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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丁某忠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号:(2022)鄂09刑终175号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二审 · 2022-10-28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8 年 2 月,丁某忠等人注册成立一家数字商品公司,又陆续搭起几家关联公司做支撑,开发了一个数字电商购物平台。平台的玩法是:老会员拉新会员,按层级给激励;商品标价被人为拉高,卖出高价后把价差以「消费返利」的名义返给会员。

返利不能提现,只能拿去投一种叫「云元」的虚拟货币。这种币不是靠算法挖出来的,是公司自己发行、自己控盘、自己宣传「只涨不跌」的。会员把返利投进去买币,钱进了丁某忠等人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账户。

审计下来,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6 月,全国 47.7 万余名会员买了 1.13 亿余枚「云元」,销售金额 3 亿余元。

这个案子有两条并行的处理轨道。刑事这条:云梦县公安局 2021 年 2 月立案侦查,冻结关联公司账户资金 2.35 亿余元。行政这条:市场监管局认定两家公司组织策划传销,各罚 200 万元,并没收违法所得近 3 亿元。

行政没收在前,刑事追缴在后,两笔钱撞在了一起——被行政罚没的 2.35 亿余元里,有 1.41 亿余元已划入国库,9365 万余元划入区财政账户,公安又把后一笔冻结了回来。

一审对丁某忠等六人分别判十三年至七年,罚金一百万元至六十万元。二审孝感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要回答的是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这种「卖货返利+买币」的模式算不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已经被行政机关罚过、没收过的行为,还能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三个亿的销售额,是全部算违法所得,还是只算赚到的那部分?

三个问题都答得不利于被告人,但答得清楚。

二、裁判要点提炼

以虚拟货币交易方式吸收资金,属于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判断标准仍是四性:不具备公开吸收公众资金的资质(非法性)、通过推介会与网络视频等方式公开宣传(公开性)、以投资虚拟货币实现资金保值增值为诱饵(利诱性)、面向社会公众(社会性)。以「消费返利」「数字经济」「链上资产」等名义包装,不改变行为性质;商品价格被人为拉高、价差即为返利来源的,该返利实质是利息的变装,不是经营让利。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复合行为,既包括吸收募集资金,也包括为吸收资金所进行的公开宣传诱导,两者在事实层面属于同一行为。同一行为既构成行政违法又构成犯罪时,程序上适用刑事优先;是否属于「同一行为」,实体上应坚持罪刑法定,即该行政违法行为能够被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全部涵摄。涉案关联公司系实际控制人用于吸收资金的通道平台,账户内资金及孳息应全额认定为违法所得,返还集资参与人;执行顺位上,退赔集资参与人优先于罚金和没收财产。

三、赵律师点评

一个只涨不跌的币,四十七万人买单

先看清楚这套机器的结构。顶层是一家数字商品公司,负责发行「云元」、开发平台、设计规则;下面挂着几家关联公司,负责收款、走账、做服务支持。最外层是会员,靠「以老带新、人拉人」进来,按层级拿激励。

第一环是商品。平台上的商品标价被人为拉高,远高于市场价。会员买下高价商品,平台把价差以「消费返利」的名义返给他。表面上看,会员花钱买了东西,还拿回了钱,占了便宜。

第二环是关键:返利不给现金,只给平台内的额度,只能用来买「云元」。这一步把「消费」和「投资」焊在了一起——你想把返利变现,就得先买币。

第三环是币。这种币不是基于算法产生的数字虚拟货币,没有公开的发行机制,没有可验证的账本,价格由公司自己操控。公司对外宣传它「只涨不跌」,用一个又一个上涨的报价,让早期买入的人真的赚到了钱,再让这些人去说服后来的人。

第四环是资金流向。会员买商品、买币付的钱,全部进入由丁某忠等人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账户。

四环扣上,一台机器就转起来了:高价商品制造返利,返利制造购币需求,币价上涨制造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带来新会员,新会员带来新资金。这套结构里,商品是道具,币是载体,真正被买卖的东西只有一个——对未来更高价格的期待。

数字摆在那里:47.7 万余名会员,1.13 亿余枚币,3 亿余元销售额。这不是一个小圈子的游戏,是一个覆盖全国的吸金池。

卖货返利,怎么就成了吸收存款

被告人的辩解可以想象:我们卖的是商品,做的是电商,返利是营销手段,买币是会员自愿的投资行为,怎么能说是吸收存款?

这个辩解在形式上并非全无道理。法律确实不禁止商家让利,也不禁止打折促销。但「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五个字,管的正是形式与实质的分离。

先看利诱性。真正的消费返利,来源是商家的经营利润,返的是自己赚的一部分;本案的返利来源是被人为拉高的价差——商品本来不值那个价,多收的钱绕一圈又返给会员。这不是让利,是把会员自己的钱当成利息付回去。而「只涨不跌」的承诺,是比固定利率更直接的保本付息表态。

再看非法性。发行货币、吸收公众存款,都是特许经营。一家数字商品公司,无论技术多新、模式多复杂,都没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资质。

再看社会性。47 万人,遍布全国,靠「人拉人」扩张,任何人都可以注册成为会员——这是最典型的开放型对象,连「圈子」都没有,谈不上封口。

最后看公开性。推介会、网络视频、媒体报道,三种方式都用上了,这是最不掩饰的一种。

四性齐了,剩下的只是给行为取个名字。

判决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复合行为,既包括吸收募集资金,也包括为吸收资金所进行的公开宣传诱导,两者在事实层面属于同一行为。这句话的用处在于,它堵住了一条常见的退路——被告人可以说「收钱的是公司,宣传的是另一批人,我只是其中之一」。法院的回答是:这两件事本来就是一件事的两面,不能拆开评价。

换句话说,在这个罪里,「怎么说」和「怎么收」是同罪的。设计话术的人、组织推介会的人、收款的人、控盘的人,都在同一个构成要件之内。

已经被罚过、没收过,还能再判刑吗

这是本案最有实务价值的一节。

事实是:市场监管局先动手,认定两家公司组织策划传销,依《禁止传销条例》各罚 200 万元,并没收违法所得近 3 亿元。然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法院判了六个人十三年到七年。

被告人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一件事罚两次,违反一事不再罚。

这个反驳不成立,理由在「同一行为」的认定上。判决给出的标准是:是否属于同一行为,在实体判断层面应坚持罪刑法定,即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能够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全部被某一具体犯罪构成所涵摄。

通俗地说:如果那个被行政处罚的行为,恰好把某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全部填满了,那它就是刑法意义上的同一个行为,应当按刑事优先处理;如果行政处罚针对的只是行为的一部分、或者针对的是另一个侧面,那两者就不是同一个行为,可以并行评价。

本案是前者。传销也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好,指向的是同一套「拉人—收钱—返利」的事实。既然刑事上已经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就应当在刑事程序框架内处置涉案财产。

接下来是本节的真正难点:行政没收的钱,怎么办?

时间线是这样的:公安冻结关联公司账户 2.35 亿余元;市场监管局作出处罚决定后,区法院强制执行了这笔冻结资金,其中 1.41 亿余元划入国家金库某市中心支库,9365 万余元划入区财政局账户;随后公安又把划入区财政的这 9365 万余元重新冻结。

二审的结论是:这三家关联公司都是丁某忠等人实际控制、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通道平台,账户内 2.353 亿余元及孳息,依法应全部认定为违法所得,应当返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由丁某忠等人退赔。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已经进了国库的钱,在刑事程序中仍然被认定为应当返还集资参与人的违法所得。行政机关的没收与刑事程序的追缴,处理的是同一笔钱,最终归属以退赔集资参与人为先。

对当事人和辩护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容易忽略的机会点: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是终点。如果同一笔资金在刑事程序中被认定为集资款,没收的正当性基础就会被动摇,应当通过刑事程序主张返还集资参与人,而不是默默接受「钱已经被没收了」这个结果。

三个亿的销售额,为什么全额算违法所得

这个问题问的是计算口径。

一般经济犯罪里,违法所得通常按获利算——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差价是违法所得,成本要扣掉。但非法集资类案件不一样,这里算的是吸收的资金本身,不扣成本、不算利润。

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为从头到尾都是违法的。一家没有资质的公司向社会公众收钱,收进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犯罪对象,不是经营所得。没有「合法成本」可以扣,因为整个经营活动本身不被允许。

本案的数额认定,落在「通道平台」这个概念上。判决认定,三家关联公司均系丁某忠等人实际控制、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通道平台。认定「通道」的意义是:这些账户里的钱,性质单一——就是集资款,不存在与合法经营收入混同的问题。所以可以整账户认定,不必逐笔区分。

这里有一个对企业主非常重要的提醒。实践中大量案件卡在「混同」上:公司账户里既有集资款,又有正常的货款、服务费、往来款。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通常整账户冻结,被告人要想拿回属于合法经营的部分,必须自己举证证明资金的合法来源与去向——银行流水、合同、发票、纳税记录,一样都不能少。举不出来的,就会被整体认定为违法所得。

本案的被告人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三家公司本来就没有真实业务,只是收款的壳。

还有一处值得注意:判决对孳息的处理是「及孳息」。也就是说,这笔钱存在银行产生的利息,也一并作为违法所得追缴。这在非法集资案件里是常规做法——本金违法,孳息自然不合法。还有一个数字值得单独看一眼:这起案件的集资参与人超过四十七万人,销售金额三亿余元,人均不到七百元。

人均金额这么低,意味着绝大多数参与者不会去报案——为几百块钱跑一趟公安局,成本比损失还高。这类案件能够立案,靠的往往不是个别被害人的报案,而是平台资金链断裂后的集中爆发,或者监管部门的线索移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类案件的退赔率通常很低:人数太多、单人金额太小、追赃成本太高。法院能做的就是先把违法所得的范围划到最大——本案把三家关联公司账户全额认定为违法所得,正是为了让可分配的资金尽可能多。

对普通人来说,这里有一条实用的判断:一个投资项目,如果它的参与者是「几万人、人均几百块」,那它几乎不可能是正经的股权投资。真正的股权投资有门槛、有合格投资者审核、有人数上限。把门槛降到任何人都能进,本身就是风险信号。

钱先赔给谁:退赔、罚金、没收的顺位

这是本案确立的第三个要点,也是集资参与人最该知道的一条。

一个非法集资案件判决生效后,被告人往往同时背着几笔账:欠集资参与人的钱(退赔)、欠国家的罚金、可能还有被没收的财产。如果他的财产不够全部支付,先给谁?

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第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第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第三,其他民事债务;第四,罚金;第五,没收财产。

顺序很清楚:退赔排在罚金和没收财产之前。用大白话说,国库要排在老百姓后面。

这条规定的实践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非法集资案件的被告人,财产往往所剩无几,退赔率和罚金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条顺位,罚金先入库,集资参与人就只能拿到一纸空文。有了这条顺位,集资参与人的损失在法理上优先受偿。

顺带看一眼本案的量刑梯度,也能看出这套逻辑:丁某忠十三年、罚金一百万;任某宏、徐某艳、宋某领各十一年六个月、罚金八十万;王某廷九年、罚金六十万;康某玮七年、罚金六十万。六个人,六个档次,对应的是各自在组织里的位置、经手的金额、以及到案后的表现。

一个案子办下来,钱走的路往往比人走的路更值得看清:从会员的手机,到平台的账户,到关联公司的账,到区财政的账,到国库,最后又被判令退回会员。绕了一大圈,谁的损失都没真正补上,多出来的只有六个人的刑期。顺带说一个执行中的现实问题:退赔优先于罚金,这条规则在判决书里只是一句话,落到执行上要靠执行法院在分配财产时排序。

被告人往往不懂这一点,以为「先交罚金表现好一点,能减刑」。这是个常见的误判。罚金先缴,等于把本应赔给集资参与人的钱先送进了国库;到了真正分配的时候,账上没钱了,退赔落空,集资参与人的损失无从弥补,反而会影响对被告人的整体评价。

正确的顺序是:先按判决确定的退赔额向集资参与人退赔,再缴纳罚金。如果财产确实不足,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说明,请求按第十三条的顺位处理,而不是自行选择先缴哪一笔。

这一点在减刑、假释的审查中也会被看:财产刑履行情况和退赔情况,是评价「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依据。把钱赔给被害人,比把钱交给国库,在评价上分量更重。

任何承诺「只涨不跌」的东西,都值得先问一句:涨的钱从哪来。如果答案是新进来的人,那它就不是投资,是一个迟早要停的接力。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

2018年2月13日,被告人丁某忠等注册成立某云数字商品公司,并相继成立某富商品公司等关联公司,为某云数字商品公司提供服务支持。丁某忠等开发了数字电商购物平台APP,采取“以老带新人拉人”、分等级激励方式公开向社会宣传发展数字商城消费会员,故意拉高商品销售价格产生高额价差,向消费会员进行所谓的“消费返利”,后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噱头,通过人为操控、虚假宣传包装打造出价格只升不跌的虚拟货币“云元”(并非基于算法产生的数字虚拟货币),诱使消费会员将“消费返利”投资购买“云元”,变相向社会公众公开吸收资金。经审计,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6月8日,某云数字APP平台吸引全国477 720名消费会员购买“云元”113 933 646枚,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300 850 885.6元。

前述消费会员在某云数字APP平台上购买商品及投资“云元”支付的款项全部进入某富商品公司等由丁某忠等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账户。

另查明,2021年2月23日,湖北省云梦县公安局对本案立案调查。2021年11月16日G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云数字商品公司、某富商品公司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属于组织策划传销的违法行为,对某云数字商品公司罚款200万元,对某富商品公司罚款200万元,并对某云数字商品公司、某富商品公司违法所得299 995 918.97元予以没收。

2.涉案资金追查情况

(1)2021年12月9日至12月20日,湖北省云梦县公安局依法对某富数字商品公司账户内涉案资金235 294 387.29元依法予以冻结。

(2)2022年5月24日、27日、31日,G市某区法院根据G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强制执行了云梦县公安局冻结的某富商品公司账户内共计235 294 387.29元涉案资金。2022年5月30日,G市某区法院将前述强制执行资金中141 284 069.23元转入国家金库某市中心支库。2022年6月9日G市某区法院将前述强制执行资金中93 650 174.97元转入G市某区财政局账户,2022年7月8日云梦县公安局对前述账户内93 650 174.97元涉案资金依法予以冻结。

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9日以(2022)鄂0923刑初15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丁某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被告人任某宏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被告人徐某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被告人宋某领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被告人康某玮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被告人王某廷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对被告人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对公安机关因该案查扣、冻结的财产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后按比例发还给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追缴财产返还集资参与人后剩余的部分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丁某忠等人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二审法院(2022)鄂09刑终1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丁某忠等人明知某云数字商品公司不具有公开吸收公众资金的资质,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通过推介会、网络视频、媒体报道、“以老带新人拉人”等方式公开宣传推介,以投资虚拟货币“云元”实现资金保值增值为诱饵,公开向社会公众吸取资金,该行为属于以虚拟币交易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某云数字商品公司、山东某富商品公司、秦皇岛某影视文化传媒公司均系丁某忠等实际控制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通道平台,湖北省云梦县公安局查扣冻结的前述公司账户内资金共计235 302 395.15元及其孳息,依法应全部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违法所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前述违法所得资金应当返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由丁某忠等人退赔。

1.刑行交叉下同一行为的认定。同一行为既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又构成刑事犯罪时,程序上适用刑事优先处理原则。对“同一行为”的认定,在实体判断层面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即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能够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全部被某一具体犯罪构成所涵摄。

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属于复合行为,不仅包括吸收募集资金的行为,还包括为吸收募集资金所进行的公开宣传诱导行为。两者在事实层面属于同一行为。

3.关于退赔被害人的执行顺位。按照同一行为刑行竞合情形下移交刑事处理原则,在案件已定性为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应当在刑事程序框架下对涉案财产进行处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四)罚金;(五)没收财产,在执行顺位上退赔集资参与人应当优先于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

案号:(2022)鄂09刑终175号 审理法院: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10-28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4-1-113-001)。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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