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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曾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号:(2019)京0105刑初1754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一审 · 2021-07-30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某餐饮公司 2005 年成立,曾某某是实际控制人,在多个城市开品牌连锁店。2015 年,一家经营股权众筹平台的公司找上门,说可以帮他融资。双方前后签了多份《融资居间协议》,约定平台按融资额的百分之四到五收取居间费。

平台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这家餐饮公司的融资项目,以旗下一家投资中心的名义与投资人签《个人投资协议》,承诺固定收益、到期归还本金。餐饮公司这边则向投资人赠送特产礼包或者旅游礼包。最终四百余人投了 1800 余万元,平台扣掉居间费后转给餐饮公司 1700 余万元,钱被用于门店经营。

2017 年,公司没能按约回购本金。投资中心提起民事诉讼,法院认定双方是联营合同关系:在营项目支付回购款及收益,已关闭项目解散清算。投资人随后报案,公安机关对平台公司立案,抓获三名工作人员。

公诉机关指控曾某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审理过程中,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要求撤回起诉,法院 2021 年 7 月裁定准许。

这个结果容易被误读。它不是一个「无罪判决」,而是撤回起诉——法律效果上,曾某某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案件没有经过实体裁判,法院没有在判决书里写下「无罪」两个字。

裁定书里写的是理由,不是结论。法院逐条回答了三个问题:这家公司有没有资格做股权众筹?承诺还本付息的是谁?四百多个投资人,是不是「不特定对象」?

三个问题的答案,构成了这个案子的全部分量。它们同时也划出了股权众筹这条路上,融资人最容易踏空的三块地方。

对今天的企业主来说,这个案子的价值不在于「有人靠众筹融资没被判刑」,而在于它把「什么情况下融资人会从被害人变成被告人」这条线,画得很细。

二、裁判要点提炼

股权众筹的融资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融资人主观上对平台的非法集资模式明知,客观上以站台宣传、提供投资赠品等方式帮助扩大集资规模的,可以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帮助犯;融资人对融资模式并无认识,或者客观上并未参与融资具体环节的,不得仅以其使用了资金为由,认定其构成共同犯罪。

股权众筹融资人应为小微企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不得向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融资款应投入实际生产经营项目。融资人与投资人之间经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为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联营关系,不属于还本付息关系;提供投资礼包在缺乏犯罪故意的前提下,仅能认定为支付用资成本的商业行为。融资人不具有股权众筹资格,以开展股权众筹为名公开宣传并向不特定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款未投入生产经营而非法占有的,构成集资诈骗罪。

三、赵律师点评

四百多人、一千八百万,老板为什么没被定罪

先把案件的结果和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之间的落差摆出来。

从外表看,这个案子几乎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全部要素:钱来自四百多个自然人,金额一千八百万,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开募集,还承诺了固定收益和到期还本。按最朴素的直觉,这就是非法集资。

但法院看到的,是另一幅图。

这幅图里有三个主体,不是一个。第一个是融资人——那家餐饮公司,它要钱开店;第二个是平台方——那家众筹平台公司,它靠撮合融资收居间费;第三个是投资人——四百多个出钱的人。三个主体之间是两份不同的法律关系:餐饮公司和平台之间是居间服务合同,平台(以投资中心名义)和投资人之间是投资协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评价的是「谁在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在这个案子里,向四百多人收钱、并且承诺保本付息的那个主体,是平台,不是餐饮公司。

餐饮公司做的是另一件事:提供一个真实的项目,接受平台转来的钱,把钱投进门店,付用资成本。这件事如果单独看,就是一次普通的股权融资。

所以案件的真正问题不是「四百多人算不算多」,而是「这四百多人的钱,是以谁的名义、由谁承诺回报收进来的」。这个问题一旦问清楚,责任归属就分开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案卷里最初的事实呈现,很容易把餐饮公司卷进去——毕竟钱最终到了它账上,礼包也是它送的。法院用了三个层次把它摘出来:资格、承诺、故意。下面三节分别讲这三层。

股权众筹的合法边界:小微企业、真实项目、不承诺保本

股权众筹在中国是有政策依据的。2015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股权众筹融资是「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

这句话里的每个限定词都有用。

「通过互联网形式」——限定了渠道,也意味着它天然带有公开性。这就是为什么股权众筹能公开宣传而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因为它是被允许的公开小额融资,公开性本身不违法。

「小额」——限定规模。公开募集的合法性,建立在单笔金额小、总体规模可控的前提上。一旦规模失控,政策基础就不存在了。

「股权融资」——限定回报形式。投资人拿的是股权,分享的是未来的利润,承担的是亏损的风险。「股权」这两个字,天然排斥「保本付息」。

「小微企业」——限定融资人资格。这一条是本案最关键的一条。《指导意见》明确,股权众筹融资方应为小微企业。

什么是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给了标准: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本案的餐饮公司属于「其他企业」,三个指标全部符合,具备开展股权众筹融资的资格。这一条站住了,后面才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它是一家年利润几千万、资产几个亿的大企业,那它打着众筹的名义公开募资,性质立刻不同。

还有两条硬约束:融资人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不得向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

违反这两条会有什么后果,判决写得很直白:融资人不具有股权众筹资格,以开展股权众筹融资为名,通过公开宣传的方式向不特定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不是把集资款投入生产经营,而是非法占有,构成集资诈骗罪。

这两句话,是给所有想走众筹这条路的企业主看的红线图。

「承诺还本付息」是谁承诺的

这一节是本案的技术核心,也是判决书里最见功力的地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特征里,「利诱性」指的是承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本案确实存在保本付息的承诺——每月百分之一的固定收益,期满十二个月可以申请撤出,无法转让的由公司回购份额。问题是:这个承诺,是谁向投资人作出的?

查协议,答案很清楚:投资协议是平台以投资中心的名义与投资人签的,签字盖章的是投资中心和平台。餐饮公司没有在这份协议上出现过。

这个细节决定了利诱性的归属。承诺的主体是谁,利诱性就落在谁身上。平台作出了保本承诺,平台承担相应的责任;融资人如果只是提供项目、收取款项,没有对外作出任何保本表态,利诱性就不落在它身上。

那融资人有没有可能连带?有,但门槛很高。判决给出的路径是帮助犯:如果融资人主观上对众筹平台的犯罪行为明知,依然通过站台宣传、提供投资赠品等形式帮助平台扩大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规模,后进行资金使用的,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帮助犯。

拆开是三个条件:明知、帮助行为、扩大规模的效果。三个都要有。

本案这三个条件都没满足。

明知这一条:平台不是为这家餐饮公司专门成立的,曾某某没有参与平台运营模式的提出和构建;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他对平台的具体融资模式具有明知,也无法证明他明知资金来源于「不特定」的投资人。

帮助行为这一条:餐饮公司提供了真实的投资项目——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虚构项目,也不是出借项目名义帮平台融资;还提供了投资礼包,但礼包在缺乏犯罪故意的前提下,只能评价为支付用资成本的商业行为。说白了,为了让钱好借一点,给点赠品,这是做生意,不是犯罪。

扩大规模这一条: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行为直接导致集资规模扩大。项目是平台选的、协议是平台签的、钱是平台募的。

三层都不过,帮助犯不成立。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实务逻辑值得点出来:在众筹、私募、代销这类「多主体」的融资结构里,刑事责任的分配,看的是「谁对投资人作出了承诺」和「谁掌握募集的环节」。融资人出项目、用资金,平台出渠道、作承诺,两者的地位完全不同。辩护时如果一上来就争「我不构成犯罪」而不先切开主体,往往打不到点上;先把承诺主体和募集主体分开,后面的问题自己就松了。

民事判决说这是联营,刑事就不能说是借款

这是本案最有意思的一层,也是很多人读判决时容易跳过的一层。

2017 年,公司没能按约回购本金,投资中心把餐饮公司告上民事法庭。那场官司,投资中心输了。

法院的认定是:双方系联营合同关系。对于还在运营的项目,判令餐饮公司支付回购款及投资收益;对于已经关闭的项目,依据合同约定应当解散并清算,驳回投资中心要求回购全部股权并支付每月固定收益的诉讼请求。

投资中心为什么会输?因为法院认为这不是借贷,是联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项目关了,就得清算,不能要求融资人把钱退回来。

这个「输」,在后来的刑事程序里变成了曾某某最有力的一份证据。

道理是这样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利诱性,要求「承诺还本付息」。而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投资人与融资人之间是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联营关系,不属于还本付息的关系。既然民事上都不是保本,刑事上就不能说是保本。

这里需要说清刑民证明标准的问题,否则容易误解。刑事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民事是「高度盖然性」,刑事标准更高。这意味着刑事认定本可以不依赖民事判决,理论上可以作出与民事判决不同的结论。

但「可以不同」不等于「可以随意不同」。要推翻一份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需要有足够扎实的反证。本案没有这样的反证,于是民事判决的认定被采纳。

还有一个更深的反讽值得说:正因为民事上认定「共担风险」,投资人才在那场官司里拿不回本金——项目关了只能清算。这个「拿不回」,恰恰证明了它不是保本理财。如果真是保本付息,法院会判全额返还。

实践中这条经验很实用:涉及融资结构的刑事案件,一定要把相关的民事判决、仲裁裁决调出来。一份认定「共担风险」的生效裁判,其证明力往往超过十份证人证言。反过来,如果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是借贷、判令还本付息,那刑事上再主张「这是投资、不是存款」,难度就大了很多。

给企业主的五条自查

把这个案子翻译成可操作的东西,是五道题。每道题都有明确的红灯。

第一题:我是不是小微企业?三个数字——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餐饮、零售、服务类企业,标准是 30 万、80 人、1000 万;工业企业是 30 万、100 人、3000 万。三个指标超一个,股权众筹的资格就没有了。红灯:明明是大企业,却挂着「众筹」的牌子公开募资。

第二题:我的项目是真的吗,钱去哪了?本案过关,靠的是项目真实、钱投进了门店。红灯:项目虚构、夸大,或者钱转去还旧债、炒房、炒股、放贷。这一条一破,罪名可能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升格为集资诈骗,量刑档次完全不同。

第三题:保本承诺是谁说的?查三处:协议上谁签的字、宣传材料上谁的口径、销售人员的微信记录里谁的话术。红灯:融资人自己在路演上说「保本」、在合同里写「回购」、在微信里承诺「亏了算我的」。

第四题:我对平台的模式知道多少?红灯:参加过平台的模式宣讲、拿过平台的层级提成、在平台的活动上站过台、配合平台设计过吸引投资人的话术。这些动作一旦有,帮助犯的三个条件就可能凑齐。

第五题:出问题以后我是躲还是配合?红灯:失联、转移资产、销毁账册。绿灯:主动说明情况、提供完整账目、配合清退。这一条在量刑上分量很重,但很多企业主恰恰在这里做反了。

五道题,本质是同一件事:把「融资」和「吸存」分开。分开的标准不是你心里怎么想,而是三样东西——资格、承诺、去向。资格决定你有没有资格公开募;承诺决定这笔钱在法律上是股还是债;去向决定这件事是经营失败还是刑事犯罪。

三样都清楚,众筹就是一条合法的融资渠道;有一样不清,风险就从这里进来。

融资渠道越新,越要问一句:这笔钱是以什么名义进来的,保本的承诺是谁说出口的。名分不清,责任就会顺着钱走。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被告人曾某某系A公司(成立于2005年)实际控制人,公司在某市经营品牌连锁餐饮店。B公司经营“某某宝”股权众筹平台(实际经营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负责人王某。2015年,B公司向曾某某提出可为对方融资,2015 年8月至2016年,A公司与B公司多次签订《融资居间协议》,约定A公司委托B公司进行融资,B公司收取融资款的4%或5%作为居间费用。B公司在其经营的股权众筹平台上发布A公司的融资项目向社会公众进行资金众筹。以旗下C中心(有限合伙)名义与投资人签订《个人投资协议》,承诺固定收益,到期归还本金。A公司向投资该公司项目的投资人赠送特产礼包或厦门旅游礼包。

C中心与A公司共同成立合伙企业,由C中心认购出资份额为实际投资人代持,将钱款投入项目企业。项目方每月支付1%的固定收益,每年度进行剩余利润分配。投资期满12个月后,实际投资人可以申请撤出投资,C中心优先将股份转让给其他投资人,无法转让的由A公司回购该份额(投资本金)。经统计,有400余名投资人向A公司项目投资共计1800余万元,B公司扣除相应居间费用后,向A公司转款1700余万元。A公司后将钱款用于餐饮门店经营。

2017年,因A公司不能按照合伙协议回购投资本金,后C中心向H法院提起民事诉讼。H法院认定双方系联营合同关系,对于尚在运营中的项目,判决A公司支付回购款及投资收益,对于已经关闭的项目,依据合同约定应当进行解散并清算,故驳回C中心要求A回购其代持的全部股权及支付每月固定收益的诉讼请求。投资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对B公司立案侦查,并抓获了工作人员郝某等三人。

在诉讼过程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要求撤回对被告人曾某某的起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30日作出(2019)京0105刑初1754号刑事裁定,准许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撤回对被告人曾某某的起诉。宣判后,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认为: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股权众筹融资是“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根据该意见,股权众筹融资是小微企业通过互联网众筹平台,以股权为回报,向特定投资人进行公开、小额的融资活动。在法律义务上,融资人具有信息披露义务,众筹平台为融资双方提供居间介绍服务,投资人与融资人就投资项目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股权众筹融资中的融资人应为小微企业,具有信息披露义务,不得向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且融资款应投入实际生产经营项目。如果融资人不具有股权众筹的资格,以开展股权众筹融资为名,通过公开宣传的方式,向不特定的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则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不是将集资款投入生产经营,而是非法占有,则构成集资诈骗罪。

(1)涉案A公司属于小微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进行小额融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权众筹融资方应为小微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2条明确了小微企业的条件,若融资企业属于工业企业,则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则要求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本案中曾某某经营的A公司作为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小微企业具有开展股权众筹融资的资格。

(2)A公司通过众筹平台融资,并不等同于其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如果融资人主观上对于众筹平台的犯罪行为明知,依然通过站台宣传、提供投资赠品等形式帮助平台扩大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规模,后进行资金使用的,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帮助犯。如果融资人主观上对众筹平台的融资模式并无认识,或融资人客观上并未参与到融资的具体环节中,不得以融资人使用资金为由,认定其构成共同犯罪。B公司非为A公司融资而成立,曾某某未参与B公司运营模式的提出、构建等,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曾某某对于B公司的具体融资模式具有明知,或明知资金来源于“不特定”投资人,不能认定曾某某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故意。

(3)A公司作为融资人,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首先,A公司未向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A公司与C中心之间系联营合同关系,具有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性质,不属于还本付息的关系。众筹平台以C中心名义与投资人签订的投资协议,却承诺向投资人还本付息。其次,A公司提供投资项目、提供投资大礼包的行为,不能评价为非法吸收公众钱款的帮助行为。本案中A公司提供的投资项目是真实的,不是虚构项目或出借项目名义帮助融资。A公司应B公司要求提供投资大礼包的行为,在缺乏犯罪故意的前提下,不能评价为帮助犯罪的行为。

综上,本案中曾某某经营的A公司作为小微企业具有开展股权众筹融资的资格,股权众筹融资平台负有寻找合格投资人的义务,曾某某对于投资人是否“特定”并无明确认识;A公司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为共负盈亏的联营合同关系,并未承诺还本付息;A公司应平台要求提供投资礼包的行为,在缺乏犯罪故意的前提下,仅能认定为支付用资成本的商业行为;A公司基于生产经营需要,以真实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融资款亦投入生产经营中,并无非法占有集资款。

法院认为,由于公诉机关对曾某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指控未达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曾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检察院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小微企业作为融资人通过互联网众筹平台进行公开、小额融资,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向投资人承诺还本付息。互联网众筹平台在公开融资过程中,以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承诺还本付息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对于融资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即融资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扩大集资规模的行为,否则不应认定融资人构成犯罪。

案号:(2019)京0105刑初1754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07-3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4-1-113-003)。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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