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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前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号:(2019)京03刑终534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二审 · 2019-08-28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2014 年 11 月到 2017 年 7 月,北京一家资本管理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北京朝阳、天津、昆明等地,以投资网络借贷理财项目可返本付息为名,向 283 名投资人吸收资金 8000 余万元,返款 400 余万元。

被追究的不只是老板。贷款部负责人耿某,负责把集资款放贷出去,任职期间公司吸收 8000 万余元;债权匹配员、后来的运营经理前某,负责给投资人匹配债权,任职期间 4600 余万元;培训讲师李某甲,负责员工培训、客户接待和安抚,任职期间 3700 余万元。

三人分别退缴 25 万元、3000 元、3 万元。

一审判前某四年、罚金二十万,李某甲二年十个月、罚金十五万,耿某二年六个月、罚金十五万。同案另有叶某、夏某、何某、赵某、李某乙等人,分别作出判决。

三人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同时抗诉,理由是一审法院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却没有按照认罪认罚制度的程序规定向控辩双方告知权利、签署具结书、征求量刑建议,属于程序不当、量刑不当。

二审北京三中院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

这个案子在网上能查到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没签认罪认罚具结书能不能从宽」这个程序问题上。那是它的第三层。

它的第一层是:一家公司非法集资,为什么被抓的不是只有老板,中层、讲师也一个个站上了被告席。第二层是:这三个人之间,为什么刑期差了整整一年半。第三层才是程序问题。

三层叠在一起,才是这个案子对普通人的全部意义。

二、裁判要点提炼

认罪认罚的表现可以存在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诉讼阶段,「同意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只是认罚的表现形式之一,而非认罚的唯一根据。未签具结书,仅意味着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影响对「认罚」的认定。被告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或明确表示同意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仍可以基于对法院最终量刑结果有异议而提出上诉。

对于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庭审过程中表示认罪认罚且确有认罪认罚表现的被告人,法律没有强制规定人民法院必须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提出量刑建议或者中止、转换庭审程序,法院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是坦白从宽刑事政策在程序法层面的原则性规定,可从宽处理;但因程序未能简化、未节省司法资源,对该类被告人的从宽幅度一般要小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被告人。

三、赵律师点评

一家公司的三层人:老板、中层、业务员

这类公司有一个固定的结构,几乎每一个案子都一样。

顶层是实际控制人。定方向、搭平台、设计产品、决定利率、控制资金池。他们通常不出现在一线,甚至不在公司任职,但所有关键决定都从他们那里出来。

中间层是各个「环节负责人」。贷款部管资金出口——钱收进来以后放给谁、怎么放、收多少利息。债权匹配管账——让每一笔投资都对应一笔真实的借款债权。培训部管人头——教业务员怎么说话、怎么应对质疑、怎么安抚要退钱的人。运营、财务、技术,各有各的环节。

底层是业务员。拉客户、签单、拿提成。人数最多,单个金额最小,流动性最大。

案子爆掉之后,追责的顺序通常是:先抓老板,再抓中层,业务员视金额和情节分层处理。本案站上被告席的,是中间层——贷款部负责人、债权匹配员兼运营经理、培训讲师。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各自卡在了一个关键节点上。

贷款部负责人耿某,管的是资金出口。集资款收进来不是终点,要放出去收利息,资金链才转得动。他掌握的是「这笔钱能不能生钱」这一环。任职期间公司吸收 8000 万余元,正好是全部金额。

前某,做过债权匹配员,后来做运营经理。债权匹配这个岗位,外行听着陌生,作用却很关键:投资人看到的「你的钱借给了某个真实借款人,有合同、有抵押」,靠的就是这一环。没有匹配,平台就是个空壳,投资人不会信。他任职期间公司吸收 4600 余万元。

李某甲,培训讲师。负责员工培训、客户接待和安抚。这个岗位管的不是钱,是「话」——业务员用什么话术拉人,客户来质疑时怎么解释,要退钱时怎么稳住。在非法集资案件里,话术往往直接决定集资规模。他任职期间公司吸收 3700 余万元。

三个人,三条线:钱怎么出去、账怎么对上、人怎么进来。这三条线撑起了整台机器,所以他们都进了被告席。

债权匹配员、培训讲师,为什么也是被告人

这是本案最需要讲透的一节,因为它关系到一大批人的自我认知——「我只是个打工的,拿的是死工资,老板干什么我不知道」。

这句话在法庭上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原因不在法官苛刻,而在从犯的认定标准本身。

刑法上的从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判断「次要或辅助」,司法实践里看三个维度,不看职位高低。

第一个维度:是否直接接触集资款或者集资参与人。耿某直接管放贷,钱经他手出去;李某甲直接面对客户,负责接待和安抚;前某的岗位虽然偏后台,但债权匹配直接决定投资人的钱「对应哪笔债权」,这是投资人最关心的信息。三个人都在资金链或信息链的关键位置。

第二个维度:行为对吸存规模有没有实质贡献。这一点常被误解为「我拉了多少客户」。实际上贡献可以是间接的:培训讲师不拉客户,但他决定了业务员怎么拉;债权匹配员不拉客户,但他让平台显得可信。判决的表述是「根据三人从事的工作内容与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的紧密程度」——紧密程度,不是业绩数字。

第三个维度:是否知道公司在做什么。这一点最难辩。一家公司向几百个投资人承诺年化百分之十几的收益,中层管理岗不可能不知道钱从哪来、到哪去。知道,还继续做,就是故意。

三个维度叠起来,答案就出来了:这三人不是「被老板骗的打工者」,是「知道在做什么、并且负责其中一个环节的人」。

那为什么他们的刑期不一样?

前某四年,李某甲二年十个月,耿某二年六个月。判决给出的差异理由是四个因素:从事的工作内容与吸存活动的紧密程度、到案情况、悔罪态度、退赃数额。

拆开看:前某被判的是从轻处罚,李某甲和耿某被判的是减轻处罚。「从轻」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往下靠,「减轻」是降到下一档,差别很大。

前某的任职时间最长(2014 年 2 月到 2016 年 6 月),岗位是债权匹配员转运营经理,接触面广;退缴金额只有 3000 元。李某甲任职时间较短(2016 年 4 月到 2017 年 12 月),退缴 3 万元。耿某任职时间最短(2015 年 11 月到 2017 年 8 月),退缴 25 万元——退赃最多,但到案后没有如实供述,这一条拖住了他。

这里能看出一条很现实的规律:退赃金额、任职时长、到案后的态度,三样东西直接决定刑期落在哪一档。而这三样,都是当事人自己可以影响的。

退缴三千块,也算退赃吗

本案三个人的退缴数额是 25 万元、3 万元、3000 元。看到 3000 元这个数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点钱有什么用?

有用,而且意义不在绝对值,在比例。

退赃退赔在法律上的性质,不是「赔够了就没事」,而是悔罪态度的客观体现,同时减少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所以法院看的不是「你退了多少」,而是「你从这场犯罪里拿到的,退了多少」。

一个业务员的违法所得,是工资加提成,可能就是几万块;一个贷款部负责人的违法所得,可能是几十万。前某退缴 3000 元,如果这 3000 元就是他在这段时间里拿到的全部额外收益,那退缴比例是百分之百。全额退缴和部分退缴,在量刑上的评价完全不同。

这一点在实务中很重要,但常被忽略。很多当事人觉得「反正退不完,不如不退」,这是最坏的选择。退赃在量刑上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加分项,退一部分也是加分,一分不退就是零分。

更关键的是时间。退赃越早越值钱:侦查阶段退,可能影响是否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退,可能影响是否起诉、量刑建议多少;一审退,影响一审判决;二审才退,空间已经很小。

本案二审的表述非常明确:二审期间,前某、李某甲、耿某均无新的从轻处罚情节,不能对其再予从轻处罚。也就是说,到了二审,如果没有新的退赃、没有新的立功、没有新的从宽事由,法院不会再往下调。

这句话是给所有二审上诉人的提醒:上诉不是「再争取一次」的自动机会。没有新东西,二审只会维持。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退赃的对象。在非法集资案件里,退赃通常退给办案机关指定的账户,最终按比例发还给集资参与人。退给某一个投资人的,不算完整退赃。这一点如果搞错,钱花了,情节没认上。

没签认罪认罚具结书,还能从宽吗

这是本案被讨论最多的一节,因为它触及一个具体的困惑:法院明明说了「从宽」,可程序上又没走认罪认罚那一套,这算不算自相矛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审阶段,控辩双方都没有建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院按普通程序审理,根据各人的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以及当庭认罪、悔罪态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规定,予以从宽处罚。

检察机关抗诉,说这是程序不当:既然适用了从宽,就该走认罪认罚的程序——告知权利、签署具结书、征求量刑建议。

二审给了四点回答,每一点都值得记住。

第一点:认罪认罚的表现可以存在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只是认罚的表现形式之一,不是唯一根据。没签具结书,只意味着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影响对「认罚」的认定。

第二点:被告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或者明确表示同意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仍然可以基于对法院最终量刑结果有异议而提出上诉。这一条很重要——「认罚」不等于「认命」。实践中不少被告人担心「签了具结书就不能上诉了」,其实签了也可以上诉,只是上诉后可能影响从宽幅度。

第三点:对于没有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庭审中表示认罪认罚且确有表现的被告人,法律没有强制规定法院必须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提出量刑建议、中止或转换庭审程序。法院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第四点,也是最实用的一点: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是坦白从宽刑事政策在程序法层面的原则性规定,体现的是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理的精神。从宽处理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理解——实体从宽、程序从简,而程序从简不是获得实体从宽的前提。但在欠缺程序从简、未能节省司法资源的情况下,从宽幅度一般要小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被告人。

最后这半句,是整段论述的落点。它说明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的「优惠」,一部分是奖励你认罪,另一部分是补偿司法资源的节约。你只认罪、没走简化程序,就只配拿前一部分。

对当事人的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扎实,早签具结书、走简化程序,能拿到更大幅度的从宽;如果对定性有争议、或者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可以不签,当庭认罪认罚,法院仍可依第十五条从宽,只是幅度会小一些。两条路都通,但代价不同。

电话通知到案,为什么不算自首

本案三个人的到案方式,被判决写得很清楚,值得逐字对照。

耿某:2018 年 6 月 21 日投案。但判决后面又说:耿某虽经民警电话通知到案,但到案后未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不构成自首。

前某:2018 年 4 月 17 日经传唤到案。判决认定他具有自首情节。

李某甲:2018 年 3 月 8 日被查获。没有自首认定。

三个人,三种到案方式,两种结论。差别在哪?

自首有两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动投案」这一条,耿某其实是满足的。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司法实践中一般视为自动投案——因为他在此之前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人身是自由的,可以选择不来而来了。

卡住他的是第二个要件:如实供述。到案后没有如实交代,第一个要件就白费了。

这就是自首制度最容易踩的坑:它不是一个「到场即得分」的项目,而是一个「到场+说清」的组合。很多人以为去了就是自首,结果在讯问时避重就轻、把责任推给别人、对自己经手的金额说不清楚,最后一分不减。

再看前某。经传唤到案,如实供述,自首成立。同样是「接到通知去一趟」,结论完全不同,差别只在「说不说」。

再看李某甲。被查获,不是主动到案,第一个要件不满足,自首无从谈起。但他有如实供述、积极退缴,仍然构成坦白,可以从轻。

这三条路径的轻重排序很清楚: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坦白(可以从轻)>当庭认罪(可以从轻,幅度更小)>不认罪。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耿某退缴了 25 万元,是三人中最多的。但因为没有如实供述,二审明确指出他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依法不能适用缓刑。

钱退得最多,刑期却是三人中第二短,且拿不到缓刑——这就是「态度」在量刑里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可以被金钱替代的变量。

对当事人的实务提醒只有一句:到案之后怎么说,比怎么去更重要。可以不说,但不能乱说;可以请律师后再答,但一旦开口,就要一致。前后矛盾、避重就轻,比沉默更伤。

在这类案子里,「我只是个打工的」几乎从来不是辩护理由。法院看的不是你坐在哪一层办公室,而是你手上那一环,卡住了公司能不能把钱收进来、放出去。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14年11月至2017年7月,北京仁某甲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某甲公司)、北京乐某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某公司)及关联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昆明市等地,以投资P2P理财项目可返本付息为由,吸收高某甲等283人资金人民币8000余万元,返款400余万元。

被告人耿某自2015年11月至2017年8月,在仁某甲公司及关联公司北京仁某乙投资有限公司任贷款部负责人,负责集资款放贷。任职期间,仁某甲公司及相关公司吸收资金8000万余元。耿某于2018年6月21日投案,退缴25万元。

被告人前某于2014年2月1日至2016年6月底在仁某甲公司任债权匹配员、运营经理,负责投资人债权匹配。任职期间,仁某甲公司及相关公司吸收资金4600余万元。前某于2018年4月17日经传唤到案,退缴3000元。

被告人李某甲于2016年4月底至2017年12月在仁远公司任培训讲师,负责员工培训、客户接待及安抚。任职期间,仁某甲公司及相关公司吸收资金3700余万元。李某甲于2018年3月8日被查获,退缴3万元。

(被告人叶某、夏某、何某、赵某、李某乙的情况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京0105刑初4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前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李某甲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耿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叶某、夏某、何某、赵某、李某乙的判决情况略)

宣判后,被告人前某、李某甲、耿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一审法院在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5条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情况下,没有依据认罪认罚制度的程序规定向控辩双方宣告权利、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征求控方量刑建议,系程序不当、法律适用不当、量刑不当,故提起抗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支持抗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京03刑终5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耿某、前某、李某甲等八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应予惩处。

一审法院在控辩双方未建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况下,依据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程序合法、适当,根据前某、叶某、夏某等人具有的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缴违法所得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及其当庭认罪、悔罪态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规定,予以从宽处罚,于法有据。前某、李某甲、耿某在仁某甲等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中均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一审法院根据三人从事的工作内容与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的紧密程度、到案情况、悔罪态度、退赃数额等因素,分别对前某作出从轻处罚,对李某甲、耿某作出减轻处罚的判罚,量刑适当,耿某虽经民警电话通知到案,但到案后未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不构成自首;

二审期间,前某、李某甲、耿某均无新的从轻处罚情节,不能对其再予从轻处罚,耿某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依法不能对其适用缓刑。遂作出如上裁判。

1.认罪认罚表现可存在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同意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只是认罚的表现形式之一,而非认罚的唯一根据。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仅意味着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影响对认罚的认定。被告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或明确表示同意检察院量刑建议,仍可以基于对法院最终量刑结果有异议而提出上诉。

2.对于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庭审过程中表示认罪认罚且确有认罪认罚表现的被告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规定人民法院必须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中止或转换庭审程序,法院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不要求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关规定组织庭审活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系坦白从宽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的原则性规定,是程序法层面对坦白从宽政策的制度化和深化发展,体现对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理的精神。从宽处理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理解,即实体从宽、程序从简,且程序从简不是获得实体从宽的前提。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认罪认罚表现,但又因欠缺形式要件而未能启动程序从简的处理模式时,法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精神对其适当从宽处罚,同时因程序层面未能节省司法资源,对该类被告人的从宽幅度一般要小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被告人。

案号:(2019)京03刑终534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9-08-28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4-1-113-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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