂安排工作人员以苏某集团需融资5亿元立项上报北京总部。在北京总部作出暂缓决议后,吴某军个人决定私下运作苏某融资项目。吴某军联系了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作为资金托管行,大连银行作为出资行,安徽某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某元)作为信托通道。2012年7月19日,苏某集团与安徽某元达成10亿元借款合同;相关各方也分别达成资金信托合同。吴某军通过其朋友控制的江苏中某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苏某集团签订财务顾问协议,收取顾问费,非法获利7 800万元。
2.2012年6月份,被告人吴某军经原农行同事引荐,结识了某盛集团老总季某群。经商谈,初步认为可以用某盛集团“六合文化城”项目融资。吴某军遂安排农银国联工作人员和某盛集团对接,并完成项目尽职报告。2012年9月,经北京总部审核,认为该项目有风险,未立即批准该项目。在与某盛集团接触过程中,吴某军得知某盛集团年底前还需融资30亿元。吴某军在未告知本公司的情况下,决定利用自己实际控制的某恩公司完成该业务。吴某军主要联系了某某汇智公司落实项目的资金方、过手方。以安徽某元作为信托通道和放款单位,确定了融资各方的利率。在吴某军的斡旋下,某盛集团30亿元融资项目得以落实。为确保自己收益,吴某军将自己的收益拆分为两部分,分别从某盛集团及安徽某元收取财务顾问费。至案发,吴某军将本公司承揽的业务转给其个人经营的公司运作,非法获利共计23 119.779 453万元。
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2012年11月份,被告人吴某军运作某盛集团融资项目时,联系了某某汇智公司的胡某(另案处理),由胡某负责安排出资方、名义担保方,并与各方确定收益比例。吴某军为了掩盖该项目系农银国联的业务,要求胡某为其保密。2012年11月底,吴某军与胡某见面时,确定给予胡某个人好处费700万元。吴某军在扣除7.5万元税款后,由其控制的某恩公司向胡某指定的某山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某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款共计692.5万元。
被告人吴某军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表异议,但提出其不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要理由是:(1)主体不适格。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仅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而其所任职的农银国联是国有控股公司。(2)其没有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其任职的农银国联的经营范围不包括“财务顾问业务”。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以(2015)淮中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吴某军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扣押在案的犯罪所得赃款共计292980823.1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宣判后,被告人吴某军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6日作出(2017)苏刑终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吴某军原系省农行员工,后被委派担任国有控股的农银国联的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符合“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所要求的“经委派”和“从事公务”的构成要件,可以被视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
同时,吴某军又是国有控股的农银国联总经理,符合刑法165条“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规定。吴某军的非法经营行为,是将本应属于农银国联的交易机会据为己有,损害了农银国联的利益,也损害了公司管理秩序、市场秩序,依法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吴某军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其他公司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故一审、二审作出如上裁判。
1.“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属于“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特定组成部分。经委派到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然其所任职的企业不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企业”,甚至委派他的单位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企业”,但其本人在符合特定条件情况下,仍可以被认定为“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所谓符合特定条件,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委派的主体。适格的委派主体应当是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二是委派的实质内容。即委派是否体现国有单位、组织的意志。至于委派的具体形式、被委派单位是否通过特定程序对被委派人员进行任命等,均不影响委派的认定。三是是否从事公务。主要体现“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
2.是否属于同类营业,应采取实质审查标准。“同类营业”不等于“同样营业”,亦不以营业执照标示的范围为限,重点在于是否剥夺了本公司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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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7)苏刑终29号 审理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7-09-06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3-1-09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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