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张某光、张某荣虚假诉讼案
一、案情速览
被告人张某光系浙江某阀门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无力归还银行抵押贷款本息,银行于二〇一五年八月起诉,法院同年十月判决公司偿付本息一千五百二十八万余元,银行对抵押厂房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为避免厂房被处置,张某光于二〇一五年五六月预先伪造该公司三号、五号厂房及探伤室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分别为四百二十万元和六十七万元。
张某光指示被告人张某荣以承包人名义在合同上签名,并委托律师代理,以公司拖欠工程款为由提起诉讼。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法院作出两份民事调解书,认定张某荣为工程承包人,由公司支付工程款合计四百八十七万元,张某荣有权就工程款对涉案厂房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张某光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罚金十五万元,判处张某荣有期徒刑一年、罚金十万元。裁判明确,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虚假诉讼罪的主刑增加管制且可单处罚金,相对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法定刑较轻,依从旧兼从轻原则应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处刑较轻」比的是法定刑,不是宣告刑。
二、裁判要点提炼
《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中,「处刑较轻」的判断标准是刑法针对各个罪名规定的法定刑,而非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宣告刑。某一罪名的法定刑比另一罪名轻的,即使因附加刑导致最终宣告刑对被告人更为不利,也不能认定法定刑较轻的罪名属于重罪。
判断罪名轻重,应当首先比较不同罪名的主刑,主刑相同的,再比较附加刑。虚假诉讼罪的主刑中增加了管制,并可单处罚金,相对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法定刑较轻,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应当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
三、赵律师点评
案子发生在法律改之前,按哪部法判
这个案子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他有没有做」,是「按哪部法判」。 先把事说清楚。被告人张某光是浙江一家阀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不善,还不上银行的抵押贷款,二〇一五年八月银行起诉,十月法院判决:公司偿付本息一千五百二十八万余元,银行对抵押的厂房享有优先受偿权。 厂房马上要被拍卖了。张某光想了个办法:让厂房在拍卖时「先还别人一笔钱」,这样银行能拿到的就少了。 他是怎么做的?二〇一五年五六月,他预先伪造了公司三号、五号厂房和探伤室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分别写成四百二十万元和六十七万元。然后指示被告人张某荣以「承包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名,再委托律师代理,以公司拖欠工程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法院作出两份民事调解书:确认张某荣是工程承包人,公司应付工程款合计四百八十七万元,并且张某荣有权就这笔工程款,对涉案厂房的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注意「优先受偿权」这四个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效力上优先于抵押权。换句话说,这四百八十七万,会排在银行的一千五百二十八万前面。厂房拍卖的钱先给「工人工资和工程款」,剩下的才轮到银行。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恶意:用一份假合同,把真债权人的顺位往后推。 然后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行为发生在二〇一五年五六月到八月。虚假诉讼罪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行为在前,立罪在后。 一审、二审最后定的,是虚假诉讼罪。为什么可以用一个「当时还不存在」的罪名?
从旧兼从轻:新法更轻,就用新法
这是刑法时间效力的一条基本原则,写在《刑法》第十二条里。 它的完整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翻译成大白话,就四句话: 第一,行为时不是犯罪的,不能因为后来立法就定罪。这叫「法不溯及既往」,是保护国民自由的底线。 第二,行为时是犯罪、新法也是犯罪的,原则上按旧法。 第三,新法更轻的,按新法。 第四,新法更重的,仍按旧法。 这就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上从旧,例外从轻。 现在看本案的特殊之处:虚假诉讼罪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之前根本不存在。按第一句,行为时「不是这个罪」,怎么能定这个罪? 答案在于:行为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只是定的不是这个罪名。 在修九之前,这种「伪造证据、捏造事实打假官司」的行为,实践中按妨害作证罪或者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处理。所以「是犯罪」这一点没问题,问题只是「定哪个罪更轻」。 法院的比较结论是:虚假诉讼罪更轻。理由写得很具体:虚假诉讼罪的主刑中增加了管制,并且可以单处罚金——这两点,妨害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都没有。 「可以单处罚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轻的情况下,可以只罚钱、不关人。这是明显更轻的处罚配置。 所以本案适用新法定罪,符合「从轻」的方向。
「处刑较轻」比的是法定刑,不是判几年
本案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裁判要旨里的这一句: 「处刑较轻」的判断标准,是刑法针对各个罪名规定的法定刑,而非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宣告刑。 这两个词,很多人会混。 法定刑,是刑法条文为某个罪名规定的刑罚幅度。比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它是一个区间,写在法条里,对所有人一样。 宣告刑,是法院对具体被告人实际判的刑。比如「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罚金十五万元」。它是一个点,落在判决书上,因人而异。 为什么要用法定刑比,不用宣告刑比? 因为宣告刑是「比较的结果」,不是「比较的依据」。如果拿宣告刑比,逻辑就反了:你得先决定用哪个罪,才能算出宣告刑;可你又用宣告刑去决定用哪个罪。这是循环论证。 裁判要旨还补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如果某一罪名的法定刑比另一罪名轻,即使法院最终判决的宣告刑由于存在附加刑而对被告人更为不利,也不能认定法定刑较轻的罪名属于重罪。 这句话是针对什么说的?针对一种常见的情形:新罪名的法定刑更轻,但附加刑(比如罚金)更重,算总账可能更亏。法律的态度是:只看主刑的轻重,不看附加刑的加减。 那主刑一样怎么办?裁判要旨给了第二步:主刑相同的,再比较附加刑。 这就是一套完整的比较方法:先比主刑,主刑相同再比附加刑。 本案的结论落在第一步:虚假诉讼罪的主刑里有管制,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没有——管制比拘役、有期徒刑都轻,所以主刑更轻,一步定胜负,不用比附加刑。 从旧兼从轻的适用,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不能跳步。第一步,看行为时的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本案是,按妨害作证罪或者帮助伪造证据罪可罚;第二步,看新法是否不认为是犯罪——不是,虚假诉讼罪仍在;第三步,比较新旧法哪个更轻——新法主刑增加管制、可单处罚金,更轻;第四步,适用新法。这四步走完,才得出结论。实务中常见的错误是直接跳到第三步,忽略了「行为时是不是犯罪」这个前提——如果行为时根本不构成犯罪,那就直接无罪,不用比较轻重。
一份假的施工合同,为什么能撬动优先受偿权
讲完法律,回到事实。这个案子里最需要普通人看懂的,是「为什么伪造一份施工合同,就能让银行少拿钱」。 关键在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这个制度。 它是什么?发包人(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承包人对工程折价、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为了保护施工方和背后的工人工资,所以法律给它的顺位很高——高过抵押权。 本案的操作,就是「插队」。银行的抵押权本来排在前面,现在凭空插进来一个「承包人」,拿着四百八十七万的工程款,排在银行前面。厂房拍卖的钱先付给他,银行就少了四百八十七万。 这个手法在实务中有一个名字,叫「以物抵债型」「工程款型」虚假诉讼,是虚假诉讼里最常见的类型之一。 为什么常见?因为门槛低。一份施工合同、几张收据、一个「承包人」,再找个律师代理,就能立上案;对方(自己的公司)当庭认账,法院调解结案,整个过程没有对抗,法官很难发现异常。 本案是怎么被发现的?判决书没有细说,但从时间线看:合同伪造于五六月,起诉在七月,调解书八月二十日作出——而银行的判决是十月才下的。 这个顺序暴露了一个破绽:公司在银行起诉之前,就急着把「工程款」确认下来,而且速度极快。这种「抢在别人前面确权」的节奏,本身就是异常。 另一个破绽是「承包人」的身份:张某荣不是真的施工方,他是被指示来签名的。一个真实的承包人,会有施工记录、材料采购单、工人工资表、监理日志;一个假的承包人,只有一份合同和一次签名。 这里给所有涉及执行案件的债权人一句提醒:如果你发现债务人突然冒出一批「优先债权」,而且都是调解结案、快速确权的,要立刻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调取施工资料、资金流水。虚假的工程款,经不起「钱怎么付的」这一问。
这个案子给三类人的提醒
第一类,给债务人。 张某光的思路很典型:厂房要拍卖了,与其让银行拿走,不如先「造」一笔债,把钱转给自己人。结果呢?一年四个月实刑,罚金十五万,还要面对原有的债务。假债务不会让真债务消失,只会让事情变成刑事案件。 第二类,给「帮忙的人」。 张某荣只是「以承包人名义签了名」,判了一年。判决书特别写了一句:他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但并非仅起辅助作用,可酌情从轻处罚。 这句话值得细读:「作用较小」但「不是仅起辅助作用」。意思是,他不是纯粹的跑腿,他是这个假债权名义上的「权利人」,没有他,这场官司打不起来。所以他是共同正犯,不是帮助犯。 实践中,被拉来「签个字」「当个名义债权人」的人,往往觉得自己只是帮忙。法律看的是:你在这个骗局里,承担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签了名、出了庭、认了账,就不是「帮忙」,是「参与」。 第三类,给律师和代理人。 本案的被告人「委托律师代理」提起诉讼。判决书没有说律师知情,但这提醒所有代理人:虚假诉讼案件中,代理人是最容易发现异常的人,也是最容易被牵连的人。 当事人拿来的合同,签订时间、履行痕迹、付款凭证对不对得上?对方为什么毫无抗辩、当庭同意调解?这些疑问,代理人有义务问一句。问过、留痕,是保护当事人,也是保护自己。 顺便把虚假诉讼罪的「情节严重」列清楚,方便对照: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致使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本案一份假合同、两份调解书,落在第三项上,但因为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当事人认罪,量刑在第一档。 这里补一个民事后果的问题:那两份民事调解书,后来怎么样了?虚假诉讼的裁判文书,因为基础事实是捏造的,依法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本案的刑事判决认定构成虚假诉讼,可以作为启动再审的依据。对银行来说,这意味着那四百八十七万的「优先受偿权」,自始就不该存在。 给债权人的操作建议,可以具体到三条:一是在执行阶段定期查询被执行人的涉诉信息,看有没有突然出现的「关联诉讼」;二是发现异常后,及时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要求审查债权真实性;三是保存好自己债权的形成证据,以便在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中主张权利。
这个案子判的是一份假合同,讲的却是一条更基本的规则:法律改了,不能拿新法去算旧账;但新法更轻的时候,可以给旧事一个更轻的答案。「从旧兼从轻」六个字,一边是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一边是对个人的体谅。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被告人张某光系浙江某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阀门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无力归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临海支行)的抵押贷款本息,农行临海支行2015年8月17日向临海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临海市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判决,由阀门公司偿付农行临海支行本金人民币15,289,750元及相应利息,农行临海支行对阀门公司所有的坐落在临海市东部区块管委会北洋十一路5号的厂房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在判决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为避免阀门公司的厂房被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抵付给农行临海支行,被告人张某光于2015年五六月预先伪造了该公司3号、5号厂房和X射线探伤室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分别为420万元和67万元,后指示被告人张某荣以承包人名义在合同上签名,并委托律师代理,以阀门公司拖欠张某荣两笔分别为420万元和67万元的工程款为由,向临海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年8月20日,临海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台临杜民初字第1019号、第1020号民事调解书,认定张某荣为工程承包人,由阀门公司支付张某荣两笔工程款合计487万元,张某荣有权就工程款对涉案阀门公司3号、5号厂房和X射线探伤室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有权要求阀门公司支付逾期利息损失。2016年3月18日,被告人张某荣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某某中学附近被抓获归案,被告人张某光于同年4月7日向临海市公安局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2016)浙1082刑初55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某光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张某荣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某光、张某荣分别提出上诉。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浙10刑终9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张某光、张某荣实施犯罪行为时《刑法修正案(九)》尚未公布施行,因为虚假诉讼罪的主刑中增加了管制,并可单处罚金,相对妨害作证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而言法定刑较轻,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本案应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张某荣以承包人名义参与整个虚假诉讼过程,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但并非仅起辅助作用,可酌情从轻处罚。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刑法》第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中的“处刑较轻”的判断标准,是《刑法》针对各个罪名规定的法定刑,而非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宣告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罪名的法定刑比另一罪名的法定刑轻,即使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确定的宣告刑由于存在附加刑而对被告人更为不利,也不能认定法定刑较轻的罪名属于重罪。即在具体判断轻重罪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比较不同罪名的主刑,主刑相同的,再比较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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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6)浙10刑终943号 审理法院: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6-12-05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5-1-29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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