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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陈某红非法吸收存款、非法经营、合同诈骗案

案号:(2019)粤0112刑初861号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一审 · 2020-12-04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4 年起,陈某红以高额利息为条件向外借款,方式也是口口相传。起诉书认定,他向十二名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约 370 万元,到案发还有约 170 万元本金没还。

按这个数额,已经够得上追究刑事责任的门槛。检察机关据此指控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但这十二个人,法院一个一个查了来历:四人是通过他妻子那边的熟人关系转介过来的;五人是他的商铺租户或者房东;两人是他的同事;一人是以投资入股、参与项目运营的方式进来的;还有人的借款是通过第三方借贷平台完成的。

判决结果出人意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成立。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判二年三个月、罚金八万,以合同诈骗罪判八个月、罚金五千,决定执行二年六个月、罚金八万五千。

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在于「十二个人不算多」,而在于它把「社会性」这个最抽象的要件,落到了可以逐人核对的关系上。

判决说得很直白:认定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严格把握非法集资需同时具备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特别是要准确把握公开性、社会性特征。仅向与其具有相对特定关系的个人借款,后因企业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无法偿还借款的,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十二个人、三百七十万,最后不定非吸——但也不是没事。这个案子的价值是双向的:它既划出了民间借贷的安全区,也提醒所有把「不构成非吸」当作终点的人,后面还有别的罪名在等着。

二、裁判要点提炼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须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者缺一不成立。仅向与其具有相对特定关系的个人借款,后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无法偿还的,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象是否特定,看范围是否固定、封闭、不具有开放性,而非单纯看人数或金额。

口口相传是否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须结合传播的范围与圈层判断。传播仅集中在夫妻等特定关系所形成的圈层内,人数相对较少、借款对象范围较小,且无证据证明行为人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短信等途径公开宣传,亦无证据显示其要求借款对象为其募集资金、或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的,不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赵律师点评

十二个人,三百七十万,为什么不定非吸

先看指控的逻辑,再看法院的查法,两者的差别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

指控的逻辑是要素式的:有十二个出借人,人数够了;金额三百七十万,数额够了;约定高息,利诱性有了;通过口口相传扩散,公开性有了;这些人不是亲友,社会性也有了。四个要素一套,罪就成立。

法院的查法是关系式的:这十二个人,每一个是怎么认识被告人的?

第一个:黄某某、蒙某某、伍某某,是通过被告人的妻子认识并借钱给他的;李某的妻子周某某,是通过李某认识他的。四个人,来源同一个:夫妻关系衍生出的社交圈。

第二个:国某某、贺某、钟某某、张某某、尹某某,与被告人都是商铺租户和房东的关系。五个人,来源同一个:店铺经营形成的业务往来。

第三个:李某、翁某某,与被告人是同事关系。两个人,来源同一个:工作单位。

第四个:张某,是以投资入股、参与项目运营的方式借款的。他自己也参与了项目管理,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一个人,性质特殊——他不是出借人,是合作方。

还有一个人:申某某,通过尹某某认识了被告人,但两人之间签了借款协议、约定了抵押、办理了公证。

以及:贺某的借贷是通过第三方借贷平台完成的。

查完之后,法院的结论是:以上十二名借款对象,均为特定对象。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来历都能追到一个具体的、封闭的关系基础:配偶的社交圈、店铺的租户与房东、同一家单位的同事。这些关系的共同点是——范围固定、边界清楚、不对外招募。你不会在街上遇到一个「租户」,也不会随机认识一个「同事」。

判决用了一个很准确的表述:范围固定、封闭,不具有开放性,并非随机选择或者随时可能变化的不特定对象。

这句话是本案的钥匙。它把「不特定」从一个感觉,变成了一个可以检验的事实:换个陌生人进来,能不能进?能进,就是开放;进不来,就是封闭。

社会性:四性里最容易踩空的那一性

四个特征里,非法性和利诱性通常最容易认定,公开性和社会性最容易出问题。而这两个里面,社会性是更根本的那个——因为公开性往往是社会性的手段,社会性才是这个罪真正的落脚点。

为什么?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保护的法益是金融秩序,而金融秩序之所以被破坏,不是因为「有人借了钱」,而是因为「钱从社会公众那里聚起来了」。聚的是公众的钱,才有系统性风险;聚的是几个熟人的钱,风险留在小圈子里,刑法不必介入。

所以「不特定对象」这四个字,讲的不是人多,是开放。

这一点常被误解。很多当事人问:我借了二十个人的钱,是不是就危险了?借了五个人是不是就安全?这个问法本身就偏了。二十个封闭圈子里的人,可能不构成;五个在微信群里随机加的陌生人,可能构成。

司法解释给了一个但书: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这个但书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一是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二是对象特定(亲友或单位内部)。

本案两个条件都满足。第一,没有公开宣传——法院查了,没有证据显示他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这些途径宣传过。第二,对象特定——十二个人全部落在亲友、同事、业务往来、合作方这四个封闭圈层里。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但书不是「免罪金牌」,而是「定性工具」。它说的不是「亲友的钱可以随便借」,而是「向亲友借钱这个行为,在性质上不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情节轻微不追究」,后者是「根本不符合构成要件」。本案是后者——不是从轻,是不构成。判决的表述是「其行为不具备上述条件」,不是「情节显著轻微」。

这个区别对当事人意义重大。不构成,意味着没有犯罪记录;情节轻微不追究,性质上仍然是犯罪。

「口口相传」两种命运:与另一个案子对照

「口口相传」这四个字,在本批案件里出现了两次,结论完全相反。把两件事摆在一起,能看清判断标准到底在哪。

第一个是陈某先案。他向员工发布公司高息吸收存款的信息,没有限制吸收存款的对象范围,员工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为公司宣传,此后他以公司名义与前来存款的员工、员工亲属、其他社会人员签订借款合同。四十六个人,一千八百余万。法院认定: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第二个是本案。同样是口口相传,法院认定不构成。理由写在判决里:本案只有黄某某、蒙某某、伍某某是通过被告人的妻子认识了他并借钱给他,还有李某的妻子周某某通过李某认识了他并借钱给他,虽然是「口口相传」,但「口口相传」仅集中在夫妻之间形成的特定关系中,且人数相对较少,借款对象范围较小。

差别在哪?三处。

第一处,起点不同。陈某先是他自己把信息交给员工,让员工对外说;本案的口口相传发生在夫妻关系衍生出的熟人之间,是他人的私下转介,不是他组织的传播。

第二处,圈子封不封口。陈某先没有限制对象范围,谁来了都收;本案的十二个人全部落在四个封闭关系里,没有一个是从社会上随机来的。

第三处,知道扩散后拦不拦。陈某先明知信息在往外传,仍然照收社会人员的资金;本案没有证据显示他要求借款对象替他募集资金,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明知信息向社会扩散而予以放任。

把这三处提炼成一个判断公式:谁起的头、圈子封没封口、知道扩散后拦没拦。

三个问题里,第二个最关键。因为前两个都可以用「我不知道」「我没让他们说」来辩解,只有第三个是客观的——钱收没收,收的是谁的钱,账上写得清楚。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本案判决特别提到「亦无证据显示其要求借款对象为其募集、吸收资金」。这句话指向一种常见情形——「你帮我问问你朋友有没有闲钱」。这一句话,就把借贷变成了募集。实践中很多案子,就是被这样一句话拖进去的。

有抵押、有公证、没约定利息:这些细节为什么重要

判决在论证特定对象时,用了三处很细的事实。这三处看起来零碎,实际上是整个论证的支架。

第一处:申某某虽然是通过尹某某认识被告人的,但两人之间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了抵押,并进行了公证。法院的评价是:以上表现出较为典型的民间借贷举债的特点,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应属于民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而不应由刑法予以调整。

为什么抵押和公证这么重要?因为它们是有成本的。办抵押要跑登记,做公证要花钱、要双方到场。一个打算「吸收公众存款」的人,不会给每一笔钱都办这些手续——那太慢、太贵、太麻烦。愿意办,说明他把这当成一笔需要保障的民事债务,而不是一笔募来的资金。

第二处:贺某与被告人的借贷是通过第三方借贷平台进行的。

第三方平台的意义在于「中立」。有平台在中间做撮合、做见证、做资金流转,说明这笔借贷有标准化的流程,走了公开的、可查的通道。这跟私下收钱、现金交割完全是两种形态。

第三处:被告人在向国某某、张某某借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未约定利息或回报的情况。

这一条最直接——连利诱性都不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求「承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一笔没有约定任何利息的借款,无论如何套不进这个要件。

三处事实放在一起,指向同一个判断:这些借贷是民事行为,不是集资行为。

反过来说,这也是给所有民间借贷当事人的提醒:形式要件不是废纸。借条、抵押、公证、走平台、约定明确,这些在民事上保护你的债权,在刑事上则证明这件事的性质。一个只有口头约定高息、只有转账记录、连对方叫什么都要查通讯录的借贷关系,一旦金额上去,被认定为非法集资的风险会高出很多。

还有一层现实意义:民间借贷纠纷进入刑事程序,往往是因为还不上钱、出借人报案。这时候,谁手里有完整的书面材料,谁就更容易把事情说清。本案的被告人能把这十二个人的关系、协议、抵押、公证一条条摆出来,靠的正是当年留下的这些纸。

不定非吸,为什么还是判了两年半

这是本案必须讲清的最后一层,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成立,但判决并不是无罪。法院最终认定:非法经营罪,二年三个月、罚金八万;合同诈骗罪,八个月、罚金五千;决定执行二年六个月、罚金八万五千。

二年六个月,比本批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被告人还重。

这说明什么?说明「不定非吸」只是解决了一个罪名,不等于解决了整个案子。同一个人的一系列行为,可能分别落进不同的罪名:向特定对象高息借款,是非吸之外的民事或行政问题;未经许可经营需要特许的业务,是非法经营;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是合同诈骗。

数罪并罚的规则在这里起作用:两个罪分别量刑,然后按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执行的刑期。二年三个月加八个月,决定执行二年六个月——不是简单相加,也不是取最高,而是在最高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由法院裁量。

对当事人和辩护人来说,这个案子有两个方向的启示。

第一个方向:不要因为「非吸不成立」就松懈。非法集资类案件常常是「一行为触多罪名」的形态,非吸、集资诈骗、非法经营、合同诈骗、擅自发行股票、组织传销,边界互相咬合。打掉一个,可能只是把定性推向另一个。

第二个方向:反过来看,把「非吸」打掉仍然有巨大价值。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巨大档,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而本案最终二年六个月,实报实销,且两个罪名的罚金加起来只有八万五千,远低于非吸案的罚金水平。定性的改变,直接改变了量刑的起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本案没有上诉、没有抗诉,判决已生效。这意味着控辩双方都接受了这个结果——检察机关没有因为非吸不成立而抗诉,被告人也没有因为被判两年半而上诉。这种「双方都不争」的状态,往往说明定性是稳的。

最后说一句实务上的话。这类案件的辩护,目标不该是「无罪」,而该是「最轻的定性」。因为钱确实借了、确实没还、确实有高息,完全的无罪辩护很难成立;但把「向社会吸存」改成「向特定人借贷」,把「集资诈骗」改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把「主犯」改成「从犯」,每一步都能实实在在地减下刑期。本案就是一个把定性打到最优的样本。

「向多少人借过钱」不是判断标准,「这些人的圈子有没有封口」才是。圈子封着,是借贷;圈子开着,就是吸存。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开始,被告人陈某红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采取“口口相传”的方式,向尹某荣、申某忠、张某、周某彤、翁某健等12名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经统计其吸收存款约370万元。至案发前,尚有约170万元本金未归还(非法经营事实、合同诈骗事实略)。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以(2019)粤0112刑初8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某红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五千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陈某红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被告人陈某红向尹某荣等人的借款行为不具备上述条件。

第一,本案只有黄某某、蒙某某、伍某某是通过被告人陈某红的妻子陈某认识了陈某红,并借钱给陈某红,还有李某的妻子周某某通过李某认识了陈某红,并借钱给陈某红,虽然是“口口相传”, “口口相传”仅集中在夫妻之间形成的特定关系中,且人数相对较少,借款对象范围较小,故在案证据尚不能证明陈某红本人或委托他人有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需要资金的行为,亦无证据显示其要求借款对象为其募集、吸收资金或明知他人将其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的情形。

第二,本案国某某、贺某、钟某某、张某某、尹某某与被告人陈某红都是商铺租户与房东的关系,李某、翁某某与陈某红是同事关系,以上借款人均与陈某红有特定的社会关系基础,范围固定、封闭,不具有开放性,并非随机选择或者随时可能变化的不特定对象。另外,张某是以投资入股参与项目运营的方式借款给陈某红,并非系陈某红以吸收资金为目的而将张某吸纳为合作伙伴,事实上张某也参与了项目的管理并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故张某应为特定对象。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知,黄某某、蒙某某、伍某某、周某某系基于夫妻关系与陈某红认识后继而借钱给被告人陈某红的,亦均系相对特定的具体对象,而并非社会上不特定的人,故以上十二名借款对象均为特定对象。

第三,申某某虽通过尹某某认识了被告人陈某红,但申某某与陈某红之间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了抵押,并进行了公证。同时,贺某与陈某红的借贷又系通过第三方借贷平台进行。以上表现出较为典型的民间借贷举债的特点,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应属于民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而不应由刑法予以调整。此外,陈某红在向国某某、张某某借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未约定利息或回报的情况。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严格把握非法集资需同时具备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特别是要准确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社会性特征。仅向与其具有相对特定关系的个人借款,后因企业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无法偿还借款的,其行为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案号:(2019)粤0112刑初861号 审理法院: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0-12-04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4-1-113-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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