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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上海某盟公司诉郑某勇名誉权纠纷案

案号:(2022)沪0113民初27049号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 名誉权纠纷 · 一审 · 2023-04-19
本案来源已核实(参考案例),判决书全文见文末折叠附录,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一、案情速览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下午五点多,微信账号「郑某勇」在朋友圈发了一则悬赏广告:面向社会及广告行业、媒体从业者、互联网平台广告从业者,收集北京某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上海某盟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勇及其控股、子公司违反广告法、网络安全法、税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违法违规犯罪线索」,请受害人、知情人提供线索证据;线索经相关部门查证属实并作出处罚后,按处罚金额的万分之一给予奖励,不低于二百元、不高于五十万元,由济南某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代为发放;收集时间八月六日到九月五日。

八月九日,上海某盟公司委托律师向郑某勇发出律师函,要求停止侵权、发布道歉声明、赔偿经济损失。八月十日晚九点多,郑某勇把这份律师函也发到了朋友圈,六分钟后又发了一遍悬赏广告,并写明「加钱 从明天起加钱。原有报酬基础上涨幅比例百分之五十!等于是万分之一点五!」

上海某盟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称公司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也没有被公安机关处罚过,悬赏广告会让公众以为公司涉嫌犯罪,起诉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一万元,以及律师费、公证费等二万二千四百零六元。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九日判决:郑某勇停止侵权、删除朋友圈的悬赏广告等侵权内容;在微信朋友圈连续七日刊登声明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则由法院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郑某勇承担;赔偿经济损失二千元、维权费用五千二百零六元;驳回其余请求。争点是: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到底算不算言论自由?

二、裁判要点提炼

个人在没有合理事由的情形下,擅自发布征集特定主体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使一般公众产生该特定主体涉嫌违法犯罪的认识,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特定主体的名誉侵权。

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的方式,应当与其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通过微信朋友圈实施侵权的,应在微信朋友圈以相当期限发布道歉声明。

三、赵律师点评

悬赏广告不是「免责声明」

很多人以为,只要在悬赏广告里写一句「不得捏造、污蔑」,就等于给自己上了保险。 本案的悬赏广告里确实有这句:「对于提供的线索证据(不得捏造、污蔑,发生既定事实的完整证据链条)」。 法院没认这个自我限定。 道理在于:侵权看的是行为本身,不是行为人事先写下的免责条款。 你在征集之前加一句「别造假」,并不能改变「征集本身就在暗示这家公司有问题」这个效果。 判决用了一个很妙的表述:以「悬赏」之名行「污名化」之实。 这六个字点透了这类行为的本质。 悬赏广告的外壳是合法的——民法上,悬赏广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以发。但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本案缺的是「合理事由」。 什么叫合理事由?比如你已经被这家公司骗了钱,手里有合同、有转账记录,你公开征集「还有谁被这家公司骗过」——这叫有合理事由。 而本案,郑某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自己或他人受害,就把一家上市公司和它的关联公司一起列进了「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名单。这就是没有合理事由的擅自发布。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法人也有名誉权。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法人名誉权受损,通常表现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被贬损。 对上市公司来说,这种贬损可能直接影响股价和融资——这是比个人名誉更「贵」的东西。

「加钱百分之五十」,把主观恶意写在了脸上

这个案子的细节特别有说服力:收到律师函之后,郑某勇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删帖,是把律师函发到朋友圈,六分钟后又加价重发。 从法律角度看,这一串动作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证明了「明知」。 律师函明确告知了侵权性质和要求,从收到那一刻起,「我不知道这样有问题」这个抗辩就没了。 第二,证明了「持续」。 侵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收到警告后仍在继续,主观过错从过失变成了故意。 第三,证明了「挑衅性」。 「加钱,从明天起加钱,涨幅百分之五十」——这已经不是征集线索,是对权利人的公开叫板。 但有意思的是,主观恶意这么明显,赔偿也只判了二千元。 为什么?因为赔偿看的是损害,不是恶意。 上海某盟公司主张一万元损失,但这笔钱是「自行估算」的,没有证据支撑——没有证明因为这条朋友圈损失了什么业务、掉了多少客户。法院只能按侵权内容的浏览量、侵权时间、侵权范围来酌定,最后定在二千元。 这里有个很实用的教训: 打名誉权官司,情绪上最想证明的是「对方多坏」,法律上最需要证明的是「我损失多少」。 两件事不是一回事。 恶意影响的是「构不构成侵权」和「要不要赔礼道歉」,损失影响的是「赔多少钱」。想拿高赔偿,就得有损失的证据;没有损失证据,再恶劣的主观恶意也换不来高额赔偿。

为什么道歉要挂在朋友圈七天

判决要求「在微信朋友圈连续七日刊登声明赔礼道歉」,这个「七日」不是随便定的。 民法典第一千条规定得很清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翻译成大白话:在哪儿骂的,就在哪儿道歉;骂了多久,就道歉多久。 本案侵权发生在朋友圈,所以道歉也在朋友圈。 法院特别说明「赔礼道歉的方式应当与原侵权途径相当」——没有判登报,因为侵权没发生在报纸上;没有判在抖音道歉,因为郑某勇没在抖音发。 那为什么是七日而不是三日? 本案的侵权是持续性的:八月三日首发、八月十日加价重发,中间隔了一周。七日大致对应了这个持续期间。 对比前面那个小区群骂孩子的案子只判三日,就能看出法院是在个案里算账的。 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条款:判决写明「如逾期不履行,人民法院将依照申请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刊登费用由郑某勇承担」。 这是赔礼道歉的「替代执行」。 赔礼道歉本质上是人身性行为,法院不能押着人道歉——那是侵犯人格尊严。 所以法律给的方案是:你不道歉,我就把判决书登出来,让所有人知道你败诉了,费用还算你的。 对原告来说,这一条一定要写进诉讼请求。 不写,判决可能就没有;写了,执行阶段才有抓手。

真想征集线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这个案子容易被误读成「不许举报」。 完全不是。法院说的是「没有合理事由擅自发布征集特定主体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构成侵权,不是「征集线索」本身违法。 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 第一,有没有事实基础。 你手里有没有证据,证明这家公司确实有问题?有证据,去举报;没证据,公开征集,就成了「先定罪后找证据」。 第二,指向是否特定。 本案把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关联公司全列出来了。指向越特定,暗示性越强。 第三,渠道是否得当。 真有线索,正确的渠道是向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举报,或者向媒体提供材料由媒体核实。 公开悬赏的问题在于:它跳过了核实环节,直接把「涉嫌违法犯罪」这个结论抛给了公众。 第四,措辞是否越界。 「征集违法犯罪线索」这个表述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存在违法犯罪」。换成「征集消费纠纷线索」「征集合同履行问题线索」,性质会不一样。 给企业的一个反向提示: 遇到这类悬赏广告,第一时间的动作应该是取证+发律师函,并且把「收到律师函后仍不停止」这个情节固定下来。 本案的原告就是这么做的,律师函发出第二天对方加价重发,这个事实在法庭上非常有分量。 最后一句给普通人: 对一家公司有意见,差评、投诉、起诉,都是合法途径。 公开悬赏征集「犯罪线索」,看起来是正义感,法律上是给自己挖坑。

悬赏广告的壳是合法的,但拿它去暗示一家公司涉嫌犯罪,壳再合法也盖不住里面的污名化。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2022年8月3日17点40分,昵称为“郑某勇Art”的微信账号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悬赏广告,内容为:本人郑某勇现面向社会及广告行业、媒体从业者、互联网平台广告从业者收集北京某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某盟公司控股公司)法人杜某,上海某盟公司(法人孙某勇)及其控股公司上海某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某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及孙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违法违规犯罪线索。如有受害人、知情人,请积极向本人提供线索、证据。

对于提供的线索证据(不得捏造、污蔑,发生既定事实的完整证据链条),经相关部门查证属实并作出处罚后,本人依据相关部门的处罚金额给予税前万分之一的奖励报酬(不低于200元不高于500000元)。奖励报酬由济南某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代为发放。收集时间2022年8月6日-2022年9月5日。如有重大线索提供者,本人视情况再给予另外报酬。

2022年8月9日,上海某盟公司委托律师向郑某勇发出律师函,要求郑某勇停止侵权行为,发布道歉声明,赔偿经济损失等。2022年8月10日21点02分,昵称为“郑某勇Art”的微信账号在微信朋友圈将上海某盟公司发给郑某勇的律师函予以发布,并于21点08分再次发布了上述悬赏广告,并写明:“加钱 从明天起加钱。原有报酬基础上涨幅比例50%!等于是万分之1.5!” 原告上海某盟公司以郑某勇发布上述悬赏广告严重损害上海某盟公司及相关主体的公众形象和声誉,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郑某勇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损失10000元,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律师费、公证费等共计22406元。

审理中,上海某盟公司表示,微信账号(昵称:“郑某勇Art”)发布的悬赏广告不清楚是否删除。上海某盟公司系香港上市公司,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也没有被公安机关处罚过。郑某勇擅自发布悬赏广告,会对上海某盟公司的社会评价、声誉和公众形象造成影响。上海某盟公司要求郑某勇赔偿损失10000元,是上海某盟公司自行估算的。

另查明,昵称为“郑某勇Art”的微信账号系郑某勇微信账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9日作出(2022)沪0113民初27049号民事判决:一、郑某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停止侵权,将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悬赏广告等侵权内容予以删除;二、郑某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微信朋友圈连续七日刊登声明向上海某盟公司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人民法院审核,如逾期不履行,人民法院将依照上海某盟公司的申请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刊登费用由郑某勇承担);三、郑某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某盟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四、郑某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某盟公司维权费用5206元;五、上海某盟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个人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及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一、关于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据此,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认定构成名誉侵权,应当以案涉行为足以导致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作为标准。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该条所规定的“法人名誉权”,是指法人对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所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具体人格权。实践中,法人名誉权通常因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损而受损,故法人名誉权是否受到损害,通常应当以法人的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是否受到贬损作为判断依据。

在民事交往领域,包括个人在内的各民事主体可以发布悬赏广告。但悬赏广告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个人在没有合理事由的情形下,擅自发布征集特定主体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使一般公众产生该特定主体涉嫌违法犯罪的认识,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发布者构成对该特定主体的名誉侵权。

本案中,郑某勇在上海某盟公司未被确认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擅自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悬赏广告,内容指向明确,征集包括上海某盟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的违法犯罪线索,没有合理事由,缺乏客观事实依据,极易使他人误认为上海某盟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涉嫌犯罪,尤其是在上海某盟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未被立案调查或未查证属实的情况下,该悬赏广告直接向社会公众传递了“该公司可能违法”的负面暗示,造成社会公众误解,系以“悬赏”之名行“污名化”之实,损害了该公司商业信誉,贬损了其企业形象,亦即已导致对上海某盟公司的社会评价相应降低,故应当认定郑某勇的行为侵害了上海某盟公司的名誉权。

二、关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一千条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据此,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行为人所承担的具体侵权责任应当与其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本案中,“郑某勇Art”的微信账号系郑某勇微信账号,郑某勇用该微信账号在微信朋友圈擅自发布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侵害了上海某盟公司的名誉权。根据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影响范围等,郑某勇应当承担将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悬赏广告等侵权内容予以删除、停止侵权并公开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赔礼道歉的方式应当与原侵权途径相当,即在其微信朋友圈连续七天发布赔礼道歉声明。

关于上海某盟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郑某勇发布悬赏广告导致上海某盟公司名誉权受损,根据侵权内容的浏览量、侵权时间、侵权范围等因素,依法酌定郑某勇赔偿上海某盟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关于上海某盟公司主张的维权费用,依据相关证据酌定为5206元。行为人没有合理事由擅自以发布悬赏广告方式,征集特定主体的“违法犯罪”线索,使一般公众产生该特定主体涉嫌违法犯罪的认识,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名誉权侵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号:(2022)沪0113民初27049号 审理法院: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3-04-19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5-07-2-006-002)。

本文案情与裁判要点依据公开裁判文书整理,点评部分为律师个人实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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